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号-神州大地 晓明简介 晓明文章检索

 

 

漫话“爱富”、“ 尊官” 与“仇富”、“ 恨官”
——当今中国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
 
 
晓明
 
 
在中国,百姓们向来有“爱富” 的传统,他们爱惜财富,爱护和尊敬那些靠自己的勤劳和本事而发家致富的人,也想通过自身的辛勤劳动而致富能过上好的生活。
 
百姓们向来也有“尊官” 的美德,他们爱护和尊敬那些一心为民办事、为民作主的官员,尊称他们为“青天大老爷”, 像历史上的包公、海瑞之类的官员就是被百姓们广为推崇与称道的好官。
 
可见“爱富” 与“尊官” 自古以来都是有的,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然而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里,老百姓除了“爱富”、“ 尊官” 之外,许多时侯却是在“仇富” 与“ 恨官”的。如自秦代以来的陈胜、吴广、宋江、方腊、李自成------及晩清的洪秀全等等领导的历代农民起义军,可以说都是因为封建统制者独裁专制、欺压百姓而使社会不公、不义,劳苦大众被逼无奈而“仇富”、“ 恨官”, 终于走上了起义造反之路。造反者的首领们打出“杀富济贫”、“为民除暴”的旗号,对那些剥削和榨取百姓们血汗钱、欺压平民百姓的富人和统治者充满了无比的仇恨,必欲打倒他们。历史上的历代帝皇可以说没有几个是好的,和那些像高俅、和砷一类的贪官,百姓们是没有不恨之理的。
 
不管是“爱富” 还是“仇富”,“ 尊官” 还是“恨官”, 在百姓们的心中都是有一杆秤在衡量的,他们心中向来都是爱憎分明的。
 
在当今之中国,老百姓发扬了“爱富” 与“尊官” 传统,他们爱那些靠劳动和技术致富的人,敬仰那些为政清廉、为民办实事的好官。就是在共产社会中像朱德、华国锋、胡耀帮、赵紫阳、习仲勋、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等等一类的官员, 仍可称得上君子之类的人,虽然他们也可能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在总体上他们是为国家和民族办好事的,不整人,不害人,不搞阴谋诡计,受到百姓们所称赞和敬仰的这是自然的事。但百姓们对那些靠权势、关係、欺骗、为非作歹而发家致富的爆发户和那些大肆贪汚、受贿、腐败,搞阴谋诡计,整人的官员, 都是极为仇恨的。像胡长青、成克杰、李嘉廷、程维高、禹作敏、簿熙来、谷俊山、周永康、徐才厚、郭白雄、令计划------等等一类的贪腐官员是没有不恨之理的,这些人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是罪有应得的。
 
时下之中国社会,由于现实社会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造就了一大批为富不仁的富人与贪腐官员。他们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势大肆贪汚受贿,通过各种非法的关系,官商勾结、官黑勾结,大搞圈地炒地皮,弄虚作假炒股控股,走私贩私,制假贩假,偷税漏税,滥采矿产资原,侵吞国有资产,种种罪恶的手段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还有那些娛乐圈中半文盲式的所谓演义明星们,在当今腐败的社会制度下,许多人把娛乐至死发挥到致极的时候,使演艺圈黑幕重重,使这些明星们大多成了亿万富翁,影响到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病态的社会。上述这些大约不到百分之五的人,却掌控着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富,他们整天过着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成了新形势下的权贵利益集团,是吸血鬼和寄生虫,成了当今社会最为严重的社会公害。
 
过去毛时代媒体经常宣杨的是“我们的干部95%以上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坏人仅是一小撮”; 现在应该“与时俱进”, 应该反过来说才合乎事实了。君不见在当今社会,凡有一定权力的官员,从最基层的村官,到科级、处级、厅局级、省部级乃至国家级别的高官,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利用权势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那些贪汚、受贿、包二奶、三奶、乃至公然嫖娼的不但常见于媒体的公开报导,未被揭露的肯定会是浭大的多数。故而在当今要说好干部是大多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少人去相信了的。
 
与那些富得流油的爆发户和贪腐官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的贫苦农民和城镇中的贫民和下岗失业者,这些人的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成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他们乃是时下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这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显然是与共产党的初衷、他们在鼓动闹革命时宣称的“要解放劳苦大众,使穷人翻身解放过上幸福的生活” 是背道而驰的。共产党执政70年了,穷苦大众还是如此的状况,他们当初的种种许诺岂不是在说空话骗人么?!
 
看看当今社会中从农村中出来的打工族,许多男女青年乃至中老年人,他们离乡背井外出打工,想挣些钱回来养家糊口,送子女上学。时下城市里的各种建设工地,清扫大街的,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險的活都是农民工干的,可以说少了这些农民工,城市就会要瘫痪,工地就会要停工,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现实社会的客观存在问题。就是这群吃苦耐劳的农民工,他们的工资却少得可憐,而且还要经常受包工头及老板的欺压,有的还长期被拖欠工资,这个社会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由于社会的不公,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是难以胜数的,媒体上屡屡会见有此类的报道。随便略举几例,就足可说明这个社会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如早些年媒体公开报道过的例子,海南省文昌市冯波镇茅村三队61岁的村民陈玉碗,因无钱看病而自杀身亡,其妻已离家出走,留下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死者生前曾向镇政府求助被拒。这个政府的官员为什么不下基层深入了解情况、具体关心一下呢?还是人民的政府么?
 
再如多年前媒体曾报道,辽宁营口警方一次接到报案,52岁的村民王立君因无钱供养上大学的女儿王小静(沈阳航空学院大二学生)上学,活活掐死自己的女儿。王立君月收入不到600元,老婆在外打工,一家人生活十分贫困。这是一幕多么令人寒心的惨剧啊!
 
更有甚者,有的农民工因长期讨不到打工的工钱,因极度愤恨而走上杀人的犯罪道路。据媒体报道,甘肃省一个小山村的农民王斌余,17岁就开始外出打工,艰难的在困苦中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后,愤怒之下连杀四人,重伤一人,后到公安机关自首,其后被法院判处死刑。这是又一起多么悲惨的人间悲剧啊!
 
这些虽然是个别的典型案例,但许多人贫苦难耐,因而对社会不公、不义极为不满,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还有一些农民工因找不到工作,穷困而走上了偷盗、乃至抢劫、绑架的犯罪道路,一些女性农民工因生活所迫而走上了出卖肉体的卖笑生涯,类似这样的案例则是较多的。这些种种违法行为的出现,是常有发生的刑事犯罪。究其原因,出了违法者自身的因素而外,难道这个社会和它的制度就沒有责任了吗?
 
一边是贪官和爆发户们天堂般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一边是在苦难中呻吟争扎的劳苦大众,这极度的反差,两者之间有“和谐” 的可能吗?他们之间显然是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
 
在如此的现实社制度下,一些人产生“仇富”、“ 恨官” 的心态是很自然的事,也是这个社会制度造成的。应当说,一些受欺压的穷人因此而走上犯罪的道路有他们自身的问题,但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和政府的不作为显然是有极大关係的。劳苦大众要掌握自已的命运,惟有拿起法律的武器起来抗争,用民主的、和平的、理性的办法去努力改变这个社会,才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
 
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有穷有富这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但,纵观当今的世界各国,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民主制度国家里,贫富差距小,人民有广泛的人权、和自由、民主权利,社会公平、公正,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不是那一党、那一派的工具。富人一般而言是靠聪明才智和公平竞争发家的,官员是民选的,老百姓可以随时罢免他们,就是骂他们也不会担心有牢狱之灾。而在独裁专制国家里,贫富差距极大,人权没有保障,缺乏自由和民主,社会不公、不义,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司法不独立,军队成了党派的工具。官员不是民选的,是骑在百姓们头上的老爷,谁敢骂官员那是会有苦果子吃的。民主制度的国家虽然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可以说在当今世界,最差的民主国家也一定要比最好的专制国家要好,这肯定是不争的事实。
 
“仇富” 与“恨官”, 这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任其发展下去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是极大的,我们必须认真地重视它,并设法去解决它,这个社会才能和谐进步。而解决的根本办法就在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努力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祛除党治,实行多党竟争执政,给人民以真正的人权和自由、民主权利。惟有这样,才能有个公平、公正的环境,才能有效对官员们实行监督,才能有效的缩小贫富差距。这些都真正做好了,百姓们“仇富”、“ 恨官” 的心态自然就会消除。一个和谐社会的建成,没有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是绝无可能的。
 
                                                  作于2019年10月下旬
 
分享:

相关文章
作 者 :晓明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9年11月6日16:59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