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腐败系列之一
谁把大学变成了交易所
王立君
我曾听到用专利换博士学位的提议,也曾替家长出主意、替学生说情,帮忙转送礼物。这些经历迫使我追问:大学究竟在培养人才,还是在替关系与利益兑换资格?
我在高校工作过,读过研究生,后来经营企业。写下这些往事,我也必须交代自己的责任。批评腐败,不能抹去自己当年的妥协与参与。
一 入学门票背后的红包与关系
我的妻妹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曾两次达到研究生招生分数线,均未被录取。过线不等于录取,我也不知道她落选的具体原因。可我当时竟建议拿出约五万元打点关系。面对竞争,我首先想到的是送钱,而非追问考核是否公正。
一位姓侯的朋友,女儿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准备报考本校研究生。他来向我打听门路,我建议他查招生目录、联系导师,再请客送礼,至少准备两万元。
他请了一周假,住进学校招待所。后来他告诉我,一位导师接受宴请但拒收红包,另一位收下了数万元。他女儿随后被录取。据他讲,十五人面试,录取十人,有人哭着出来,他女儿则笑着出来。
一位大学同学的弟弟,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专业,后来到我的公司工作。他亲口讲述,报考本校研究生时,注意到导师家墙上空着一处,便托人从芜湖买来价格不菲的工艺铁画送去,后来顺利入学。他的专业成绩不错,我无法判断礼物起了多大作用。但求学竟要揣摩导师家里的陈设,这传递给年轻人的是什么道理?
还有一位同学的女儿,原本学英语,借助留校同学的关系,联系到湖南大学跨专业读环境工程硕士。据她父亲转述,导师甚至让她“自己挑选专业”。跨专业有正规途径,我也没有金钱交易的证据,但熟人关系是否绕过专业考核,值得追问。
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些招生过程,不能断定送礼决定了录取。但求学者把请客送礼视为门路,本身就损害了招生公信力。没有关系、不愿送钱的学生,有权知道自己输在能力,还是输在规则之外。
二 博士学位与专利的交易
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读硕士时,我名下已有自主研发的发明专利。导师程教授多次劝我继续读博。那时我四十多岁,既渴望获得更高学位,又担心多年求学分散企业经营的精力。
据我的记忆,他表示考试题目可以提前准备,让我在家练习,同时要求我带来至少五十万元的科研项目。他还提出,由三名硕士生分别完成三个子课题,最后由我汇总成博士论文。
后来,他从武汉到北京找我,直言:“咱们做个交易吧。”他提出,只要我转让名下一项有市场价值的专利,就保证帮我拿到博士学位;课程只需上几天,论文可以找人代写;若愿意留校,还可通过学校领导安排我担任教授。
朋友听说我准备读博,笑问:“你也打算花钱去买个博士头衔?”这句话刺痛了我。专利是我的,论文却由别人代写,这样的学位如何心安?考虑到学术伦理与企业经营,我最终放弃,并中断了与他的往来。
这里记录的是当年的提议与对话,交易没有在我身上实施。但把学位、论文和职称摆上谈判桌,已经越过学术底线。大学把指导研究和评价学术的权力交给导师,这份权力就应服务于学术,怎能成为个人牟利的筹码?
三 被人情改写的成绩
离开高校后,仍有家长送来礼物,请我替考试不及格的孩子说情。有一次,老师告诉我,学生卷面只有二十分左右,无法及格。在我反复恳求下,老师答应给六十分,我竟又要求改成八十分。我还把家长送来的礼品转给老师,包括茅台酒、中华香烟和名牌衣物等。
我参与了对考试成绩的干预,应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把真实成绩改成及格甚至优秀,伤害的是那些日夜苦读、凭本事学习的学生。他们付出的努力,不该输给一瓶酒、一条烟或一次说情。所谓“帮忙”,也在侵害他人的公平机会。
我还知道两位高校同事的孩子,一位几乎不做作业,教材崭新;另一位多门课不及格,家里四处说情,两人最后都拿到了毕业证。后来,其中一家希望我安排孩子进企业。我因其缺乏基本能力与工作态度而拒绝,对方却怪我不给面子,往来逐渐中断。
考试向人情让步,毕业资格跟着让步,到了企业,还要求雇主继续让步。一个环节失守,代价就被推向下一环节;坚持标准的人,反倒成了“不近人情”的人。
在这样的体制与关系网中,人往往身不由己。拒绝说情可能得罪熟人,守住标准可能被指责不懂变通;妥协却容易换来感谢和便利。当坚持原则要付出代价,违规反而得到回报,腐败就容易在彼此迁就中延续。
四 掌权者必须承担责任
这些经历不能概括所有高校,却足以提出追问:招生记录能否独立核查?改分是否留痕?学位评审如何回避利益冲突?受不公对待的学生能向何处申诉?一句“情况复杂”,不能替代回答。
谁掌握招生、学位与监督的权力,谁就应对相应环节的失守负责。责任应依据事实和调查认定,不能把个别人违规直接推定为所有领导受贿;也不能用“个人品行”掩盖管理失职。党委、校长及主管部门,都应说明自己如何监督、怎样纠错,并保护提出异议的人。
在这样的体制里,人们往往既是利益的获得者,也是腐败的受害者。有人今天靠关系获得便利,明天又在别人的关系面前失去机会;得到好处的人,也要承受规则失信的后果。但受益多少、受害程度和责任大小并不相同。握有决定权的人,不能用“大家都这样”回避责任。
我愿反省当年的说情与妥协,但大学的纠错不能停在个人忏悔。“身不由己”说明了体制的压力,也提醒我们追问:为什么守规则的人难以得到保护,找关系的人却能获得便利?如果评价和监督仍受权力与人情左右,只劝人洁身自好,便难以阻止下一次交易。
学位必须有真实研究支撑,成绩必须经得起核查。无论站在讲台上,还是坐在主席台上,谁把学生的前途和大学的尊严变成交易筹码,谁就必须接受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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