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的文字狱时代

张 宇

      “毁掉一个民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篡改他们的语言。”——乔治·奥威尔

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呼吸。

一个社会是否健康，不在于它的高楼有多高，而在于它的人民能否自由地说话。然而在今天的中国，许多字词正在被悄悄“消失”。“离婚”成了不祥的话题，“自杀”成了禁忌的词汇，“维权”“抗议”“真相”这些原本应属于公民日常表达的词语，却被算法和系统判了“无声”的刑。

文字狱是帝王专制的利器，是中国专制统治者对文人的一种政治迫害。它的历史几乎与帝制本身一样长，在雍正、乾隆两朝的文字狱尤为严酷。一个读书人写了“天地会”三个字，被判谋反；一首诗中用了“明月”二字，被解释为怀念前朝；一句“白云苍狗”，也可能被扣上“影射圣上”的罪名轻则流放，重则斩首。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但今天，当我们打开电脑或手机，看到“此内容无法显示”“涉嫌敏感”看到一个个词汇从公众视野中被消失，难道不正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字狱吗？现代中国因言获罪的例子还少吗？

不同的是，古代的人知道自己被禁言；而今天，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有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更深的恐惧：当沉默变成了习惯，不公就会显得理所当然。

当一个国家连语言都要审查，它不只是怕言语——它害怕的是人民思考。因为一旦人民学会用自己的话说出真相，谎言就再也无法稳固！

（图片提供：张宇；图为11月1日在洛杉矶星光大道举行的集会活动）

2019年，中国在举行大型阅兵式庆祝建国70周年的时间点上抓了很多所谓“辱国人士”。一些人仅仅因为在网上说了几句官方不喜欢的话就被抓走。让我觉得最为荒谬的案例，一位四川网民说：“阅兵有什么好看的”，一位山东网民说：“祖国没有养你，是你妈养的你。” 二人双双被拘留。

2019年6月1日，45岁的黄根宝是东部城市徐州一家国企的高级工程师。被判处16个月的监禁，罪名是在Twitter等平台上侮辱国家领导人、损害国家形象。服刑期间，他与20多人一起住一间牢房，必须遵守严格的作息，包括上厕所。他和妻子都失去了工作，现在他靠送外卖养家糊口。

2020年4月，北京三名90后疑因备份新冠疫情期间被删除的文章被失踪，陈玫和蔡伟随后以“寻衅滋事罪”被正式逮捕。

也许最令人沮丧的，是那些因发表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言论而受到惩罚的人。位居榜首的是李文亮医生，2020年1月1日，他和其他七人因试图向全国发出新冠病毒的警告而受到训诫。2020年2月初，李文亮死于新冠病毒，人们现在把他作为试图警告世界疫情暴发的吹哨人来纪念。但因新冠病毒言论受惩罚的还有其他587人。

还有一些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知名人物，比如曾暗示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被重判18年的地产大亨任志强；接连发表批评当局文章被革职的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声援多位良心犯被起诉“非法经营罪”的出版界“侠女”耿潇男；抨击共产党是“政治僵尸”被开除党籍的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报道武汉疫情被判刑的公民记者张展 ……

（图片为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意为：中国那些起来吹哨的人，他们要背负非常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是死亡、可能是监狱、可能是失踪。）

在当代的中共政权的统治下，也同样将“惟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以及“谁反对共产党，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谁就是反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司法的量刑手段，对维护人权、倡导民主、争取自由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给予最为严厉的镇压、抓捕以及迫害。

直到已将社会主义法治确定为宪法原则的现在，这种镇压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文字狱在国民的唾弃中依然阴魂不散，并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将其纳入司法的范围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一所谓的罪名绝对是与宪法原则及其精神背道而驰，它与上述强加在国民身上的所谓“反革命罪”同工异曲，其功能便是以法律的名义镇压、迫害和关押敢于对中共独裁提出批评和对其在统治中出现的错误及其罪恶作出批判的民主人士。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现代法治精神和宪法原则的一个悖论，在宪法原则及其精神的面前无法自圆其说。其唯一的表现就是“霸王硬上弓”的强权镇压和凶残的政治迫害。它无非是一条镇压言论自由和迫害思想自由的专制暴政和独裁恐怖的锁链，这条蔑视宪法和打压自由民主的锁链终究会在中国人民争取和建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政治洪流中被彻底打碎。

中共压制语言的力量，绝不会永远成功，每当真相被遮蔽，人们就会用新的方式去表达它。

语言被删，人们就创造新的词汇；

话题被封，人们就换一种语气去问。

这是人类思考的本能，也是意识的反抗。

历史上已经多次证明，再高的墙，也挡不住思想的流动。中共试图控制语言时，它其实是在暴露自己的恐惧——害怕被质疑，害怕被揭穿，害怕被记住。

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只要对国民实施专制独裁的极端统治，这个国家政权都会在国民愤怒的怨声载道中以及冷漠的民心向背下轰然垮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