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病毒回忆录(1)

Bradford

2020年春节前，再过几天就要回家过年了，忽然传来武汉暴发疫情的消息。起初，我并没有太当回事，可新闻接连不断，报道越来越密集，让我也渐渐紧张起来。

年毕竟还是要过的，我按原来的安排回到了老家。然而，随着疫情持续蔓延，各地实施道路管制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不由得想起了2003年的非典。那时我正在读大一，学校实行了长达半年多的封闭管理。那种生活被骤然按下暂停键的感受，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如今，类似的恐惧又回来了：如果北京也开始严格管控，不让人员流动，我还怎么回去？工作怎么办？公司怎么办？员工怎么办？

出于对非典的恐惧，也出于对工作和员工的牵挂，我向父母说明了提前回京的想法。于是，大年三十晚上，我打车回到了北京。

回京第二天，据我当时了解，北京也加强了交通管控，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受到严格限制。我暗自庆幸：如果再晚一天，恐怕就回不来了。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但愿疫情能够尽快得到控制，让生活恢复正常。

正月初十过后，按照往年的安排，人们本该陆陆续续回到岗位。可有一天黄昏，我走上大街，眼前却是一片空荡。

这条街，往日有那么多行人，那么多来来往往的身影。如今，路上却只剩下我，还有被夕阳拉长的影子。

那一刻，我心里涌出一个念头：北京真的病了。这还是那个繁华、喧闹，又让我感到陌生的北京吗？

眼睛忽然一酸，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我望着远处的夕阳，站在那里，发呆了很久……

那些天，国内有关疫情的新闻铺天盖地。我看到过南方某座城市因举办婚宴、导致数十人感染的报道。原本象征团聚和喜庆的宴席，竟成了传播疾病的场所。这样的消息，让人越来越真切地感到，疫情已经逼近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后来，我从报道中了解到，这种病毒被命名为SARS-CoV-2，通常称为“新型冠状病毒”；它引起的疾病则被命名为COVID-19。

关于病毒从哪里来，当时也有各种报道和说法。有的将疫情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联系起来，有的提到果子狸，有的又指向蝙蝠。新闻、推测和传闻交织在一起，舆论逐渐将矛头指向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

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这份决定作为应急法律措施迅速出台，试图从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环节防范公共卫生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也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当时的所长王延轶成为关注对象，围绕她的专业背景、任职经历，以及有关婚姻关系与职务晋升的说法，网上流传着种种质疑。另一位受到关注的人是研究员石正丽，她长期从事蝙蝠携带病毒及冠状病毒的研究。

围绕研究所，社会上还流传着实验室事故或工作人员失误导致病毒外泄的猜测。这些说法并未被证实，却在疫情初期引发了广泛的不安与争论。公众既想知道病毒从何而来，也想知道：相关机构是否尽到了责任，自己得到的信息是否充分、可靠。

再往后的日子里，出行管控的程度，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不能随意出门，定期接受核酸检测，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规定的支配。公司也彻底停止了正常运转。原本牵挂着的业务、员工和生计，都被困在了这些限制之中。

让我感到矛盾的是，普通居民的出行受到严格限制，外卖员却仍然可以上门送货。生活物资当然需要有人配送，但这样的安排，也让我不断追问：不同人员流动所带来的风险，究竟如何评估？如此严格的限制，到底依据什么制定？它们是否足以实现所宣称的防疫目标，又让普通人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样的管控，难道不搞笑嘛！

那些天，新闻里反复出现“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可在这些整齐划一的口号之下，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和疑问，又被放在什么位置？

我认为，这正体现了威权主义的逻辑：集体利益被置于个人之上，而所谓的集体意志，又由掌握权力的人来解释。一旦这种逻辑走向极端，个人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判断，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甚至连独立思考和提出疑问，也会被视为需要克服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置身于这样的管理逻辑之中，老百姓仿佛成了可以随意挪动的棋子，是任由上层支配的仆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生计、忧虑和尊严，可命令一旦落下，这些具体的处境便很容易被忽略，只剩下一个要求：服从。

疫情还会持续多久？停下来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开始？中国的老百姓，还要经历多少痛苦和折磨？

那时的我，无从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