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定律”与政权危机
——无药可救的房地产经济是否会给中国带来巨变？
张智斌
摘要：由房地产泡沫引发的经济危机，会不会给中国带来一场深刻变革？经济下滑是否会产生导致变革的民意基础？西方的“去风险”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或许不会立竿见影，但北京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形态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失去了民生改革的最佳机会，这使得“促内需”难以实现。中国经济产生危机的关键因素来自内部而非外部，“斯坦定律”[1] 同样适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历史经验表明，专制政权发生脆断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难，真正难的是之后如何建立一个有效、高质量的民主和法治体系。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是否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崩溃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热门话题。但仅仅数月之前，许多国际主流媒体还都在发表文章，纷纷看好刚从疫情封锁中解脱出来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这种现象既说明中国经济形势恶化的速度之快，同时也表明在今日世界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总体上仍然缺乏足够的深入。
恒大和碧桂园这两个昔日呼风唤雨的房地产巨头，最近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两记重拳，几乎击碎了北京意欲疫情后重振中国经济的信心。在失业率飙升、经济疲软并显现出通货紧缩的局面下，北京的权力层矛盾地既希望中国老百姓能够积极消费来推动内需，同时又希望他们能勒紧裤带同舟共济过上一阵“紧日子”，好让中共政权渡过难关东山再起。
问题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已经够苦了，即使是在经济繁荣的黄金年代，他们都没能过上几天阳光灿烂的好日子。他们背负着巨额的房贷来支撑着党国表面上的繁荣，还要面对生存、教育、养老、医疗的多重盘剥，才能勉强承受住这个由腐败权力衍生出的庞大的、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的肆意挥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人民大众普遍缺乏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国情下，腐朽的权力阶层却普遍享受着全世界最离谱的特权和奢侈豪华的生活。这些人监守自盗还贪得无厌，愚昧无知却野心勃勃。他们自己连一天“紧日子”都不想过，却天天算计着怎样让老百姓过上“紧日子”。他们在享乐美好生活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与老百姓同乘在一条船上，现在经济面临危机，怎么突然想到要与大家“同舟共济”了呢？
如此分裂的言行自然不可能会赢得人心，也难以重塑人们对恢复经济的信心。中国经济面临崩塌，照例首当其冲、受苦受难的仍然是中国老百姓，但不可思议的是，恒大爆雷和碧桂园面临违约危机，国内网络上却有许多人在“冷嘲热讽”和“幸灾乐祸”。这种看似矛盾的状况却有其特殊的原因：在权贵看来，中国经济正面临西方的紧逼，国内形势又祸不单行，一群刁民非但不想与党国患难与共，还要躺平、摆烂、不生孩子，这完全就是汉奸的作派。但民众却觉得，即使是繁荣盛世，那也是你们的盛世，与我们又有何相干？你们作威作福，我们逆来承受；你们挥金如土，我们是草芥、韭菜。你骂我像汉奸，我看你是国贼。这诚如晚清的龚半伦与恭亲王奕䜣之间的情景对话，如今不要说上进之路被堵死，就连活命之路都快要被堵死了，这样的“冷嘲热讽”和“幸灾乐祸”，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看过了中国民众对经济趋坏所反映出的复杂心态，再来看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舆论评判，则另有一番滋味。满眼望去，各大媒体连篇累牍满版都在刊登关于中国房地产危机和经济恶化的报道和评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仅他一人从七月底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在时报上一口气发表了一连串这一主题的评论文章：《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中国经济为何步履维艰》、《中国的经济体量超过美国了吗》、《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可怕》，足见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危局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由于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切身的体会，因此我在阅读克鲁格曼教授有关中国的观点时，总会结合自己的经验产生出一些联想。从总体上说，保罗•克鲁格曼同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一样，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的了解还有待深入，这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他的许多观点是很值得一读的。去年年底，他就在时报上发表了《中国的前景已今非昔比》，他在文章中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膨胀得令人难以置信：根据一项估计，它占GDP的29%，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是美国2000年泡沫最严重时期的两倍。”“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学家经常引用斯坦定律：‘如果一件事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它就会停止。’中国的泡沫究竟将如何结束还不清楚——可能是急剧放缓，也可能是一段‘低质量’增长时期，同时掩盖问题的真实程度，但这不会是好事。”
显然保罗•克鲁格曼是从理论和技术的角度看到了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仍然把畸形发展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后果和结局想象得过于乐观了。也或许是他的地位决定了他只能保守地公开评论尚未发生的重大事件，但我相信他在内心里完全清楚，当飓风在大洋上形成后，随之而来的波涛汹涌是一定免不了的。
“中国会重蹈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萧条的覆辙吗？”这是最近各大媒体都在议论的另一个热门话题，世界各国的专家和学者总是希望从人类历史的教训中去为可能发生的问题寻找答案，而在许多重大和深刻的问题上，北京当局则往往希望人们能尽快忘记历史中真实的一面。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启动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步伐，在经济上实现了以深圳为模式的快速增长。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WTO，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得还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光鲜漂亮，那是一个几乎没有网络、信息闭塞的时代，台式计算机功能低下相当昂贵还没有普及，一些普通家庭连电话座机都没有。当时中国经济也面临一连串的困难和危局：国企亏损、职工下岗、复杂的三角债问题、海南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类似的事件接二连三地不断发生，这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而言，绝对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十年。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在快速增长，因此这些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深层次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影响到海外自由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和表面繁荣大唱赞歌。
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随着泡沫的破裂发生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停滞。恰巧在这段“风急浪高”的时期，由于工作需要，我在日本工作了一段时间。尽管那时中外媒体谈论起日本经济总是渲染得危机感十足，但我在日本工作和生活的感受是，当时的日本与同期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相比，仍然显得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现实中“繁荣”的中国与“萧条”的日本相比，生活质量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而中国与日本的差距，还不仅仅只是体现在生活质量方面。这段经历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认知，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在那个相对贫穷、无知和封闭的年代里，让我感受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让我产生出许多思考。有过这样的体验，如果现在有人再问“今天的中国是否会重蹈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萧条的覆辙”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如果今天的中国真能重蹈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萧条的覆辙，那么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应该感到庆幸才对。
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危机，国内的宣传媒体总在抱怨西方对中国的压制和唱衰中国的论调。那么西方的De-Risking（去风险）和关于中国的舆论是否真能对中国经济产生潜在的威胁？最近有德国媒体报道：“虽然德国政界在不断呼吁经济界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现实却呈现出另外一番画面：去年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达到创纪录的115亿欧元……”从这则消息可以看出，与政治不同的是，资本自有资本的逻辑，只要有一个有利可图的经济环境，资本自然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作出选择。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政府倡导的政策事实上对资本的自由流动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对于“唱衰中国”其实也是如此，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里，西方媒体同样也在长年累月地唱衰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等民主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中又有哪个国家陷入了如同中国那样的全面危机的呢？
显然，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来自内因而非外因。恒大和碧桂园相继爆雷和面临违约危机，把全世界媒体的目光都吸引到了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上来，原因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膨胀得令人难以置信”。现在全球的媒体似乎都认为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产生全面危机的根源，但是，我想问，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房地产业会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的呢？
为了排除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从2010年到2019年这十年间中国地方财政收支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情况。
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40609.8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量72959.43亿元；地方财政支出总量74959.43亿元，赤字2000亿元。2010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32606.37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9109.94亿元。[2]
2019年，中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5491.92亿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01076.8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量194458.87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8198.26亿元，地方财政赤字9300亿元。2019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80476.13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72584.42亿元。[3]
在这十年时间里，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地方财政收入总量从72959.43亿元增长到194458.87亿元，增长超过了2.66倍。而与此同时，地方财政赤字也从2000亿元增长到9300亿元，增长了4.65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从2010年的29109.94亿元一路增长到2019年的72584.42亿元，十年时间增长超过了2.49倍。就算按照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来分析，这十年里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之比，竟大约达到了40%～70%，其中2010年达到71.68%，最低的2015年也达到了39.2%，最高的2019年超过了71.81%。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如此严重，而财政赤字还在不断增涨，中国的房地产业怎么可能会不畸形发展？这些年来，随便走到中国的一个区、县级城市去看看，哪里的情况不是这样：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高楼林立，部门设置数以百计、五花八门，吃皇粮的冗官杂员成千上万不计其数，其中许多是地方权力精心编织的人际关系网，他们盘根错节、任人唯亲，不学无术、不务正业却精于公权私用、吃拿卡要，用民不恤还贪得无厌，地方经济怎么可能繁荣起来？财政收入怎么会够花？除了依靠土地财政，政府还有什么能耐？这种状况，在世界上还能找出第二个国家吗？
而这还只是问题的表面，撇开政治因素不谈，中央政府的决策同样问题严重。这些年来，中央政府显然早就意识到严重的房地产泡沫迟早会拖累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但由于盲目追求经济高增长和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得益于房地产经济，这使得中央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及时有效地调控放缓房地产业的增长速度和减低房地产经济占整个GDP的比重。
为了刺激经济和减少对房地产经济的依赖，中央政府曾经大力推行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当经济增长下滑后，盲目追求高、大、上和过度建设的基础设施将会对经济发展和各级财政形成巨大的反作用力，进一步加重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拖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且，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如果大量的基础设施缺乏资金进行必要的保障、维护、保养和维修，还有可能产生出一系列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问题。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错过了政治改革的最佳机遇，那么我认为，在本世纪初的二十年里，中国又错过了民生改革的最佳机遇。如果北京真能够落实以民为本的方针，把各种瞎折腾、大撒币的钱投入到全民免费医疗和生活保障中去，减免国民的教育支出，逐步推行并建立起一个人性化、法制化的全民保障体系，那么在今天经济非常被动的局面下，或许根本就不需要去提倡促内需、促生育。但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现阶段中国要落实真正意义上的民生改革，几乎与政治改革一样困难，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各种决策失误，以及制度性因素产生的腐败和瞎折腾对经济造成的全面影响，中国由政治原因所形成的代价，要比其他任何因素所产生的代价都要昂贵得多，这是由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国情所决定的。
显然，中国房地产泡沫所引发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4] 有其非常特殊的政治原因。而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还远不仅仅只是房地产泡沫这一个方面。政府地方债是又一颗惊天动地的定时炸弹，而长年累月欠下的民生债、环保债更是触目惊心，从医疗到养老，从教育到就业，从民生到保障，从水源到食品，从环境到气候，各种天灾人祸，真实情况件件石破天惊。这样的状况，怎么可能不失去民心？怎么可能促得动内需？怎么可能让人们树立起恢复经济的信心？现在显现出这样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今后又怎么能够让外资不望而却步？在如此内忧外患的夹击下，怎么救得了经济？现在政府面对自己一手打造的这么一个烂摊子，对如何挽救中国经济几乎到了进退无门的地步，又想出尔反尔地出台各种政策提升起民营企业的信心，鼓励民营企业投资来搞活经济，但在一个法治精神缺失、契约精神丧失、贪官污吏遍地的大环境下，一切都是白搭。
很明显，“斯坦定律”（Stein's Law）同样也适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如果一个政权对资源的消耗使得整个社会和环境都无法承受，那么这个系统就会崩溃。
中国经济终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从表面上看，其原因似乎是一系列经济问题造成的，但其实质却是一环紧扣一环的政治问题产生的。更深远地看，中国经济出现重大危机，实质上是中国政治出现了重大危机；中国经济面临崩溃，实质上是专制统治面临崩溃。
我们从东德和苏联等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中都可以看到，在一定条件下，专制政权发生脆断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这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难以发生。但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在没有充足准备和人才储备的情况下，脆断发生后怎样建立起一个有效、高质量的民主和法治体系，这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已经看到，扭转一个大国的错误价值观并不容易，树立起一个民主和法治的正确观念则更加困难。而这一切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国民的意识形态被长期的扭曲，要形成一个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世界观和建立一个以民主和法治为框架的国家制度，将更具挑战，更加艰难。
无论如何，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中国迟早会发生一场巨变。但是，孕育和触发这场巨变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这个过程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带来的伤痛绝不会像一阵阵痛那么短暂和简单，其余波仍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旷日持久的影响，全人类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2023年8月
注释：
[1] “斯坦定律”（Stein's Law）：美国经济学家Herbert Stein（1916年8月27日—1999年9月8日）在1986年提出：If something cannot go on forever, it will stop.（如果某事物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它就会停止。）
[2]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部：《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11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1年3月17日
https://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6493.htm
[3]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部：《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0年5月30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0-05/30/content_5516231.htm
[4] “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指在经济长期繁荣后，资产价格发生突然大幅下跌，标志着信贷市场和经济活动增长周期的结束。这一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Paul Allen McCulley（1957年3月13日—至今）在1998年提出，描述1998年俄罗斯发生的金融危机。“明斯基时刻”以美国经济学家Hyman Philip Minsky（1919年9月23日—1996年10月24日）的姓氏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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