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讨习，万言檄文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生活在欧亚大陆东南部的所有居民，无论是否认同自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甚至是否认同中国人的身份，都天然地享有平等追求自由生活的权利，在慈爱、和平、公正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有天赋的人权选择自己的个人命运、参与决定他们作为一部分的社区、国家和人类共同体未来发展方向和相应的手段。在个人自由意志的前提下，各个民族、文化、宗教或政治共同体（例如汉族相对于藏族、维吾尔族等，香港、台湾相对于大陆等，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相对于无神论者等等），都有自由珍惜保留传统，追求平等合作、融合共荣，并选择与其他伟大的东方文明一道最终建立民主的亚洲共同体、在实现亚洲文明复兴和进步的基础上，为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演进做贡献。

大约十四亿人口的庞大人群，在21世纪有机会实现个人自由、族群自治和亚洲复兴的三重跳跃。在二十一世纪，这个三重跳跃可能是人类可以想见的最伟大的社会进步。但这个历史机遇和潜能却被中国共产党的邪恶统治所阻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六十多年里，当亚欧大陆逐渐被民主国家花环映衬生辉时，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中共的六十多年统治建立了一个居中夜叉国，不仅拒绝自由民主在共产党奴役的地区生根、开花、结果，阻挠那里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呼吸自由的空气，而且，在一个崛起的专制大国的喧嚣下，从日本、韩国、台湾到东盟国家和印度，亚洲的民主都受到腐蚀和威胁。

在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体现人类文明、和平、进步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遭受过三次全方位的挑战。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日本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等建立了轴心国联盟，对以“国联”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发起进攻。在20世纪人类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美、英、法为领导的反法西斯同盟摧毁了德、意、日法西斯体系，挽救了人类文明。

紧接着，冷战爆发。一个发迹早于法西斯而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暴发起来的苏联共产主义体系纠合它的卫星国（包括毛泽东刚建立的共产主义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为首的反共国际体系展开了生死较量。尽管这场总体较量被称为“冷战”，但真枪实弹的热战并未停止，而且核战争的威胁从未消失。幸运的是，在共产主义政权自身内耗和爱自由的人民和国家的双重努力下，欧洲的共产主义体系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分崩离析，人类再次避免了步入黑暗。但在东西方冷战中，因为它与苏联的冲突，中国在美苏中世界大三角格局中不仅避免了受到西方的集中攻击，而且还得到发展空间，并借世界上的各种危机（例如，苏联崩溃、反恐战争、金融风暴等）迅速崛起。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创造出了“中国奇迹”，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创造力得到解放、全体人民辛勤工作的结果。同时，和平的、有利的国际环境，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人才和技术的帮助，海外华人资本的参与，甚至在中国发展早期国际组织的援助，都是中国经济腾飞不可否认的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最大贡献在于，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务实领导人的推动下，它放弃了毛泽东疯狂激进的祸国殃民政策、弱化了共产党全知全能的救世主傲慢心态，回归常识，实事求是，不再全面打击人民创造力、敌视民间智慧。这一中共执政史上的短暂“小阳春”本有可能赋予中国全面融入、参与创造世界文明的历史机会，但中共对权力的贪恋以及对权力带来的贪腐特权的沉溺让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并以野蛮的暴力镇压方式，从天安门到雪域高原，从天山山麓到东海之滨，动用国防军、国内维稳武警、政府司法暴力机器、准司法协警治安力量和黑社会组织，对中国人民开始了常态化的内战。中共维稳经费曾几度超过国防费用，就向世人宣示，中共政权的最大敌人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偏离了人类的主流文明。

中共的维稳体系、其实的内战状态把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尊严、人权和幸福的可能冰冻了起来。民主自由人士被全面镇压，民间领袖人物遭拘禁或流放，公共舆论被消音，而且由党的喉舌鼓噪污染、充斥和垄断公共空间，非政府组织遭到全面阉割、封杀、禁止，国际公民社会的关注和监督也被党国权力驱赶和污名，所有这一切，为中共打造和控制的“党-国-军邪恶三位一体”自赋和扩充特权，滥施法外权力甚至淫威暴力，提供了空前绝后的机会。

在一个所谓的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的“人民共和国”，由世界历史上第一大专制政党、仰赖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和攫取世界第一大居民体，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寡头体系，一个“党有、党治和党享”的政权，一个“官有、官治和官享”的政府。中共政权和它的代理人无恶不作其极，贪污腐化盖世，骄奢淫逸无度，但他们在坏事做绝的同时还要把好话说尽，自欺欺人，欺世盗名，政权和官员的虚伪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共的“红二代”加“官二代”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却以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速度完成了寡头转型。在国民总收入所占的比例，官需和官员消费已从一成上升到三成以上。与此相对照，民需和民众消费却从六成滑倒了三成以下，财富分配上“官进民退”的大趋势并无停止的迹象。中国普通的百姓以美国人均收入十分之一的收入却要支付高于美国的米价、肉价、车价、甚至房价。与官员特权阶层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大众不仅面临急剧加速的相对贫困化，而且还正经历绝对贫困化的威胁。中国经济下行带来的所谓新常态，更会继续加剧城乡居民和工人、民工的困境，同时还在侵蚀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正如全国各地的大雾霾和天津的大爆炸暴露出来的，中产阶级的生命财产随时都有灰飞烟灭的危险。

面对日益显露的经济危机，中共政权不是采取放权让利来兴民富民、通过建立法治体系来保障服务经济、加快健全市场经济体系来重振信心，而是在习近平一意孤行的权力意志指导下，走上了一条疯狂冒险的邪路。习近平在接班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其言行举止、所思所想已经全面暴露出他错误的治国执政的总体路径，现在已有足够的证据来做出判断，习近平以此道路走下去，不仅会给生活在中国的十四亿人（包括执政集团自身）带来灭顶之灾，而且还会对以自由民主体制、法治市场体系为基石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德国、苏联前两次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挑战和冲击还发生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之前，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自由民主世界都可以清晰地界定和消灭它的敌人。今天，崛起的中共专制帝国利用全球化的便利和西方的接触政策，已经在西方内部控制了许多战略资源和平台，可以以西方经济和人民为人质进行要挟，所以危险更隐蔽、复杂和可怕。

我们在此有足够的理由说，习近平正在带领他的共产党、绑架上中国人民向以西方文明价值观为主体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发起挑战和进攻。我们有以下一系列证据来说明，习近平的危害，如不被制止，将是可以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东条英机的日本军国主义和苏联的极权主义相提并论的。

首先，习近平成长和发迹的历史预示着庸人制造极度邪恶的历史可能。

尽管习近平有清华大学的文凭，甚至还“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但知情的人都清楚，工农兵学员的大学教育和在任职期间请秘书下属代为操刀拿到的博士学位，都不能掩盖习近平真实的初中教育水平。作为那个疯狂而又封闭一代的代表人物，习近平的全面教育就是从红小兵到红卫兵的洗脑过程，以及在他的父亲遭到毛泽东清洗后他在社会的江湖底层学会的生存法则。自卑与自狂的双重性格，恐惧猜疑和算计狡诈的处事方法，阿谀奉承的虚伪掩饰和小人得志的飞扬跋扈，都在习近平的言行中暴露无遗。他一方面得利于中共专制体系下人事选拔制度中的逆向淘汰机制，所以以“老实厚道”、平庸无害而成为接班人；但另一方面，成功的接班使得他的自我无限膨胀，乐于独断专行、发号施令，无法广开言路，倾听专家能人意见，所以，有权就任性成为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例如，他的阅兵行动就是在未征求任何意见的情况下独断的。

如果我们注意到，当中共最高领导人进入权力傲慢和任性时，就是中国人民灾难之日。中共历史上的“左倾冒进主义”和毛泽东的“大跃进”、“文革”就是典型例证。当中共领导能够尊重事实、尊重常识，对自己的能力有点怀疑精神，对自己的永不犯错、“伟光正”不再迷信，中国人民就能生活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进步就是例证。今天，习近平认为自己就是“万民之父习大大”，中国人的衣食父母，千年盛世的明君，一个崛起大国的领袖。正如汉娜·阿伦特在观察思考法西斯德国作恶时所说的，毫无魅力的平庸的人却经常可以造就极恶。习近平就是这样的候选人。

第二，习近平的权力意志以法西斯专制哲学家为指引。

习近平最喜欢用的一个名词是“政治定力”。他自以为他和他领导的中共找到和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拥有了宇宙真理，所以，他有强烈的权力意志，要去贯彻实施一项宏大的人类社会改造工程，完成他的“两个百年计划”，以具有征服全球的帝国心态实现他的所谓“大国复兴”、“大国崛起”和“中国梦”。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复兴计划”，可以发现他和他的御用文人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千年帝国”和法西斯头号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回收了许多历史垃圾陈货。他们都以执掌权力为终极目的，把社会人群分割为“朋友”和“敌人”两大对立阵营，树立所谓“领袖”、“元首”人物的绝对“主权地位”、“定夺权”和“紧急状态权力”，用法外权力超越、甚至取代宪法权力，抵毁和反对自由宪政和议会民主，在具有强烈民族优越感的独特主义指引下，企图征服世界，建立乌托邦的理想王国。在习近平那里，具体就是通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正如共产主义理论的祖先马克思所观察到的，人类历史经常出现类似的愚蠢事件，只不过第一次通常以悲剧而结束，而第二次却是以滑稽闹剧而散场。习近平就是在上演“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二场。例如，他经常说，他们有三个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但如果我们看看他展示他和他的党国自信的“9·3大阅兵”，就可以看到他和他的党国的怯懦：在一个可以容纳百万人的世界第一大广场天安门广场，仅仅有两万的观礼“群众”，而这些所谓的群众其实大多是各机关干部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子女。而可以容纳更多观众的整个东、西长安街也在几个街区以外就实行隔离和清场。参加阅兵的两万不到的军人结果还要由80万的街道“义务治安员”来保护。总之，与希特勒的阅兵相比，习近平展示的是没有广泛群众动员的法西斯运动；与毛泽东的天安门检阅相比，习近平树立的是没有狂热信徒的个人崇拜。

第三，习近平已经完成了一项宪法政变。

在经历自找、自造的“文化大革命”内戕后，中共领导人首先为了避免自己再遭“封建法西斯”的荼毒，在1982年制定了中共执政史上最为进步的宪法。尽管这部《82宪法》并未消除中国灾难的根本之源，那就是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但与以前几部赤裸裸的专制宪法相比还是缓和了许多。但就是这么一部中共自己制定的根本大法，在习近平上台后就几乎成为一张废纸。

例如，中共建制继承了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委员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确立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此权力构架下，国家主席是一个荣誉虚职，以总理为政府首脑和他领导的国务院是国家真正的执行机关，总理对人大负责。当然，在党的领导的紧箍咒下，党总是行使“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但是，政府和党的分工过去还存在，政府的实权还未虚化。习近平上台后的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他就通过毛泽东文革期间设立“文革小组”的方式，在国家主席之下、政府国务院之外建立了十几个委员会，并担任主席或组长。尽管习近平已经担任两个军委主席（党的军委和国家军委）的职位，但为了绕过国务院，强化自己亲手对内政安全的控制，在未经人大授权，也未修宪的情况下，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把国家内外安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网络空间和生态安全，统统纳入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而协助他实现“权力事无巨细，统统收归中南海”的是没有在政府系统、甚至党务系统担任任何正式职务的个人亲信。例如，栗战书是他的中办主任，王沪宁是他的外事和理论智囊，朱国峰是他的秘书文胆，李书磊曾是他的政治秘书、刘鹤是负责财经等事务的助理， 鲁玮作为国家互联网信息控制的掌门人。他们如此低调保密，有的名字甚至成了官方搜索引擎的敏感词。一个具有强烈个人集权色彩的“超级主席制”、“元首领袖体系”已经建成。政协更像群众团体，人大更像原来的政协，而政府几乎落为听拆跑腿的丫鬟。当然，所有党国的机器在百姓面前出现时，还足以让平民百姓发抖，但有尚方宝剑护卫的马云和他的淘宝网主管就敢公开叫板国务院的工商管理总局。

近期中国出现的股市大崩盘和天津大爆炸，全面暴露出习式体制的低能无效。本来中国经济危机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随着人们对中国政府和未来政策信心丧失，股市的波动也是必然的。然而，中共认识不到事物的本源，而是任性胡搞、暴力救市，一手破坏了法治建设，例如，公安部工作组进驻证券委，在全国大肆逮捕证券公司主管，等等；另一手破坏了市场经济，例如，停止和取消市场交易，践踏商业契约精神，把习近平自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马上抛在脑后。而这两者都是中共宪法宣誓要发展和完善的原则。结果，习近平把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点进步也全盘抛弃了。同时，作为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天津大爆炸”后从未发声、担当责任，爆炸现场更未见他的身影。可见，习近平只是一个贪权恋位而不愿担当负责的野心家。

第四，习近平通过“自己政变”的方式，甚至推翻了中共自己的所谓“党内民主”规则和程序。

尽管中共的党国体制基本上是一个人治的体系，其架构运作可以随着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而调试。但习近平上台以后，不愿接受共产党自身“党内民主生活准则”的限制, 尤其是在中共特殊的选拔制下由前代领导人安排的人事布局成为习近平为所欲为的障碍，所以，他甚至试图摆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领导的工作程序，倚重“习办”打理朝政。

如果对照一下中共自己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可以看清习近平实行的是践踏党国自己政治规矩、大树个人权威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若干准则》是中共在经历多次自戕之后幡然醒悟、集体反思的结果，是在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历史性文献。在里面有专章讨论“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并这样写道：“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 “在干部工作中要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严禁以派性划线，严禁利用职权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私人势力。共产党员应该忠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原则，不应该效忠于某个人。任何人不得把党的干部当做私有财产，不得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 “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 “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核反党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

《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尊重和保障人权。广开言路，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法律实施工作，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但习近平通过毛泽东“文革”时期建立小组的揽权方式建立了十多个小组，而自己身兼全部领导职务，包括传统上应由总理负责的事务，例如，财经工作小组、深化改革工作小组、网络安全工作小组等等。尤其是囊括外事、内政、国防、治安、经济、金融、通讯、文化、环境所有领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是在既没有人大授权、又没有进行修宪的情况下由习近平滥用党权一手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搞出一个《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不仅强调中央对各级纪检工作的直接“统一领导”，而且还把这一党的生杀予夺大权全面扩展到政协、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和事业单位，再一次强化党对权力的集中。更为荒谬的是，中共还制定了《领导能上能下若干准则》，在反腐手段以外，又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任意整肃官员队伍的习式规矩。

总之，在习近平把所有权力都关进自己的笼子里的任性胡为下，中共传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近的“八荣八耻”、党章规定的“党员的八项义务”和“党员的八项权利”都被彻底忘却，习近平带领贪腐成性、兽欲横流的共产党集体堕落成了“忘八党”。

第五，习近平的所谓反腐就是以权力斗争为核心的大清洗。

习近平当下在中国还有一群“粉丝”，他们倒并非全是“脑残”、“五毛”，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习近平有魄力，有望解决共产党的腐败固疾。习近平知道、也很善于利用民间的期盼和左右民间的情绪，所以，在习-王反腐体制下，习近平展开了大规模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运动。冷静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习式反腐的几个特征：（1） 习近平家族尽管也是富可敌国，在香港和海外都有上亿资产，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习式家族、他的内圈人物、甚至在他工作的地方会成为反腐的目标。（2） 目前被拉下马或投入大牢的官员，要么是习近平接班过程中的政敌，要么是寒门子弟，“红二代”和“官二代”的腐败官员还在腐败。（3） 抓“大老虎”到周永康似乎已经到底，在“9·3大阅兵”上“老老虎”和“大老虎”集体亮相，预示反腐运动已是虎头蛇尾。（4） 因为中共的腐败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还是根植于官员整体邪恶本性，所以，腐败是中共体制运作的前提和结果。反腐带来的官心不稳、甚至狗急跳墙，使得习近平也不敢严惩“大老虎”，那些罪该万死的贪官、恶官却能获得罪不容诛的待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习近平对律师、记者、出版人、人权活动人士却是置之死地而后快，以致仅仅是行使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两位七旬老人记者高瑜女士和香港晨钟书局出版商姚文田都被投入大牢、忍受七年和十之久的恶判。我们可以说，习式反腐就是为了抓到和集中大权而进行的派系权力争斗，对中共官员来说，这是一场残酷的大清洗；对老百姓来说，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忽悠和骗局。

第六，权力集中的习近平会更进一步围剿中国公民社会力量、绞杀任何民主化的可能。

习近平的体内流淌的是毛泽东的血液，所以尽管他口口声声说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他在做的是要消灭社会的党国全权主义。他控制和吞纳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要全面绞杀中国出现的公民社会的萌芽。他提出的所谓“七个不讲”，就是要反对普世价值、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历史真相，就是要掩盖中共的历史罪错，就是要保护党国新寡头和他们的权贵资本利益。

在这样的反动纲领指导下，习近平大肆抓捕记者、作家、律师，全面镇压访民，残酷迫害信仰团体（尤其是基督教家庭教会）。如果人们认为，胡锦涛“和谐社会”（横行霸道的“河蟹社会”）的十年时期已经给中国造成十年的停顿，那么，习近平在掌权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其残酷镇压公民社会的程度、抓捕民主自由人士的数量就早已超过整个“和谐十年”。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被抓捕、拘禁的律师就已经达到两百多人。这种趋势再往前行一步，就会进入到毛泽东砸烂“公检法”、废除律师制度的无法无天状态。当然，我们知道，习近平有心废除独立的法院和消灭中立的律师，但也会有意强化作为“刀把子”的公安和整个暴力专政机器。

为了建立他的没有社会的国家主义，习近平近几个月来通过了一系列的恶法， 例如，《国家安全法》（2015年七月）、《反恐怖主义法》（2015年二月第二稿）、《网络安全法（草案）》（2015年九月）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2015年六月第二次审议稿）。简单说来，所有这些法律都集中在一个目的上：为了他的所谓“政体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防止所谓的颜色革命，习近平用极端主义的毛式意识形态、国家恐怖主义的手段，来把社会撕裂为相互提防、猜疑、告密和毒害的敌我矛盾体，制造和加深社会原子化状态，让中国人接受“阴谋论”仇视外部世界，让汉人相信“野蛮论”鄙夷少数民族，不断在大陆渲染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充耳不闻港、台等地的本土诉求，最终结果将会加剧各方的离心主义，把中国引向全面的分裂主义。

第七，习近平完成了类似于朱元璋、毛泽东的个人权力集中过程，带来了中共政权的杂种化，制造出一个类似超级病毒的专制政体和红太阳帝国。

习近平内心里是没有任何政治定力的，他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口头上他高喊坚持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现实中没有一点平等博爱、正义公平，而无非是“红二代”联合“官二代”组成的新兴寡头集团以共产为名掠夺十四亿人民的财富罢了。对习近平和他的整个中共来说，马列的教导反倒成为他们对人民专政的灵感源泉，例如，如何用血与火积累资本，如何把议会变成空谈馆，如何在当下中国实行波拿巴主义，如何把维稳体制建设成管理寡头公共事务的执行委员会，等等，他们运用起来都驾轻就熟。对中共来说，马列外套更是反穿的画皮。

与此同时，习近平受到一群新权威主义者（例如王沪宁）、新法西斯主义者包围，所以在他人生如戏的表演中，可以模仿法西斯的宏大和荣耀。但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比，他又缺乏二者的口才、蛊惑力和表演天才，所以一场劳民伤财的阅兵被他的十来次左手行礼坍台。习近平还试图从中国五千年的传统中找到灵感。一方面，政治儒家思想中的等级、专制、忠孝等规范被他看重，另一方面，习近平又全面模仿朱元璋废相集权、朝纲总揽。总之，在习近平矛盾、杂乱、碎片化的思维和行动中，我们无法找到内在一贯的因果逻辑，而是集东方皇权专制主义、大陆欧洲法西斯思潮、二战前东洋日本军国主义、马列和斯大林主义、毛泽东的封闭主义和冒险主义为杂烩炖出的一锅红烧肉。他的根本目的是要消灭个人、个性和个人主义，敌视公民社会、世界主义和全球共同体。

因为习近平的治国理政吸纳了人类东、西方历史上的各种思想垃圾和厚黑权术，所以今天的崛起专制中国成为威胁世界的超级病毒。由于没有一个国家准备好了预防药和治疗术，红太阳帝国颠覆世界的威胁就变得非常恐怖。但纵观人类历史，自由和仁爱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战胜奴役和仇恨，只要热爱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和人民能够认清现实、鼓足勇气、相互团结，21世纪的历史也不会例外。我们有足够的自信认为，习近平的红太阳帝国作为一头杂种骡子，可能忍耐力胜过马，爆发力胜过驴，但它是没有繁殖和再生的能力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的灭亡将是历史的宿命。

最后，习近平试图建立国际流氓国家的反动统一战线，并已经向全球普世价值开战，对全球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开展全方位的破坏和颠覆，并准备以台湾、日本和东盟国家为目标，用热战的方式来颠覆全球秩序，建立中共的全球霸业。

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动作，显示他要走联俄抗美的道路。他选择俄国作为他接班后的首访国家就具有地缘政治目的。他依赖上海合作组织为腹地，打造中-俄-伊朗的邪恶轴心，在全球支持流氓国家，例如北朝鲜、苏丹、叙利亚、委内瑞拉等，挑战民主自由为主流的国际秩序。我们在“9·3大阅兵”就看到这种“新冷战”的对垒。不仅西方七大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集体缺席，抵制习近平耀武扬威，而且，“金砖五国”中的最大民主国家印度也未派出总理或总统到场。在一场孤立的政治自恋游戏中，中共大肆矮化二战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国家美国，继续毒化中日双边关系从而妨碍和平的最终巩固，而且毫不掩饰地向自己的人民发出恫吓。习近平所宣称的，“和平必胜！正义必胜！人民必胜！”恰似正话反说。

习近平时常把美丽的词藻挂在嘴边，不是因为他有诚心诚意要去践行，而是对他来说这些美丽辞藻廉价，可以用来欺世盗名。如果我们读一下习氏选集《习近平论治国理政》，就可以看到，在树立个人崇拜上不仅与毛、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与金家封建王朝同流合污，把他的经过百般修饰过的标准像放在书的封面，而且他的写手还故弄风雅，从中西、古今典籍中引用名言佳句，来包裹习近平毫无思想的平庸言论。他们自己也知道里面的许多东西见不得人，尤其是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普世价值的检审，所以，在英文版中又再一次漂白美容，试图瞒天过海。例如，“宣传”在英文中变成了“公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英文中删掉了“绝对”，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是“相一致的”翻译成为“相联系的”，等等。今天，习近平在美国访问途中又释放出“良风”和“善意”，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事实上，习近平在过去三年，中共在过去三十年都给香港、台湾、西藏和世界信誓旦旦地许过很多诺言，中共在过去的九十多年里也给中国人民发过许多誓言。到今天，他们全都只是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在加入世贸组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前的对世界承诺也都未兑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实现过全民普选、民主体制，也从未认真在西藏和香港实现过“一国两制”，也从来没有在国内认真一贯执行过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也从来没有真正拥抱过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如果华人和世人还对习近平和中共抱有幻想，那我们就必须牢记智慧的告诫：第一次受骗我们可以说是骗子的错，第二次还上同样的骗子的当，我们只能说是我们自己的错。

习近平已经全面暴露出他的平庸无能、好大喜功。他无力解决中国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而只会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把中华民族带向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的无底深渊，同时破坏世界和平和危害人类文明。现在，全世界必须集体醒悟，认清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所有坚持正义的人民和维护自由民主的国家携起手来，一道解决习近平这个世界性问题。

习近平就是习泽东。习近平就是习特勒。习近平就是丧心病狂的权力野心家。

普天之下，长城内外，同心协力，讨伐独夫民贼习近平！

自由必胜！民主必胜！真理必胜！人权必胜！

2015年九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