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自由：我们仍然在路上

子规

城里人为什么不能到乡下去？

    现在有人提出城里人要到乡下去，去乡下购房、养老等等，窃认为这提一提可以，但又是不现实的。

    事先声明一下，本人完全认同要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乡下人可以到城里，城里人也可以到乡下，可以在那里创业，也可以在那里购房，这是人们的一种正常权利，也是经济社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正是在人口的自由流动中，带动了其他资源的流动，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必要的活力。人是具有经济理性的，往往会选择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地方，与其他资源结合起来后就会产生更高的效率，从而在使自己得到更好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发展。这是社会的常态，我们在1950年代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以前，也大体是这样的。以前我们村很多人都到福州来谋生，其中不少都去当人力车夫。人力车夫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很苦的职业，但这么多乡下人大老远的来到城里干这行，说明其中还是有吸引人的地方。这些人不但自己可以谋生，还有钱带回乡下养家。而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后，他们就不能再留在城市了，纷纷都回到乡下务农。这样实行城乡分割的结果，不仅乡下人失去了更好的出路，城里人也得不到这些乡下人所带来的好处了，城乡经济社会共同陷入了长期停滞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这种严格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松动起来，先是允许乡下人进城打工、经商，后来又允许购房、落户，从而给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很大的生机和活力。然而，这种人口流动却是单向的，即只是乡下人到城里，而没有城里人到乡下。现在城里人也有去乡下投资或者居住的，但还不成气候，还面临许多政策上的限制，到乡下投资还比较困难，购房更是没有放开。我也主张对人口流动的政策限制应当取消，不仅从农村到城市的政策限制要取消，从城市到农村的政策限制也要取消，这样才能真正回归于社会的常态。

    允许城里人去乡下，并不意味着很多城里人就会去乡下。有人寄希望于通过这一途径扭转乡村走向哀败的态势，即要让更多的城里人到乡下去，给乡村带来带来更多的资源，使乡村得到更好的振兴。然而，即使政策上放开了，估计也不会有多少人下去，就是下去了更多也只是去度度假，平时也还是要待在城里的。因为乡下许多方面都不如城市，交通不方便，生活设施不完善，工作以及创业的机会缺乏，即使山青水秀、空气清新，也无法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

    其实不仅我们，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也处在不断的衰败之中。我去欧洲旅游时，就看到很多乡村也已经空心化了，一座座的房子空在那里。这些房子富有传统的风格，就像一座座古堡似的，在树木的掩映下，乍一看十分美观，细一看却毫无人烟，屋顶都塌下来了。这种现象在从法国前往瑞士的途中尤其多。从大的趋势看，乡村的衰败乃是不可避免的，靠人为干预是无多大作用的。我们的政策放开之后，也许会有一部分城里人去乡下，但更多的都不会去，有一些乡村如靠近交通要道的乡村，也许还会振兴起来，但更多的仍然无法避免走向衰败的命运。

    从保护传统的角度看，这会显得十分可惜，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也没什么可惜的，该衰败的就让它衰败吧，该消失的就让它消失吧。只要不是人为地进行干预和破坏，像这些年来各地在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中大量地征用效区的土地，实行强制性的“合村并居，农民上楼”，以及不允许城乡人口自由流动，不允许城里人到乡下购房置业，等等，就是对乡村最好的保护。每天都会有村庄消失掉，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命运。

    倘若人口流动的障碍都消除了，我们的乡下人只会继续往城里跑，只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城市化率达到80%以上了，才会稳定下来。到我们的城市化完成时，乡村的资源能够养活乡村人口了，城乡的差距基本上消除了，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投入乡村的建设包括文化建设，乡村才能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才能真正走向振兴。那时很多乡村都消失了，留下来的都具备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那时还会生长出新的乡村文化，这种自然生长出来的乡村文化才是具有生命力的。

迁徙自由：我们仍然在路上

    其实，我们现在仍然面临的并非城里人能不能到乡下的问题，而是人口能不能自由流动，人们有没有迁徙自由的问题。不仅城里人无法到农村购房置业，就是乡下人到城市正常工作和居住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仍然阻着乡下人进城，使他们无法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待遇。

    农民对自己的宅基地和耕地即便没有所有权，也有使用权和产权吧。按照常理，产权是可以上市交易的，农民是可以把它们转让出去，从而得到一笔资金，到城里购房置业的。同时，农村的土地也可以通过正常的流转来到需要土地的人手中，使土地资产得到盘活和集约化的利用。但这一目标至今尚未实现，这样的土地市场至今尚未建立起来。尤其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购房置业，这样的市场更不会形成——乡下人都想往城里转移了，哪里还有这种需求，哪里还能拉高土地的价格。

    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担忧，即认为实行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土地兼并，从而使广大农民沦为在城市没有土地，在农村也没有土地的可悲下场，不允许土地上市交易，他们在农村好歹还有一块宅基地和耕地，在城里实在混不下去了，回到农村还有落脚的地方，还有耕地可供耕种。这看似为广大农民兄弟想得挺周到的，却经不起逻辑和事实的推敲。这样的观点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农民是缺乏经济理性的，不懂得安排自己的生计，像一个心智未开的未成年人，需要政府这样的保姆为他们做出各种安排。然而，这样的前提恰恰是不成立的。没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自身的需求，更了解自身的条件，更懂得安排自己的生计。如果人们不懂得安排自己的生计，政府就更不懂得了。在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一切都由政府包办的年代，人们反而长期处于一种什么都需要凭票证购买，而且品种十分单一、十分不符合自己需求的短缺经济之中。而在政府开始退出，让市场去发挥作用，让人们自己去安排生计之后，经济却开始搞活起来了，人们的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政府退得越彻底，人们的自由度和幸福指数就越高。以农村土地来说，虽然名义上是农民集体所有，实际上却变成了国家所有，政府可以随意以极低的价格把它们征收上来，然后再高价转让出去，肥起来的是政府的财政，以及相互勾结的官商。

    还有一种担忧是，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市场，会导致土地都集中到少数有权有势的人手中，产生新的土豪阶层。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建立起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政府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民主政治，没有建立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现司法独立，政府首先要受法律约束的法治社会，那些有权力有势的人倒是极有可能在土地私有化过程中上下其手，把大片大片的土地都据为己有。但我们不能岀于这种担忧就裹足不前，不把土地的产权真正赋予农民。正因为有这样的担忧，我们更应该积极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土地的产权能够公平、公正、公开地赋予农民。许多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原因无他，就是它们已经是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了。

    我们还不允许土地私有，还不把土地的产权真正赋予农民，说到底就是因为我们还是一个专制的社会，执政党不但要控制权力，还要控制一切社会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这种状况也不是中共建政后才有，而是自古以来就有。都说战国时期“废井田，开阡陌”后，土地变成了私有财产，可以自由买卖了。但这更多只是一种表象，在这背后仍然是无所不在且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在操纵着，土地的最终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而不是私人。战国时期实行授田制，后来又演化为均田制，总之土地都是国家的，国家把土地授于农民，农民在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必须对国家尽各种义务。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不是拥有对土地的支配权，而是连不接受国家所授土地的自由都没有，事实上已经沦为国家的农奴。说到底，这种土地制度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专制政权的统治服务的。只是到宋朝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交易的现象开始多了起来。但再怎么变化，也改变不了土地最终属于国家所有这一格局。而中共建政后，由于政治上实行极权统治，经济上实行“一大二公”，这一格局变得更加牢不可破了。

    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更是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既阻碍了乡下人到城里，也阻碍了城里人到乡下。改革开放后，虽然农民可以到城市务工、经商了，也可以在城市购房落户了（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即使购房也无法落户），但户籍制度仍然没有取消，没有购房的进城农民仍然没有城市户籍，无法享受市民的各种待遇，社保医保还是农村的，与城市有着巨大的差别，子女也只能在城市寄读，高考时还得回到户籍所在地。落户的条件再怎么放宽，都是以保留户籍制度作为前提的，而这个前提是本身就是错的。既然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拥有迁徒的自由，但就应该是在自己的国家之内愿意迁徒到哪里就迁徙到哪里，迁徒到哪里就自动成为哪里的居民，享受居民应有的各种待遇。我在纽约定居下来后，就去医疗保险机构办了一张白卡，然后去市政府指定的网点办了一张ID（即市民卡），就成了纽约的居民，可以享受市民的各种待遇，包括作为低收入人员的免费医疗待遇。而我还只是一个普通外国人的身份。活生生的现实让我知道了什么才叫迁徒的自由。因此，我们聚焦于如何改革户籍制度是没有意义的，而是要一位到位地废除这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制度（有人把它称为一种农奴制度，这也并不过分），把纸面上的宪法权利落实下来，对城乡居民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人们愿意到哪里生活和工作，就通过登记自动成为哪里的居民，社保医保也跟着人走。但我们的政府愿意让人口自由流动起来吗？愿意分出更多的财政让农民也能享受市民的待遇吗？

    就跟土地制度一样，户籍制度也往往被认为以前是不存在的，以前城乡人口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只是到1953年实行“三大改造”，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后，尤其是1958年发动大跃进，建立起人民公社制度后，才开始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也是只看到一种表象，我们自古以来都实行各种形式的户籍制度，政府都对人口的流动进行控制。早期实行编户齐民制度，到宋朝后实行保甲制度，直到民国的国民党政权时期也都还保留着这种制度。只是到宋朝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人口有了更多的流动。但再怎么流动，也始终脱离不了政府的控制。1950年代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的建立，只不过是强化了政府的这种控制。

    我们没有迁徒的自由，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专制的社会，政府要控制一切，不但要控制一切社会资源，还要控制人口的流动。而人们连迁徒的自由都没有，还有自由可言吗？还称得上现代公民吗？这样的社会还是一个现代社会吗？现在开口闭口都在提中国式的现代化，但这样的基础制度问题不解决，即使高楼大厦建得再多，物质生活再丰富，也谈不上真正的现代化。更何况，这样的基础制度问题不解决，会连物质生活的丰富都做不到。君不见，随着经济的日趋下行，人们在进行消费时已经越来越需要掂量掂量了。

    面对迁徒的自由，我们仍然在路上！

                                                     2023年9月3日写就

                                                  2026年10月23至25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