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病不改积恶成习，画圈老人以邓变习

吴氏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美、中、英三国首脑罗斯福、蒋介石、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会议，随后美国白宫发表宣言，宣示了协同对日作战的宗旨，这就是著名的国际事件《开罗宣言》。然而，2015年中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宣传二战题材的大片《开罗宣言》，从当时公布的海报宣传上看到，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和毛泽东出席了这一盛会，并且毛泽东以指点江山的姿态配合着硝烟与炮火的“雄伟”形象最为突出，而当年参加了“开罗会议”的蒋介石却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中共的宣传机器别有用心的把风牛马不相及的毛泽东塞了进去。在一党独裁只手遮天藐视世界的强势之下，中共愣是把“开罗宣言”改编成“开罗寓言”，显然，中共宣传中所谓的“大片”实际是“大骗”。所以我认为，既然“骗局”已铺开，那么下一步跟着再杜撰出一个“毛泽东接受日本天皇投降书”的“历史事件”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我相信，你党的“狗奴才”和你国的“爱国贼”对此应该很期待。

对中共黑恶政权这一歪曲国际史实的卑劣宣传，虽然国内民众在中共暴政的高压统治下是禁若寒蝉敢怒不敢言，但在当时却引发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对此，《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题为“习的历史课”，副题是“中国如何改写过去以控制未来”，报道毫不畏惧的批判中共是在掠夺二战战果和篡改历史。而其他的一些国际媒体也给予了质疑和抨击。但中共的宣传却认为，这种设计“充分体现了《开罗宣言》从国际视角观察历史、以全人类的角度去‘尊重历史’的立意。并突出了历史造就伟人，伟人成就历史的关系。”在近几年，经常听到中共独裁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训斥日本和民国政府“尊重历史，面向未来”，讽刺的是，高喊“尊重历史”的中共恰好就是“强奸历史、蹂躏历史和践踏历史”的“淫棍”和“暴徒”，根据我本人对中共历史的肤浅了解，1943年的中共当时是藏身于延安的窑洞里面并正值同室操戈的窝里斗时期（延安整风）。之后趁着民国军队与日寇浴血拼杀得精疲力尽之机“趁你病要你命”，举着“民主自由”的大旗号忽悠天下百姓投身“革命”最后篡权成功，于1949年建立了中共自己的“党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充满杀戮掠夺、黑暗腐败、无法无天和弱肉强食的新型封建官僚主义国家。

自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的宣传机器更是把自己塑造成当年抗日的“中流砥柱”，各种“抗日神剧”如同漫天冰雹把中华大地咂得噼里啪啦响，在宣传片里面，中共对日军的消灭似乎已经超出了整个日本总人口的好几倍。中共这一虚无主义的无耻宣传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弹，中国知名作家章诒和在其微博上转发了当年日本公布二战在华阵亡的人员数据：死于国军之手31万8883人；死于苏联红军之手12万6607人；死于共军之手为851人。日本公布的死亡名单中，不但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哪支军队所杀等的详细记录，还包含有中共方面的抗日资料和数据，比如百团大战毙杀日军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杀日军167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杀日军39人……日军合计被共军杀死851人。有网友查明，以上数据是出自当时的日军战报。随后中共党喉《环球时报》在其官方微博发文质疑，称如果共产党军队只击毙851个鬼子，如此“烂货”的队伍怎么能够打败国民党军队呢？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编写的《谁是新中国》一书剖析了真相：“民国政府不是失败于共产党，而是失败于日本帝国对中华民族长达十四年的疯狂侵略!”书中谈到，在抗战期间，“中共是一分抗日、十二分宣传，一百分发展!”辛灏年披露：“在中共党内，当年确实有些爱国者曾参加过局部的小型战斗，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地制止八路军、新四军打日寇，并明确地指示“只有在遭遇日寇、并且是不得不打时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伪军，打后就宣传国民党不抗日，只有共产党抗日……(1937年8月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的秘密指示)。”辛灏年经多年研究总结出中共8年抗战的表现是：1年消极抗战，7年专打国军。期间，共军趁着日军牵制国军主力部队之机，利用“打顽理论”来打败游击日军的国军零散部队从而抢夺了半个中国。他对中共建立政权的评价是：“抗日战争中，中共是中华大地上一个最大的汉奸军事集团，它在历史和现实上完全不具备有执政的合法性。”“美国之音”也曾报导过：“300多万的国民党士兵捐躯，200多位国民党将军战死沙场，10万人以上的会战总计22次，空军有4321人为国捐躯，海军的所有战舰全部打光，歼灭日军30-40多万人。”在中共鼓吹共军的抗日“中流砥柱”期间，英国BBC也介绍了日本远藤发行的《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书中记述：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的两个情报机构人员接触，一个是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另一个是设置日本陆军参谋部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而中共方面的大特务主要涉及2个人，一个是新声通讯社中国记者袁殊（袁学易），一个是被中共称为“优秀忠诚的共产党员”潘汉年。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国民党军队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是为了达到弱化国民党。1938年2月，岩井在上海领事馆设置了特别调查班，搜集蒋介石政府内部的情报，全权委托“充当五国间谍”的袁殊组织“新党”，于是大批中共地下党成为“新党”成员，总部起名“岩井公馆”，所有经费由日方支付。之后，袁殊（此时匿名胡越明）把中共特工头目潘汉年介绍给岩井。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书中披露：每次都是潘汉年主动求见并提供民国政府和国军的情报，岩井则委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汉年支付2000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10000港元作为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日本每年向潘汉年支付的情报费用相当于一名香港警员60年的薪水，还不包括刊物费在内，支付总额达30多亿日元（超过2500万美元），而这笔可观的收入最终落入中共手中。当时，潘汉年通过袁殊向岩井提议，商谈共军与日军在华北战场上的“停战”事宜，岩井因不懂军事，便把该建议转手影佐，于是，潘汉年从此直接与日军接触提供情报。书中还指出：“1937年，面对入侵的日军，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希望抗战，但毛泽东则坚持只拿出10%的兵力用于抗战，理由是“保存实力发展壮大”。事实上，毛泽东在多个场合也是如此的训导：“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巧的是，《深圳特区报》2014年连载的《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一书也是如此的说到，“李先念，善于打仗,手下有一个姓安的干部，守着汉水的一个小港口收日本人的税，日本人来往武汉运送军火、粮食、物资得经过这个港口，双方有一个默契，你交税，我就让你通过，你不交税，我的游击队就打你……”书中此节在高度赞扬“善于打仗的李先念”的同时，却也泄露了另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中共当年不但不阻击日本的军火运输队，反而是灭绝天良唯利是图的收钱放行，让日本运输船运载枪支弹药到前线攻打抗日的国军和扫荡屠杀战区的平民百姓。

与篡改《开罗宣言》如出一辙的是，近日在中共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中，北京国家美术馆举办大型展览中的一件《早春》作品也同样掀起轩然大波，这一幅描述深圳特区建立初期的“历史画作”刻意突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习仲勋站在画面的正中央，一手握着文件，一手用醒目的红笔指着地图上的深圳。画中人物还包括胡耀邦、叶剑英和邓小平，却没了时任中共党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香港大学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团队根据中共档案指出，画作描绘的是1979年4月中共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当时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而主持这次会议的，正是不在画中的华国锋，而画中出现的邓小平和叶剑英根本没有出席过这次工作会议。一直以来，在中共的宣传里面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的构思和设计，所以也就有了《春天的故事》“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一脍炙人口的政治名曲。但“自由亚洲电台”曾指出，“《春天的故事》所唱的那个‘圈’其实是谷牧1978年在地图上画的，之后请示华国锋得到批准。”但到了邓小平时代，“画圈的老人”变成了邓小平。在今天的习近平时期，《早春》作品中的“画圈老人”似乎又变成了习仲勋，并且中共其他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是如众星捧月般的围绕着他、仰望着他。

自从习近平掌权后，中共的宣传机器明显加大了对习仲勋的关注和宣传。2013年，陕西富平县政府宣布将筹资修建一座占地2700亩、耗资30亿美元的红色旅游主题公园，并命名为“习仲勋公园”，同时提升规格成为“陕西省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基地”。表面上是修了个公园，若说成是习仲勋墓园的扩建工程一点也不为过，因为该公园正是紧紧的围绕着习仲勋的陵墓。据测量统计，饮誉海内外、被中华民族称之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的陵园总面积顶多300来亩，其大小仅为习仲勋陵园的九分之一；而中山陵旁边不远处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其大小也不过是习肿勋陵园的四分之一。当这一座比孙中山、比朱元璋的陵园分别大9倍、大4倍的“习仲勋陵园”刚建成（2015年）便引发了民间的热议和非议。舆论认为，习仲勋生前最高职位不过是国务院副总理，连政治局常委都没当过，但在他的儿子上台后，他却开始享受超过元首级别的超大豪陵，网络上的冷嘲热讽和不满情绪着实发牢骚过一阵。然而，民间的非议并没有影响到习近平对陕西当局扩建习仲勋墓园的肯定和欢喜，消息指，策划并推动把习近平父亲墓园扩建成陵园的正是当年主管陕西省宣传部的景俊海，陵园建成后景俊海便进入了习近平的“慧眼”，随后景俊海从陕西奉调入京出任中宣部副部长并兼任央视台长——“建陵之恩，没齿难忘”。

说到习仲勋，大家对他的形象似乎还不错，因为他在世时说了一些让大伙都喜欢听的话，比如在1986年5月14日的老干部座谈会上，他就这么说过：“我们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走法治的道路，这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另一条就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的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的讲话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习近平上台后除了担任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外，还兼任了从改革到财经，从网络安全到国防安全等多个小组的组长将重要大权独揽于一身并“定于一尊”让其权力不再受到任何的限制和约束；操控宣传机器大力宣扬新时代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和号召学习他的“金口玉言”（毛泽东是“最高指示”）。把他的名字写入党章，以自己的名字定性指导思想——这是毛泽东之后的第一人。官媒吹捧《习近平的系统思维方法》（党建网）、《习近平引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央视网）、《习近平推崇的那些奋斗者》（新华网）、《青年习近平的人格力量》（中国教育新闻网）、《无信不力，习近平为何在重视诚信》（中新网）、《国士无双风骨流芳：习近平何以对这些知识分子念念不忘》（中国青年网）等等等等，把习近平塑造成一个精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文学、历史、哲学、科学、工业、农业等等的“全能主席”，甚至把16岁的习近平在梁家河的青少年生活也打造成科研项目；文艺界还创作了《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等的歌曲作品；还“敢作敢为”的取消主席任期限制，意图变相恢复旧帝制；推行以国企为国家经济龙头把国企做大做强以便加强对国家经济的管控等等（民企是民间的钱，国企的钱是谁的这就不知道了）。

习近平上台后更是向世界展示了他的残暴法治理念：大举打压和抓捕访民和人权律师，强迫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恶意制造社会舆论实行未审先判，但却禁止律师在网络上公布案件避免利用社会舆论影响案情；大力压制言论自由，动辄以“寻衅滋事罪”、“诽谤罪”、“煽动颠覆国家罪”和“颠覆国家罪”等巧立名目对追求民主和要求法治者实施残酷迫害，包括对香港民主运动的严厉打压，最后是官逼民反“港独”群起等等。从习仲勋之言到习近平之行，不难看出中共独裁集团的口蜜腹剑和阴险狡诈，而这一“党性”似乎是与生俱来天性使然。曾经，著名的“窑洞对”就让国民对中共的闹革命充满无限的遐想：1945年7月，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接受中共邀请飞抵延安会见毛泽东，黄炎培遂借此机坦陈心中的远虑，黄说到，“我亲眼所见，从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然历时长久自然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无法扭转，最后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此时的毛泽东则（诡异）的微笑着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过后不久的“甘贝尔十二问”更是让国人对中国革命成功后实现“自由民主中国”的前景充满着美好的憧憬：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提出十二个问题请毛泽东回答，甘贝尔提的第十问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泽东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几年后，中共带领着天下百姓以伤亡惨重的代价取得了革命的成功，随即，大权在握的中共集团一反革命时期的所有承诺，建立了一个比任民国更独裁专制、更封建官僚的社会主义新王朝。

在上个世纪的毛时代，中共暴政在国内对天下百姓实施惨绝人寰的残暴杀戮和对国内女性肆无忌惮的疯狂强暴，以致中国枯骨遍野和民间谈共色变。邓时代向抗议腐败、追求民主的学生和民众举起屠刀制造了尸山血海的“六四惨案”。今天的习时代，对国民的言行思想控制已经近乎歇斯底里，“因言获罪”已经习以为常。例如，安徽马鞍山市公安局近日发布警方通报，称把在网上散布“违反国家法律、亵渎民族感情不法言论”的网民杨某某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通报称，微博用户@司波达也太君在警方微博的评论区里发布“哪条法律规定不许说台湾国了”、“安倍首相是我亲爹”等违反国家法律的言论（没说违反了哪条法律）；而近日江苏省南通通州公安也以“寻衅滋事罪”抓捕了一位女性，称其在微信群上发布“土匪在查酒驾”的言论攻击交警（从微信截图上看到，就只有这一句话）。事起该女子看到有十几个交警在追赶一个酒驾骑摩托车的人，那人被逼得跳进了通吕运河；前不久一湖南女子给习近平的画像泼了点墨水，先是被控攻击国家领导人，后被囚禁于精神病医院；山东教授孙文广因质疑习近平不顾国内的种种民生困境而四处“大撒币”被警方带走；而我本人因引述了《纽约时报》关于习近平家族持有万达股份一事，也被习近平指示中共的黑恶司法判我“诽谤罪”。关于习家持有万达股份一事，是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的公开言论，随后有《纽约时报》和台湾等多家外媒发布报道，经我引述后便成了“诽谤”之言。雷州市公、检、法指控我引述了“不实”报道“伤害国家声誉和危害国家利益”，但此事先后经过《纽约时报》的多次调查并获得万达董事长王健林的承认，多重佐证之下可见此事绝非虚假。若按着中共司法对我“伤害国家声誉和危害国家利益”的指控，那么“持有”的罪行显然要比我的“言论”罪行严重千百倍。所以，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及其姐夫邓家贵要么出面公开否认不曾持有过万达股份，把“造谣”的王健林拿下。要么习近平大义灭亲，将齐桥桥和邓家贵绳之以法。如果说持有万达股份者都没有罪，言者又何罪之有？所谓的“全面依法治国”依的是何妖法？治的又是何许人？事实胜于雄辩：在习近平的“全面依法治国”下，我本地的附城镇政府和雷州市政府（县级市）居然一致奉行“不能讲法律”，对我村黑恶势力对村集体土地的任意圈占和违法使用给予大力支持，表示已经过去的事物属于“历史问题”，谁抢到就是谁的，拒绝依法清缴。对我村以村干部谢仕略为核心的黑恶势力恶意绕开法律法规对村集体土地凭籍分配的名义实施非法掠夺，而附城镇政府和雷州市政府同样是坚称“不能讲法律”，认同“农村自治法律管不着”，声称“只要村民代表通过，村干部可以做任何的（违法）分配”。对于反对违法分配方案的村民，村干部等这一伙黑恶分子除了拒绝给予分配宅基地外还恐吓威胁其人身安全，包括扬言要弄死我、要把我全家（包含我两个哥哥）赶出村庄。这群不法分子叫嚣谁敢阻挠宅基地的（违法）分配就抓谁，果然，在分配宅基地的当天真有村民被附城镇的派出所抓捕拘留（谢梦华时任所长）。似乎，附城镇派出所已经沦为我村黑恶势力的“看家护院”。听村民反映，在宅基地的分配问题上还有村干部殴打了村民谢培春的妻子（该干部曾是吸毒者，据说已戒掉。当上干部后怀疑其造假通过《湛江日报》漂白，此事以后再跟你们共产党算帐）。像这样一伙穷凶极恶的暴徒居然成了我本地政府眼中“伟大光荣和正确”的村干部组织，不但逃过今天的“打黑除恶”，还在群众控诉其随意花费村集体征地款的投诉声中荣升为村支部书记，而我本地政府对我村黑恶势力明目张胆的庇护在中共的“从严治党”之下一个个安然无恙竟还如鱼得水。正是在这种上下勾结的腐败黑恶邪风之下，我自2013年信访控诉至今，我村违法圈占、非法使用土地的不法恶习仍旧保持，宅基地的违法分配依然保留。我在此强烈谴责我本地的附城镇和雷州市政府对我村的非法利益给予庇护和掩护我村黑恶势力的黑色利益输送（给户籍外迁的一些家庭和非法圈占有宅基地的村民分配宅基地），强烈要求中共中央以及国家相关部门出面制止我村土地的非法使用和取缔我村宅基地的违法分配。鉴于我本地政府对我村黑恶势力的恣意庇护，故强烈要求中共上级政府打掉我村以谢仕略为核心的黑恶势力，严惩包括附城镇镇长韩海在内等的保护伞，追责附城镇和雷州市政府的国土和信访部门，要么就再次把我送入黑狱。有一事不明：习近平上台后就开始了“全面依法治国”、“打虎拍蝇”和“从严治党”，可五年过去了而中国社会的暗无天日丝毫没有改变。对于习近平来说，“反腐”也许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要不然呢，该如何解释？

作恶多端的中共独裁暴政为掩盖其罄竹难书的罪恶，手握强大党卫军的中共集团如狼似虎的打压民间言论和箝制社会舆论：在国内实施网络审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定黑法迫害人民群众妄图力保鱼肉百姓的红色江山万年长存；对外实行消息封锁，斥资打造防火墙给中华民族画地为牢把网民围困于国内，打压和抓捕外国记者以阻止中共在国内犯下的滔天罪行对外泄露。近日，就有“美国之音”的记者因采访事宜被中共当局抓捕，像这样的恶劣事件在中国并不鲜见，曾经，中共外交部的姜大妈就对外国记者发出警告：“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可见国外记者在中国简直就是羊落虎口危如累卵，往往遭到中共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借口实施抓捕囚禁。近日，关于香港外国记者会（FCC）邀请陈浩天演讲一事，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正是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指责FCC，要港府拿出应对措施。与中共的残暴相比，中共的记者在美国的人权和采访权都会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而充当中共狗腿的美籍华人和中国留学生更是利用美国的人权保障和言论自由在美国嚣嚣张张不可一世。鉴于中共暴政的为所欲为和气焰万丈，我认为，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应当还以颜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制定和加强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对于那些公然挑衅、侮辱和危害本国的华人言行，按中共的“寻衅滋事、诽谤、煽颠和颠覆”以及“精共”（相对“精日”）等的罪名给予严惩并取消其国籍驱逐出境，用“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手段对付中共在国外的记者，以毒攻毒以牙还牙最为公道，来而不往非礼也。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在全国上下沉醉于“放卫星”的大好形势下（“放卫星”是大跃进时期“吹牛逼”的新名词），近日又有一“完全自主”产品闪耀登场——国产“红芯浏览器”横空出世。与其它国内产品一样，同样是标榜“自主研发”，并声称已经“打破美国的垄断”。国内网民对红芯浏览器似乎是闻所未闻，但创办人陈本峰在发布融资时就表达了他的凌云壮志和雄心万丈，扬言“我们要在这个领域上打破美国的垄断，打造中国首个自主创新的浏览器内核。”受到他那颗爱国红心的感染而募得2.5亿元的融资。当红芯浏览器推出后便吸引了各路科技达人的窥探，有人将红芯浏览器解压后竟然发现了谷歌浏览器（Google Chrome）的文件及商标，更有人在安装红芯浏览器后发现安装目录文件的结构及名称基本与谷歌浏览器相同，甚至“属性”里的Chrome都没有改掉。真相终于大白，“红芯浏览器”不过是换了个“马甲”的谷歌浏览器，并且其所采用的Chrome还是两年前旧版本，而国内的多个浏览器都比“红芯”所采用的Chrome版本更新。“红芯”被曝光抄袭谷歌浏览器后随即下架，有人甚至质疑其通过融资诈骗，因为该公司自2012年成立以来曾三度更名五轮融资。随后陈本峰虽然承认了红芯浏览器是基于谷歌浏览器的主程式开发，但他矢口否认抄袭，依然狡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做创新”。看着今时的“红芯”，不免又让人勾起15年前那个“汉芯”的记忆，2003年，有一叫陈进的人宣布研发出了世界上的顶尖芯片，他由此获得了上十亿的研发资金。正当全国上下乐得合不拢嘴的时候骗局被踢爆，所谓的“自主研发芯片”其实是摩托罗拉的芯片，把人家芯片上的名字抹掉，印上自己的名字，这就是当时的“汉芯”惊天丑闻。

如果说红芯浏览器的“伪自主”只是个人行为，那么，上海C919大客机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就属于国家层次和级别的事物了。2015年，国内官媒在报道C919大客机的同时，也喜不自禁的报道了刚下线的C919客机已经有了外企订单，德国“普仁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7架C919大型客机的购机意向协议。当有人对德国普仁航空作进一步了解时，却发现竟是中国一家企业在德国吕贝克买了座机场后就堂而皇之的成了德国企业并定下了C919。就在国内民众为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打进国际市场领到订单而欢呼雀跃时，回过头来才发现，这间“洋公司”竟然是“自己人”。不光订购C919客机的洋公司是伪造的，就连中共口口声声宣称纯正国产血统、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C919客机事实上除了自主设计了飞机的外壳外，其它的知识产权似乎与中国制造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飞机的引擎是由CFM国际公司研发的CFMLEAP－1C型号发动机，C919的关键技术设备包括航天电子通信与导航系统、航电核心处理系统、大气数据系统、惯性/卫星导航系统、飞行控制系统、辅助动力装置、APU系统等绝大多数由美国相关公司提供，就连飞机的起落架也是由德国利渤海尔提供技术,C919项目的国内供应商主要提供了整套的飞机外壳，这就是中共吹嘘“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研发制造大型客机的国家”的“国产纯正血统C919”。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然而，今人的智慧并不逊色于古人，经过国人的不懈“完全自主创造”，今天“厉害了我的国”也有了“新四大发明”，分别是“高铁、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和共享单车”。然而，民族的自豪感才刚刚被点燃就被一盆冷水劈头淋下，因为招来了国际社会的一片嘲笑。稍为有点理智、稍为有点冷静的人都知道，这些东西在世界其它国家早就有了。众所周知中国的高铁是引自日本的新干线；最早的一批移动付款设备是在芬兰出现，1997年就已经开始投入使用，而移动支付在欧洲早就流行甚至连中东的以色列都比中国使用得早，而中国大陆的移动支付则是从2003年才开始；电子商务可以追溯到1979年英国人麦克．奥德里奇（Michael Aldrich）的网上购物概念，而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发展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并且中国的网购也是参照了美国的“亚马逊”；共享单车的概念由上世纪60年代的荷兰阿姆斯特丹提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随后发起一场称之为“白色单车计划”的运动。上世纪90年代，丹麦的哥本哈根也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共享单车计划。由此可见，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没有一项与中国人的“发明”有关，仅仅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广泛应用。虽然像这样不存在知识产权和专利的“拿来主义”并无伤大雅，但拿过来之后贴上了自己的标签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发明”，这就不地道了。在此不得不再提让国人引以为傲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国内曾有媒体如此报道：在CRH5主要生产厂之一的中车旗下长春轨道客车股份公司的总装车间，数十辆新下线的各型“和谐号”排成场面壮观的“阅兵阵”，令观者心潮澎湃。但钻进列车内部细瞧，一些不起眼处还能发现用英文标注的“外国制造”。该公司的专家介绍，“中国制造”泛指体系和系统集成，虽然高铁生产近些年国产化率突飞猛进，但一些轴承、车轮、齿轮传动系统、转向架部分构件，还得靠进口。虽然我国厂家也突破了些技术，但从质量和稳定性等的指标考量，部分国产品还有一定差距——简单说就是，国产零部件的质量不过关，还不敢投入使用。所以也有外媒如此报道：如果日本和德国停止向中国提供零部件和耗材，中国的高铁只能是趴在铁轨上变成一堆废铁——又扇了“完全自主”一耳光。

正当中国高铁伴随着“一带一路”雄赳赳、气昂昂的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之际，但似乎目前的“一带一路”出现了些麻烦和阻力，一些曾经寻求与中共亲密合作的国家已经开始从债务高筑的危机中体会到了割腕之痛而纷纷叫停“一带一路”项目。“一带一路”除了给合作国带来巨额债务外，还给当事国输出中共的腐败文化，这让他们恐惧不已。正是出于这些恐惧，缅甸希望能大幅削减针对中资参与的皎漂港（Kyaukpyu）发展计划。而即将访华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近日也表示，将寻求取消由其前任签署价值22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因为马国不愿陷入中共的债务陷阱。另一个原因则是前任总理纳吉布（Najib Razak）和中共于2016年达成688公里的东海岸铁路和两条天然气管道的交易后，贪污丑闻使得纳吉布的政党今年输掉选举而下台。新政府上台后立即叫停相关项目并指控纳吉布涉贪等四宗罪，大马警方从纳吉布的7处住宅和办公室中搜出了大量财产，光是现金一项，21名工作人员使用16个点钞机就数了三天。另外有72个行李箱中装有巨量的各国货币、珠宝和金条，还有284个装有名牌女包的盒子。英国BBC报导，马来本亚的财政部官员潘俭伟（Tony Pua）称：“整个（一带一路）项目就像是一场骗局，明显涉及洗钱。”在“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中，滋生腐败的不只是马来西亚。“美国之音”曾报导过，吉尔吉斯斯坦也在调查中共的贷款与当地腐败之间的联系。近年来为中共大力推销“一带一路”的香港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因涉嫌行贿乌干达、乍得等政要在纽约被捕，事件震动香港社会各界。而同样热衷在国际上推销“一带一路”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今年4月落马，办案人员在其几处的房产内搜出2.7亿元人民币。消息称，赖小民的巨额贪腐资金主要包括民企的贿款及集团内部“买官卖官”所得，当中涉及假借“一带一路”之名要求华融各分、子公司为民企违规提供资金大搞利益输送。“一带一路”在别国的运作过程中，最让西方反感的是中共在破坏当地的法治制度，项目公司往往会绕过正常渠道，找到最高领导人塞钱办事，靠用腐败的方式做事，令当地民众怨声载道——这不正是大家所熟悉的社会主义特色国情吗？人家没说错。

“一带一路”除了向别国家输出腐败外，还涉嫌输出间谍活动，由于篇幅有限，容日后再作详述。

中国广东省湛江地区雷州市附城镇榜山村 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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