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失去人口红利之后

子规

    本月14日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这一天，印度人口一举超过了中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易主了，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成为过去。再结合去年我国正式进入了人口负增长，神州大地已经悄然发生了一场巨变，这种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更为深刻和长远的，将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正视并积极应对这一严峻的现实。

    第一个直接感受到这种冲击的要数妇产医院。去年我国出生人口跌破一千万，与6年前相比下降近一半，而且这还是在大幅放宽生育限制后出现的。以前很多妇产医院都是人满为患、一床难求，而现在很多已经门可罗雀，甚至都要关门歇业了。接下来受到冲击的是幼儿园。以前上幼儿园也要挤破门槛，要托关系才能上一所好的幼儿园，现在很多幼儿园却要为生源而发愁，要四处拉生源，不少甚至都已经倒闭。今后这一态势还会进一步蔓延到小学、中学和大学，若干年后也许愁的不是考不上大学，而是大学招不到学生，许多大学都要停办。以前只听说工人下岗，从未听说教师还会下岗，而今后教师下岗将会大面积地发生，将成为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而应对教师的失业潮将比应对工人的失业潮来得更加棘手。比起工人农民，教师是有知识有文化的群体，也是容易产生独立思想，喜欢对社会发牢骚、鸣不平的群体。过去这一群体之所以没有发出太多的杂音，除了当局的严格控制和不断洗脑，让他们不敢发出声音，也没有什么声音可发之外，还与政府不差钱，可以不断地收编人员，用优厚的待遇笼络他们，使他们普遍对现状感到满意，或者有不满也不愿意表达出来有关。现在政府没钱了，无法收编那么多人员，无法再给他们提供优厚的待遇，他们就会对现状产生不满，就会把这种不满表达出来。这也给未来增添了一种变数，不知是福还是祸。但不论是福还是祸，都是躲不过的，我们都要面对它。

    除此之外，这一变化还将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过去我们经济取得持续快速的发展，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人口红利的基础上，即青壮年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低廉。现在随着青壮年人口不断减少，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往东南业和印度这样年轻型的国家转移。与此同时，我们的老年人口却在不断增加，而这又是在我们尚未完成工业化，尚未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下发生的，即所谓的未富先老，提前进入“银发社会”。在“生之者寡”的同时又“食之者众”，这两头的挤压将会严重拖累我们的经济，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巨大难题。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减少了，但那些刚性的支出尤其庞大的行政成本还得维持，甚至那些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还不能触及，这样政府就只会加大对社会的攫取力度，而这又将使营商环境变得恶化起来，经济变得更加萧条。而经济越是萧条政府就越是竭泽而渔，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而且经济越是下行，各种的社会问题就越是层出不穷，社会就越会动荡不安，政府用于维稳的开支就越大，对社会的攫取力度就越大。许多政权最后的垮台就是这么发生的。

    面对这一变化，有人提出了要变人囗红利为人才红利的观点，即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出更多高素质人才，大力发展高新产业，创造出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固然是不错的，事实上我们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要看我们的教育和科研机构能否培养出更多这样的人才，培养出人才后又能否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在这背后，又需要政治、法律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支持，而这些又恰恰都是我们的短板。当年温家宝去医院探望钱学森，钱学森向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展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后来被人们归纳为“钱学森之问”。限于当下中国的话语环境，钱学森只能把话说得委婉一些，其实中国之所以培养不出创造人才，说穿了就在于没有实行自主办学，没有实行大学自治，没有按照教育的规律去培养人才，没有给教育提供一个自由、宽容的环境。用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的话说，大学本该是追求纯粹学术、并享有高度自治的精神殿堂，可我们的大学却怎么看都像一个衙门，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处处都要仰政府的鼻息，都要听从党的指挥。这样的教育体制与创造人才的培养无疑是南辕北辙的。钱学森发出这一问是在2005年，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问题又解决了没有？我们非但没有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反而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创造人才云乎哉！

    面对这一变化，我们还须改变以前那种急于超赶，急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观念。由于过去那种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以及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那种天朝上国心态，我们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急于赶超的心态。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倘若片面地进行理解，为赶超而赶超，为成为世界第一而成为世界第一，就会变成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对我们自身乃至对世界都是十分有害的。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弱肉强食的时代，我们的心态应当从容一些，不必那么焦虑了。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富足康乐，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同时也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国家的强大是要更好地为这一目的服务，而不能把手段变成目的。我们已经失去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据专家预计，未来40年内印度将始终保持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以印度的人口以及其他方面的优势，即使我们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后也还会被印度所取代。但取代了又如何？人民的生活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面对失去人口红利这一无可挽回的事实，我们更需要做的不是去鼓励人们多生，而是要积极地创造出制度红利来，即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的经济自由权利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不必担心自己的财产会受到侵犯，政府的权力受到了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不能越权，随意侵犯人们的私有财产，同时还要履行好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的职能。有了这样的制度，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就会不断地去寻找市场的机会，不断地去创造创新，经济发展就会注入不竭的动力。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人口出生率必然会不断下降，人口红利迟早都会失去，即使印度这样的国家也开始面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问题，有一天也会失去人口红利。而一个国家只要做得好，制度红利却是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制度永远都有改进的空间，通过有效的改革都可以挖掘出制度的潜力。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们的最大问题恰恰就在于制度。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一个健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我们的市场经济至今还是一个政府主导的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过去我们利用参与国际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利用人口红利的巨大优势，通过引起国外的资金、技术以及管理，与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以及其他要素资源结合起来，走一条出口导向型的道路，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这也谈不上什么经济奇迹，不少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但也正因为成功来得太容易了，我们没有在制度上进行太多的改进，以为可以在不对原有制度做出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创造出一个成功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北京共识”，与实行自由巿场经济制度的“华盛顿共识”平分秋色，甚至还要取而代之。

    现在这个“北京共识”已经走到尽头了，经济一路下行，政府债台高筑，社会消费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从制度改革上发力，对原有的经济制度做出根本性的变革，建立起一个规范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但这样做又会从根本上触及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又会动摇一党专政统治的根基，要政府这么做无异于刀刃向内。而要社会力量尤其中资阶级发展壮大起来，逼着政府做出让步，进行这样的改革，又看不出具有这样的前景。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隐忧。

                         2023年4月23日写就

                       2026年10月1至3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