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极权体制下的中产阶级幻象与中国社会的系统性危机
艾地生
一、一个被反复兜售的谎言：中国有“中产阶级”吗？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产阶级”几乎成了中国官方叙事中最重要的安抚性概念之一。它被用来证明改革的成功、社会的稳定，以及“中国模式”的合法性。只要中产还在，社会就不会乱；只要房价还撑着，中产就有希望。
但这是一个被精心包装的谎言。
在政治与社会意义上，中国从来就不存在中产阶级。存在的，只是一群在经济上暂时不那么贫穷、在政治上完全无权、在制度上毫无保障的“高配顺民”。而如今，连这种经济意义上的中产，也正在迅速消失。
当一个极权体制开始连“顺民缓冲层”都无力维持，社会距离系统性崩溃，其实已经不远了。
二、中产阶级不是收入概念，而是权利概念
要戳破“中国中产”的神话，首先必须澄清一个被刻意混淆的问题：中产阶级不是一个统计学概念，而是一个政治—社会结构概念。
在任何现代社会，中产阶级至少意味着三件事：
第一，财产和职业不依赖权力恩赐，而受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保护。
第二，个人拥有明确的权利意识，并能够通过合法渠道表达不满、影响公共决策。
第三，这一阶层可以自我组织，形成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
换言之，中产阶级的本质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能否不跪着生活”。
以此标准衡量，中国的所谓中产，几乎在每一项上都不及格。
三、共产极权体制为何必然扼杀中产阶级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发展阶段不够，而在于体制本身就与中产阶级水火不容。
（一）在中国，所有财产都是“可回收资产”
中国宪法和法律中关于私有财产的表述，从来都有一个前提：党的领导高于一切。土地国有、司法不独立、行政权不受制约，决定了任何个人和企业的财富，本质上都只是“被暂时允许存在”。
企业家可以一夜暴富，也可以一夜消失；中产家庭可以买房三十年，却随时可能被一纸政策、一次规划、一次“维稳需要”击穿。
在一个连财富安全都不存在的社会，中产阶级不可能形成长期预期，只能活在恐惧与自我审查之中。
（二）去政治化工程：把公民打散成原子
真正的中产阶级，一定是政治意义上的公民阶层。但中国体制系统性地去政治化社会个体：
——没有真正的选举； ——没有独立媒体； ——没有公共讨论空间； ——没有问责机制。
所谓中产，被允许消费、被鼓励买房、被灌输“爱国叙事”，却被严格禁止讨论权力、制度和责任。他们不是社会主体，而是被精细管理的社会对象。
（三）严禁横向连接：中产永远无法成为力量
中产阶级的真正力量，来自组织能力。但在中国，任何不受控制的横向连接，都会被视为潜在威胁。
行业协会必须听党指挥，社区自治被严格限制，NGO被全面收编，独立媒体早已消失。这意味着，即便出现数量庞大的“收入中间层”，也永远无法进化为有政治自觉的中产阶级。
四、经济中产的真相：一场被房价吹大的泡沫
有人会反驳：即便政治上不自由，中国至少曾经拥有一个庞大的经济中产阶层。
但问题在于：这个阶层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
（一）房地产制造的“纸面繁荣”
中国中产的核心资产不是技能、资本或创新能力，而是住房。这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地方财政、金融垄断与政策刺激合谋制造的资产泡沫。
房价上涨，并不意味着社会变富，而意味着未来被提前透支。
（二）债务化生存：体面生活的真实代价
房贷、教育、医疗、养老全面商品化，使所谓中产阶级普遍背负高额债务。他们的安全感，并非来自制度保障，而来自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
一旦增长停滞，这种安全感便瞬间蒸发。
（三）政策急转弯下的系统性收割
近年来，从教培行业被一夜清零，到平台经济被重锤整肃，再到民营企业持续失血，信号已经非常清楚：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任何非权力资本都只是“可牺牲变量”。
经济中产，正是这轮再分配中最合适、也最沉默的收割对象。
五、中产正在消失，而不是“暂时承压”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塌陷。
就业机会收缩，收入预期断裂，社会流动基本冻结。曾经被视为“体面阶层”的人群，正在快速向下滑落。
他们既无法像权贵那样转移资产、规避风险，也无法像底层那样获得最低限度的生存兜底，只能被夹在中间，承受最大冲击。
六、当中产消失，社会将发生什么
中产阶级的存在，本应是现代社会的减震器。但在中国，它的消失反而会加速系统性风险。
第一，社会结构迅速极化，只剩权力集团与原子化大众。
第二，犬儒与绝望并存，社会信任全面瓦解。
第三，税基萎缩导致财政危机，政权只能通过更强控制和更高压榨维持运转。
这将形成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
控制越强 → 中产越少 → 财政越弱 → 控制更强。
七、中国正在逼近的，并非革命，而是系统失灵
所谓“社会崩溃”，并不一定意味着街头革命。更可能出现的是：
——长期经济停滞； ——公共服务持续退化； ——制度纠错能力完全丧失； ——统治越来越依赖暴力与恐惧。
这是一种缓慢但不可逆的坠落。
八、结语：没有中产阶级的现代化，只是延迟爆炸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没有产权保障、权力制衡、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支撑的“现代化”，本质上只是技术升级下的极权强化。
在共产极权体制下，中国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而当经济中产也被系统性消耗殆尽，社会便失去了最后一道缓冲带。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中国会不会出问题，而是当问题全面显现时，还有没有任何和平、理性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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