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极权之毒”到“极权输出”

王立君

中共谎言、造假与告密体系如何侵蚀社会

一个人说谎，损害的是自己的信誉；一个政权以谎言维系统治，侵蚀的则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当说真话需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当出卖亲友可以换取政治安全，谎言与告密便不再只是个人的道德败坏，而成为权力支配人的工具。

我对这一点的认识，来自自己的经历。从少年时代的一次批斗，到一九八九年后被捕入狱，我逐渐明白：极权之毒，既在于它惩罚说真话的人，也在于它逼迫普通人说假话，甚至把受害者变成伤害别人的人。

一、真话的代价

一九八九年学潮期间，我在学校里见证过“人人表态”的场面。轮到我时，我无奈地说：“我不懂政治，不知道该说真话还是假话。”

这句话听起来荒唐，却道出了当时真实的处境：要求你表态的人，并不一定想听你的真实想法；他们要听的，是符合政治要求的答案。

于是，大家都知道有人在说假话，说话的人也知道自己在说假话，整个场面却仍要郑重其事地继续下去。假话成为过关的凭证，真话反而成为危险的证据。久而久之，阳奉阴违被当成处世本领，坦诚直言被嘲笑为不识时务。

八九学潮期间，我因表达真实看法，被单位处长向公安局告发，后来被捕入狱。我记得，当我向警察追问“秋后算账”的问题时，对方竟嘲弄道：“你太幼稚了，我们没有秋后算账，现在是冬天抓你！”

这句话，我至今难忘。把“秋后”换成“冬天”，就可以否认报复；把公开承诺当成文字游戏，就可以逃避责任。一个掌握拘捕权的人，竟能如此轻慢地对待人的自由。那句回答所暴露的，是权力对信义的蔑视，也是它对自身不受约束的确信。

当权力可以任意解释自己的承诺，普通人还拿什么保护自己？

二、告密怎样进入家庭和校园

告密最深的伤害，是把恐惧带进人与人最亲近的关系中。

文革时期，我曾有一位邻居，家中停电时随口开了一句玩笑：“都说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怎么现在屋里一片漆黑？”就这样一句话，被妻子告发。他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险些丧命。文革结束后，他虽获释放，却坚决要求离婚。面对妻子的哀求，他痛心地说：“你把我害得半死，我还怎么跟你过下去？”

牢门打开了，夫妻之间的信任却再也回不来。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家庭也失去了庇护人的能力。最熟悉你的人，掌握着最容易伤害你的言语；原本无需防备的关系，变成了必须时时提防的危险。权力不必站在每个人身边，只要使亲人相互监视，便能把控制伸进家门。

校园也未能幸免。

我的父亲有一位同事，曾任小学校长。他坦言，管理学校的“秘诀”，就是培养“小情报员”，随时报告学生的言行。孩子尚未学会独立判断，便先被教会观察谁说了什么、谁可以被检举。

一九七一年，我上初中，班上开始学习俄语。一次课后，我和同学把俄语、英语单词混在一起打闹，无意间将俄语里的“毛主席”和英语里的“打倒”连在一起。这本是孩子间没有政治意图的玩笑，却被同班同学举报。班主任将此事上报学校，我因此遭到严厉批斗，受到很深的心理伤害。

一句玩笑，可以变成政治罪名；一个孩子，可以被当成需要批判的敌人。这样的教育，教给孩子的究竟是知识，还是恐惧？

更使我痛心的是，在“人人检举”的压力下，我自己也曾违心地向老师举报同学的言论。这是我人生中最遗憾的记忆之一。

写下这段往事，我无法回避自己的责任。极权制度的毒害，正是在这里显露得最清楚：它使人害怕被出卖，也诱使人通过出卖别人保护自己。一个孩子受到伤害之后，竟又参与了同样的伤害。

三、谎言与告密怎样相互支撑

在中共统治下，政治检举通过组织、单位和群众运动深入日常生活。从延安整风时期的审查与揭发，到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再到文革中的相互检举，一个反复出现的逻辑是：人必须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而揭发别人，往往成为证明忠诚的方式。

在这种机制中，真实与否容易退居其次，表态是否符合要求反而决定一个人的处境。有人夸大别人的言行以求自保，有人顺着审查者的意图编造材料，也有人把私人恩怨包装成政治问题。材料一旦进入政治定性的程序，被指控的人便很难为自己辩白。

谎言与告密由此相互支撑。谎言替迫害制造理由，告密替权力寻找对象；说真话的人遭到惩罚，又迫使更多人选择沉默或附和。权力随后把这种沉默称为拥护，把被迫的附和称为民意。

这里必须分清：揭露贪污、欺诈和暴力犯罪，是维护公共利益；把别人的思想、私下议论和政治批评交给权力，借此使其遭受迫害，则是本文所批判的告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一个社会当然需要有人揭露违法行为。但任何人都不应因为一句批评、一篇日记或一次私人谈话，就失去工作、自由，甚至生命。

四、从政治造假到社会失信

当政治生活中的谎言不受追究，反而得到奖赏，它便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恶劣的示范：事实可以让位于需要，责任可以让位于权力，结果可以替手段辩护。

这种风气一旦进入日常生活，付出代价的便是普通人。履历和学历造假挤占诚实者的机会；商业欺诈破坏公平交易；食品、医疗和工程领域的隐瞒，则可能直接危及生命。

我并不认为每一种欺诈都能归结为同一个政治原因。但当公开监督受到压制，当揭露问题的人比制造问题的人更容易受到惩罚，造假便更难被及时发现，更难得到真正纠正。

失信的代价，也不只由受骗者承担。人们签订一份合同，需要更多查验；购买一件商品，需要更多防备；面对一则消息，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这是真的吗？”互不信任，成为整个社会不断支付的成本。

最令人忧虑的是，当诚实者屡屡吃亏，投机者却能轻易获利，越来越多的人便可能把守信看成愚蠢，把造假看成本事。人的良知，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持续消磨。

五、从国内控制到跨境压制

今天，类似的控制方式已经出现在海外。监视与恐吓借助网络、社群和人员关系越过国界，使一些离开中国的人仍难以摆脱政治压力。

这并非只有笼统的指控。二〇二四年十二月，美国司法部公布，陈金平就共谋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认罪，案件涉及在纽约曼哈顿开设、运营一处未经申报的海外警务站。

另据美国司法部二〇二三年公布的起诉材料，三十四名中国公安人员被控参与针对美国居民的跨境压制，涉嫌利用虚假社交媒体身份骚扰、威胁批评中共的人，并干扰民主活动人士的网络会议。这些具体行为应依证据和司法程序判断；起诉指控也应与已经认罪的事实分开。

这些案件使“极权输出”有了具体内容：把国内压制异议的方式，延伸到他国社会，试图使人即使身在自由国家，也不敢自由说话。

海外华人对此尤其需要警觉。有人因恐吓而闭口，有人因担心亲友而退缩，还有人开始怀疑身边是否存在监视者。这样的恐惧一旦蔓延，社群内部的信任也会受到伤害。

但追究具体违法行为，必须依据具体证据。不能因为某些人参与监控或骚扰，就怀疑所有华人；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政治观点不同，便把他称作特务。华人同样可能是跨境压制的受害者。保护他们的自由与尊严，正是抵抗极权输出应有的意义。

六、让人不再因真话而恐惧

文革早已结束，但它对人的伤害，并不会随着一个年代的结束自动消失。只要政治批评仍可能招致惩罚，只要出卖他人的言论仍能换取好处，谎言与告密便仍有生存的土壤。

清除这种毒害，需要制度上的改变：保障言论自由，使权力受到监督，让遭受诬告和迫害的人能够申辩、获得救济，让实施非法监控与报复的人承担责任。

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不能把出卖亲友称为忠诚，不能把违心表态称为成熟，更不能把迫害别人的经历当成值得炫耀的资历。

我写下少年时的遭遇，也写下自己曾经的软弱，因为这些记忆不应再被遮掩。受害者需要被听见，参与过伤害的人需要面对自己的责任，而制造恐惧的制度更必须受到追问。

一个人不应因为说出真实想法而坐牢。一个孩子不应因为一句玩笑而遭到批斗。一对夫妻不应因为政治检举而走到彼此仇恨的地步。这些都是一个文明社会应当守住的底线。

从“极权之毒”到“极权输出”，改变的是手段和范围，延续的是以恐惧支配人的逻辑。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把被掩盖的伤害讲清楚，让谎言失去遮蔽事实的力量，让告密失去支配生活的权力。

让人敢说真话，让亲人能够相互信任，让孩子不必靠举报同学证明忠诚——这样的生活，值得我们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