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昌平暴力强拆引发众怒 依法治国为何无法无天？
张杰
11月17日，在当地政府策划下，大批身穿黑衣的人员突破业主阻拦，强行闯入北京昌平小汤山镇的居民小区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四处张贴拆迁告知书。目前，该小区的天然气供应已被切断。一位小区业主称，当天，小汤山镇书记王红敏雇佣200余名黑衣人强行闯入园区，“占领业主保安室，撬盗物业办公室，偷盗业主自行购买（的）天然气站”，导致居民无法取暖，2100名居民在寒冷的冬天中“瑟瑟发抖”，老人和孩子都在“寒冷和惊吓中度过”。
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始建于1998年。这年5月20日，北京市多个官方部门向各区、县政府及市各有关机构，印发了《北京市观光农业发展规划》的文件，要求建设“小汤山观光农业基地”。九华投资顾问公司与小汤山镇政府签订合同投资建设“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并进行房地产开发。1998年时，小汤山镇招商办曾在北大、清华两校高调宣传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吸引了一批北大、清华校友前往该园区投资置业。到今年为止，该园区已经有299户共2100多名居民。
小汤山镇政府告知书称，该小区的房屋建设违反了《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属于违法建筑”。因此，小汤山镇政府拟对这些房屋“作出责令拆除的决定。”对此，一位业主宋先生表示：“我们这个小区，是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他们这么搞，完全是违法。没有任何通知的前提下，马上就把我们的液化气站给挖掉了。这个液化气站，（建的时候）花了几千万。如果说违法，为什么建的时候你们不制止呢？”
昌平区的强制拆迁并非仅仅针对“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今年6月疫情期间，北京昌平区政府就大举强拆所谓“小产权房”。当年地方政府为了提振经济，牵头建设文化产业居住区，由村委会召集开发商与业主签署三方合同开发“小产权房”，现在北京郊区的这类建筑又都被政府认定为违章建筑，一批批遭到拆除。如何看待北京昌平强拆事件呢？
第一，无法无天，与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事件同出一辙
据昌平区流村镇刘先生反映，这种强拆是2017年北京驱逐300万“低端人口”后的又一政策，借口和驱逐“低端人口”同出一辙。
2017年11月18日晚，大兴区 西红门镇 新建二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火灾发生后，20日起，北京市部署了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目前北京的气温已在零度以下，但北京市政府却采取“一刀切”、“暴力清退”，强迫外来租户在数天内搬走，更以停电、停水确保达成“高效率清理”。国内公共知识分子对北京市政府的野蛮行为提出了抗议。历史学家章立凡、法学家贺卫方、张千帆、社会学家郭于华、独立学者荣剑等100多名中国自由派人士联名发表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公开信，指出北京政府在没有任何过渡措施、救济安排、安置方案的前提下，在零下几度的寒冬天气，强令外地人口在几天内无条件搬离租住地，“甚至今天通知明天就必须走人”，否则停水停电并随意处置其财产和物品，导致成千上万底层民众一夜间流离失所，这是对外来公民生存权、居住权、经营权、就业权、财产权和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的极度蔑视与肆意侵犯，是公然的无法无天。
我们可以说，2017年的清理低端人口事件和今天的昌平强拆事件性质相同，都是违法违宪及严重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是对依法治国的否定。
第二，大量群体性事件发生
由于政府对法制的破坏，中国社会整体失序，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2003年，中国官方首次对外正式公布群体性事件年度统计数据，这一年高达58000起； 2004年为74000起；2005年为87000多起；2007年逾10万起。自2008年之后中国官方不再公布具体数据，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这些群体事件的发生基本上是自发性的，有的是警民冲突，有的是群体利益，如退伍军人、房改政策等。我不知道10年后的今天，中国群体事件有多少起，但应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如果中国政府依法行政，中国有司法独立，群体事件就会大大减少，社会冲突就会缓解。但有权任性和没有司法独立的中国难以化解冲突，矛盾就会像高压锅的压力一样不断集聚，直到灾难的发生。
第三，反法治、反文明将导致国家动荡
昌平强拆事件、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事件以及抓捕民营企业家，抢夺企业财产都是中国社会失序和反法治的体现。11月11日，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被抓捕，起企业被强制接管。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于2018年1月31日被重庆警方以“虚假诉讼罪”刑拘，其名下公司上亿的资产被重庆当局以“打黑”名义冻结和没收。后被冠以 “煽动颠覆政府罪”逮捕。而他仅仅在2017年10月—2018年1月期间，在微信上七次发表评论，竟被官方定性为“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016年10月，我在中国研究院和《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政局研討会上，预测新时代统治下的中国将会走向反法治、反文明。当时，我的判断是基于中国领导群体的从政经历。他们曾在基层工作了很长时间，基层是政策的具体落实部门，但存在资源匮乏的现实。任务必须完成，但条件又不具备，于是只能有条件要完成，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完成。官员面对无法完成的任务，只有两条路可选择，要么不伺候，要么霸王硬上弓。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工作导向必然导致中共基层官员漠视法律程序和执法过程，不择手段追求结果。
笑蜀先生的著作《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中指出，中共执政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又使政权流氓化甚嚣尘上。邓小平八九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就是严重的流氓行为。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有所收敛，但迫害法轮功和刑事犯罪严打也是流氓行径的暴露。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反法治、反文明已呈巅峰状态。在国际上的表现就是胡搅蛮缠、颠倒黑白、背信弃义、恩将仇报、没有底线、无羞耻感，并且把自己的劣行作为本钱与人谈判讨价还价。中国的反法治和反文明摧毁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使得中国污秽遍地，时刻都有昧良心、丧人伦的事情发生。
中国的反法治和反文明不仅仅体现在内地，它也扩散到了香港、台湾以及国际社会。所以，香港人也不要为取消民主派议员资格生气，跟流氓讲理，那叫秀才遇上了兵，有理说不清；英国人也不要跳脚，《中英联合声明》那就是一张纸，在中共眼里，擦屁股都嫌纸太硬；美国人也不要大呼上当，什么叫韬光养晦，那就是我们弱小的时候就装孙子，强大了就当爷爷。由于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废除一国两制，摧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行为，已经唤醒了沉睡在绥靖政策中的国际社会。
北京昌平的强拆事件、民营企业家被迫害事件、知识分子被打压事件以及社会流氓化引发的社会自发性群体抗争，并会带来社会的反抗和人民的觉醒。众所周知，“千里长堤，溃于蚁穴。”蚁穴固然不足以溃堤，但是在洪水这样巨大的外力作用下，不断侵蚀、掏挖、冲击，终于产生了一些小坑，进而变成大窟窿、最后形成了大洞。大洞深入贯穿，最后就给大堤形成了致命伤——“管涌”。管涌就是象一根大管横贯了大堤的中层，把江河之水倾泻到堤防之外，由点及面，管涌就会导致决堤。不断出现的自发性抗争终会演变为自觉性抗争，并导致中国社会巨变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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