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下跪与奴性/余东海

好制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制度决定论问题有二：一不知道，任何政治制度都有相应的文化背景和指导思想；二不知道，制度对道德的影响既非常重大，又有其限度，不是绝对的。

制度决定论者有一句名言：“好制度让坏人变好，坏制度让好人变坏。”不无道理，但不绝对。好制度能限制坏人做坏事，但不一定能让坏人变好；坏制度能让一般人变坏，但不能让圣贤君子变坏。

或说：“千万不要相信人性，因为只有规则和制度，才能遏制人性的阴暗和丑恶，让人性的阴暗无处发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性有本习之别和善恶之差，是否可信可靠，可信度高低，因人而异。

好制度可以遏制人性的阴暗丑恶，好文化可以发挥人性的光明美好。好到君子的程度，一定靠得住。君子在高位，可以建设善制善法，可以播其善于众，让正人君子越来越多。2019-3-15

何谓结果可以改？因不可改果可以改。自因自果，别人代替不了，没错；有其果必有其因，也没错。但是，有其因未必有其果，因只是决定了果的概率分布，果具有不确定性。儒家有造命论，命运可以改就意味着果可以改。

何谓真智可以赐？慧不可赐智可以赐。任何人要开悟，离不开自身的修为，没错。但智慧的开发，有赖于真理正知即正确的道德知识的引导，宣说真理正知就等于智慧赐予。

何谓正法可以说？语言有其局限性，不能完全呈现宇宙生命本质即实相真理，有赖于自己觉悟之实证之，没错。但语言毕竟是揭示实相真理最重要、最有效的工具。孔孟所说之法，最真最正，大中至正，就是将这个工具的功效作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把实相真理、即“性与天道”作了最准确圆满的揭示。

何谓无缘不能度？无缘之人，即使听闻真理也难听进，没错。但无缘可以结，听闻真理就是一种结缘，一时听不进无妨，听过了，就是在八识田中播下了真理的种子。

佛教中的业，是造作义。起心动念也是造作，一切行为、言语、思想意念的造作都是业，分别为身业、口业、意业。行为、言语、思想意念有善恶之别，故业有善恶之别，业果即恶业或善业所造成的果报，有苦乐之别。

定业，指造作的业因一定会造成某种不可更改的后果。比如佛教认为，杀圣者一定下地狱，不可改变，这就是定业，即使你后面悔过了，做了很大的功德，也免不了下地狱一趟。定业有不可逆性。定业最著名的例子是释迦族被灭的事。虽然释迦牟尼已成佛，也无法阻止族人恶报的成熟。

不定业，就是结果不一定，其业果可以改变。周处除三害的典故，就是对不定业很好的说明。该典故见于《晋书·周处传》。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与水中蛟、山中白额虎并称为谓为义兴三害。后来周处幡然悔悟，杀虎杀蛟，除去二害，又拜文学家陆机、陆云为师，终于才兼文武，得到朝廷重用。周处虽然种恶因造恶业，但能够改恶从善，立功立德，所以无恶报而有善果。

性命之性，先秦古文皆作生字。故性命一词有生命义。生命兼有生命现象、生命本质二义。性命，一般指生命本质，即本性和天命。本性和天命，异名同指，就人而言为本性，就天而言为天命。人之本性，天之所命，故《中庸》说“天命之谓性”。

《易经·乾卦》：“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朱熹本义：“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孔明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全性命”可以浅解为保全生命，可以深解为保全良知----王阳明的良知即指本性而言。置身乱世，保生命不受伤害不容易，保良知不被毁损更不容易。2019-3-16

某微信群看到这么一段话：“民主法治实现不了，做好以下事情也好：把治民的明察秋毫用于治官，廉洁指数狂飙；把援外的菩萨心肠用于援内，幸福指数狂飙；把舆论的审批把关用于食品，安全指数狂飙；把对内的迅速果断用于对外，尊严指数狂飙；把敛财的苦思冥想用于民生，爱戴指数狂飙！”

想得很美，但很幼稚。殊不知，要“做好以下事情”，必须有良制良法；要建设良制良法，又必须尊崇良好文化。在马学马制之下，是绝无可能“做好以下事情”的。马学让人物化恶化，马制把好人变成坏人。在这样的负教育、逆淘汰环境中，必然君子绝迹，好人罕见，坏人主流。纵有极少数好人，能自保就不错了，又有什么能力做好事呢。2019-3-18

卡尔·波普尔《宽容的悖论》中说：“如果我们将无限的宽容扩展到那些不宽容的人，如果我们不准备为捍卫一个宽容的社会而去反对不宽容的人的攻击，那么宽容的人将会被毁灭，宽容的社会也随之被摧毁。”

其实，宽容只能针对道德问题，不能针对罪恶行为。对于罪恶，必须予以相应的惩罚，或法律解决，或军事解决。宽容罪恶不是宽容，而是纵容，是绥靖。波普尔认为宽容有悖论，是没有分清宽容和纵容的本质区别。

面对罪恶，个人无动于衷，主张宽容，是怯懦冷漠，是四端之心薄弱的表现；政府无所作为，一味纵容，是政治助恶，是对国民和国家的犯罪！2019-3-19

有几种关于革命的论著认为，革命的发生，不在极权压迫到极点的时候，而是在政治趋向开明之后。如果把“革命”改为“造反”和“动乱”，这个观点可以成立，历史现象确实如此。

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则相反。革命只针对暴君暴政。《周易·革卦》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如果政治趋向开明，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意味着统治者已经主动顺天应人，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自然就会降低乃至丧失。

因为害怕革命而坚持极权，属于自我恐吓；因为害怕社会动乱、民众造反而坚持压迫不放松，同样大错特错。首先，极权没有未来，绝对绝路一条，坚持愈久，后患愈深；其次，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高压无法持久，坚持愈久，代价愈惨烈。

随着人心的丧失和叛离，革命或造反动乱终究要到来。及时主动地自我革命，是极权统治者自救的唯一办法。上者可以成为开天辟地、创造历史的人民和民族的英雄，俎豆千秋；下者可以将功赎罪，为自己留一条活路，为儿孙留一点余地。2019-3-21

“易中天说的不错。儒家的教义就是做官，孟子的思想就是做事，墨子的思想就是干农活，韩非子的思想就是整人，道家的思想就是混日子……总之，中国文化和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元素，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中国文化也不可能自我演化出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

一派胡言！只见表象，不识内涵，既不识儒家，也不识墨家法家道家。道家崇尚自然，顺自然与混日子，性质大不同。秦法家以君为本，虽然整人，不是目的，目的是维护君权。墨子重农，并非根本，其根本思想是利他主义。

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西方倡导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两者虽然层次不同，精神相通。论三性（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儒家五常道远高于西方五常道。在现代社会，如果以儒为主，以儒立国和治国，开出来的现代文明也将远高于西方。

鲍鹏山《正义的边界》（《东方文化周刊》2017年第48期）一文中，引用孔子的话：“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指出：“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就如同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非常正确。但他接着举的一个例子甚是不妥。他说：

“举一个例子。53 岁的山东省威海市退休女教师李建华遭遇入室抢劫，她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与抢劫者斗智斗勇，最终，那个 19 岁的抢劫者精神崩溃、瘫倒在地，而李建华则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让他得到及时救治。这是很感人的事件。李建华老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美好。但是，在媒体报道这件事后，却出现了争论，有不少人认为，对这样的歹徒，根本不需要同情和帮助。一个网友在网上的留言是：‘假如我碰到这样的歹徒，我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吃了他的肉，砸了他的骨，吸了他的髓！’这种极其残暴的心态，我看得毛骨悚然，从来不在网上留言的我，忍不住留了一句话：“你更是歹徒啊。”是的，对不仁之人的极端仇恨和不择手段的报复，会让我们堕落，堕落得比我们报复的人更加不仁。”

李建华老师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与抢劫者斗智斗勇，让抢劫者精神崩溃而瘫倒在地，其智慧、精神和身体素质都非同寻常，可敬可佩。但是，不能要求一般民众都亦步亦趋地学习她的做法。一般人能勇斗歹徒、实现自救就不错了。

入室抢劫而且杀人，这是大罪大恶。对于这种歹徒，受害者并无救助的义务，即使反杀之，也合情合理合法。司法部门则应严惩不贷，乱世重典正为此辈而设。那位网友在网上的留言，表达的是对这种穷凶极恶的罪犯的义愤，既合乎人之常情，也无违孔子之言。鲍鹏山先生对那位网友太苛责了，有点迂。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孔子提醒，对于不仁之人，不可疾之已甚，迫之过分，以免激之为恶，激之作乱。朱熹《集注》引郑注：“不仁之人，当以风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为乱也。”

“不仁”分很多类，这里的“不仁”只是一般道德问题。对于已经作恶作乱者，就应该以直报怨，包括自卫反击和正当报复，包括义刑义杀义战。仁与义、扬善须与惩恶相辅相成。仁而不义，就成了妇人之仁，非君子所可，非王道所宜。

对一般品德不良之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妨“以风化之”，对于大恶之凶徒和君父之大仇，对于十恶不赦之罪犯，如果也主张“同情和帮助”之，试图诉诸于的道德教化，那就不仅仅是迂腐而已。那是对罪恶的纵容、对责任的放弃和对《春秋》复仇精神的违背。那才是堕落！

顺及，现在的司法也很堕落。我在《司法五恶》指出了司法五大问题：一权大于法，二以言治罪，三重罪轻判，四轻罪重判，五是惩罚无辜，无罪入罪，甚至功罪颠倒。论功罪颠倒，最典型的是对民众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的行为的惩罚。欺辱善良，敌视正义，莫此为甚！

其中重罪轻判，不仅涉及大量贪官恶吏，也涉及大量犯下大罪的歹徒暴民。例如，数十年来，对于殴打和谋杀父母、谋害或虐杀子女、恐怖凶杀、强奸抢劫、贩卖妇女儿童和人体器官等等犯罪行为，司法机关从轻处理的例子层出不穷。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都造成了对罪恶的司法纵容和鼓励。2019-3-3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利已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按照亚当.斯密的设想，每一个理性经济人从“利已”的动机出发，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考虑他人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终达到“利他”的结果。但是，两百多年来的市场经济实践证明，亚当.斯密当年的设想是过于乐观了。犹如“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跑出来的魔鬼，“利已之心”在现有市场经济的架构中并没有得到必要的限制，从而在为人类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却一步步把人类引入歧途。

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从信息技术时代向数据处理技术时代的转型。这再者之间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技术上的不同，但实际上是思想观念层面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成功者必须是利他思想。只有让你的员工，让你的客户，让你的合作伙伴比你更强大，只有让你的竞争对手比你更强大，社会才会进步，你也才有可能成功。就此而言，阿里巴巴高扬的“利他主义”旗帜，是对古典市场经济精神的超越，也是对当代企业经营理念的突破。”

其一，不明利已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别。利已主义是人生哲学，其典型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派，与之相对的是利他主义；个人主义是政治哲学，开出自由主义政治学，与之相对的是集体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并非利己主义，而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其二，不明利已主义和利已之心之别。利已之心与利他之心可以并行不悖，毫无矛盾。利已主义则是有己无人，毫无利他之心。即使杨朱派的良性利已主义，也会对利他之心造成严重破坏。恶性利己主义为了利己，不惜损人，终将害人又害己。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都是错误而反常的。“只有让你的竞争对手比你更强大”云云，这种思维貌似高标，其实非正常，有违于人之常情，不利于社会进步，也不利于个人成功。这不是竞争，而是取消竞争。2019-3-19

或说：“无论如何尊孔，无论如何尊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这都不为过。但是，需要面对的是，在政治上权力来源一直没有解决；在科学上，中国人一直讲的是“仁者与万物为一体”，在仁的笼罩下，智永远透不出来。”

担心仁会对智造成压抑，亦属多余。仁智勇三德，仁最为根本，笼罩智勇，但这种笼罩并不影响智勇二德的独立性和自由成长，相反，还有导向、促进的作用。也就是说，儒学对于科学，有助于品质导良和进步推动。

《尚书·大禹谟》说：“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就是王道政治的“六府三事”。六府指与人民物质生活密切相关的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指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在三达德中，仁侧重于正德，智侧重于利用厚生。而正德与利用厚生、即道德与科学不仅毫无冲突，而且相辅相成。

科学事业也可以纳入外王的范畴。《大学》八条目之格物致知，物指一切现象之物，包括各种物资资源；知指一切知识，包括道德知识和自然知识。格物致知的目的，既为了修己，也为了安人。安人属于外王事业，包括利物之用、厚民之生。2019-3-22

“一位瑞典记者突发奇想，在大街上对过往的行人进行采访：你愿不愿意难民去你家寄宿”？每个人回答都很痛快：当然，没问题，应该的。过了不久，这位记者带着一位非洲小哥再问这些人：这位叫阿里的是新到的难民，需要在您家里寄宿一段。结果，各种理由没有一个人接纳他。”

这种“美德示意症”非常虚伪，非美德也。如果有人不虚不伪，真把一个宗教难民接到家里去住，那是反常，更非美德，而是恶德。道理很简单，那样做，不仅有违“爱有差等”的原则，更是将家人和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对家人和自己都不负责任。那样做，不合常情常理，貌似仁，实不仁，仁义不二故，不义必然不仁。

任何美德首先必须正常，符合人情、人道之常。仁义礼智信五常道相辅相成，是人道五大原则。最美最高最大的德，皆不外乎五常道。有违其一，便非正常。违反五常道是最根本的反常，既反人道，也反天道反天理。天人不二故。

回到“美德示意症”。民众如此，虽然虚伪可耻，不值得深责。若是政治家如此表态，那就是大恶，是政治责任感的丧失和对国民的犯罪。大开国门接纳宗教难民，无异于迎接人道主义灾难的到来。2019-3-23

恶人的命运很容易恶化，除了遭到义刑义杀义战的正义惩罚，容易受到法外的迫害侵犯也是要因之一，恶人也喜欢迫害侵犯恶人。这里有因果，有天机，也有心理原因。

迫害恶人没有心理负担，至少比较轻微。如果迫害的对象是正人君子，那就大不一样。良知半夜微苏，会向恶习抗争，让恶人烦恼忧闷，精神抑郁，甚至惊恐万状。东海就说过，朝廷中人谁胆敢下令动我，很可能半夜惊醒或哭醒。虽然戏语，并非妄言。我们常说恶人良知泯灭，其实只是被遮蔽着，就像主人翁被恶奴压制捆绑，虽然没有权威，并非毫无知觉。良知作为人之本性，是不死的。

认为正人君子容易吃亏，容易遭受恶人恶势力欺辱侵犯，这是一个普遍的大误会。其实，恶人恶势力往往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对于真正的正人君子，一般不会也不敢轻易侵犯。正人君子难免吃小亏，不易吃大亏，纵然吃大亏，后福更深厚。

小人恶人都喜欢占便宜，最容易吃大亏。一旦吃亏就是性命交关的大亏，一旦跌倒就是万死莫赎的地狱。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吉人天相，恶人天灭，这些大俗话中有真理在。天灭恶人的方式，无数无量千奇百怪，让它们防不胜防地遭受种种迫害侵犯，甚至死于自己人亲人之手，就是一种普遍的方式。

命运过于悲惨，必有自身原因。不仅个体如此，家庭、国家和民族无不如此。故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反对真理诋毁圣贤，信邪拜魔作恶犯罪，就是自毁良知，自绝人道，是根本性的自侮自毁自伐。如此，遭受侮辱、毁害和侵犯，就是天理和因果之必然。2019-3-23

或说：“大学之格物致知要放在修、齐、治、平整体来看。格致诚正是在＂修＂里，是在内非在外，从修到齐到治到平是从内到外一层一层递进而行，非并列之行。从平到修，从修到正到诚到致到格，为由外到内层层剥丝抽茧，此如同通过卫星找自家，从找到国，而后到省市镇村，一层层地精准定位。”

比喻很巧妙，说理不中肯。八条目中，诚意正心为内圣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追求，格物致知则兼内外而言。格心内之物，致正知之知，获得正确的道德知识，这是诚意正心的前提；格心外万物，致社会和自然之知，获得正确的社会和科学的知识，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内外功夫，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致良知，故八条目归结于修身。修身者，修养、彰明良知也。古之学者为己，修身即为己。

格物致知具有开放性、无限性，既不局限于内心，也不局限于外物，而是内外兼顾，不遗一物。扬雄《法言·君子》说：“圣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古人云，一物不知，君子所耻；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如果针对个人，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地具备一切知识。这些说法只有就儒学之开放性、无限性而言才能成立。《周易系辞上》说：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天文地理，精气游魂，是内心还是外物？要知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状，要知周万物，范围天地，曲成万物，仅仅靠格内心就可以了吗？好好读一读《周易系辞上》这段话，对于格物致知的开放性无限性，对于吾家道德追求和学问探索之永无止境，将会有更加深刻的认知。2019-3-23

据一篇网文介绍，珍妮·狄克逊被称为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占星家、特异功能者和美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预言家。她曾挑战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认为人类不会在1999年灭亡，而东方将拯救世界。1997年珍妮临终遗言：

“中国将彻底地改革这个世界。也许在21世纪，中国将在互爱的信条下把整个人类团聚在一起，这将是一个新大同世界的建立，将在人们中传播神的智慧，神的子孙将降生在东方，拯救人类的希望在东方。”

网文所说，不知是否属实，但“拯救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这个预测与东海的论断完全一致。具体地说，拯救人类的希望在儒家文化，建设大同世界的核心力量是儒家群体。唯有五常道，也就是儒家五大信条，才能真正地把整个人类团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伟大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高度互爱互信、和谐幸福、文明光明的新世界。西方文化于此无能为力，北方文化更是背道而驰。2019-3-25余东海

政治的政字由正文组成，政治的宗旨是正义和文明。正义和文明相辅相成，血肉交融，正义是文明的道德内涵和力量体现，又是维护文明的重要手段，其表达方式包括义刑义杀义战。

对邪恶的仁慈就是对善良的残忍，对罪行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政治上，仁慈宽容要有度，要与正义配套。圣人与圣母、圣经与耶经、王道与霸道都有仁慈宽容的一面，然正义性高低有别，这是中西文化和文明的根本性区别之一。2019-3-25

这是东海自由派时期的一副自题联，而今重看，有违中道。君子对任何人，都应彬彬有礼，以礼相待，对任何人都不宜摆架子。然作为东海个人对世俗对极权主义社会的一种反动，不无“历史价值”。

在没必要客气的人面前拼命客气，在应该客气的人面前毫不客气；面对富贵诚惶诚恐或崇敬亲热，面对弱势群体父老乡亲趾高气扬或轻蔑冷漠。这是世俗小人的常态。东海年轻气盛的时候，表现虽不中正，情有可原。就原谅自己吧。2019-3-25

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群体灭绝事件，应该发生于尧时代。《吕刑》说：“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遏绝，灭绝。无世，无后嗣。孔颖达疏：“尧哀矜众被杀戮者不以其罪，乃报以暴虐者以威，止绝苗民，使无世位在於下国，言以刑虐故灭之也。”

邪恶群体灭绝方式之三，是邪恶被邪恶所灭。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被外部的、另一股恶势力所灭，一是内斗、内战、自相残杀而灭。毛时代知识群体饱受迫害几无噍类，就是毛左内斗所致。在上上下下都拥戴同一个领袖、信奉同一家学说、坚持同一条道路又没有任何外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几被群体灭绝。2019-3-26

教育不行、洗脑很行的教育部下发《严查以“读经班”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这是正式向民间私塾教育、儒学教育动手了，进一步印证了东海“儒马不两立”的论断。马学马制之下，是不会允许真正的儒学教育发扬光大的。

为善不足，有内外双重要因：内无道德驱动，缺乏为善的志向、意念和兴趣；外无利益驱动，反而容易自惹麻烦，被逆淘汰。为恶有余，政府不仅自己干不好、干不成好事，也让民间有识有志之士干不好、干不成好事，千方百计地制造种种麻烦重重障碍，甚至入之以罪。

孟子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东海曰，邪说而在宪位，更是播其恶于众，马学之邪恶通过恶制恶法和洗脑教育而播，无孔不入。马学马制之下，内无道德自律，外无制度制约；内无心理障碍，外有利益诱惑，岂但政府和官群作起恶来势不可挡，广大民众也是为恶有余，乐在其中。2019-3-26

福山的“马家失败论”完全正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马家的终结。所谓改革开放，就意味着意识形态之魂断。之后只是惯性的延续，尸居余气，残喘苟延而已，随时都可能气绝。

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误。除了民主政治，历史的发展还有一条更好的路，即儒家的仁本主义道路，即王道政治礼乐制度。唯此可以吸收民主自由的精华而涵盖超越之，唯此可以通往大同理想，唯此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正如刘安仁同道所说：“儒家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2019-3-25

民国以来，多数大师昙花一现，根本原因在于，或者非师，甚至非人；或者很小，甚至负大。所谓负大，意谓负能量、负作用很大，负面人物。无其德而有其名，转瞬即逝，非幸事也；缺大德而享大名，更是危险，最易招祸。

反过来，有其德必有其名，德到大处，必有大名，躲也躲不了，逃也逃不掉。故中道圣贤，必然成名，必成大名，想不成都不可能。这是因果、天理、历史逻辑的必然。圣贤一旦成名，便是永久性的，再也不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2019-3-26

如果中方没有结构性改革，中美双方鸿沟和矛盾将越来越深，各种冲突将越来越频繁激烈，除了贸易、金融、政治冲突，不排除军事冲突。直到一方取得完全的胜利。

这里的结构性改革，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盖中美双方的矛盾，除了经贸、利益层面的矛盾，更有基本文化和制度的矛盾。不卜可知，这些深层次的矛盾不解决，中美关系的恶化趋势就具有不可逆性，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双方领导人亦难以扭转这个趋势。

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中国亦无法真正文明强大起来，无法获得与美方竞争的实力和资格。相反，双方的国家实力，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和文化政治道义等软实力，都将此消彼长，越来越悬殊。2019-3-26

仇恨有两种：一种是正常或正义的，是对仇敌的仇恨，对罪恶的义愤；一种是反常而邪恶的，无缘无故地仇恨正常人、正人和正义力量，危害社会，甚至危害热情帮助过它们、有恩于它们的人。而恩将仇报也往往会仇将恩报。

后一种仇恨其实并非无缘无故，往往有相应的文化背景。比如马左徒对资产阶级的憎恨，伊教徒对卡费勒的憎恨，背后就有马学的煽动和伊学的支持。这种仇恨可称为文化仇恨，由反人道的思想文化体系引起的非正常非正义的仇恨。

这种仇恨很难通过非文化的方式消除。政治法律军事等方式是必要的，又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文化问题文化解决，文化仇恨文化化解。只有以大中至正的真理，破除它们背后的学说，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它们的反常的仇恨，恢复它们的人性。2019-3-25

近日王思聪与花千芳微博骂战，起因是花千芳的对英语的一句表态：“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英语都是一件废物技能。浪费了我们无数人力财力，牺牲了孩子们宝贵的童年。”王思聪则用脏话反对这种观点说：“9012年了还有没出过国的傻屌？”

将花千芳的态度概括为“英语无用论”，是狭隘化的理解。在我看来，花千芳说英语无用，并非否定英语的工具性作用，而是表达对教育部将英语定为全民必学必考科目的不满。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英语学习和考试确是巨大的时间精力浪费。

“英语无用论”也不等于“读书无用论”。很多人没必要学英语，但每个人都有必要读书，每个中国人都有必要读经。没出过国未必是傻，没学过英语的也未必是傻，没读过圣贤经典的、满口脏话、以擅英语常出国自豪的富二代，未必不傻，未必非贱民。不了解花千芳，不知道他其它方面认知如何，但论及英语，无疑比王思聪聪明些。2019-3-26

论显性税负之高，中国大陆第二或许没错。但论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大陆绝对全球遥遥领先，非法国所能望尘。论税负痛苦指数，应该把大陆人更加大头的隐性负担考虑进去。在大陆，如果说贪腐仅仅是最末端的分赃方式，税负就仅仅是最末端的剥削方式。

福布斯的统计完全忽略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制度。本来，只有私有制，才有收税的合理性。大陆实行的则是公有制，土地、经济、各种自然资源的大头早已收归国有。在此基础上，再收税，就没有合理性，何况实行超级高税负。国民负担之沉重，痛苦指数之高企，岂是高税负的私有制国家所能比拟。2019-3-27

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正确的答案是：一归万法。正因为一归万法，所以“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一之所以能归万法，潜在于万法之中，是因为一有生生不息、至诚无息的特征。一与万不一不二，不一故有别，不二故合一。一与万的关系，即天与人、道与器、体与用的关系。

而佛教对一认证不全，只知其空寂性而不知其生动性，不知天行健，道无息，体生生，故只知一为万法所归，而不知万法为一所归。所以一归何处这个问题，虽为佛教提出，却无力提供正确的答案。即使中国化的禅宗，也不敢讲一归万法。而这是唯一正确的答案，其它任何答案都是错误的。

这个话头初见于禅宗临济赵州从谂的公案，《赵州禅师语录》。原文：“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师云：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自此成为禅林中广泛唱颂的话头。有居士汇集历代禅师有关“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的公案数以百计，其中没有一人能说一归万法。2019-3-27

《观察者网》有文章曰《美国人曾推出阿拉伯民主改造计划，但因这件事被搁置了》，是整理3月25日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第十一期节目中，节目主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发言的。张维为说：

“2003年的时候，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当时他推出了一个叫做阿拉伯民主改造的计划。他说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因为阿拉伯国家没有成为民主国家。但到了2006年，他把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了，为什么？因为那一年巴勒斯坦一人一票选出了叫哈马斯政权，哈马斯政权在美国人眼里是个恐怖主义组织。”

小布什把恐怖主义的根源归结于“阿拉伯国家没有成为民主国家”，看朱成碧，归因错误。恐怖主义的根源是极端主义宗教。只要不去极端宗教或宗教不去极端化，民主化不仅不能消除恐怖主义，更可能让它变本加厉。

张维为认为：“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之后，很多国家陷入危机，陷入动乱，确实和这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没有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很小。一个是没有法治的传统。”这同样归因错误。民主化导致宗教极端主义更加泛滥成灾，才是那些国家陷入动乱的根本原因。只要极端宗教在，有中产阶级和法治传统，也起不了大的作用。2019-3-27余东海

一个个大师、大师横空出世又转瞬崩塌，令人哭笑不得，遂有人高呼：“我们不需要大师，我们需要的是重建全社会的精神世界，重建缺失的信仰，激发个人内心的力量。要知道，这世上，能够解决自身问题的，只有你自己。”

似是而非。我们当然不需要伪大师、负大师，但却需要真正的文化大师，需要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圣贤君子。这对于重建全社会的精神世界、重建缺失的信仰和激发个人内心的力量，都大有助益，可事倍功半。“解决自身问题”的主人是“你自己”，但工具是文化。而文化有赖于经典的传承和大师的传授。

只不过，真大师非俗眼、马眼所能识也。俗眼所识往往是伪大师，或不大，索隐行怪之辈；或不良，坑蒙拐骗之徒。马眼所识只能是负大师，即歪理邪说大师，黑恶大师，盗贼之师，如商鞅韩非子之流。孔孟在春秋战国，尚有讲学办教、辟邪议政的自由。若生于马邦，胆敢辟邪议政，不被治以煽动颠覆之罪，已是法外开恩。2019-3-27余东海

人人皆可以成圣贤，前提是“由斯道”，沿着仁本主义道路不断前进。唯有义路礼门，才有望回归仁宅，希圣希天。如果走的是别的路，即使是正道，也不可能成圣贤。学佛学道能否成佛成仙，追求自由能否成神，拜神是否上天堂，拜物是否去见马克思，皆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成不了圣贤。

当然，方便而言，佛道和自由门中的优秀人士，也可以称为圣贤。但只能是外道圣贤而非中道圣贤，非真正意义上的圣贤。他们无论怎么优秀，言论必有偏误，无法成就圣经的中正；品德必有纰漏，无法抵达圣德的圆满。2019-3-27

儒学是君子之学，精英之学，是培养君子和精英的学说。但儒学又应该是大众之学，人人可学，有学无类。儒学应该向所有的人开放。只要愿意，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学习，不会因为职业、阶级、家庭、种族、财富、德智等原因而丧失学习资格。只要有志于学，人皆可以为君子和精英。

同时，儒学作为最好的、中华特色的人格主义和人道主义学说，应该成为最基础的学科。从政从教，固然要通达儒学；从事农工商军科技等其它职业，也应该具备一定的儒学根底。2019-3-28

论法，是人就有人格，就要受到人格尊重；论德，人格之大小有无，因人而异。小人人格渺小，未成人；盗贼人格缺失，已非人。唯君子人格健全伟大，是大人。然要成就君子人格，离不开君子之学的培养熏陶。孔子之后，不入儒门，难成君子。孔子编撰六经，就将中道文化和君子学问集中于儒家了。

不入儒门也罢了，学其它正学入其它正派，也有望做一个正人好人。怕就怕反孔反儒，那就必然反常反华。纵然想做好人正人，不可得矣；纵然追求正义事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矣。盗贼而知道讲仁义，其智可取，其心未丧，或许还能回头；好人而一味诬圣贤，其好有限，其愚无底，基本不可救药。2019-3-28

“强制全民学英语已经成为西方遏制中华复兴的最大软实力，就本质而言是西方对中国隐蔽然而威力巨大的文化侵略，是我们自己中了西方阴谋卷套的结果。这有两大作用，全都是大大有利于西方而损害了中国：其一以英语这种垃圾语言来大量消耗中国的智力和财力资源，减缓或者拖住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进程。其二以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为由，行巧妙扩张西方势力之实，以西方的伪普世价值取代中华传统文化，大大增强了西方文化软实力和降低了中华文化自身的软实力。”

正如孟晓路所说，强制全民学英语的两大弊，一是大量消耗中国的智力和财力资源，二是为西方中心主义火上浇油。但孟晓路这段话中的两个说法，东海期期以为不可。

其一、英语文远逊于汉语，但斥之为垃圾语言文字，未免过分。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自有其优点和存在的价值。如果英语是垃圾，其它语言文字更无正面价值。

其二、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五价值，固然远逊于仁本主义五常道，但也有一定的正义性和普世性，不可贬斥为“伪普世价值”。君不见，其中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四个价值观已经被收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囊中。可见当局名义上也是认同的。

“世间本无绝对的自由，群己之际，正宜各有界限，各知所止。假若过度崇群抑己，则个人不免多受压迫，难以发展；而若过度扬己害群，又不免损害他人，戕贼公道。崇群抑己者，墨氏之徒也；扬己害群者，杨氏之徒也。儒家于群己之际，倡导人我两完的中道，这才是自由的真义。”

这段话很好，唯对杨子或略有误会。杨子虽然一味利己，却无损人害群之心。关于杨子，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但它有底线，利己不损人。《列子·杨朱》记载：“杨朱曰:“古人之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称之为良性的利己主义。

群己关系可分为他人与自己、集体与个体两种关系。在自己与他人之间，杨子是利己主义，有己无人（亦不损人）；墨子是利他主义，崇人抑己，非常真诚，唯儒家自爱爱人，利己利他两不相碍，圆融统一。在集体与个体之间，集体主义有集体无个体，个人主义唯个体无集体，唯儒家既重个体亦重集体，相辅相成。2019-3-29

幸福有赖于内外双重的环境保障。内环境指心灵环境，包括人格、精神、情感、思想等状况。外环境指生活环境，包括文化道德环境、家庭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自己缺德则内环境恶劣，家庭、学校、政治、社会缺德则外环境恶劣。

国民的幸福度，与一个国家道德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社会和谐的程度正相关。个人的幸福度则主要取决于其道德度，内主外辅，即内环境为主，外环境为辅。唯孔颜之乐无所倚，圣贤君子，自得其乐，无倚于外。但外环境过于恶劣，会让先天下之忧而忧和吉凶与民同患的君子，产生深重的忧患感。2019-3-29

马家社会，不仅各种邪教恶势力变本加厉，佛道两家的群体品质也会严重下降。儒家来复之时，群体品质也非常有限。马学在宪，恶制未改，人欲横流，儒家之正宗正义必然深受体制压制和社会轻蔑，未能抵达君子境界的儒生，亦难免被马学污染而学术异化，或者被利益诱惑而心术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