北京之春---中共二十大代表周洪许的民间档案 (中共二十大代表、军队将领参考读物)/宋征时

关键词(标签)：

周洪许、二十大代表、中共中央警卫局、中南海、14军40师炮兵团、陈登铝、

陈树湘、《绝命后卫师》、周小周、赵宗歧、张海阳、张又侠、曹刚川

序言

周洪许的简要履历
周洪许的派系背景

三，周洪许的入选审核

四，周洪许的专业素质(一)：炮兵业务

五，周洪许的专业素质(二)：作战训练

六，周洪许的专业素质(三)：抢险救灾

七，周洪许的个性特征

八，周洪许的前瞻眼光

九，二十大代表周洪许

十，对周洪许、陈登铝说两句

附录一，周洪许与周小周、赵宗歧、张海阳、张又侠的交集情况

附录二，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部分武器装备 (2017年)

附录三，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军官及建制 (2008年5月至8月)

附录四，周洪许文章之一 (会议发言稿)

附录五，周洪许文章之二 (报刊专栏文章)

序言

周洪许少将于2021年7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之后不久，笔者即根据有关信息撰写了本文初稿，以《中南海一号保镖周洪许其人其事》为标题，连载发表于多个海外媒体。

2022 年7月，周洪许又成为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笔者于是根据与此相关的新资讯，在初稿基础上写成此增订稿，并更其名为《中共二十大代表周洪许的民间档案》。该标题的寓意显而易见——每一位二十大代表(及军队将领)请切记：您的所作所为，自有档案留在民间。笔者希望借此稿为广大公众提供更多相关内容和资料，同时也为中共二十大代表、军队将领提供一份参考读物。对他们而言，此读物自然并非必不可少，或许也可视作无足轻重，但仍然值得一读。因为毕竟其大量内容有关“中南海一号保镖”之生平，而其论述角度又属独到而不可多得。如果实在事务繁忙而无暇通览全篇，建议先选读第十章《对周洪许、陈登铝说两句》。

中共体制内，人与人之间难得发自肺腑地吐真言、说真话、谈真相；而笔者作为海外自由撰稿人则可放言无忌，直接道出得悉的真相，甚至还连带道出若干可供了解在体制内如何生存自保的参考内容。若有缘得到此稿，却未一读为快而错失良篇，岂不惜哉！

一，周洪许的简要履历

基本信息

姓名：周洪许性别；男出生年份：1971年

民族：汉族军衔：少将学历：硕士

政党：中共党员职务：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

简历

1971年，出生

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少年时代的周洪许生活于四川省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农村，学业成绩优秀

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高中毕业后考入初级军校学习

1990年代，曾任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军部驻地云南昆明)某部作训参谋，尉级军官

1998年，时任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31摩托化步兵师(师部驻地云南大理)师部作训科科长

200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学院(院址安徽合肥)硕士生，曾任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某部团参谋长

2005年前(或2005年初)，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学院硕士学位

2005年初(至约2010年)，出任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师部驻地云南开远)炮兵团(团部驻地云南曲靖)团长

2006年11月，周洪许作为优秀指挥军官被列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颁布的2006年度《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和全军优秀参谋人才名单》(该名单中800名指挥军官、参谋军官大部分为团级)

2007年11月，包括周洪许在内的该炮兵团军官全部通过中国国家计算机、国家公共英语等级考试，炮兵团领导班子9人全部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2008年2月，周洪许率该炮兵团赴贵州省西部抢险救灾，抗击雨雪冰冻灾害

2008年5月13日，周洪许率该炮兵团赴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区抗震救灾(至8月22日)。团长周洪许抗灾后被记一等功

2008年5月30日，《文汇报》以《绝境突围》为题报道该炮兵团抗震救灾，称团长周洪许为“具有硕士学位的中校”

2009年底，周洪许仍然担任该炮兵团团长

2012年11月，该炮兵团时任团长为陈忠良，周洪许或另有任职或在军校进修

2012年12月18日，周洪许被第十届云南省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确定为第十一届云南省政协委员

2013年1月(理论上至2018年1月)，周洪许任第十一届云南省政协委员(分组类别：特别邀请人士)

2014年3月前至2015年8月后，即中共军队从2015年至2017年期间所实行的军改前夕，周洪许时任成都军区(司令部驻地四川成都)司令部军训部部长

2021年7月中旬截止，周洪许任北部战区(司令部驻地辽宁沈阳)陆军(司令部驻地山东济南)副参谋长，军衔少将

2021年7月15日，周洪许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警卫局(驻地北京市)局长

2022年7月19日，周洪许成为中共二十大代表(分组类别：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其他存档信息

1) 外貌特征：“中等个头”，戴眼镜

2) 籍贯极有可能是四川省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

3) 周洪许已婚，夫妇俩2008年时居住在云南曲靖炮兵团驻地或附近；是否有子女暂不详

4) 周洪许曾有吸烟习惯，是否已戒烟不详

5) 据推测，周洪许似乎还应具有高级军事院校的进修学历

二，周洪许的派系背景

从周洪许的简历可以得知，他当年任团长的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1980年代番号一度为昆明军区第14军第4炮兵师第18炮兵团)，驻扎于云南省曲靖市。曲靖市地处乌蒙山脉南麓，炮兵团团歌也名为《前进，英雄的乌蒙铁军！》，因而该团有“乌蒙铁军”之称。那么，周洪许是如何从乌蒙山麓走向北京城、从而成为“中南海一号保镖”的呢？了解了这一点，也可以大致了解周洪许何以会成为中共二十大代表。

由于中国目前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使然，每一位军队将领皆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所有高级军官的升迁，都离不开中共党内高层纷争的派系背景。事实上，他们不管是属于哪个派系或是不属于党内任何派系，无论参与或没有参与高层派系斗争，其仕途升迁总会多少得益、得咎或得祸于这些背景。既然这些背景无所不在，周洪许少将的仕途升迁自然也不例外。

说到周洪许升迁的背景，首先就要提到原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和他撰写的一篇文章，以及文章里提到的原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防空旅旅长薛爱国。此外，本文还要提及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两任军长赵宗歧和周小周、现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人。

张海阳(2009年授衔上将)曾任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政委(1996年8月至2002年1月)、北京军区副政委(2002年1月至 2005年12月)、成都军区政委(2005年12月至2009年12月)、第二炮兵政委(2009年12月至2014年12月)，约于2014年12月退役。[参见附录一]

张海阳的那篇文章写于2009年成都军区政委任上，标题为《为时代先锋树碑——我亲历的四个重大典型宣传的回顾》，收录于《强军之路——亲历中国军队重大改革与发展》(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一书。另有《钢铁团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一书也收录了该文。张海阳撰文使用的自然是中共官方话语，不过本文所关注的则是他在文章中提及的两个“先进典型”，以及它们与高层派系相关的背景——

我到成都军区工作时，炮兵某团已经是宣传多年的老典型了，军委转发他们按照江泽民主席“五句话”* 总要求，“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反复抓落实”的基本经验，在全军叫得很响。七年多之后，经胡锦涛主席批准，军委又根据新时期部队建设形势的需要，树立了防空旅这个典型，“两面旗帜”交相辉映，影响和带动着全军部队的发展。[1]

[* 江泽民的所谓“五句话”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

张海阳笔下的“炮兵某团”即当时的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驻地云南曲靖)，1998年起以“乌蒙铁军”在中共军内闻名，2000年记集体一等功，时任团长周洪许在2008年记一等功。而“防空旅”则为当时的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防空旅(驻地河北石家庄)，2005年起被中共军方誉为 “防空劲旅”，时任旅长薛爱国记二等功。2006年该旅记集体一等功。

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防空旅的“突出事迹”，是以防空导弹信息化建设开路，组建成了中共陆军所有集团军中导弹信息化程度首屈一指的防空部队；至于炮兵团，则为“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各类长项多、素质比较全面。

[众所周知，中共树立“先进典型”一向有弄虚作假的传统。一般而言，“先进个人”虚假成分要多于“先进集体”，政治“先进典型”虚假成分要多于军事“先进典型”。以中共军队实行第一套军衔制的1955年至1965年期间所树立的若干“典型”为例：雷锋这个被中共吹捧为“英雄”的“先进个人”，其日记多有编造，有关他“先进事迹”的大部分照片是摆拍出来的。不过，为“先进单位”或“先进集体”编造“先进事迹”的难度毕竟要大一些。就“先进单位”或“先进集体”而言，“南京路上好八连”为政治“先进典型”，其“事迹”有相当水分(但比“先进个人”雷锋“事迹”水分少)；“硬骨头六连”为军事“先进典型”，其 “事迹”虽也带有夸张性成分，但大部分毕竟还是“干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炮兵团和防空旅这两个军事“先进典型”的真实性，姑且给予谨慎而有保留的认可。]

如上所述，中共军内的“先进典型”与中共高层派系背景都有关联。这“两面旗帜”，炮兵团是前任军委主席江泽民树的，防空旅是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树的。对“两面旗帜”，张海阳在其文章里各给了一个章节，标题分别为《防空旅——推进军事变革的一面旗帜》、《炮兵某团——创新焕发新风采》。张海阳任第27集团军政委及北京军区副政委时，是防空旅的上级；任成都军区政委时，又成了炮兵团的上级。防空旅和炮兵团先后成为他麾下的“先进典型”。他“亲历的四个重大典型宣传”，其中两个典型就是“先进集体”防空旅和炮兵团(另外两个典型是“先进个人”)。

依照中共体制及军队内部惯例，张海阳既然是军区领导，中共官方媒体要采访其下辖部队、了解他先后扶持的两个“先进典型”，自然会听取、参考甚至体现他有关 “重大典型宣传”报道的意见和建议。象薛爱国、周洪许那样的旅、团级中层军官通常距离党内高层纷争的旋涡相对较远，但张海阳身为正军级及以上的高级军官，而且是政工主官，自然要对近在咫尺的高层纷争格外留意，因而对宣传报道的敏感性也会予以充分考虑。而他的主要做法之一，显然是在“两面旗帜”之间保持宣传口径、报道规格方面的“平衡”。

就2002 年秋中共十六大至2012年秋十八大这一胡锦涛执政时期而言，党内高层主要有三大派系：前党魁江泽民为首的“江派”、时任党魁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派即“团派”、中共1949年建政后第一代高层领导人子女自成派系的“太子党”。总体上，“江派”强势而胜过一筹，“团派”虽弱势但并不甘居下风；“太子党”大部分人如张海阳(其父张震为1955年授衔的上将)则从旁观望、持表面中立态度，少数人如薄熙来(其父薄一波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与“江派”结盟，另有少数人如李源潮(其父李干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同时也属于“团派”。

不过就胡锦涛执政时期中的2005年至2009年这一段时间而言，中共党内高层斗争表面上相对缓和。与大部分“太子党”一样，张海阳当时应属观望、中立者，他似乎尽量避免在宣传报道上介入“江派”与“团派”之间的纷争，力图在“两面旗帜”之间寻求“平衡”。人民网军事频道的两个专题报道，多少也反映出张海阳在“重大典型宣传”中力求保持的某些“平衡”点。

2005 年，人民网军事频道开设[2005专题]《“防空劲旅”利剑啸苍穹》，表彰胡锦涛树的“旗帜”，但开口就是“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此处提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乃“平衡”术之一。专题置顶第一篇《跨越千里的握手》，报道炮兵团团长周洪许赴防空旅驻地参观学习一事。此事涉及“两面旗帜”握手言欢，虽说有事实依据，但置顶头条的处理手法也是力求“平衡”的一招。

2008 年，人民网军事频道开设[2008专题]《乌蒙铁军：科学发展观引领我成长》，更是热闹非凡。首页上不仅有炮兵团团歌《前进，英雄的乌蒙铁军！》，还有一栏近似“荣誉编年史集锦”之类的文字，以配合宣传该团成为“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10周年纪念——

1998年，中共中央军委8号文件转发炮兵团“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反复抓落实”经验，时任团长卢兴波、政委沈俊鑌受到江泽民接见；

1999年，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炮兵团题词；

2000年，中央军委(时任主席江泽民)记炮兵团集体一等功，四总部联合表彰炮兵团为“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炮兵团党委被总政评为“先进团党委”，等等。

密集提及江泽民的同时，“科学发展观引领我成长”赫然成为专题报道的标题。此处冠之以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这又是一种“平衡”。

在上述有关“重大典型宣传”的文章里，张海阳写到了自己任北京军区副政委时的一件往事：

2005 年9月6日，中央军委转发了防空旅“瞄着信息化、主动有作为、科学搞建设、实干求发展”的经验后，干部调整使用提上议事日程。我向军区党委建议，像旅长薛爱国这样的优秀干部，可以小步快跑或破格提升。军区党委研究决定，将薛爱国提升为师长，一年后提升为集团军参谋长。[2]

这篇文章还另外提及一个“小插曲”：作为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海阳下老部队第27集团军、去薛爱国的防空旅蹲点，当时曾与周洪许不期而遇，对这位后来成为自己部下的校级军官印象相当不错：

2005 年秋天，炮兵某团团长周洪许到北京参加完一个会议，独自一人顺道跑到防空旅参观学习。当时，我正在防空旅蹲点，听说他来了，约他见了面，一起吃了个早餐。小伙子很年轻，研究生毕业，刚上任不久，比较腼腆，一说话就脸红。我问了炮兵某团的近况，赞扬他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懂得学习先进经验，让他顺便再到西柏坡 * 看看。他说时间来不及了，以后有机会再去，上午就回部队去了。

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3]

[* 西柏坡是一个山村，位于河北省西部的太行山区，离防空旅驻地石家庄市不远。1946年至1950年的国共内战即所谓“解放战争”期间，西柏坡曾是中共中央机关与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因而后来被中共官方奉为“革命圣地”。]

张海阳该文中对炮兵团抗灾抢险行动也颇为赞赏，用了两段文字加以描述：一段提及“2008年2月，炮兵某团奉命紧急赴贵州抗击雨雪冰冻灾害”；另一段涉及汶川地震，摘要如下：

2008 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炮兵某团千里机动，赶赴重灾区绵竹市汉旺镇，团长周洪许、政委曾祥明带领官兵冒着余震飞石，徒步翻山越岭，跋涉8个小时，赶到与世隔绝的“孤岛”清平，转移出200多名被围困群众。后又接到紧急通知，再次冒着死亡威胁，跋涉五个多小时，到达云湖国家森林公园，救出17 名中科院专家 *。[……] 成都军区报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表彰炮兵某团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给团长周洪许记了一等功。[4]

[* 据相当部分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18名专家因地震而受困于云湖国家森林公园。炮兵团抵达前，其中已有2人遇难、3人重伤。炮兵团最终共救出15人。张海阳的文章所叙与事实似有出入。]

从张海阳的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薛爱国、周洪许都提携有加，堪称二者的“贵人”。

张海阳于2014年底至2015年初期间从第二炮兵政委任上退役之际，薛爱国任职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最后一任军长(2011年2月至2016年8月)，周洪许则担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最后一任部长(2014年6月前至2015年8月后)。因为此后不久的2016年2月，七大军区在中共的军队改革中撤销，五大战区随之设立。

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2016年3月转隶中部战区陆军，集团军建制约于当年8月撤销，不过军长薛爱国升任中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防空旅情况不详。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2016年转隶南部战区陆军，集团军建制于2017年撤销。炮兵团于2017年4月29日整建制转隶南部战区陆军某旅。

第27集团军建制撤销，多少与该集团军因1989年“六四”时残暴镇压北京学生、市民而遗留的狼藉声名有关，因为中共最高层有淡化老百姓历史记忆的需要。而第14集团军建制撤销，则是由于该集团军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前涉嫌卷入薄熙来的政变图谋。

说到薄熙来的政变图谋，就要提到时任第14集团军军长的周小周(2003年授衔少将；此后2013年授衔中将)。周小周曾任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副军长 (2001年至2003年6月)、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2003年6月至 2007年5月)、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军长(2007年5月至2012年7月)、成都军区参谋长(2012年7月至2014年12月)，成都军区副司令员(2014年12月至 2015年12月)，成都军区善后办主任(2015年12月至2016年)，约于2016年退役。[参见附录一]

差不多与张海阳一样，周小周的升迁之路也是从驻河北的第27集团军起跳，经由北京中转，然后任职于成都军区。2001年至2002年1月，张海阳和周小周曾同在第27集团军领导班子内，一为政委，一为副军长，两人共过事。2007年5月至2009年12月，即2012年薄熙来事发前若干年，两人又曾同在成都军区，一为军区政委，一为集团军军长，正好是上下级。[参见附录一]

在周小周的第14集团军军部至周洪许的炮兵团团部这条指挥链上，两者只隔着第40师师部一个中间环节，工作关系形成的上下级日常交集应该是相当频繁、密切的。第14集团军有着炮兵团这个全军“先进典型”，当军长的也少不了多加关注、视察和栽培。2004年至2007年赵宗歧任集团军军长期间是这样， 2007年至2012年周小周任军长期间也同样如此。

2008 年5月，第14集团军赴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抢险救灾，周小周和周洪许两人在行动中更是互动默契。5月14日，周洪许率炮兵团数百名官兵从绵竹市汉旺镇出发进入重灾区清平乡之后，曾与外界失去无线通讯联系达32小时以上；而当周洪许用新配发的无线通讯设备重新联系上位于汉旺镇的第14集团军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时，那边拿着话筒的正是军长周小周。在此无线通讯联系中断的时间段内，周小周给过炮兵团一纸命令：立即前往位于同一片重灾区内的云湖国家森林公园救援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18名专家。该纸命令及新配发的无线通讯设备，均交由炮兵团装备处处长赵岗等人携带，徒步进入余震频发的险区送达周洪许手中 [5]。

周洪许当时与郭伯雄(1999年授衔上将)也有交集。一位报告文学作者记录了2008年5月14日发生在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厂区的事情——

上午10时左右，五连政治指导员雍小波正带着一个排在东汽厂区搜救，突然看见来了一长串小车，小车上走下了几位将军，将军们一下子就被在场的军地领导和记者们包围了起来。

雍小波等炮团官兵们认出来了，这几位将军是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等军委领导——炮团在开赴“抗震救灾前方”的前一天，他们刚来炮团视察过……

“炮团的部队在哪里？”一位将军问道。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五连正在搜救，请您指示！五连政治指导员雍小波！”

雍小波跑步向前，向首长们立正敬礼，汇报情况。

首长们认真听取了汇报后，特地从在场的军地领导人群中叫出了炮团团长周洪许。

“这次抗震救灾，你们炮团要榜上有名！”

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握着周洪许的手说。[6]

当天中午时分，周洪许向地方领导机构请战要去重灾区清平乡。对方同意了炮兵团的请战要求，并对周洪许说，“告诉你吧，其实陪同军委首长来的成都军区张海阳政委刚才已经给我们打了招呼，要把你们团放到最艰苦最危险的环境中去！”

整个2012年，为中共十八大上的权力分配或再分配，党内高层权斗异常激烈。当年2月8日至10日间，时任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赴云南昆明第 14集团军军部及军史陈列馆，“缅怀先辈”，窥测时机。第14集团军前身为薄熙来之父薄一波组建于1937年的“山西青年决死队”。此时，薄熙来利用其父亲的影响力，欲挟持第14集团军在西南边陲云南起事，与在北京的“江派”大员周永康等人互相策应，图谋攫取中共体制的最高权力，对抗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剑指下任总书记习近平。因此，作为第14集团军军长的周小周多少难辞干系，至少难逃嫌疑。另外，2012年3月薄熙来事发后，张海阳(时任第二炮兵政委)也曾放弃中立态度，随同刘源(其父刘少奇)、王军(其父王震)、朱和平(其祖父朱德)等“太子党”致信中南海，为薄熙来说情。

2012 年2月至十八大前夕的中共高层实际上已经严重分裂，而且“江派”、“团派”、“太子党”各派内部也同样如此。比如，“江派”中一部分人继续支持薄熙来；另一些人则认为，继续与薄熙来结盟要坏事，不如舍弃薄熙来。同为“江派”人马，周永康积极配合、参与薄熙来谋反，而郭伯雄则主张化解政变并为此作了些工作。 “团派”当时一般都比较支持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接棒胡锦涛，但同为“团派”的令计划则与周永康密谋，就十八大人事安排作私下交易。“太子党”中，既有习近平(其父习仲勋)、叶选宁(其父叶剑英)那样赞同处置薄熙来的，也有“浏阳河”* 那样为薄熙来说情的。

[* “浏阳河”为2012年广泛流传于中共政坛及民间的暗喻性代名词。“浏”为“刘”的谐音，对应刘源的“刘”；“阳”取自张海阳的“阳”；“河”为“和”的谐音，对应朱和平的“和”。“浏阳河”指当时军中出面为薄熙来说情的刘源上将(2009年授衔)、张海阳上将(2009年授衔)、朱和平少将(2008年授衔)三位“太子党”将军。]

第14集团军既涉嫌卷入薄熙来的政变图谋，又多少受到为薄熙来说情的前任上司张海阳之牵累，按理说，从时任军长周小周到包括周洪许在内的各中层军官，此后应当很难再有机会得到高度信任。

2012 年，郭伯雄并未卷入薄熙来政变，而且还为化解政变做过一些工作。但2016年，他在习近平的“反腐败斗争”中落马，以收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如果说，周小周、张海阳等“太子党”后来都还是“软着陆”，而平民出身的郭伯雄则无疑是“硬落马”。用毛泽东时代的话语来说，前二人是“犯错误”，性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郭则是“犯罪”获刑，性质上属于“敌我矛盾”，问题的严重性着实非同小可。

就周洪许个人来说，至少从2005年起直至2012年秋中共召开十八大，他一直在驻守云南的第14集团军这支“疑似叛军”的中、高层军官序列之内。他的上司兼“贵人”张海阳又是军队中挑头为薄熙来说情的“浏阳河”之一。此外，他2008年还在抗震救灾前线受到过郭伯雄“接见”。因此，周洪许能够得到信任并通过政审而入选中央警卫局局长，应当堪称奇迹。

约2018 年起，周洪许出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军衔少将)。这一升职当然尚不足以说明习近平及中央军委对他具有高度信任。如第14集团军时任军长周小周，虽然在 2012年2月至3月涉嫌卷入、支持薄熙来谋反，但仍然于同年7月升任成都军区参谋长，2013年由少将晋升中将，2014年(至2015年)升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约2016年才淡出[参见附录一]。之所以这样处理，一是为了避免第14集团军及其下辖各部队“逼上梁山”，铤而走险，违抗中南海；二是为了安抚周小周之父、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1988年授衔中将)等若干位有子弟在第14集团军任职的中共高官。这种迂回性策略或过渡性安抚举措可以概括为 “先在职务、军衔上给台阶上，随后在政治上给台阶下”。当时，胡锦涛为首的中央军委对第14集团军的将级、校级军官乃至整个成都军区的将级军官都曾疑虑重重、高度戒备，其处理手法可谓小心翼翼。

周洪许2021年7月15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成为中共党魁习近平保镖团队的第一号人物。这个事实足以说明：周洪许得到了高度信任。由此看来，笼罩于中共党内、军内高层的派系纷争背景，似乎并没有对周洪许的此次任命造成太多的不利影响。

三，周洪许的入选审核

至迟自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中共党内就形成了极其严密的政治审查制度。1949年中共建政后，这种“政审”的范围又逐步覆盖到党内、党外的所有人，即政审对象全民化。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审不仅要按中共的“阶级路线”及有关政策来审查被审查者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还要从“路线斗争”角度来审查被审查者在党内斗争中的派系归属及立场。

对毛泽东时代有关“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的政审标准，长篇小说《亮剑》里的一段话说得十分到位而又直白：

各级党委组织部、干部部门的负责人们都有一条内部掌握的原则，出身不好的人绝不可升学、参军、入党、提干。在军队中，这条原则执行得更不含糊，甚至有些特殊军种譬如空军飞行员、警卫首都的卫戍部队，都需要上查五代、旁查五服之内，哪怕是你二大爷的小舅子的表叔曾在国民党军队伍里当过半年伙夫，也是一句话，政审不合格。”[7]

这段话里提及北京卫戍区官兵的政审标准。而中央警卫局官兵的政审标准显然更为严苛。至于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政审标准，那就自不待言了。

周洪许的“家庭出身”，想必上初级军校时已经政审过了，否则他不可能“升学、参军、入党、提干”一应俱全。有一位记者用以下文字谈及这位农家子弟的身世——

[汶川地震时，周洪许的中学同学、四川省德阳市消防支队罗江大队教导员陈怀清] 还特别向我介绍了他的这位老同学从军前那令人感慨的特殊身世：重庆万州农家子弟，自幼聪颖好学，但家境贫寒，学业延续颇为艰难，全赖父亲在山城当“棒棒军”筹攒学资才得以完成高中学业；原本“考清华[、]北大绝对没有问题”，却因不忍累及渐趋年迈的老父而携笔从戎，报考了勿需巨额学资的军校……

“洪许每次回乡省亲，都要摸着老父扛‘棒棒’的肩膀流泪……”陈怀清说。[8]

用毛泽东时代的话语来说，周洪许的父亲属于“贫下中农”。周父或许不能算中共“阶级分析”传统界定的“贫下中农”，因为他已经离开土地和农耕，常年进城务工扛活。不过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普遍化的现象，而且还出现了“农民工”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新群体。在当今中共高层不时显现向“文化大革命”倒退倾向的情况下，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生搬硬套地“分析”一下，周洪许大概还是应归入“红五类”吧。

按照“阶级分析”初审合格之后，接下来就要从“路线斗争”角度来进一步审核被审查者在党内斗争中的派系归属及立场了。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话语来说，这叫作调查被审查者是否“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用现今的说法，就是看看被审查者如何“选边站队”。因此，周洪许与周小周、张海阳、郭伯雄的交集，自然会招来政审人员高度警惕加上高度挑剔的目光。中共组织部门、特别是中南海内的中央办公厅通常会以其审查标准，断然删除这类人脉交集上“有问题”的所有人选。原因很简单：既然中央警卫局局长人选政审要求严得无以复加，为什么不考虑更为“放心”的人选呢？跟“有问题”的人没有交集的人选不是更好吗？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跟“有问题”的人没有交集的人选存在吗？且不说已经在军委、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当上“大领导”的将军们，中共军队的其他将级军官哪个跟军委、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没有过交集呢？包括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刘源、张海阳在内的一大批有着不同程度或不同性质“问题”的几乎所有 “大领导”们，哪个将领没有跟他们(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照过面、握过手、谈过话，甚至合过影呢？哪个将领没有向他们请过示、汇报过工作，甚至接受过他们的指示或命令呢？恐怕极少有例外吧？再说了，当时谁知道这些“大领导”以后要出“问题”以及会出什么“问题”呢？谁又知道今天的军委及其部委、战区、军兵种的“首长”们，还有现任中南海政审部门的领导们今后会不会出“问题”以及出什么“问题”呢？

周洪许少将当时虽然还只是校官，不过作为炮兵团这个全军闻名的“先进单位”的当家人，接待、接触“大领导”的机会自然比不少将官还要多。甚至他此前接触频繁的第14集团军的两任军长后来都成了“大领导”——赵宗歧任职济南军区司令员及西部战区司令员；周小周也任职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周洪许与赵宗歧当年的工作交集应该不致于被置疑，因为赵宗歧看来与薄熙来案没有牵扯。其实只要不吹毛求疵，周洪许与张海阳、郭伯雄等“大领导”非经常性的低频度工作交集或许也不应该被置疑。不过，他与周小周工作上的高频度密切联系毕竟还是会令政审人员出于本能而担忧、按照惯例而置疑的。现在，周洪许被委之以确保包括习近平在内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全的“超级重任”，显然是受到了“超级信任”。至于“超级信任”的前提，应当是有习近平亲信的推荐或担保；至于“超级重任”的前提，应该是周洪许军事素质方面有过人的专长，且正好切合中南海当前警卫工作的实际需要。

那么，习近平的哪位亲信或哪些亲信会推荐或担保周洪许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问一下：习近平有哪些亲信呢？习近平都信任谁呢？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海外中文媒体和各国媒体的长期报道及相关评论，以及从习近平的经历和个性等方面来分析，习近平比较信任的首先是其故交旧知，还有就是他主政福建、浙江以及短期主政上海时的旧部(即所谓“习家军”)，另外可能还会包括驻扎于福建的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现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军部驻地福建厦门)的时任军政主官。

周洪许现在的搭档、至迟于2019年7月就已任中央警卫局政委的陈登铝即出身于驻守福建的原第31集团军。这位“闽籍少将”或许正是经由具有该集团军背景者推举而任职于中南海的。但与习近平任职福建同一时期的该集团军的军长、政委，与现已撤销建制的第14集团军似乎都没有(或极少有)直接交集，因此周洪许应该极少有可能是由他们推荐和介绍的。

一般被公认为习近平亲信即“习家军”人物主要有：丁薛祥、钟绍军、黄坤明、蔡奇、陈敏尔、李强、李希、杨晓渡、张又侠、刘鹤、陈希、栗战书、王小洪，等等。其中张又侠、刘鹤、陈希、栗战书等人为习的故交(或可仿照“文化大革命”中“老红卫兵”的叫法，称之为“老习家军”)，钟绍军、丁薛祥、黄坤明、陈敏尔、李强、蔡奇、李希、杨晓渡、王小洪等人为习的旧部。

以上故交中的栗战书和陈希两人，以上旧部中除钟绍军、丁薛祥、黄坤明以外的其他人，他们不仅与周洪许、第14集团军没有交集，而且其阅历及工作与军队基本无涉。比之原第31集团军时任军长、政委，他们推荐和介绍周洪许的可能性更小，几乎为零。

上述人员中仅五人有军旅生涯或从事有关军队的工作，他们分别是张又侠、钟绍军、丁薛祥、刘鹤、黄坤明。

黄坤明仅于1970年代在原福州军区厦门守备区服役三年，刘鹤仅于1970年代在原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服役三年，两人此后的工作与军队、与第14集团军均无关。丁薛祥没有军旅生涯，不过或可称“兼军职干部”，因为他兼任的中央警卫局第一政委一职为军事性质职务。丁薛祥2013年起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书记办公室主任，2017年10月起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第一政委，应该会参与对周洪许候选资格和入选过程的审查、把关，但极少有可能推荐、介绍周洪许。钟绍军(2019年授衔中将)，原非军方干部，没有在军营生活过，2012年起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2017年8月起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的工作应该较多涉及薄熙来事件的后续处理、2015年至2017年的军队改革，等等。比之于其他人，他可能较多接触过第14集团军的问题及有关材料，应该会参与对周洪许候选资格和入选过程的审查、把关。不过钟绍军属于政工干部，而非军事干部，而且与第14集团军人员很可能没有什么物理交集，因此推荐、介绍周洪许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与以上其他人相比，张又侠(2011年授衔上将)不仅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而且六年前曾主持过改编、重组中央警卫局人事。

2015 年3月上旬某日，随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张又侠以中央军委委员兼总装备部部长的身份，率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现中部战区第82 集团军)一部突然入驻中南海，宣布奉习近平之命，当即在现场开始改编、重组中央警卫局。第38军部分官兵当即编入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局原局长曹清中将 (2011年授衔)当即被迫转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并被要求立刻上车赴任。但这个突发调令的内容实在有点离谱，所以若干天之后，曹清这个非政工干部总算又被正式改任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张又侠当年此举，正与习近平2021年起用野战部队指挥官的中南海安保警卫措施颇有契合之处。此外，张又侠早年的军旅生涯、实战经验就出自第14集团军。

1979 年2月17日至3月5日的中越边境战争，北京方面称之为“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或“对越自卫反击战”，论其规模已经是一场大型局部战争。张又侠当时任第 14军(1985年改编为第14集团军)第40师第118团3营8连连长，奉命率部从云南省金平一线越过边境向越南黄连山省老街等地发起攻击。据说该连战绩还不错。

1979 年至1989年，中越两国在边境地区的纠纷时断时续。战事集中于1984年4月至7月的“老山战役”为双方在此期间一次规模最大的边境军事冲突。时任第 14军第40师第119团团长的张又侠率部参战，并且在7月12日老山地区的战斗中挫败了数倍于己之越军的轮番进攻，全团记集体一等功。此次战役中，张又侠在步炮协同、攻防转换等方面指挥出色，一战而闻名。

1990 年至1994年，张又侠任第14集团军第40师师长期间，周洪许先在初级军校学习，然后在第14集团军任尉级军官。不过两人为上下级关系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周洪许当时在该集团军第31师当尉官的可能性较大[参见附录一]。虽然此后的1994年至2005年期间，张又侠转任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司令部驻地重庆市；现西部战区第77集团军，司令部驻地四川成都崇州)的副军长、军长，但不管怎样，周洪许后来任职的炮兵团毕竟在第40师这个张又侠指挥过的老部队的编成之内，而且第13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又同属成都军区。因此，张又侠在第40师、第14集团军、成都军区都有较多老战友、老部下以及老上级，有条件比较全面、切实地了解并掌握周洪许的情况，而且还可能与周洪许有过若干直接交集。2012年，时任中共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平息薄熙来政变图谋之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受命负责向成都军区和第14集团军派出共5个调查组，调查政变事件并做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以化解政变危机。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张又侠，因其熟悉成都军区和第14集团军情况并在那里拥有人脉和威信，亦因其“太子党”身份所带来的其父张宗逊(1955年授衔上将)在军内的影响力，或许也介入过有关调查组事宜。即便张又侠没有介入或参与该次调查行动，他也还是中共军方高层中最了解第14集团军情况即周洪许成长背景的人之一。作为谙熟步炮协同的职业军人和军事主官，张又侠也有能力对周洪许这位炮兵团长的专业素质和指挥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中肯评价。因此，张又侠推荐、介绍周洪许的可能性显然大于以上其他人。至于对周洪许的军事素质及其指挥能力考察的最后把关，应该非张又侠莫属。

中共体制通行的用人规则重派系、轻才干，至于潜规则就更不用说了。但军事才能毕竟还是多少起作用的，尤其是在事关最高领导人安全生死的问题上。

周洪许之所以能够任职中南海警卫局局长，多少还是取决于他的军事素质及指挥能力所带来的知名度。而他的知名度主要源于三件事：一是他2005年出任全军闻名的“基层建设先进单位”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的军事主官，二是他2006年被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列入该年度《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和全军优秀参谋人才名单》，三是他2008年在四川汶川地震灾区领导、指挥炮兵团抢险救灾得力并被记功。

周洪许被列入解放军四总部颁布的2006年度《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和全军优秀参谋人才名单》的时间为当年11月。这是四总部首次颁布这一全军性、年度性名单。该年度名单中800名军官大部分为团级，其中全军优秀指挥军官507名，全军优秀参谋293名。该名单上，周洪许在全军优秀指挥军官之列，后来继周洪许接任炮兵团团长的陈忠良在全军优秀参谋之列 [9]。

周洪许在四川汶川抗震救灾时，第14集团军时任军长为周小周(2007年至2012年)。周洪许出任炮兵团团长以及被四总部列为全军优秀军官时，第14集团军时任军长为赵宗歧(2004年至2007年)。比起张又侠来，这两任军长(尤其是赵宗歧)显然更为了解周洪许。

赵宗歧(2015年授衔上将)出生于平民家庭，军旅生涯中最高级别任职为原济南军区司令员(2012年至2016年)、西部战区司令员(2016年至 2020年)。据海内外媒体报道的各种信息来看，他属于比较典型的职业军人，似乎没有像周小周、张海阳那样贴近高层派系政治斗争旋涡。

赵宗歧1970年入伍，开始在第14军第40师第118团服役，与张又侠同样出身于第14军第40师，两人经历颇有相似之处。另外，张又侠、赵宗歧两人之间的关系与张海阳、周小周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几分类似。赵宗歧参加过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时任第14军第40师第118团侦察股参谋(张又侠时任第 118团3营8连连长)，多次率侦察分队潜入越南境内执行侦察任务。战后升任第14军第40师侦察科科长(张又侠时任第40师第118团参谋长)。后来同样参加了1984年4月至7月的“老山战役”；在此期间，任第14军军部侦察处处长(张又侠时任第14军第40师第119团团长)，多次部署作战区域的敌情侦察，还曾带队驰援友邻部队。1985年至1989年任第14集团军第40师第118团团长(张又侠时任第40师师长，为赵的顶头上司)。此后担任过驻外武官。1991年至1992年首度重回老部队第14集团军任第40师副参谋长(此时张又侠仍任第40师师长，两人共过事)。1992年至2004年期间在西藏军区、重庆警备区任职。2004年至2007年二度重回老部队第14集团军出任军长 [10]。[参见附录一] 由此可见，张又侠曾是赵宗歧的顶头上司，而赵宗歧又曾是周洪许的上司。

[或可顺便一提的是，在第14集团军军长任上，赵宗歧于2006年被聘任为著名军旅题材电视剧《士兵突击》的军事顾问。2016年出任西部战区司令员后，他又是本战区军歌《西部战区战歌》的词作者。这样的事例在中共军队将领中实属罕见。]

2005 年提拔周洪许担任炮兵团团长、2006年提名周洪许作为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候选人，应该都是赵宗歧这个第14集团军时任军长所为。不过，2021年向中南海推荐周洪许作为中央警卫局局长这个有着高度政治色彩的非纯军事职务人选，应该不太会是赵宗歧这个西部战区前任司令员所为。

如上文所言，除了事涉直接的人事交集之外，周洪许的政审始终和中共党内高层派系斗争大背景的不断变动相关。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开始主政，由其亲信所构成的“习家军”开始崛起，“江派”明显遭打击。十九大前夕，“习家军”继续崛起，“团派”明显被排挤。十九大期间，“习家军”大幅崛起，“太子党”明显受冷落。十九大之后，“习家军”初步掌控政局，但其队伍尚有限，还无法全面清除其他派系人马，所以只能与“江派”、“团派”、“太子党”三派余部共存。在此四大派系及若干较小派系共存的背景下，习近平一方面继续大力提拔作为其“嫡系部队”的“习家军”。另一方面，在“嫡系部队”初具规模后，习近平开始注意收编 “庶系部队”，比如周洪许那样与“江派”、“团派”或“太子党”有交集但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派者。如果有“习家军”人马推举担保和特殊工作需要，“庶系”甚至也有可能任职要津而变为“嫡系”或“准嫡系”。所以，中共党内高层派系斗争大背景的变化，也是周洪许能够通过政审而得以任职中南海的原因之一。

四，周洪许的专业素质(一)：炮兵业务

周洪许的专业素质和指挥才能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炮兵业务，作战训练，抢险救灾。从一般的传统观念来看，好象只有“作战训练”一项与中南海警卫工作相关，而 “炮兵业务”和“抢险救灾”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或者相去甚远。为了依次对这三个方面逐一展开分析，我们还是从炮兵业务谈起，更具体地说，是从中南海在 2012年曾面临的一次大规模武装威胁谈起。

2012 年，薄熙来3月15日落马后四天即3月19日的夜晚，北京城内多处响起枪声，长安街上“军车如林”。据当年不少报道称，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江派”大员周永康指挥大批武警部队政变，包围中南海，进逼新华门。周永康意欲抢出有关其盟友薄熙来政变案的一名证人，并准备伺机行刺力主处置薄熙来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胡锦涛紧急调来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之精锐部队，才得以制伏武警部队。如果没有第38集团军的部队，仅以中南海内警卫局的有限兵力及轻型武器，没有火炮之类的重型或中型武器装备支援，恐怕很难抵挡得住这次叛乱。

为了防止此类事件重演，是否可以让炮兵团长出身的周洪许指挥中央警卫局人马在中南海内构筑重炮阵地呢？这显然不足取。因为榴弹炮、加农炮等重炮打击的是(相对)远程目标，而上述武警叛乱玩的是近在咫尺的“近战”。

当然，要炮击这些叛乱的武警部队，还是有重炮可用的。当时离中南海最近的团级建制炮兵部队 * 是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第6装甲师的炮兵团，其驻地在北京市房山区，与中南海之间的直线距离30公里左右。离中南海最近的营级建制的炮兵分队 * 是第38集团军第6装甲师第22装甲团的炮兵营，该团及其炮兵营布署在北京市丰台区，距中南海直线距离仅约10公里。此外，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炮兵团布署于北京市昌平区南口一带，距中南海直线距离约40公里。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可能还都有驻地更为靠近中南海的若干连级建制炮兵分队 *。

[* 本文采用以下对军队作战单位的分类法：团级及团级以上建制的作战单位称“部队”，营级及营级以下建制的作战单位称“分队”。据此，班、排建制的小型作战单位，尤其是临时组建的侦察分队等，亦可称为“小分队”。]

但即使武警开始冲击新华门，谁又敢向新华门前开炮？误炸了中南海红墙怎么办？误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可怎生得了？

哪怕武警在西皇城根街集结起了第二梯队，准备扩大冲击新华门的规模和强度，谁又敢向那里开炮？虽说西皇城根街离中南海最近处的直线距离已经大于半公里甚至达 700公尺以上，炮击西皇城根街应该不致于误击中南海，但一旦出现“中南海畔炮声隆”的混乱局面，势必造成对中共极为不利的国内国际重大政治影响，哪位 “政治局领导”或“军委首长”负得了这个责任？

那么，是否可以让周洪许在中南海内布置轻型火炮，如迫击炮、无后座力炮或单兵便携式火箭筒之类？这些近程火炮固然能够有效抵御和迅即反击武警部队的近距离攻击，但中南海的安全岂不因此而更成问题？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要担心不可控意外事件，如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被负责警卫其住宅的武警战士张金龙乱刀捅死 [11]，1994年9月20日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第12团1连副连长田明建中尉自动步枪横扫北京建国门外 [12]，万一再弄出个“警卫局迫击炮狂轰中南海”之类的大事件可怎生了得？其次，火炮走火怎么办？另外，弹药库设在中南海吧，爆炸事故怎么防范？弹药库选址稍远吧，又难以保障突发事变时炮弹供应的及时性，也就难以应对政变行动“与生俱来”的突然性。

周洪许的炮兵才能，其第一个的用武之地似乎不在北京城而在北戴河。在2021年这个多事之夏，有不少海外中文媒体、自媒体报道：在中共高层8月举行的北戴河会议期间，有相当数量的坦克、炮兵和防空部队从外地野战军中调来，部署在北戴河地区。而且炮兵部队的自行火炮、防空部队的地对空导弹发射车等大都是履带式的，这些作战车辆装备的履带与坦克相当接近，具有较强的越野性能，适用于野战。这一往年不曾有过的情况说明，2021年北戴河安全保卫工作明显升级。中央警卫局无疑要参与北戴河安保工作的筹谋和实施，以炮兵指挥官出身的周洪许局长这般精明、实干，必然会先期作好安全方面的情报分析及综合评估，决不会轻易让部队摆出如此野战炮阵及警卫布防。那么，他准备与什么样的假想敌实体展开野战攻防呢？他具体标定的炮击目标又是哪支“潜在叛军”呢？

如果由炮兵集群部署于北戴河而联系到炮兵出身的周洪许，那么北戴河周边展开的坦克集群，就令人联想到中央警卫局政委陈登铝了。因为至少在2011年8月至 2013年9月期间，陈登铝曾任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政委。该部队军改后的番号为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两栖合成第14旅，旅部驻地福建漳州，战役目标瞄准台湾。陈登铝虽然是政工干部，但据报道，他在水陆两栖坦克训练上也有一手。如果说两栖装甲集群对台湾实施渡海登陆之类的高难度作战行动还得由军事干部来指挥的话，陈登铝带领并指挥两栖装甲部队(或分队)遂行北戴河防卫警戒任务还是游刃有余的。另外两栖装甲部队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人员和作战车辆除了控制陆上区域以外，还可以控制部分海域，从而不致于让北戴河地区海域的防卫警戒全部掌控在北部战区海军即北海舰队手中。

如果人们由外来炮兵部队而联系到周洪许的炮兵团，由外来坦克部队而联系到陈登铝的装甲旅，外来防空部队的来头乍一看似乎无从揣测。不过，不少海外中文媒体2020年5月的某些报道(如《军方绝密：掌中南海防空的81军旅长神秘死亡》)，则多少透露了其中缘由——

中国海事局 [2020年] 5月11日发布军事演习通告，于5月14日开始，在河北唐山市唐山港京唐港区进行为期2个半月的实弹演习，期间无关船舶禁止驶入安全管制区域。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在5.20[5月20日]举行新任期就职演说，中国刚好展开本次长达2个半月的军演。

总部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5月14日称，5月14日至7月31日唐山港京唐港区实弹演习其实是中共军史上最大规模“准备台[海之]战”和“保卫北京”防空演习，演习除中部战区第81军，82军[各自的]防空旅外，福建东部战区第73军防空旅也已到达唐山 *。其中中共陆军第81集团军，隶属中部战区陆军，军部驻地河北省张家口市。[13]

[* 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原番号为北京军区第65集团军，军部驻地河北张家口。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原番号为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军部驻地河北保定。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原番号为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军部驻地福建厦门。]

以上报道的着重点虽然是第81集团军防空旅旅长黄会伦大校的神秘死亡或失踪性“被死亡”，但与本文最相关的内容则是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防空旅2020年为了“准备台[海之]战”居然南辕北辙、远离台海，北上京津唐地区来“保卫北京”的信息。该旅首次远赴渤海之滨是2018年秋季，由旅长张松黎大校带队，从福建沿海千里机动至燕赵之地，“展开全员全装实兵实弹演习”。第73集团军防空旅的作战任务、兵器武备和日常训练本来都针对台海前线的战场防空，却一再北上而抵近京畿之侧，意欲何为？既然2018年能北上，2019年可能也北上过，2020年又再度北上或再三北上，那为什么2021年就不可能北上呢？为什么这个防空旅就不可能从此部署于北京周边，甚至取代第81集团军防空旅而成为中南海防空的一环呢？为什么第73集团军防空旅和第81集团军防空旅就不能相互换防呢？为什么……

2021 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事关将于次年即2022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人事安排和路线方针，事关党内随时会激化的派系斗争，事关习近平的政治前途和党内地位，事关中共这个“绞肉机”体制必然产生和无可避免的你死我活。所以，中央警卫局的官兵首先必须“让习主席放心”。曹清中将这个中央警卫局局长(2007年至 2015年)，并非由习近平任命，所以习不放心。2015年，习近平亲自任命王少军少将(2008年授衔；此后2016年授衔中将)为中央警卫局局长 (2015年至2019年)，但后来习对他还是不放心。自2019年底王少军离任至2021年7月周洪许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职位空缺了约一年半时间。据说警卫局有一批士兵还是在习的陕西老家招收的，习对他们也开始逐渐不放心了。

为什么不放心呢？因为习近平担忧中央警卫局的官兵“长期浸淫在中南海内受高层斗争的影响”，经耳濡目染而对各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政策逐渐形成自己个人的看法，对领导的话不会一概轻信，所以难以确保其内心绝对服从。因此他宁可调用安保专业经验有所欠缺的野战部队，而且还要来自京畿以外地区。因为不仅北京卫戍区官兵的情况与中央警卫局原有官兵的上述情况比较接近，而且连拱卫北京外圈的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和第82集团军领导层也相对熟悉京师及高层情况，多少沾染了类似中央警卫局原有官兵“无端关心、随意揣测、私下交流”高层动态的风气。比如上述第81集团军防空旅旅长黄会伦，就被认为对中南海内情所知过多。而远在台海的第73集团军“两耳未闻宫内事”，又是习近平的嫡系野战部队，从福建派往京师“勤王护驾”当属顺理成章之举。

由此推测，2021年夏季北戴河会议期间，进驻当地的外来野战部队很可能包括：

张松黎当旅长的部队或当过旅长的老部队——来自福建厦门的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防空第73旅(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3防空旅)或其下辖分队；

陈登铝当过政委的老部队——来自福建漳州的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两栖合成第14旅(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或其下辖分队；

周洪许当过团长的老部队——来自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的炮兵部队(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或其下辖分队。

五，周洪许的专业素质(二)：作战训练

周洪许当过基层作训(作战训练)参谋、师部作训科科长、大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搞训练颇有章法，而且自成一套。他曾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一职，可能也是负责作训的。

“不以考核为目的，要以实战为标准。”周洪许当年接受采访时说，“比如驾驶员训练，考个驾照并不难，但能否顶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部队一拉动就缺司机的原因。”[14]

官兵个人仅仅有个普通驾照，确实无法胜任炮兵团多样化的驾驶任务，比如恶劣天候下山区公路行驶、隐蔽机动时夜间闭灯驾驶、拖挂大体积重型装备行驶、运载安全要求较高的炮弹和燃油，等等。为此，炮兵团广泛展开“汽车特种驾驶”训练，舍得超常用油，创造条件让官兵多练、勤练，不断提高掌握“汽车特种驾驶”的官兵比例。

在炮兵团安全训练方面，周洪许继承和发扬了其前任传下来的一个特色传统：部队每有千里拉练、远程机动，力求“车不掉漆，人不掉皮”[15]。“车不掉漆”，确保装备完好率，不算奇葩。但“人不掉皮”，则在确保人员战斗力方面全然独具特色。须知长期以来，中共军内广泛提倡的口号一直是“流一身汗，蜕一层皮，苦练杀敌本领”之类。

装备机械化、信息化、现代化兵器的炮兵团“全面搞建设”怎么个“全面”法呢？“全面”到规定官兵都要练拼刺刀。这又是奇葩。周洪许这位炮兵团长，或许是为了在“战争进入越打越远、越打越高、越打越看不见的时代”，逆向激发冷兵器时代“一剑封喉”的直观血性？或许是考虑到炮兵练刺杀格斗在特定战场环境中有实际用途？或许是有感于中共军队林彪元帅(1955年授衔)的名言：“只有上刺刀杀出威风来的部队，才是厉害的部队”？或许是应了当年炮兵兵种内流行还算广泛的口号“让大炮上刺刀”？……

炮兵团的“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似乎尤其体现在诸如一兵多能、政工干部懂军事指挥等方面。有中国大陆媒体对此着力推崇、报道如下——

“现在，我们一个团可以当两个团用。”周洪许团长自信地说。

对于炮兵来说，专业非常关键。侦察、计算、报话、炮长、瞄准手，各司其职，战场上缺一不可。但一人一岗也存在着风险，作战时牺牲一个人，一门炮也就废了。

2007年，炮兵团开始推行“一人双岗”培训，重要岗位至少两人以上参与训练，大量储备炮兵人才。

“一门炮，参战人数不变，但等于储备了两三套人马，这样也有效解决了老兵退伍后战斗力降低的问题，确保随时都能成建制遂行作战任务。”团参谋长宋正秋说。

“不仅如此，在我们团，政工干部也要会军事指挥。”他说，“打仗的时候，连长牺牲了，指导员就要顶上。副连长牺牲了副指导员就要顶上！”

该篇报道还称，“[炮兵团]采取每年政工干部脱产集训两个月的办法，请优秀的军事干部、炮兵学院的教授来授课。并让一些岗位，比如连长、指导员进行互换，[……]”[16]

至于炮兵团最有特色、最奇葩的创新，那就是“公勤队”(公共勤务队？)。据说连远在北京的中央军委某些部委内，都有人赏识这支南疆丛林战炮兵部队的创新之举——

这里顺带说一下炮团特有的编制单位“公勤队”，这可是他们独家版权的创造——据说现在也得到了“上边”的首肯并向全军推广：公勤队的成员其实就是“首长身边的人”，如首长的司机、公务员、炊事员等勤杂人员，平时就配有专门的干部像基层连队一样集中管理——取缔“首长身边的人”的特殊意识，有任务时作为一个建制单位使用…… [17]

《解放军报》2014年6月25日报道：成都军区组织首长机关集中轮训指挥业务，其中包括标绘作战地图、一体化指挥平台操作、野战阵地设置、联合作战指挥、组织作战协同等多项内容，要求所有机关干部全员参训，人人过关。轮训实行“院校式办队，实战化教学，连队化管理”，从军区机关到军师旅团，参训人员不分部门、职务、年龄、军衔，均以普通学员身份混编参训，大校、上校们亦无例外。轮训从当年3月起，分三批进行，最终覆盖100%的机关干部。

这篇报道还附有一篇冠之以“沙场视点”的数百字短文，标题为《首长机关要当好练兵打仗领跑者》[参见附录五]，作者正是时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周洪许。文章强调，“首长机关的每个岗位、每个人，都是链条上的重要环节，首长机关在指挥打仗中没有局外人。”[18]

质言之，一兵多能或“一人双岗”的训练标准最初是炮兵团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政工干部懂军事指挥的训练标准，是这一措施由兵及官的初步推广。炮兵团“公勤队”某种程度上是这一措施的建制化、体制化尝试。而组织军区首长机关集中轮训，则是出任军训部长的周洪许将“公勤队”的“炮兵团版”升格为“成都军区版” 的测试。现在，出任局长的周洪许是否会搞出一个“公勤队”的“中南海版”呢？

中央警卫局官兵在有关安保警卫方面训练上超过野战军炮兵的“一兵多能”标准，包括白刃格斗、“(某些)汽车特种驾驶”等应该早就属于驾轻就熟的初级科目，难道……新局长要组织他们全员学习标绘作战地图、一体化指挥平台操作、野战阵地设置、联合作战指挥、组织作战协同之类的新科目吗？或许还要学习炮兵业务？难道从周洪许、陈登铝开始，中央警卫局所有军事主官和政工主官都要分期分批搞“岗位互换”了吗？

另一点似乎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南海内，不仅是警卫局官兵，而且其他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接受轮训，以便都成为“中南海版”的“公勤队”队员。既然大军区及战区 “首长机关在指挥打仗中没有局外人”，以此类推，中南海在安保警卫方面当然也就没有局外人了。既然中南海内各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室主任、政治秘书、机要秘书、警卫秘书(警卫长)、生活秘书、警卫员、司机、厨师、服务员、保健医生等都是“局内人”，那么，他们是否都应该参加“中南海版”的安保警卫全面培训以及军事训练呢？他们也能“院校式办队，实战化教学，连队化管理”吗？原成都军区轮训机关干部那个100%的覆盖率能覆盖中南海吗？

难题来了：既然以上各色人等都是“局内人”，中南海内各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配偶、子女(且不说非婚生子女)自然更不是“局外人”了，那么，他们是否也应该至少参加若干安保警卫培训以及军事训练呢？更为敏感的问题是：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配偶、子女们，谁能给他们培训？更确切地说，谁敢给他们培训？

六，周洪许的专业素质(三)：抢险救灾

我们不妨先谈一谈红军将领陈树湘、提一提北京卫戍区“老虎团”，回头再来分析周洪许的“抢险救灾”重任。

陈树湘(1905-1934)，湖南长沙人，红军战将。1934年中共南方各省“苏区”根据地相继失守，红军被迫实施战略退却即所谓“长征”。“长征”途中湘江战役时，陈树湘任红五军团第34师(即红34师)师长，奉命率部担任整个红一方面军(即所谓“中央红军”)的后卫，阻击追兵于湘江以东。完成阻击任务之际，以闽西子弟为主体的该师六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其中一千余人被俘。陈树湘突围溃退时腹部中弹，重伤被俘后不久身亡。关于其死因，说法不一。中共官方媒体近年来才开始大肆宣传的说法是，被押解途中陈树湘用手从腹部伤口处将肠子掏出、扯断而自尽。但中共官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断肠”说法的依据只是民间传说 [19]。至于“民间传说”是否真的源自民间，它何时产生、何时流传、何时才被发现，也都很值得存疑。

以中共意识形态灌输“洗脑”的需要，陈树湘固然是它所要宣传的“革命英雄”，但宣传调门的空前拔高则与习近平有关。下列时间表展示了调门拔高的大略轨迹——

2014年10月，在福建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讲述了红军第34师师长陈树湘战场被俘后“断肠明志”的故事 [20]；

2016年10月17日，CCTV综合频道开始播出32集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该剧以陈树湘及其红34师湘江阻击战为题材，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出品；

2017年6月，于2016年已经摄制完毕的电影《血战湘江》公映。该片以陈树湘的红34师湘江阻击战为题材，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

2017年9月16日，《血战湘江》获中国电影金鸡奖之组委会特别奖；

2017年9月28日，《血战湘江》和《绝命后卫师》同时获奖——《血战湘江》获精神文明建设奖之电影优秀作品奖；《绝命后卫师》获精神文明建设奖之电视剧优秀作品奖；

2018年4月3日，《绝命后卫师》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优秀电视剧大奖；

2018年10月14日，《绝命后卫师》获中国电视剧金鹰奖之优秀电视剧奖；

2019年3月4日，在政协文艺界、社科界联组讨论会上，习近平提到电影《血战湘江》及其主角之一陈树湘；

2019年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再次提到陈树湘；

2019年9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在广西桂林全州县才湾镇落成；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去坐落于广西桂林全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向湘江战役阵亡红军官兵献花圈，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

[注：以上时间表只列出《绝命后卫师》和《血战湘江》所获部分奖项。陈树湘及红34师湘江阻击战的内容还反映在有关“长征”等题材的众多影视作品及其他文艺作品中。]

中共媒体对此自然心领神会，提示性评论、解说性宣传也纷至沓来，试举2021年的几例：3月21日凤凰历史《这位让习近平念念不忘并多次提及的红军师长是谁？》，4月25日新华社《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这场关键一战？》，7月7日央视网《听，习近平讲英雄故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从职业军人和军事指挥员角度看，陈树湘确乎有勇有谋且善战。但习近平所看重的主要不是这个，他最看重的是：军人要为党“断肠”，军队要为党“绝命”。不过谁都明白，这样对全党、全军大面积提出的“绝对忠诚”要求，最终只能流于口号。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实则是对特定小范围提出的明确要求：警卫人员要为领导人“断肠”，“御林军”要为中南海“绝命”。

上有所求，下必应焉。为迎合针对上述小范围的政治需求，若干媒体开始编虚造假。如新华社长沙2018年9月9日电《陈树湘：“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中编造了有关陈树湘履历、职务的一项内容：

1930年6月，陈树湘任红1军团总指挥部特务队队长，8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负责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21]

然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9月16日刊文《中央红军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的壮烈人生》更为详尽地介绍了陈树湘同一时期的履历，其中完全没有上述职务——

1930年1月至1933年6月，陈树湘先后任红军(长)汀连(城)独立团团长，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九师师长，红十九军五十四师师长。后红十九军缩编成红三十四师，他由师长“降”为一○一团团长，但他没有任何怨言。[22]

截止2021年8月底，大部分中共官媒、众多海内外网站亦无陈树湘曾“负责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之类虚假陈述。至于新华社等中共官媒造假的目的，无非是要把“断肠绝命”式忠诚的对象，由宽泛抽象的“党和国家”逐渐收拢并聚焦于一小撮“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核心”罢了。

长期以来，除了“贴身防弹衣”——保卫中南海区域的中央警卫局部队之外，最靠近中南海外围、负责第一防卫圈的近卫部队是北京卫戍区，其中战斗力最强者当推警卫第3师(师部驻地北京市通州区)。研究著述《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描述这支“绝命近卫师”如下：

警卫第3师是北京卫戍区唯一依照野战部队编制装备的部队，名义上是警卫师，其实是货真价实的野战师，而且是最早的解放军机械化部队之一。该师不仅有地面炮兵团、高射炮兵团，而且还有坦克团，是装备最好、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的解放军野战师之一，战斗力超过一般的野战军部队。该师平时一般不担负内务警卫任务，部队集中驻扎，属于应急机动部队，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在危急时刻杀出一条血路，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属撤离北京。

[……] 警卫第3师才是中共真正的御林军、保护神。[23]

不过，2017年11月下旬披露出来的爆炸性丑闻(更确切地说是“爆炸性的性丑闻”)，让人们对这支“绝命近卫师”瞠目相看：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 (新天地分园)至少近二十名幼童遭性虐，对孩子们身心造成严重摧残。而涉嫌施虐者正是北京卫戍区“老虎团”的若干名军官以及至少一位他们的上司。“老虎团”即警卫第3师下辖的警卫第13团。(至于那位上司，其为警卫第3师“首长”乎？北京卫戍区“首长”乎？更高级别“首长”乎？暂时不得而知。) 仍据《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警卫第13团是警卫第3师的主力部队，属于摩托化步兵团。其前身是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1938年1月组建之后就成为新四军的主力团队，被新四军军部授予“战斗模范团”称号，在战争年代赢得了“老虎团”之誉。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该团被中央军委授予集体一等功。

警卫第13团作为御林军主力，属于应急机动部队，长年处于紧急准备状态，[……] 只要警卫第3师有重大任务，警卫第13团肯定打头阵。[24]

“绝命近卫师”既有“保卫中央领导”之重责在身，故而尽得中南海之恩宠。即便出了“红黄蓝幼儿园事件”，“老虎团”也未遭追究，传说在警卫第3师内部也未予深究。但师不可纵，纵则骄奢；将不可宠，宠则淫逸。骄奢淫逸于京畿之地的“御林军”、“保护神”，已经姿肆放纵到如此程度，即便他们再有勇有谋且死心塌地，又如何能抵挡物诱色魅呢？他们的忠诚度是否还靠得住呢？“绝命近卫师”如此，“贴身防弹衣”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关键时刻，他们能“断肠”、能“绝命”、能当“陈树湘”吗？于是，陈登铝、周洪许等“畿外之将”便受命进京了。

为什么是陈登铝？原因之一是他来自驻闽部队。习近平主政福建期间，与福建驻军关系不错，与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现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有渊源。陈登铝曾任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旅部驻地福建漳州)政委，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91两栖摩步师(师部驻地福建漳州)政委，西部战区第 76集团军(军部驻地青海西宁)政委等职，此外，还曾是青海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这位人称“闽籍少将”的中央警卫局政委据说为福建古田人氏，似乎还有着 “籍贯优势”。据中共官媒《央视网》报道，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与福建古田地区老红军及家属座谈时说：“长征出发时，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部牺牲。”[25]

如此看来，陈登铝出生为“闽籍”，出身为“闽伍”，岂非“籍伍双全”哉！

那为什么是周洪许呢？以本文之见，周洪许之所以被中南海所看中，作战训练在其次，炮兵业务更其次，主要在于“抢险救灾”。换言之，“抢险救灾”才是周洪许任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王牌”或“金牌”。周洪许诚然并非“闽籍”，而是“巴籍”、“渝籍”、“前川籍”或“准川籍”。但他的入选已经说明：“闽籍”并非中央警卫局局长人选的入选指标，至少不会是硬性指标。

读者接下来也许会问：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参加抢险救灾的部队来自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深入地震险区的部队也远不止一支，为何偏偏炮兵团及其团长周洪许进入了中南海的视野呢？

首先是比起别的指挥官，周洪许“细致得让人佩服”。请看他如何组织救援地震灾区内云湖森林公园遇险的专家学者们：

翌日清晨，官兵们用砍来的竹子和宾馆的被单做了担架，同时还为每个老教授做了一根拐杖。细心的战士们为了避免老教授磨手，特意在每把拐杖的扶手处缠上了布条。一向做事干练的团长周洪许此时细致得让人佩服，他交代战士们：“不管路上多么艰难，我们的担架要始终保持平稳，始终保持担架上躺着的教授头要比脚高，绝不能让他们出现新伤……”[26]

其次，周洪许决绝得也同样“让人佩服”。因为他还对官兵们说：“你们可以伤亡，但这些专家学者一个都不能再有伤亡……”[27]

这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求警卫人员所具备的“绝命”精神——让自己赴死，换来“首长”存活，一切为了“首长”。笔者无意批评那些被炮兵团官兵救援的学者专家。他们都年逾花甲，最年长者86岁，好些人步履蹣跚，其中还有人已经受伤，而地震灾区地表大半有险阻而无道路，因此他们上担架被军人抬着也可算是无可厚非。

但是，1934年至1935年的“长征”路上，毛泽东和不少中共领导人竟然都这样让人用担架一路抬着走过“长征”的过半里程，直到过川西的雪山、草地时才不得不下了担架，由警卫员搀扶着行走。因为“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就连远比毛泽东正经不知多少倍的黄克诚都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因而被朱德大骂一通 [28]。六十多年后仍然有抬过担架但幸存下来的红军老兵痛斥这些“中央领导”的“地主作风”[29]。经过“长征”而存活下来一位“中央领导”，通常要以几十名抬担架的红军士兵死亡为代价。因为从江西到川西，平均每副“中央领导”担架都要先后累死几十名红军士兵。为了掩盖“革命领袖”在征途险境中依然要享受的奢靡待遇，为了掩盖他们接受共产教条洗礼后的冷血无情，为了掩盖他们漠视普通战士的生命且习以为常，这些为“护主”而功高命绝的红军士兵至今没有被“党中央”正经纪念过，也从来没有被中共官媒或官方文艺作品正面歌颂过。就像“长征”时一样，当前在实际运作中，中南海对中央警卫局官兵其实也有着“三担”要求：担抬重负，担当“断肠”、“绝命”的重任，担待“当无名英雄”的待遇。

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时，“首长”们都没有随行的子女。只有30名女红军组成的“妇女队”里，其成员也并非全是“中央首长”夫人。诚然，妇女队中也包括“中央首长”夫人如刘群先(妇女队队长、博古夫人)、金维映(妇女队政委、李维汉夫人)、蔡畅(李富春夫人)、邓颖超(周恩来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贺子珍(毛泽东夫人)、肖月华(李德夫人)、李伯钊(杨尚昆夫人)、廖似光(凯丰夫人)、陈慧清(邓发夫人)、钱希钧(毛泽民夫人)等人。

如今的“首长”们要倾巢远行或进行“新长征”，随行的家属子女可是一大堆，有养尊处优的配偶，还有携带“红色基因”而“根正苗红”的婚生子女；哪怕是当“裸官”的“首长”们，虽毋需带配偶随行，或需带“姘偶”随形，甚至可能带上有着“红私基因”而“苗红根不正”的非婚生子女；至于要装箱的家财、要打点的细软行装恐怕也远超中华民国当年的所谓“四大家族”，所以难免在限时撤离北京的忙乱之际还要拖拖拉拉地处理一些婆婆妈妈的事儿。“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自然会要求中央警卫局官兵和其他工作人员要耐心、要做到不厌其烦。周洪许指挥下的炮兵团官兵还真的就特别经得起磨蹭、耐得了烦。这是他们的又一个特点。仍以他们在地震灾区内云湖森林公园的救援为例：

一切准备就绪了，就在将要出发的时候，一位女专家突然想到在地震中死去的丈夫有个笔记本还在他们住过的宾馆里。战士们向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整个宾馆的后墙已经倒塌，有的房顶也已经塌了下来。

工作人员望着废墟，觉得太危险。女专家说，笔记本里记录着她丈夫近期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把它找到，那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班长胡军二话没说，立即带领2名战士进入倒塌的宿舍中，在依然摇晃的房屋中经过一个小时的反复寻找，终于取到了笔记本。[30]

这一事例好似中共领导层“新长征”前奏曲中某个音符的“预奏”。未来撤离北京前夜，包括周洪许在内的中央警卫局官兵除了保护“首长”之外，还要耐劳耐烦地听取那些“首长”家属们或颐指气使或七嘴八舌的众多命令，并果断修改、适度调整他们命令中杂乱无章且自相矛盾之处，同时小心翼翼地赞叹命令的某些内容被“幸亏想到了”以维护或照顾“首长”家属的颜面，出发时还要任劳任怨奉命携带大量理应抛弃的“坛坛罐罐”，一如“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前的作派：无论需要以多少红军官兵的累倒、阵亡为代价，仍然要让他们一路忍累负重，担、抬、推、拉、扛着“苏区”的“坛坛罐罐”——造币厂、兵工厂、印刷厂、红军总医院的成套设备，发电机，十几人抬的重炮底盘等装备，大量“苏区”货币，还有“苏区”图书馆藏书，戏剧服装、道具和帷幕，等等等等。直到发现红军官兵即便战死再多都无济于事了，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弃“坛坛罐罐”。而红军官兵的生命，则可以一无反顾地断然抛弃，只要“中央首长”有需要(对部下通常解释为“革命事业”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离北京时，中央警卫局官兵用几条人命甚至十几条人命拼死换来某“首长”女眷的一个化妆箱(“首长”甚至懒得谎称里面有“机要文件”)——到时候如果发生这样的故事，笔者完全不会有任何意外感。

或有读者发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凭什么要撤离北京呢？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会撤离北京呢？试举一例：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期间，邓小平、陈云、李鹏等中共党魁就已作好准备，一旦军队拒绝镇压人民或全国局势失控，他们就携国库巨款出逃海外，首选流亡地为巴基斯坦。“六四”前夕，满载财宝外币的外逃专机若干架，已经由空军第34运输机师北京南苑机场塔台匆匆调度，在跑道上待命起飞了。据说这一出逃预案在1980年代初就开始酝酿了。现今的中共高层准备政权崩溃时出逃的“沉船计划”[31] 更是早已经营有年、内容详繁且有关信息不时外溢于海内外的民间社会了。

按计划出逃自然不算太大的难题，但仓惶出逃于临危之际则另当别论。

2005 年7月14日，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时任院长朱成虎(2004年授衔少将)在北京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中共“解放台湾”时，如若美国军队介入台海冲突，解放军将率先使用核武器来“摧毁数百个美国城市”。朱成虎还宣称中共准备以牺牲“西安以东两百多个城市”为代价，即准备让它们毁于美军的核反击或核报复 [32]。当然，他本人届时则会倚仗特权而追随“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安全地躲避于“西安以西”的地下掩体中。

虽然这种核叫嚣、核讹诈、核挑衅未必真能如愿以偿，但北京当局任由朱成虎之辈口出此等“战狼”言论，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挑衅对抗。由此观之，是否有一天需要“新长征”还真不好说了。比如，哪一天“西安以东”被朱成虎之流葬送之后，美军威力最大的常规武器“炸弹之母”或“巨型钻地弹”又落在了“西安以西”地区覆盖地下掩体的地表之上，瞬间大地颤动，地貌剧变，高山为谷，深渊为陵，河道壅堵而顿成堰塞湖，岭崩坡裂而惊现绝壁断崖…… 在如此“急难险重”状况下实施救援警卫和掩护撤退转移，中共军队受过这方面实战考验的整建制部队(而非分队)中，恐怕首先要数周洪许当过团长的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全军有过如此身临重灾险境、直接指挥成建制部队带着一大批男女老少“绝境突围”之实战经验的指挥官中，级别最高者可能也就是周洪许这个当年的团长。中国大陆军旅女作家裘山山的报告文学《从绝境中突围》，就描写了周洪许这位中校团长及其部下，身陷峰坠路毁之绝地，在直升机飞过时卷起的气流就可能引发余震的陡峭山脊之上，如何实施“绝境突围”。

一旦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首长”及其家属子女们身处如此“绝境”，他们将何以“突围”呢？《解放军报》2008年6月17日一篇宣传表彰炮兵团的专题报道，可以算是一个“险情预先通报”：

[周洪许和炮兵团官兵们带着受灾群众] 又到了一座大山的山顶，眼前的情景把他们惊呆了：地震竟然将这座山两边的山体全震垮了，唯独留下山脊上陡峭不足一尺宽的小路。往两边看都是万丈深渊。山脊小路给人的感觉即便不能说是在高空走钢丝，至少也是在悬崖上“踩牛背”。这能过得去吗？要是万一掉进去，岂不粉身碎骨？路已经走到这儿了，还能再回头吗？再说，回去往哪儿走？[……]

开始过悬崖了，为了尽量地稳定大家的情绪，周洪许在悬崖两边翘出的石头上都安排接应的老兵，他们身上都拴着绳子，以防掉下悬崖。很多群众在这里吓哭了，无论战士怎么劝，就是不敢过。走过悬崖的几个战士不得不重新回去，背着他们慢慢地往前爬，战士们只要求群众在他们背上闭上眼睛、身体不要乱动。就这样，在极度惊险中，一个个孩子被战士们爬着背了过去，一个个老人被背了过去，最难办的是孕妇，战士们没法背她们，只有侧身蹲下来，由一前一后的两个战士保护着，一点一点地挪过去：很多人恐高，战士们就将自己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将帽檐压着他们的眼睛以减少惊恐。[33]

所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们，中央军委成员们，到时候恐怕都得这样“踩牛背”。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夫人(还有女委员的丈夫)、子女(包括非婚生子女)，恐怕都得由中央警卫局官兵背着、驮着渡过这样的难关。至于其中体型肥胖臃肿者，官兵们恐怕只能帮着他们像上述孕妇那样“一点一点地挪过去”……

可以想见，如同“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一战，这支簇拥着“党和国家领导核心”的疲惫队伍，虽败犹冗长而绵延若干公里，宛如长蛇般昼蜇伏而夜匍行。随行官兵一路使用着伪装防护、反夜视侦察等各种装备器材，不停地施放着电子烟幕，小心翼翼地规避着美军不期而至的空中打击。为了加快前进速度，“首长”们对嫡系部队下了“死命令”：立即一次性处决所有重伤员和腿脚负伤、行走不便的轻伤员，然后视情况逐次丢弃辎重。这支踟躇蹣跚之旅，过秦岭，出祁连，傍天山，迎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腾起的漫天飞沙，顶着帕米尔雪原飘来的满天飞雪，沿着路悬一线的瓦罕走廊，在扮演类似于“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角色的塔利班友军的接应之下，跋涉前往希望所系却又前景渺茫的伊朗高原……

未来面对此情此景之际，周洪许、陈登铝们自然明白，过去一直是我们要靠着这个党，但眼下是这个党要靠着我们了。当然，他们或许会抓住这个难得且关键的机会 “挣个‘忠诚’表现”，对部下、大概也是对自己大喊一声：“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表现我们对党绝对忠诚的时候到了！我们立大功的时候到了！我们一定要发扬陈树湘和红34师的‘绝命’精神，把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和家属们带出中国这个绝境！带到安全的地方！”

其实，周洪许、陈登铝们对“党和国家领导核心”再“忠诚”，“忠诚”得再“绝对”，身临过再艰难的“绝境”，经受过再“绝命”的“考验”，立下过再大的功劳，也都全然不顶用。中共独裁体制的畸形政治生态，决定了党内各派都必然或只能为取得最高权力而激烈争夺、互相戕害。这一“尽人皆敌”的残酷现实，必然使其最高当权者如习近平每时每刻都唯恐失去最高权力。这种担忧又必然使习近平那样的最高当权者将所有人都视为篡权者或潜在篡权者，对了解其本人甚详者(如政治局成员、军委成员，以及贴身警卫如周洪许、陈登铝们)尤为防范。正如历朝历代的帝王们，虽然权倾天下、君临万民，却总是自叹“孤家”、自称“寡人”。因为对专制君王而言，所有的人，即便不是敌人，也仍然是概莫能外的潜在敌、假想敌。说得“绝对”一点吧，即便周洪许、陈登铝们真的能够植入习家“红色基因” 而脱胎换骨，成了习近平的嫡亲兄弟、甚至都变成了习远平，“皇上”也仍然要担心他们有朝一日会上演一出现代版的“玄武门之变”。这也正是造成“尽人皆敌” 政治生态的中共极权体制必然被全人类最终唾弃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把话题从对所谓“绝对忠诚”的讨论，再回到陈树湘和红34师。当年红军得以湘江突围绝非仅凭红34师，当然更非仅凭陈树湘一人，人们最起码还可以列举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等一长串名字。

湘江战役中，彭德怀、林彪的作用远非陈树湘可及：他们指挥的部队比陈树湘多、所处的级别比陈树湘高、肩负的职责比陈树湘重、对战役所起的作用比陈树湘大，在“挽救红军”、“挽救党”上的贡献远比陈树湘重要得多。

再则，陈树湘死于中共的敌人之手，林彪、彭德怀则死于中共党魁毛泽东之手。假设陈树湘也能够西渡湘江而突围，并走完“长征”、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像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几位元帅(皆授衔于1955年)及“我军”一大批高级将领(其中包括不少湘江战役的亲历者)那样死于毛泽东之手，其概率应该不会太小。

在“挽救红军”、“挽救党”上，堪称贡献比林彪、彭德怀还要大的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因为他们创建了陕甘红色根据地，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为“长征”、为筋疲力竭的“中央红军”、为奄奄一息的“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得以续命的“落脚点”。若以周洪许、陈登铝从小所受到的中共党史、军史方面的思想灌输话语来说，这个“落脚点”可是“中国革命史诗”中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啊！然而中共建政后，习仲勋为一部反映陕甘根据地的小说《刘志丹》提供了一些素材，于1962年被毛泽东定为“利用小说反党”而投入监狱达16年之久，出狱时已经分辨不清两个儿子习近平和习远平谁是谁了。高岗1954年被毛泽东打成 “反党集团”成员，在绝望中自杀身亡。1935年10月“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不久，刘志丹于1936年4月25日在山西境内对晋绥军的一次战斗中，竟被中共政治保卫局派往前线的特派员裴周玉(1955年授衔少将)从背后开枪暗杀于指挥位置上 [34]。史学名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对此有记载，并评论如下：

在中共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不仅他，他在陕北的左右手也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也就是说，毛[泽东]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红军三个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35]

如此看来，准备有朝一日像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那样“在危急时刻杀出一条血路，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属撤离”的周洪许、陈登铝们，实在应当看看海外人士撰写的、非北京官方钦定的、真正尊重客观事实的中共党史类著作。例如不妨读一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等著)、《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著)等。哪怕你思想上再坚持“对党忠诚”，从安全警卫工作本身的实际需要来看，从你们本人安危进退的实际处境来看，也确实应该认真读一读这类著作。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1970年代末，中共党内高层近乎所有人对毛泽东都有微词怨言甚至批判谴责，体制内外的其他人亦有所闻。有人对此有所闻后认为：毛泽东整死众多为中共、为中共军队、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者，那是他的私心和权术，因为党、军队、“革命”都不过是他个人的工具而已；不过，对那些为毛泽东本人、为这个“最高领袖”的个人安危作出贡献者，他总应该手下留情、关照有加吧？假如周洪许、陈登铝也这样想，那么，他们可以看看他们的前辈和前任罗瑞卿大将(1955年授衔)。因为他们与罗瑞卿一样，或者说罗瑞卿与他们一样，都是负责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工作的。

罗多年负责毛的安全，毛对他完全信任，亲切地叫他“罗长子”，说：“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这样的话毛是不轻易说的。[36]

但是，林彪嫉恨罗瑞卿；而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亟需与林彪做成黑箱政治交易，所以决定牺牲罗瑞卿，把他打成“野心家”[37]。罗瑞卿“文革”后对此大为感叹：“伴君如伴虎啊！”

“虎”从何来？“虎”从专制来。在中共“党领导一切”的专制制度下，或曰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有“君”即“虎”；暂且没有“君”也会由此生成“君”，一时没有“虎”也会从中养出“虎”。伴“君”于其侧者，一如伴虎于其穴者也，危哉矣！

与罗瑞卿及其同行、后辈、继任者们相比，距离“虎口”更近的往往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包括现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张又侠)。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历史上至少已经有7名军委副主席死于党内斗争，过半副主席受到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中有些副主席被整得奄奄一息、命悬一线，离死亡仅“一步之遥”。这一职务因而被称为“高危职务”[38]。究其首要原因，就在于军委副主席离军委主席(通常兼任党的最高领导人)那“一步之遥”。正如邓小平1973年12月领会毛泽东暗示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周恩来时所说的：“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39]

[包括“我军”将领和二十大代表在内的所有人，都应有防“虎患”意识。如果因畏难退缩而不能防“虎患”于未然的话，那么，去“虎患”于已然则将会更为其难。]

七，周洪许的个性特征

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以上几节文字，主要展示周洪许“其行”，本节文字相对侧重于周洪许“其言”。

2008年，时值炮兵团被树为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10周年。周洪许当时接受采访时说：“现在还是那三句话：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反复抓落实。”[40] 这当然也可能是套话，但仍可从中看到他对团队传统之重视。如果说上文提过的“车不掉漆，人不掉皮”等承继而来标准、措施和口号都可视为传统之“目”，那么以上“三句话”则为炮兵团传统之“纲”。

上文还提到，周洪许及其团队为“汽车特种驾驶”训练而舍得超常用油，是因为他们“不以考核为目的，要以实战为标准”。但“以实战为标准”、强化“贴近实战”的训练，有时会使安全方面问题更为突出。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性问题呢？周洪许对此的认识似乎颇具“辨证法”：

部队是要打仗的，决不能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安全，甚至以安全为理由少训、偏训、漏训。只有训练质量提高了，才能更好地消除训练中的安全隐患。[41]

如果说此言较为实在，应非套话，也有助于认识周洪许的个性，那么，周洪许又是如何认识未来的“实战”、从而“以实战为标准”的呢？他是这样说的：

未来信息化战争时空特性发生重大变化，多维战场空间融为一体，战略、战役、战术的界限日趋模糊，战争进入越打越远、越打越高、越打越看不见的时代，每个战位、每个官兵都是制胜的关键节点，尤其需要突出“人”的因素，通过真枪实弹、真训实练、真打实拉、真考实评，全面提高官兵敢打必胜、一剑封喉的真本事。[42]

由此看来，周洪许对“未来信息化战争”的特性有相当清晰的认识，并因此而强调“尤其需要突出‘人’的因素”。中共军队传统上历来非常重视所谓“人的因素”，但军事行动上靠的是滥用人命而“不惜一切代价”、完全无视基层官兵伤亡率的“人海战术”，政治宣传上强调的是“群威群胆”的“革命英雄主义”即“集体英雄主义”，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周洪许所强调的“‘人’的因素”则更侧重于个体的作用，因此他观点鲜明地认为“每个战位、每个官兵都是制胜的关键节点”。

另外，周洪许在语言上似乎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对未来战争的描述，他连用了三个“越打越…”。在强调“以实战为标准”时，他连用“真…实…”达四次之多。“文如其人”，此处似应也有他个性的某种体现。之所以笔者要说“似乎”、“似应”，是因为周洪许的这段话，文字上有可能被《解放军报》记者、编辑整理、润色过，因而“文”也就不能完全“如其人”了。

不过，周洪许撰写于2014年原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任上的一篇短文《首长机关要当好练兵打仗领跑者》[参见附录五]，似不见有他人修饰的痕迹，有可能完全出自他本人手笔。这篇短文，可以看作“公勤队大军区版宣言”。此文除了强调“首长机关在指挥打仗中没有局外人”之外，还指出首长机关人员“训练存在偏训、漏训现象”[43]，应予纠正。但作者允许他们“少训”，因为这些人首先有本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要完成。而对炮兵团下辖的各作战单位，周洪许则强调，决不能因“少训、偏训、漏训”而“牺牲战斗力”。可见，周洪许对不同建制类别人员不搞“一刀切”，而是“分而训之”。细读此文，还能发现周洪许个性上的其他一些特点。

2008年在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汉旺抢险救灾前线，一位军旅记者随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行动，对炮兵团官兵及其团长周洪许追踪采访了几个月后写道：

我跟周洪许团长多次交谈后的感觉是：[……] 这位团长很有想法。

对于炮团半年之内参加的两次救灾行动，这位军事指挥员都有自己眼光独到的总结与反思，对于团队将来“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和“非战争性军事行动”，也有很多具体的设计设想，甚至还有一些马上就可以操作起来的具体办法和措施。比如这次炮团第一天到达汉旺时因缺乏专业工具因而影响了救援效率的痛憾，在他心中就产生出了这样的反思：云南也地处地震带，部队将来承担类似的“非战争化军事行动”概率很大，应该想办法与地方政府协调配合，为团队配备这样的专门工具并进行相应的应急训练，至少部分地承担起“专业队伍”的职能。而且不光是针对地震，还应根据各类灾情将各种专业工具分门别类，作出应对各紧急情况的各种配置预案…… [44]

读者至少可以从中发现，周洪许在思维方面长于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四川灾区而反观云南驻地(由此及彼)，从缺乏某类工具而联想到配齐各类工具(举一反三)，从地震灾害而联系到各种灾情(触类旁通)。

当然，构成周洪许个性特征的要素同样也反映于“其行”。因为上文对此已经谈得相对多一点，这里只补充两项：

一，作为军事指挥官，周洪许“对地形有着超乎[平]常人的记忆[力]”[45]；

二，据推测，周洪许似应有过高级军事院校(如国防大学)的进修经历，其时间可能是2017年至2019年期间。这类进修无疑也会对军事指挥官的个性产生相当影响。

八，周洪许的前瞻眼光

周洪许当年任团长的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是师属炮兵部队。该师的作战任务、兵器武备和日常训练重点主要针对中国南方山区丛林地带及东南亚地区丛林地带作战，所以炮兵团虽然是“先进典型”、有“乌蒙铁军”之称，但“由于经费和优先度问题”，其火炮配置、武器列装、装备更新换代等并不在最优先之列。至少比起拱卫京师、进逼台海、据守中原的各集团军大部分师属炮兵团，“乌蒙铁军”的列装、换装可能要迟半拍甚至一拍。

不过“经费和优先度问题”似乎没有限制住周洪许的前瞻性眼光。上文提到过张海阳2005年在北京军区副政委任上去第27集团军防空旅蹲点时，约见了独自一人跑到防空旅参观取经的周洪许，并且表扬他“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懂得学习先进经验”。

张海阳当年对防空旅提出了一个口号：“过不过得硬，导弹来说话”[46]。周洪许接过了这个口号，向炮兵团全团官兵喊出：“过不过得硬，炮弹来说话”[47]。周洪许口里说着炮弹，心里更想着导弹(这也是他去防空旅参观取经的动机之一)。据报道，一年后的2006年7月，炮兵团列装某新型导弹(最大可能为反坦克导弹)。当年10月接受考核时，8枚新型导弹全部命中目标，仅三个月就形成了战斗力 [48]。这跟周洪许的前瞻眼光和“导弹情结”密切相关，也跟他“懂得学习先进经验”、参观过整个陆军的防空导弹信息化头号“先进典型”防空旅不无关系。

2006 年，周洪许团当时设有一个导弹营，上述那8枚导弹就是该营发射的。这个导弹营建制的设立显然是要经过时任集团军军长赵宗歧同意的，甚至还可能是得自赵宗歧支持和鼓励的。此外，也有可能正是因为当年10月炮兵团列装的新型导弹迅速形成了战斗力，周洪许才于11月被列入四总部2006年度《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和全军优秀参谋人才名单》。

2014 年周洪许已任职原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当年有报道显示，他此前曾经任职的那个炮兵团还是四个建制营，其中包括一个防空营(下辖至少一个防空导弹连)、一个反坦克营(下辖至少一个反坦克导弹连，及中共陆军中组建的第一个女子反坦克导弹班)。根据该炮兵团的武器装备(见下文)推断，另外两个建制营应该是：一个火箭炮营、一个榴弹炮-加农榴弹炮营。上文提到的那个团属导弹营不见了，但营属导弹连(如防空导弹连、反坦克导弹连)增多了，导弹配属由营级单位向连级单位下放了，这些建制上的变化反映了炮兵团合成化程度的提高。至于那个导弹营建制为何消失，笔者将在下文展开分析。

[ 2017年6月的一篇报道所配图片及文字说明(详见附录二)展示了“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装备如下：66式152毫米加农榴弹炮，96式122毫米榴弹炮，81式40管122毫米火箭炮，02式100毫米自行突击炮，“红箭8”反坦克导弹，99式双联35毫米高射炮，“红缨6”单兵防空导弹 [49]。前四种武器应该可供装备火箭炮营和榴弹炮-加农榴弹炮营。]

1980 年代，中共陆军步兵师的炮兵团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地面炮兵，其主要武器装备为各类重型地面火炮如榴弹炮、加农炮、加农榴弹炮、火箭炮等，虽然这些炮兵团也配有若干非重型防空武器如高射机枪，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等。步兵师的防空任务主要由高射炮兵承担，编制上一般表现为高炮团。如1989年参加“六四”镇压时，从西长安街一路杀向天安门广场的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3师队列中就有一个高射炮兵团。

2000 年代开始，大部分集团军高炮旅、步兵师高炮团的编制名称逐渐改为防空旅、防空团，其中最主要原因是防空导弹即地对空导弹逐步列装于担任防空任务的高炮部队，从而改变了这些部队主要武器装备只有高射炮的单一化构成。它们的主要武器装备逐步转变为由高射炮和防空导弹两者构成，从而提高了多样化、复合化、合成化程度。中共陆军第1号主力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现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先走一步，“1998年后，坦克第6师、高射炮兵旅分别改编为装甲师、防空旅，直升机大队扩编为航空团。” [50] 同步跟进、并且在二十一世纪到来前将高炮旅改编为防空旅的集团军，还有陆军第2号主力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现中部战区第83集团军)和第3号主力沈阳军区第39集团军(现北部战区第79集团军) [51]。张海阳扶持过的防空导弹信息化“先进典型”第27集团军防空旅(2016年撤销番号)，则属于2000年代的后来居上者。

由于同样的原因，继步兵师之后，中共陆军炮兵师下辖高炮团的编制名称也陆续改为防空团。周洪许当年任团长的第14集团军第40步兵师炮兵团出现防空营这个建制，正好顺应和体现了导弹配属逐级下放的趋势：继炮兵师下辖团级防空部队高炮团更名为防空团后，炮兵团下辖营级防空分队高炮营更名为防空营，炮兵营下辖连级防空分队高炮连更名为防空连……

地对空导弹列装自然会引发一系列战术问题：导弹发射车集群不同于高射炮集群，其发射阵地该如何配置？打击空中目标时，导弹如何与高炮协同作战？转移发射阵地或作战地域时，行军队列中导弹与高炮如何合理编组，以期能最有效地应对途中可能遭遇的敌方突袭？等等。

面对这一系列战术问题，周洪许似有可能暂时把它们撇在一边，同时再次发挥了他以往在“公勤队”上所展现的思维特点，首先从编制入手，念起“合”字诀，组建 “合成”导弹营，即把装备各类导弹(甚至可能包括便携式单兵导弹)的所有分队合编在一起，第一步先着手解决地对空导弹或防空导弹的技术问题，而把上述一系列战术问题暂且搁置以留待第二步或下一步解决。

相对于导弹(II)而言，火炮(I)是上一代武器。[从技术层面看，火箭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火炮(I)和导弹(II)的结合体，类型略为特殊。] 火炮有地面火炮(I-A)和高射炮(I-B)之分，体现在作战行动中，前者对地(A)，后者对空(B)。下列表格中，I和II两者用于区分武器装备类型(高炮还是导弹？)，而A和B两者则用于区分目标空间类型(地面目标还是空中目标？)。(见表格A)

表格A 《第14军第40师炮兵团武器装备类型》

武器装备＼目标空间	(A) 对地或地对地	(B) 对空或地对空
(I) 火炮	(I-A) 地面火炮：榴弹炮、加农炮、加农榴弹炮、火箭炮等	(I-B) 高射炮等
(II) 导弹	(II-A) 地对地导弹：车载型反坦克导弹，单兵便携式反坦克导弹等	(II-B) 地对空导弹：车载型防空导弹，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等

相对于火炮(I)而言，导弹(II)是新一代装备。导弹也有(地)对地(A)和(地)对空(B)之分，这种区分不仅体现在作战行动中，而且更为直接地体现在装备名称上、战术观念上、建制配属关系上(例如高射炮兵作战单位引进“地对空导弹”，地面炮兵作战单位因反坦克任务而引进“地对地导弹”等)。在战术层面，地对空导弹(II-B)通常称“防空导弹”，而地对地导弹(II-A)以反坦克导弹最为常见。(见表格A)

就技术层面而言，地对地导弹(II-A)和地对空导弹(II-B)都是导弹(II)，两者有共同点、相通性，不少技术问题可以放在一起培训。周洪许的导弹营建制，看来是按中共军队传统的“教导队”模式而组建的，侧重于技术层面的统一培训。大致可以推测：导弹营利用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的共同点、相通性，从炮兵团已经列装、掌握的反坦克导弹技术出发，让受训人员触类旁通地快速掌握导弹技术的基础知识和一般原理，然后再根据防空导弹的知识和原理进一步作分专业培训。与此同时，反坦克导弹培训也可“扩招新生”或开“提高班”强化。培训完毕，不再按技术培训需要而是按作战训练要求“撤营编连”：导弹营撤编拆分；地对地导弹培训分队归入反坦克营，编为反坦克导弹连；地对空导弹培训分队归入防空营，编为防空导弹连。

从导弹(II)的角度看火炮(I)，并且引进导弹的装备名称、战术观念等，人们可以发现：地面火炮(I-A)完全可以称之为“地对地”火炮(I-A)，高射炮(I-B)也完全可以称之为“地对空”火炮(I-B)。此处“地面火炮”、“高射炮”是实际应用上的传统名称，而“地对地火炮”、“地对空火炮”则可以视为概括、分类所用的新名称。

上文解释表格A时已经提到，表格中的I和II两者用于区分用哪类武器装备(高炮还是导弹？)来发射，而A和B两者则用于区分向哪类目标空间(地面还是空中？)发射。正是这四个要素的组合，产生了I-A、I-B、II-A、II-B这四个分类模块。(见表格B)

表格B 《第14军第40师炮兵团武器装备“分类模块”》

武器装备＼目标空间	(A) 地对地	(B) 地对空
(I) 火炮	I-A模块：地对地火炮	I-B模块：地对空火炮
(II) 导弹	II-A模块：地对地导弹	II-B模块：地对空导弹

防空部队，如薛爱国任旅长的原第27集团军防空旅，目前一般只使用地对空武器(B类武器)。具体而言，它们在军事史上首先使用的是“地对空火炮”(I-B模块)，随后又使用了地对空导弹(II-B模块)。

地面炮兵部队，如周洪许任团长的原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目前不仅继续大量使用地对地武器(A类武器)，而且因防空需要，通常都有相当数量的地对空武器(B类武器)列装。在军事史上，它们一般最先使用“地对地火炮”(I-A模块)，随后使用的是“地对空火炮”(I-B模块)和地对地导弹(II-A模块)，最后开始使用地对空导弹(II-B模块)。周洪许很可能就是通过导弹营这个临时性建制平台，利用II-A模块和II-B模块的共同点、相通性(即II)，从而把两者合在一块，让官兵们尽快通过反坦克导弹(II-A模块内容之一)来掌握防空导弹(II-B模块主要内容)。

周洪许的导弹营并非首创性产物，但多少可以看作一个缩影，它反映了一个趋势：一方面是防空部队导弹化，另一方面是地面炮兵部队导弹化加“防空自主化”(如周洪许的炮兵团后来有了自己的防空营)，这两个方面同时也引发和促成了作战部队合成化、军事教学和培训整合化、军事院校设置统合化。简而言之，部队要合成，院校要整合。2017年中共陆军炮兵院校和防空兵院校实行建制整合，两者合而为一(见表格C)，反映了炮兵专业和防空兵专业在军事教学上开始全面统合“地对地火炮”(I-A)、“地对空火炮”(I-B)、地对地导弹(II-A)、地对空导弹(II-B)四个模块。

表格C 《中共陆军炮兵院校、防空兵院校建制整合》

年份	学校及校址	发展状况
1986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合肥炮兵学院(院址安徽合肥)；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高炮学院(院址河南郑州)	两校分置
1999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学院(院址安徽合肥)；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防空兵学院(院址河南郑州) *	两校分置
2017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院址安徽合肥，分部院址江苏南京、河南郑州、辽宁沈阳)	两校合并

* 2011年，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兵学院(院址河南郑州)

从战略层面看，炮兵院校和防空兵院校建制整合预示着炮兵(对A打击力量)、防空兵(对B打击力量)两个兵种的逐步一体化，体现了“空地一体，[导]弹[火]炮结合，攻防兼备”[52] 的发展趋势。其实早在1966年，中共火箭军的前身“第二炮兵”组建时所起的兵种(或“亚军种”、“准军种”)名称，就暗示了这种发展趋势。

以上一段所述，或可一言以蔽之：“合成先合编，合训生合力。”[53]

此言出自何人？名为盛黎军者也。盛黎军何许人？“南京军区某集团军装甲部队”首位合成营营长、获2012年度解放军“全军优秀指挥军官”称号者也。“南京军区某集团军装甲部队”何部？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也。该旅当年的政委就是现任中央警卫局政委陈登铝，合成营当年番号为装甲旅一营。

就职业军人的素质而言，薛爱国的防空旅、周洪许的炮兵团、盛黎军的合成营都属中共陆军中不同类型的“先进典型”。看来，在念“合”字诀上，周洪许、陈登铝似乎“英雄所见略同”，应该会有共同语言。

这一趋势也多少反映在中共军队将领的任命上。例如，张海阳之所以能够在2009年出任第二炮兵(2016年起升格为火箭军)政委，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既领导、宣传过周洪许炮兵团这个炮兵的“先进典型”，又领导、宣传过薛爱国防空旅这个防空兵的“先进典型”，而且一度还是后者的直接领导和顶头上司，算多少“懂一点导弹技术特点”的政工干部。

这一趋势甚至还体现于中共最高军事机构中央军委的人事任命上，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曹刚川。曹刚川(1998年授衔上将)之所以能够最终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2002年至2007年)，除了其他各项原因外，应该也得益于他在苏联炮兵军事工程学院的学习经历。[由此可见，这位曹刚川上将还是周洪许少将的同行。] 从1957年至1963年，曹刚川在这所苏联知名军校学习了七年。炮兵专业学制一般并不需要长达七年，因而在此期间，曹刚川除了学炮兵专业，很可能还兼学了防空兵专业和相当于“第二炮兵”专业的若干课程，从而为他日后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1986年至1998年)、总装备部部长(1996年至2002年) 奠定了基础。此后，曹刚川继续升迁，直至进入中央军委、成为中共军队第三号人物(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副主席郭伯雄、曹刚川)，成为中共军队历史上炮兵专业技术军官出身者中任职最高者。

在世界军事史上，炮兵专业出身的军人成为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或一号统帅者，也许仅有法兰西军队统帅拿破仑(1769-1821)一人。同样是炮兵专业出身的曹刚川能够成为一支军队的三号统帅，应该也属于世界军事史上寥若晨星的幸运儿。不过，这位“福将”未来不见得能始终幸运如斯，而是很有可能会被宣判为历史罪人。

2003年，曹刚川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2003年至2007年兼任)出访美国。访问期间的10月23日(美国时间)，他在接受美国CNN记者专访时表态说，解放军已经作好对“台独”最终一战的准备，并公然声称：“宁可台湾不长草，誓死也要台湾岛”[54]。

曹刚川的此番言论无意间向全球公众和国际社会公开披露了中共政权的战争野心，可谓不打自招。这种言论所遵循的是极度法西斯化的“超限战”思路，具有反人类性质。与中共军方的迟浩田(1988年授衔上将)、朱成虎(2004年授衔少将)等人一样，曹刚川完全漠视包括千百万无辜者、非敌对者甚至思想上接受中共影响者在内的台湾民众的生命和财产，有意促成台湾人口整体灭绝、全岛生态环境长期毒化，企图借此达成“留岛不留人”的作战目标。

无论台湾人民或当政者作何种政治选择，不管这种选择是对还是错，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任何军队都没有任何理由让台湾这个宝岛变成“不长草”的不毛之地，也没有任何理由以“不长草”这类大规模杀伤性手段来威胁包括台湾在内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任何人民。更何况台湾当局并未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地区业已存在了73年的既有地缘政治格局和两岸现状！

要是中共当年即2003年前后就对台湾发起战争，陈登铝所在的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军部驻地福建厦门)两栖装甲部队极有可能会成为参与第一波渡海攻击的突击队；周洪许所在的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军部驻地云南昆明)炮兵部队也可能调往台海前线，参与第二波或第三波渡海攻击。

所幸的是，当年的台海总算没有爆发战争，并直至今日。同样所幸的是，陈登铝和周洪许目前都已任职于中南海内，不再会亲自投身或率部投入台海战场，去面对那铺天盖地的火网弹雨、横溢海峡的汹涌血潮……

九，二十大代表周洪许

《解放军报》8月15日报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产生出席二十大代表304名，不过代表名单中并没有周洪许。但回头再细看2022年7月的新华社消息，则可以查到：7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产生出席二十大代表293名，周洪许在代表名单中。这一点似乎有些出乎部分公众的意料。

周洪许所在的分组类别并非“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而是“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之所以如此这般，可能是因为：尽管中央警卫局属于军队系统，但还涉及复杂而又讳莫如深的“双重领导”甚至“三重领导”之类的内部行政关系。

一般可以预计，二十大召开时，周洪许少将基本上不会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内与“武将”及其他军人代表一起讨论军队和国防建设之类问题，而是与“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文臣”及其他代表们在一起，更多讨论其他各类问题。

不过，对周洪许作这样的分组类别安排，并非二十大的特例，而是历届党代会安排历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惯例——

2022年，中央警卫局局长周洪许为二十大代表，分组类别：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

2017年，中央警卫局局长王少军为十九大代表，分组类别：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

2012年，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为十八大代表，分组类别：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

2007年，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为十七大代表，分组类别：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

当然，二十大筹备工作好象也有一些异象。例如，在担任以下军队、武警职务者中间，以往的历届党代会一般会安排约3名代表。然而目前担任这些职务的下列人员，却无一成为第二十次党代会代表(分组类别：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军部驻地河北张家口)军长吴爱民少将、政委汪志斌少将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文化少将、政委张凡迪少将

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白忠斌少将、政委李军少将

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王继平少将、政委傅晓东少将

北京市武警总队司令员李志刚武警少将、政委刘振所武警少将

天津市武警总队司令员鲍迎祥武警少将，政委张令武警少将

河北省武警总队司令员荣久华武警少将、政委陈维旭武警少将

十，对周洪许、陈登铝说两句

本文写到这里，本来也就该结束了。但考虑到本文有可能被中央警卫局局长、政委阅读到，因此在此对周洪许、陈登铝说两句，权当本文的结尾吧。

周洪许、陈登铝两位将军，作为职业军人，你们的专业素质得到不少公众的认可。本人也同样认可这一点。从本文的字里行间，你们可以读出笔者对你们的评价及印象。

上文建议你们看看海外、国外的中共党史类著作。其实，如果中南海警卫纪律、工作条件许可的话，还应该多看看既非用中共“党文化”思维、亦非用官方话语写作的其他历史类、政治类、哲学思想类及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类著作(尤其是中共禁止老百姓阅读的禁书)，多看看“内部参考、禁止外传”的某些书籍，甚至“敌对势力”撰写的“反面教材”。“博览群书”是中国古代文化留下的优良传统。对你们而言，“群书”中自然也应该包括禁书及所谓“反面教材”。

众所周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实行新闻出版管制、网络信息封锁的国家。每个中国公民，当然也包括你们两位，都不能自由接触开放的信息环境，不能充分享有知情权。由于自身的经历，你们对此自然也有所体会。现在，你们既然已经有了相应的军衔和职务级别，除军事机密和中共党内机密的阅读特权外，你们在一般阅读上的实际权限已经接近或赶上了西方国家的普通百姓，所以请你们珍惜自己优越于以往的知情权。

除了其他原因外，从你们工作本身的实际需要来看，从你们本人安危进退的实际处境来看，也确实应该认真读一读上述各类著作。古人曰：“偏信则暗，兼听则明。” 希望你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个“兼听则明”的明白人。作为军人，你们当然更懂得“知己知彼”之道。即使你们始终保持“对党忠诚”，你们除了“知己”以外，总还应该“知敌”、“料敌”吧？不知敌情没法打仗，所知敌情有限也没法工作，所以建议你们多读一些所谓“海内外敌对势力”撰写的东西。至少像本文这样的“反面教材”都写到你们本人了，你们还能不阅读吗？

虽然本人写过几篇此类文章，但我要推荐两位阅读的第一部书，是罗宇先生的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香港，开放出版社，2015年)，以及他的系列文章《与习近平老弟商榷》(2015年至2018年)［请上网查询“与习近平老弟商榷/罗宇/大纪元”］。

罗宇，1944年生于延安，1950年代及1960年代上半叶经常出入中南海，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众多中共“太子党”、“红二代”往来频仍，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75年参加解放军，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时任职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航空装备处处长，1989年因反对中共当局“六四”大规模血腥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而滞留国外不归，1990年因“六四”事件愤而辞去总参装备部航空处处长职务，1992年被中共官方开除党籍、军籍，2015年起成为海外公开反对中共专制政权的知名人士，2020年在美国去世。

出于人性和正义感，经“三思而后行”，这位携带着“红色基因”的“延安儿女”，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海外敌对势力”阵营，并且自豪地成为其中一员。历史会记住罗宇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以及他对中国民主事业所作的奉献。

这位罗宇先生的父亲，就是你们的同行、前任和前辈罗瑞卿大将。由于有些读者并不一定像你们那样了解罗瑞卿，请允许我在此略作介绍：罗瑞卿，1906年出生，早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底成为红军将领。中共建政后，1950年代出任中共公安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大将军衔，1959年后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要职，并长期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1965年起，遭毛泽东、林彪等人残酷迫害而致残，“文化大革命”后获平反，复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1978年在医疗过程中逝世。

罗宇先生的父亲罗瑞卿是中共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习近平先生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这个体制的受害者，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赵紫阳也是中共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中共体制是一个摧残人的体制，它不仅造成大量受害者，而且其施害者、助纣为虐者、从中获利者最终也将成为受害者。质言之，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迟早都会受迫害、最终都要遭绞杀，没有例外。所以这个体制有“绞肉机”之称。

与中共的欺骗宣传所说的内容相反，与你们自童年时代起所受教育的内容相反，你们加入其中的中国共产党绝不是什么“领导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而是危害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邪恶力量。至少你们进入中南海之后耳闻目睹、直接见证的“党中央领导”们腐败不堪的真实面目，就与这个党的自我宣传相去甚远或截然相反。而这些腐败的惊人程度，也大幅超乎你们在野战部队任职时所能想象的极限，尽管我已经注意到你们两位都不缺乏想象力。

中共专制政权必然像苏联共产党政权那样终结或灭亡。这个体制固然在“对敌斗争”方面效率较高，但它对盟友背信弃义，对人民残酷镇压、全面监控、极限压榨，对党内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得你死我活而没有任何底线，甚至这个党的领导层如罗瑞卿、习仲勋也不能幸免，受害者范围甚至波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换言之，中共的“对敌斗争”就是以所有人为敌、与全人类为敌，有意或无意地搞“尽人皆敌”，让每个人都处于直接或间接的危险之中。中共专制政权这个“绞肉机”，正在一步步地、无例外地绞杀所有的人。它的危害面是全民性、全球性的，它的危害性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正因如此，笔者期望二十大是中共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正因如此，笔者期盼中共体制这台“绞肉机”分崩离析、全面解体的历史时刻早日到来。

终结这个“绞肉机”体制，上述悲剧就能最终避免或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所有的人，包括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最终都将是获益者，只是获益多少不同、获益程度不同、获益的方面有所不同罢了。

中共体制像苏共体制那样，注定必将终结或灭亡。正如1991年苏共的丧钟敲响于克里姆林宫一样，中共的丧钟敲响于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天也终将降临。对此无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作为该体制中人，不知你们作何感想？兵法曰：“有备无患”。古人云：“凡事预则立”。每一位解放军军官、每一位二十大代表、每一位体制中人都应该明辨历史趋势，作好相应准备，尽早预留后路，当机把握前程。

中共体制不值得任何人留恋，中共体制的终结不值得任何人惋惜。中共建立了以数字集权为标志的现代奴隶制，对包括你们在内的每个中国公民实施全方位监控。这个制度摧残中国人的个性和创造力，限制中国人的文学艺术创作自由，剥夺中国人民的知情权和民主权利，摧残中国的传统文化，剥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始终拒绝给全体中国人以迁徙自由，始终拒绝切实保障中国人的生育、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基本权益，破坏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阻碍中国经济的正常、协调、可持续发展，阻碍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全面提高，对中国各少数民族实际施行民族压迫、民族同化的种族灭绝政策，阻碍和摧毁香港的“一国两制”，阻碍台湾与世界各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非政治性组织、民间组织)的正常交往，阻碍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甚至集中全力超速发展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企图以“超限战”谋求全球超级霸权，从而使中国逐渐沦为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中共的倒行逆施与整个人类文明背道而驰。很多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人、尤其是有过在西方国家生活经历的人，对此都有切身体会。

鉴于中国人重视教育的悠久传统，本人由衷祝愿两位将军和你们的战友、部下以及中央警卫局所有官兵的子女都能享有去西方国家留学的机会，就像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那样，就像中共大部分党、政、军高层领导的子女去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留学那样。我希望你们的子女能留学西方，这在眼下或许只能停留于一个美好的祝愿。但我相信，在拆除中共政权这个“绞肉机”之后，这个美好祝愿的实现一定会像处理日常生活问题那样，不再有那么多的禁忌和限制。因为一个在民主制度下建立起来的中国政府，不会再担心海外出现罗宇先生那样的政治叛逆者。而罗宇先生那样的人，也完全没有必要、更不会有意愿背弃一个他所热爱的民主体制的故国。

注释

[1] 张海阳：《为时代先锋树碑——我亲历的四个重大典型宣传的回顾》，(载)郑怀盛、颜承纪[主编]《钢铁团记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下册。

[2] 同[1]。

[3] 同[1]。

[4] 同[1]。

[5] 参见《人民有难》，载《解放军报》，2008年6月17日。

[6] 双石：《血脉 • 铁军无畏(2)》，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9月6日。

[7] 都梁：《亮剑》，北京，解放军文艺社，2005年第三版，第三十三章，第400页。

[8] 双石：《洗磨 • 铁军无畏(6)》，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11月6日。

[9] 参见《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和全军优秀参谋人才名单》，载《新浪军事》网，2006年11月18日；原载《解放军报》，2006年11月18日。

[10] 参见《赵宗歧》，载《维基百科》，2021年7月。另参见《战区五虎将：赵宗歧曾是对越侦察作战尖兵》，载《腾讯新闻网》，2016年2月3日。

[11] 参见《“国家领导人”被乱刀砍死——揭中共不敢公开的内幕》，载《新唐人电视台》网站，2018年11月1日。

[12] 参见《王牌特种兵杀进北京：天子脚下的杀戮和背后的血腥——建国门枪击大案》，《江峰时刻》(自媒体视频)，2018年9月20日。

[13] 《军方绝密：掌中南海防空的81军旅长神秘死亡》，载《万维读者网》，2020年5月14日。

[14] 《成都军区炮兵团善于用炮弹展示过硬水平》，载《解放军报》，2008年4月19日。

[15] 参见《乌蒙山中新铁军》，载《人民日报》，1995年7月6日，第一版。

[16] 《解放军“乌蒙铁军”直击：每年8次实弹射击》，载《中国网》，2008年4月18日。

[17] 双石：《重负 • 铁军无畏(3)》，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9月14日。

[18] 参见《成都军区组织首长机关集中轮训——锤炼指挥本领》，载《解放军报》，2014年6月25日。

[19] 参见CCTV纪录 [国家荣光]《断肠明志——陈树湘》(视频)，2020年。

[20] 参见新华社《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这场关键一战？》，2021年4月25日。

[21] 《陈树湘：“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载《新华网》，2018年9月9日。

[22] 《中央红军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的壮烈人生》，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9月16日。

[23] 吴仁华：《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加利福尼亚，真相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424页。

[24] 同[23]，432页。

[25] 《听，习近平讲英雄故事》，载《央视网》，2021年7月7日。

[26] 同[5]。

[27] 双石：《旗帜 • 铁军无畏(4)》，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10月7日。

[28] (参见)金一南：《以宽容大度著称的总司令朱德为何在四渡赤水期间对黄克诚和陈赓两次大发其火？》，转引自《文汇网》，2021年3月17日；原载《炎黄春秋》，2021年第三期。

[29] 参见《被中共删除的“长征”真相》，载《大纪元新闻网》，2013年11月10日。

[30] 同[5]。

[31] 参见《“沉船计划”详解》，载《鱼窥狮界》网，2017年10月29日。

[32] 参见《朱成虎》，载《百度百科》，2018年。

[33] 同[5]。

[34] (参见)张戎、乔 • 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Globalflair 有限公司, 2005年，第15章《刘志丹的命运》(144-147页)。另参见《刘志丹》，载《维基百科》，2021年6月。

[35] 同[34]，146-147页。

[36] 同[34]，第47章《发动文革的一场讨价还价》，446页。

[37] 同[34]，第47章《发动文革的一场讨价还价》，446页。

[38] 参见《军委副主席有史以来就属高危职务》，载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2018年1月18日。另参见《高危职务——中共7名军委副主席在内斗中死亡》，载《阿波罗网》，2020年7月10日。

[39] 参见《邓小平暗藏杀机——一言警告周恩来不要篡权》，载《多维新闻网》，2017年11月16日。(另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472页。

[40] 《团长周洪许：高起点高标准抓基层打基础》，载《人民网》，2008年4月8日。

[41] 《“乌蒙铁军”依法治军——记成都军区某炮兵团》，载《法制日报》，2008年4月17日。

[42] 《个别领导干部管反腐带头腐败，让官兵震惊！》，载《解放军报》，2015年8月19日。

[43] 同[18]。

[44] 同[8]。

[45] 同[5]。

[46] 参见[1]。

[47] 参见[14]。

[48] 《成都军区炮兵团新型导弹列装3个月形成战斗力》，载《观察者网》，2006年10月14日；原载《解放军报》，2006年10月14日。

[49] 《“乌蒙铁军”转隶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将光荣传统带到新部队》，载《观察者网》，2017年6月15日；原载《解放军报》，2017年6月15日。

[50] 同[23]，85页。

[51] 同[23]，245页、273页。

[52] 《一辆战车嵌入多个兵种》，载《解放军报》，2016年7月16日04版。

[53] 《合成营营长的“合”字诀——记南京军区某装甲旅一营营长盛黎军》，载《新华网》，2012年12月30日；来源：国防部网站。

[54] 部分参考材料：

《大陆台海问题专家：解放军摩拳擦掌灭“台独”》，载《搜狐新闻》网，2004年4月1日；来源：《海峡都市报》。

《北京专家：解放军灭台独必胜》，载《万维读者网》，2004年3月31日；来源：《香港商报》等。

谭密：《中共喉舌无意中证实“终末战争”计划：“宁可台湾不长草，誓死也要台湾岛”》，载《博讯新闻网》，2004年4月1日；来源：《侨报》等。

附录一 周洪许与周小周、赵宗歧、张海阳、张又侠的交集情况

说明：黑线框内为周洪许的高频度交集，复线框内为周洪许的低频度交集及或然交集

周洪许时间线	周洪许	周小周	赵宗歧	张海阳	张又侠
1990年代初期、中期	初级军校学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某部(第31师？第40师？)作训参谋	某部连长、团长	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武官(1988-1991)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副参谋长(1991-1992) 西藏军区山地步兵第52旅旅长(1992-1998)	兰州军区第21集团军第61师政委(1985-1992) 总参谋部兵种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92-1996)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师长(1987-1994) 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副军长(1994-2000)
1998年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31师作训科科长	北京卫戍区副参谋长(1998-2001) 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副军长(2001-2003)	西藏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1998-2003) 成都军区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2003-2004)	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政委(1996-2002)	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副军长(1994-2000)
2005年初至2009年后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团长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2003-2007)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军长(2007-2012)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军长(2004-2007) 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军长(2007-2008) 济南军区参谋长(2008-2012)	北京军区副政委(2002-2005) 成都军区政委(2005-2009)	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军长(2000-2005)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2005-2007) 沈阳军区司令员(2007-2012)
2014年6月前至2015年8月后	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	成都军区参谋长(2012-2014)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2014-2015) 成都军区善后办主任(2015-2016)	济南军区司令员(2012-2016)	第二炮兵政委(2009-2014)	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2012-2017)
2021年7月中旬截止	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		西部战区司令员(2016-2020)		中央军委副主席(2017-)
2021年7月15日起	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				中央军委副主席(2017-)

附录二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部分武器装备 (据2017年报道)

资料来源：

文章《“乌蒙铁军”转隶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将光荣传统带到新部队》所附摄影图片的[以下]文字说明，载《观察者网》，2017年6月15日(文章原载《解放军报》2017年6月15日)

(以下信息虽然并非详尽、甚至可能不尽确切，但仍然可供参考)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66式152毫米加农榴弹炮，该炮最大射程17公里，军改前广泛装备于我军摩托化师[、]旅炮兵团和集团军炮兵旅 (图片来自新华网)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96式122毫米榴弹炮，该炮发射底凹弹时最大射程17公里，发射火箭增程弹时最大射程27公里，具备360°环射能力 (图片来自云南网)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81式40管122毫米火箭炮，这款火箭炮是我军主力师属火箭炮，最大射程20公里 (图片来自新华社)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02式100毫米自行突击炮，这个连队诞生了“全军爱军精武标兵”拉巴顿株 (图为军事报道截图)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红箭8”反坦克导弹[车]，该团组建了全军第一个女子反坦克导弹班 (图片来自云南网)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99式双联35毫米高射炮，具备世界先进水平，是名副其实的“低空铁扫帚” (图片来自中国军视网)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红缨6”单兵防空导弹，性能超越了法国“西北风” (图为央视报道)

附录三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军官及建制 (2008年5月至8月)

资料来源：

双石(张键)：《铁军无畏》(报告文学连载)，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8月至11月

以下资料虽然并非详尽、甚至可能不尽确切，但仍可供新闻报道、学术研究等参考，至少可为之提供背景材料。资料收集工作费时费事，编为此附录，以期有助于有使用及研究之需要者减少重复劳动。其中有些信息还具有追踪报道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如下列名单中四营营长陈勇，后来成为该炮兵团最后一任团长(2017年4月 29日该炮兵团整建制转隶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后，原番号随即撤销)。

炮兵团副营级及以上干部(39人)：

[正团级] 团长周洪许、政委曾祥明，

[副团级] 副团长戴胜宇、副政委王同宇、副政委史文宏、参谋长黄建中、后勤处处长高彪、装备处处长赵岗、政治处主任王敬斌，

(以上9人为炮兵团中共党委成员)

[正营级] 副(团)参谋长梁刚刚、一营营长刘国华、二营教导员那维东、三营营长王洪涛、四营营长陈勇、四营教导员孔令穗、后勤处副处长张开顺、军务股股长姜亚新、作训股股长李顺平、通信股股长郭兰华、组织股股长李远军，

[副营级] 保卫股股长梁志、宣传股股长郑开斌、军需股股长李溢、军运油料股股长杨俊、管理股股长全洪渊、公勤队队长江军、二营副营长高兴、三营副营长曾祥忠，

其他正营级、副营级干部12人(其中包括一营教导员、二营营长、三营教导员、侦察股股长、一营副营长、四营副营长等)。

炮兵团正连级干部(人数不详)：

一连连长任春雨、一连指导员张建法、二连指导员金家旺、三连连长冯荣、三连指导员郑立波、四连连长肖畅、四连指导员张立、五连指导员雍小波、六连指导员王劲松、七连指导员李学锋、八连指导员胡宝发、九连连长胡连勇、九连指导员冯杰、十一连指导员郑国防、十二连连长赵贵明、十二连指导员张汉华、三营指挥连指导员宰加勤，

团指挥连连长王灿、团指挥连指导员徐德友、汽车连连长邓华、修理连连长李文凯、修理连指导员张军、政治处干事谭铮铮、教导队指导员雷雄、后勤处协理员董银军、机关食堂司务长潘东、作训股参谋曾东明、作训股参谋梅训、侦察股参谋范友斌、通信股参谋张伟杰、宣传股干事严祖洪，

其他正连级干部(其中包括二连连长、五连连长、六连连长、七连连长、八连连长、十连连长、十连指导员、十一连连长、一营指挥连连长、一营指挥连指导员、二营指挥连连长、二营指挥连指导员、三营指挥连连长、四营指挥连连长、四营指挥连指导员、汽车连指导员、教导队队长等)。

炮兵团建制：

团机关直属队(包括公勤队)

司令部：军务股、作训股、侦察股、通信股、指挥连、教导队

政治处：组织股、保卫股、宣传股

后勤处：军需股、军运油料股、汽车连、卫生队、招待所、机关食堂

装备处：管理股、修理连

(16个建制连队如下)

一营：指挥连、一连、二连、三连

二营：指挥连、四连、五连、六连

三营：指挥连、七连、八连、九连

四营：指挥连、十连、十一连、十二连

[按一般规律推测，一营似为榴弹炮-加农榴弹炮营，二营似为火箭炮营，三营似为反坦克营，四营似为防空营。]

炮兵团历任军政主官(不完全记录)：

团长：卢兴波 [……………………] 周洪许、陈忠良、陈勇

政委：沈俊鑌 […] 庞龙、陈国朝、曾祥明、王波、朱江

[陈勇、朱江两人为炮兵团最后一任军政主官]

附录四 周洪许文章之一 [会议发言稿]

《高起点高标准抓基层打基础》

成都军区某集团军炮兵团团长周洪许

我们团是全军贯彻落实“五句话”总要求的先进典型，1998年军委转发我们“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反复抓落实”的基本经验，2000年被中央军委记一等功。如何向防空旅学习、不断推动部队全面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我们团党委在学习中感到，关键是要积极适应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新形势，高起点高标准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

新时期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对部队建设尤其是基层建设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防空旅始终瞄着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牢固树立“建为战、用为战”的思想，不断提高部队信息化条件下的实战能力。学习防空旅的基本经验，就应该像他们那样，把“打赢需要的就是我们抓紧要干的”作为部队建设的一个理念，切实把基层建设目标向打赢聚焦，自觉做到思考问题从打赢出发，制定目标瞄准打赢设计，力量投入围绕打赢配置，成效评估用打赢衡量，努力形成着眼军事斗争准备抓基层、围绕打赢搞建设的局面。这些年来，我们注重引导个别营连把工作标准从“安全标准、生活标准、完成一般任务标准”引导到提高打赢能力上来，始终坚持从严从难摔打部队，坚持每季度组织一次全员全装战备拉练，每年把部队拉到高寒山地进行适应性训练，把“挑战极限练体能，模拟环境练应用，要素集成练指挥，对抗作战练谋略，综合训练练能力，全程融合练作风”贯穿于训练演习中，使部队实战能力不断提高，每次实弹射击都是全优，装备出动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

培养高素质人才是防空旅的强旅之本、发展之要，也是我们抓部队建设的一个重点。学习防空旅的基本经验，就要始终围绕打赢来提高官兵素质。近年来，我们坚持广泛开展计算机和英语学习活动。目前，全团100%的干部和75%的士官通过了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义务兵人人会操作微机；75%的干部通过了国家英语等级考试。我们坚持把优秀人才送出去培养，团队先后有17人考上硕士研究生，1人考上博士研究生，团班子成员人人都是研究生，从而为推进部队全面建设创造了条件。

(引自《学习北京军区某防空旅基本经验座谈会发言摘要》，载《新浪军事》网站，2005年9月29日；原载《解放军报》，2005年9月29日)

附录五 周洪许文章之二 [报刊专栏文章]

沙场视点■ 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周洪许

《首长机关要当好练兵打仗领跑者》

首长机关是部队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平时指导训练，战时指挥打仗，其地位和作用决定了要训强部队先要练强机关。如果把练兵打仗比做长跑，那么首长机关就是领跑者。因为，只有谋打仗、善打仗的机关，才能带出能打仗、打胜仗的部队。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就首长机关组织指挥的根本职能来说，只有把作战指挥链条上各个环节训全训到位，才能融合集成整体组织指挥能力。首长机关的每个岗位、每个人，都是链条上的重要环节，首长机关在指挥打仗中没有局外人。

长期以来，由于首长机关日常业务繁杂、工作头绪多，一些单位首长机关训练存在偏训、漏训现象。有的机关干部认为机关的职能是谋划工作、指导部队，在训练中存在对部队要求严、对自身要求松的现象；有的干部认为指挥打仗是司令部门的事，与其他部门关系不大……

首长机关是部队建设的“龙头”，理应在训练中以身作则。如果仅给部队定指标、提要求，或坐而论道、不付诸行动，指导部队就没有底气，更没有说服力。各级应切实按照打仗要求狠抓机关训练，标准上高于部队、要求上严于部队，切实夯实首长机关指挥打仗的能力基础。

(引自《成都军区组织首长机关集中轮训——锤炼指挥本领》，载《解放军报》，2014年6月25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