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上海浦东机场乘客拥挤逃离武汉新冠变异为精神病毒/张杰

11月23日凌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微信公众号“上海发布”表示，浦东机场各货运站及货运区域所有人员22日连夜参加核酸检测，检测地点就在机场P4停车场AB楼。在机场内做核酸检测的范围还包括第一监管区、西货运区、东货运区所有驻机场单位人员。因机场要求凌晨24点前必须完成这些人员的核酸检测，致使机场被迫关闭数小时，导致大量旅客被滞留在机场。当晚，众多网民上传浦东机场封闭的现场视频。在视频中，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将大批乘客往里推，阻止外出，现场人群拥挤，呼叫声不断。

浦东机场是中国第二大客运机场，2019年旅客吞吐量7615.35万人次，仅次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浦东机场货运吞吐量更排名第一，2019年货邮吞吐量363.4万吨，高出首都机场近168万吨。

浦东机场员工感染新冠病毒并不是大事，对员工进行核酸检测也是防疫的需要，但没有必要规定一个硬性的时间检测，可以错开检测，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混乱的局面。近日，作家太阳雨的文章《疫情最糟糕的地方，是让中国人愈加偏离了自由价值》的文章被热传。太阳雨通过浦东机场事件分析了中西方不同的防疫模式，以及对待个体自由的态度。我们不妨先看看文章说了些什么。

密集的人流，起此彼伏的抱怨声．颇具难民意昧的画风，冲击着每个人的眼球。而与之相对的，是另一边无数人沉浸在中国抗疫成功的喜悦之中，讥笑着美国二十万多人死于疫情。

至于抗疫成功与否，不该以美国为参照标准，按死亡人数来说，全球200 多个国家都比美国少，难道这200多个国家抗疫都很成功？客观来说，这次抗疫表现东南亚的国家都还算可以，其中最出众的当属越南，近一亿的人口，竟然至今仍保持零死亡的记录，相当的不可思议。另外像韩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基本上没有高强度的隔离政策，有的甚至被戏称为佛系抗疫，都很好的抑制住了病毒的蔓延。

这能说明越南的制度全球第一吗？能说明日韩的制度比美国先进？又有谁听说越南和日韩等国吹嘘要几年内超越美国？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防疫成功与否跟制度的优劣并无直接关联，北韩宣称零感染．可又有谁愿意移民去北韩生活？

再者，几乎所有国家的抗疫政策都是开放透明的，如果中国模式确实值得借鉴，又为何没有国家来取经？谁见过哪个国家推行强制隔离14天的政策？出现几例阳性就立马全城封锁，全民排队核酸检测，没有，这也并非他们不认同高强度隔离的防疫效果，只是无法接受这种强制监禁对人身自由的伤害。2月份中国疫情达到高峰时，从大陆飞往美国的华人也仅仅只是接受简单的询问．登记下家庭住址就放行回家了。

这种对个体自由的尊重是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他们确实付出了代价。但对他们而言，生命亦非至高无上，尤其是一些持基督信仰的人。信仰的作用之一就是减轻对死亡的恐惧，只是我们是无神论大国．才会愈加受死亡恐惧所折磨。

此外，自由与威权总是对立的，欧美人对威权政府充满了警惕。所以，就算政府有心实施强制手段，也没有可持续性，很快会被推翻。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民众施加于政府的，要远远大于政府施加于民众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成功的标准可以是多样化的，欧美国家的死亡病例虽然高了些，但是他们却将因疫情带来的经济和民生损失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他们全民发钱，给企业补贴．或代企业支付薪水，不让商店倒闭，帮助民众偿还房货等。这些方面他们确实做得很好，像日韩更是既控制住了疫情又有现金补贴，堪称模范。而这边虽然基本控制住了病毒，但是又有多少商家倒闭？有多少企业停工？有多少人因失业上街摆摊？还有多少的房奴陷入崩溃？6月份有组数据相当霞撼、全国法院拍卖的房屋增长了128倍，这疫情成了压倒多少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大概，中国人没有养成多元思维的习惯，从小接受的也一直是“唯一答案”的教育。以致现在大多数人都以强制隔离为唯一标准，而后沉浸在抗疫很成功，欧美快完蛋的认知中。最糟糕的是，比之疫情爆发之前，现在的中国人愈加偏离了自由价值，反而更认可专制的正确性。出于对病毒的恐惧，人们从内心急切地渴求一种强大的公权力，将国门封锁起来，将疫区隔离起来，将人员流动限制起来。公众已经认可，并逐渐形成一种以牺牲自由换取安全稳定的思维。

四十年全球化带来的思想和价值观交流，本该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积累，然而却因为一次疫情功亏一篑。一个对自由价值漠视的民族，又如何建立起现代化的社会呢？

这真的太糟糕了，疫情总会过去，那时欧美人可以继续干着悠闲的工作，拿着不菲的工资，还有武装到牙齿的福利。生娃有产假有补贴．教育和看病基本不花钱，老年人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老有所养。而这边，一群天天996，拿着只够养活自己的收入，还背负着医疗，养老，教育三座大山的人．却天天意淫看赶超欧美……

太阳雨的文章给我们带来了思考。就抗击新冠疫情而言，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理念和模式不同。目前，中国政府对待疫情所采取的方式是武汉强制封城模式。由于气候变冷，西方疫情也在回升之中，部分地区甚至很严重。西方国家采取的方式仍然是有别于中国的有限隔离模式。可见，中国洋洋得意的封城模式并没有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同。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人认为为保护生命健康，政府可以强制剥夺公民自由，但西方国家认为政府必须保护公民的自由，限制自由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不得侵犯人权。这种认识差异反应出不同的文明程度，但很可惜部分中国人不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相反对剥夺他们自由的极权政府大唱赞歌，甚至嘲笑曾今无私帮助他们的西方国家。

作为武汉人，我高度关注武汉的新冠疫情防治。我不反对采取封城等方式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但反对采取野蛮的强制性封城，因为这种方式不仅不必要，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次生灾害。

根据流行病防治的原理，隔离是防治病毒传染最有效的途径。封城有两种模式，分别是“硬封城”和“软封城”。硬封城指的是将当地内外交通要道完全封闭，将居民强制留置在家中，让整个城市停止运转，从而阻绝疫情向外传播。武汉封城显然是硬封城。软封城也被称为“半封城”，是指政府发布居家令，有条件限制居民外出，关闭非必要公共场所，但保持整个城市的基本运转，防止疫情向内扩散。目前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软封城。

硬封城不是什么伟大壮举和人间奇迹，300年前法国人就是这样对付瘟疫的。当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时，政府就会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禁离开城市、违者处死，捕杀一切乱窜的动物；将城市分成若干区，各区由一名区长负责。每条街道由一名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该街事务；如果他离开该街，将被处死。在规定的时间内，所有的人都必须待在家里，违者处死。

武汉封城令是1月23日凌晨下达的，当天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市民必须待在家中，医院只开发热门诊，其他门诊停止服务。这样的封城就带来了严重的次生灾害问题。如心脏病患者、癌症患者、心血管病患者如何就医？突发疾病，救护车如何到达，又如何送到医院急诊？方方日记、张展、陈秋实和方斌等公民记者的如实报道都反映了武汉封城后的惨景和武汉人的无助和绝望。我的一个儿时的朋友和两个邻居都因为高血压、心脏病突发无法就医，在疫情中死亡。

笑蜀先生在《武汉封城与极端政治》一文中指出：毫无预案、不计代价的武汉封城，宪政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宪政民主核心要素即为限权，尤其是分权制衡。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始能达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会生态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种极端才会逐渐失去市场，社会才可能走出两极震荡的恶性循环。尤其是言论自由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对枉法滥权之举问责的权利才有切实保障。这才是杜绝人祸尤其杜绝官祸的对症良药。历史和现实皆有力印证。

综上所述，上海浦东机场因机场个别员工感染新冠病毒而对整个机场人员进行集中核酸检测本无可厚非，但可以采取错峰的方式不影响乘客进出，混乱是可以避免的。尽管这并不是一件大事，但它反应出中国政府对待公民个体自由的态度，体现了政府对公民权利的漠视。与之相适应的是，很多中国民众不仅没有反对政府的非法行为，相反对政府的强权表示赞赏，嘲笑西方民主国家对个体自由的尊重，甚至相信政府的洗脑宣传，幻想中国领导世界。为什么武汉封城的血泪教训没有唤醒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为什么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仍没有使中国人融入文明世界？这些问题告诉我们，中国民主化尽管前途光明，但民众的觉醒非一日之功，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