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拒收病人
吴建国
1985年，父亲的肺病病情恶化，我终于意识到必须带他去成都就医。他身体虚弱得几乎无法行走。我联系了中学同学林小姐，她在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当护士，请求她的帮助。
那时候，没有关系几乎不可能得到妥善的医疗救治。首先，必须先去看医生才能拿到住院许可。我设法联系到了另一位朋友钟医生，他是我在英语角认识的；他有好几位大学同学在医院工作。虽然拿到住院许可相对容易，但病房却全部爆满，我们只能等到现有病人出院。
在此期间，我把父亲接回了住处。他的病情经常急转直下，需要紧急吸氧才能呼吸。情急之下，我又带他去了其他几家当地医院，希望能找到一张床位。在四川省立医院，我又去找了英语角认识的另一位朋友。那里的医生也坚持说病房已满。我的朋友请求让我父亲至少在急诊观察室待一段时间，但因为这位朋友只是个研究员，与主治医生关系不大，医生们拒绝了。他们不愿接收一位体弱多病、病情危重且需要重症监护的病人。我别无选择，只能把父亲接回家。那几天，我几乎彻夜难眠，因为他需要持续的照料和监护。
终于，经过数日煎熬的等待，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空出了一张床位。父亲入院后，医护人员立即给他吸氧，他看起来立刻轻松了不少。然而不久之后，医生递给我一张危重病通知书。当时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我实在无法相信他已经濒临死亡。
父亲在医院安顿下来后，我感到一丝宽慰，因为知道他得到了专业的治疗，而且他的病情似乎也略有好转。然而，焦虑仍然压在我的心头，因为我必须一边上班，一边每天去医院探望他。我请二妹建红日夜守在病房照顾卧床不起的父亲。然而，建红刚刚考上武汉大学，即将前往就读。我不得不另寻他人照料，父亲以前的学徒帮我雇了一位年轻的农民亲戚来照顾父亲。
一切安排妥当后，我在家中举办了一场聚会，邀请所有帮助父亲入院的人，以表达我由衷的感激之情。我还邀请了几位外国朋友，因为我们社交圈里有不少人正在学习英语。晚宴进行得很顺利，但由于前几周的奔波劳累，我决定当晚不去医院了。父亲的病情略有好转，我相信他能安然度过当晚。
第二天早上，1985年9月17日，我正要去医院，却在街上碰到了那位照顾父亲的亲戚。他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不愿相信，叫他跳上我的自行车，然后拼命地蹬着车朝病房驶去。父亲仅仅十分钟前就去世了。护理员解释说，父亲起身洗了把脸，突然就倒下了。他叫来了医护人员，但等他们赶到床边时，父亲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我走到床边时，父亲的身体还带着余温，嘴巴微微张开。他似乎想说些什么，却没想到死神会如此突然地降临。我试图合上他的嘴，但每次我抬起手，他的嘴巴都会再次张开。在他的一生中……父亲生前独自挑起养活全家的重担，为了维持生计忍受了无尽的屈辱与磨难——而在那个非人的社会里，这份重担显得愈发沉重。晚年，长期的肺结核与呼吸系统疾病耗尽了他的元气，给他的日常生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入院后，医生为他输注营养液以缓解极度虚弱的状况，并提供氧气支持及药物治疗，辅以适当的营养补充，力求让他缓慢而脆弱地恢复。然而，他衰竭的身体状况使得心脏随时面临骤停的风险。倘若能早一周——哪怕只早两天——送他入院，结局或许便会不同，他的心脏也许就能获得喘息之机，从而稳定下来。
没能早些带他来成都，这让我深感内疚。与此同时，一种苦涩的悲哀涌上心头：仅仅因为缺乏足够的门路，医院的大门便对他这样一位垂死之人紧闭——这无情地昭示着，在那个体制之下，人的生命是何其廉价。祖母五十九岁离世，父亲五十五岁撒手人寰；对于那一代普通中国人而言，活过六十岁竟成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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