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社员与西藏农奴之比较

老贫农

新中国的“人民公社”社员与旧西藏的“农奴”相比，谁的生活要更好一些呢？不少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新社会的主人跟旧社会的奴隶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言下之意是公社社员当然比西藏农奴的生活好多了。这就是几十年来无数次的宣传灌输在人们头脑中造成的印象。然而通过了解历史真相和深入思考之后，就会发现答案不是这样的。

西藏的“农奴制”是中央政府对1959年以前旧西藏社会制度的定性，是为了说明对西藏实行强制性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正当性——旧西藏是残酷的、落后的农奴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解放农奴，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新西藏。然而西藏和内地的独立学者不这么看，他们不认为旧西藏是农奴制。

旧西藏的情况实际上是怎样的呢？它的社会组成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级政府的官员、寺院的僧侣以及贵族，他们的人数在5%左右，西藏的土地、牧场和主要资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第二部分主要是农牧民和自由职业者，占人口的90%左右，他们从地主（土地所有者）那里租领土地或牧场，自己耕种或找人代种。第三部分人则是给上层富人做家奴，他们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也没有人身自由，这些人约占5%左右，是真正的奴隶。我们主要看看占人口90%的被中共称为农奴的农牧民的情况。这部分农牧民又分为“差巴”和“堆穷”两个阶层。“差巴”是领种地方政府土地（或牧场）的较富裕的农牧民，“堆穷”意为小户农工，耕种少量的土地。差巴可下降为堆穷，堆穷也可上升为差巴，差巴和堆穷破产后还会下降为奴隶。

不论是差巴还是堆穷，他们租领了地主的土地之后，如何耕种完全自主，地主（或叫领主）不再干涉。他们根据租领土地的多少交纳租金或实物（通常不超过收获量的5%），剩下的全归自己。他们自给自足，温饱有余，千百年来没有发生过大饥荒饿死人的现象，唯一的一次发生在1959--1960年，即全国大饥荒的年份，那里也饿死了不少农牧民。他们平时无论是赶集、走亲戚还是去寺庙，不需要向谁请假，想走就走。他们和中国内地过去的佃农一样，是完全的自由人。这样的农牧民，有吃有穿又有自由，还能说他们是农奴吗？当然官员和领主欺压、剥削农牧民的事也多有发生，这和内地过去的情况基本一样，也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那么我们“人民公社”社员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没有自由，极度贫困。下面听我详述。

一、      没有自由

1、没有迁徙自由：由于有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和限制，农民不能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打工，被死死地捆在家乡的土地上。

2、没有人身自由：如果没有生产队长的批准，农民不得离开村子去赶集、走亲戚、看病，更不用说去旅游，否则就会被扣饭或扣粮食。

3、没有生产自由：生产队种什么粮食，怎么种，完全是生产队长说了算，社员没有发言权。各级政府也年年干涉种植计划。连自以为是的毛泽东也对农民如何种地干涉得特别具体。1958年毛泽东要求全国农民“深翻土地，合理密植”，结果造成农业大减产。

4、没有生活自由：1958年在毛泽东的强令之下，全国农村都办起了大食堂。砸锅搜粮，不许农民自家做饭。食堂开头还有点粮食吃，后来粮食越来越少。生产队长看谁不顺眼，就扣谁家的饭，造成大量农民被饿死。

5、没有讨饭的自由：在1959年，中央发文件禁止农民外出做工和讨饭，在各车站和码头设卡拦截，造成大量农民活活饿死在家里。这项恶政到1961年才被迫取消。

6、没有维护尊严的自由：公社、大队和小队的干部把农民视同奴隶，可以随意打骂。1960年我们村的两个小青年偷了队里的几个玉米棒子，大队书记发现后要这两人互相殴打，谁不使劲打，他就用棍子打谁。在1959年的“反瞒产私分”运动中，连许多小队长都被拉到公社去捆绑吊打，逼迫交出粮食。所以，公社社员，毫无尊严。

二、极度贫困
 在农村实行集体化，特别是公社化以后，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大炼钢铁”运动的干扰，使粮食连年减产，可是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却大幅度上升。在通常的年份，农民收获的粮食60%左右被政府拿走（西藏农牧民只交租5%左右），而在1959和1960年则90%以上被拿走，造成大量农民被饿死。比如凤阳县武店公社山王大队李金明说：“1959年我们收35000斤粮食，叫征购58000斤，结果我们交33000斤，社员只吃2000斤。”（引自1961年1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

在三年大饥荒之后，虽然没有再大量饿死过人，可是农民依然极度贫困。从1962年到1979年，我们家乡的农民在秋后分到的粮食，一般只够吃到元旦或春节，过了年之后，大约一半的农户只好外出讨饭。分到的钱微乎其微。农民买油盐的钱主要靠养鸡和自留地收获的少量农产品。农民一年吃不上一、两次肉，更买不起新衣服。从1955年（合作化开始）到1981年，农民几乎没有一家盖新房的（干部除外），茅草土坯屋破烂不堪，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惨不忍睹。万里到安徽上任之后，花了几个月时间到各县农村走访，看到这种惨状后十分痛心，这才促使他下决心冒着风险支持农民搞分田到户。

三、几个实例

1978年7月我回到安徽农村的老家探望亲友，听说了几件刚发生不久的事情。

有一位亲戚想到城里去办点事，找生产队长请假，队长不准，他一赌气还是走了。两天以后回来，遭到了队长的痛骂。又过了两天生产队分玉米棒子，而他们全家的口粮就因为这件事被全部扣光，一点不发。当时正值夏荒，麦收时分的麦子已经吃完，就等着这些玉米棒子下锅。可是没办法，那段时间全家8口人只好靠吃门前种的南瓜、豆角等维持生命。你说这样的生产队长还有人性吗？不是比农奴主更坏吗？

我有一位堂哥在端午节上街排队买肉（从过年至今就没吃过肉），被公社的“民兵小分队”（公社的专政工具）认为插队了，拉出来暴打一顿，然后又被拖到大队部关了两天，打成了重伤。当时全国都时兴“办学习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实际上是变相的拘留所，关押所谓犯错误的人。我们老家那个公社当然也有这种“学习班”，关押的理由五花八门，其中有几个人是因为自家擅自杀了猪。那时候农民家养的猪不允许自己杀，必须卖给国家的食品公司。

当时虽然打倒四人帮已经将近两年，但农村尚未分田到户，“人民公社”还在进行最后的疯狂。最近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应该从1976年10月算起，华国锋是有功劳的，对此我完全不同意。华国锋当权的两年多时间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在延续毛泽东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农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结论

从以上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的“人民公社”社员和旧西藏的农牧民，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农奴？有人说，你说公社社员是农奴，可是没有农奴主阶级呀？怎么没有？！名曰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人就是地地道道的农奴主，而毛泽东则是最大的奴隶主。在1949年以前的几千年中，中国农民一直都是自由民，是自称大救星的毛泽东给他们套上了农奴的枷锁，使中国社会产生了历史大倒退。旧时代的西藏不是农奴制，而毛时代的人民公社才是真正的农奴制！

1978年11月，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被贫穷逼得走投无路，冒险分田到户，到1979年秋天就大见成效。在万里的支持下，此经验于1980年春天在安徽全省推广，也是当年见效，农民从此告别了饥荒，告别了讨饭。两年之后农民就陆续盖起了新房。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80年9月中央发文向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全国人民吃不饱饭的问题。前后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解散罪行累累的人民公社，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不仅多生产了粮食，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亿万农奴。邓小平如果不是在六四犯下大错，他的历史功绩本来可以比肩林肯，因为他解放的中国农奴比美国黑奴多得多。不清楚邓小平一开始有没有这个主观意识。万里同志是有这个意识的，他曾对随行人员说过：人民公社是集中营，公社社员是农奴。不过他没敢在公开的场合和报告中这么说，因为这是给党抹黑。

特以此文纪念吃人怪兽人民公社60冥诞。

                                       老贫农     201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