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吞噬孩子的生命

黄娟

在不久前的九三阅兵语境中，习近平曾公开表达对“长寿”的执念，甚至流露出妄想活到极端年岁150岁的个人意志。这并非一句玩笑。在一个高度集权、权力高度个人化的体制中，最高权力者的生存焦虑会被层层放大，并转化为对“资源”的系统性占有。当人被彻底工具化，生命与身体本身就可能被重新定义为可被调配、可被消耗的资产。正是在这样的政治与制度背景下，中国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青少年非正常死亡与儿童失踪事件，才显得格外令人不安。

近几年，中国多地接连发生的儿童失踪与青少年非正常死亡事件，已经很难再被简单归因为“个别偶发”。这些事件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表面情形各异，却在事后处理方式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特征：结论迅速形成，调查过程封闭，关键信息无法被独立核查，家属的合理质疑被视为需要“稳控”的风险。这种高度一致性，本身就指向一种制度性问题。

2025年11月，昆明两名青年被宣布脑死亡，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多台器官移植；同年12月，安徽亳州蒙城，一名学生课间倒地，校方未在关键时间实施有效急救，最终不治；2026年1月，河南新蔡，一名13岁男童校内离世，遗体出现不明针孔，家属维权受阻、信息迅速封闭。这些事件并非孤立，而是在不同地区反复出现，却遵循着几乎相同的处置轨迹。

它们与普通意外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可能发生意外”，而在于事后处理的高度封闭。结论往往被迅速定性，多被归为意外或自杀；监控录像、急救记录、尸检报告等关键证据要么缺失，要么不可独立核查；信息由校方或官方单方掌控，调查目标不再是还原事实，而是尽快降温、止损。

从长期公开案例与人权观察看，部分校园与青少年非正常死亡事件呈现出重复模式：结论高度同质化、证据链不可核查、程序封闭、责任追溯被系统性弱化。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个案都存在阴谋，而是清楚表明，真相发现机制本身存在结构性缺陷。在未成年人死亡这一高度敏感领域，“快速定性、封闭处理”逐渐成为风险规避的理性选择。

儿童失踪问题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风险。近年来，多地幼童走失、学生失联、长期下落不明，协查信息零散，后续披露有限。在一个号称“数字治理”、摄像头密布的国家，儿童却可以在校园或公共空间无声消失；在一个普通民生高度商品化的社会，学生在校饮水都需付费的环境下，学校却能为学生提供近乎全覆盖、免费的抽血体检。这种现实反差，本身就构成合理怀疑的土壤。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关于“活摘器官”的严重质疑不断出现。这并非凭空想象，也非情绪宣泄，而是对长期程序失信的直接回应。在证据被系统性控制、独立司法与第三方调查缺位的现实条件下，要求公众“先拿出铁证再质疑”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排除最严重侵权行为的可能性，恰恰是一种客观状态。

如果体制拒绝透明，它就失去了自证清白的能力。更危险的是，这种封闭不仅不能消除指控，反而会不断强化它们。当未成年人死亡后被迅速定性，遗体处理高度封闭，医学与调查依据无法公开时，任何负责任的社会都不应轻易宣布“问题不存在”。宣布不存在，本身就是对生命的再次伤害。

江西胡鑫宇案正是这一结构性问题的集中体现。一名中学生在封闭式校园内失踪，却始终无法提供完整、可核查的行动轨迹；多轮搜索反复失败，关键监控缺失，时间线断裂；最终结论公布后，核心疑点依然无法向社会解释。该案引发的持续质疑，并非公众拒绝相信结论，而是体制未能提供足以让人相信的调查程序。

类似的失信并非个案。近年来，多地学生在校园内或校方管理范围内突然倒地、猝死或重伤不治，急救是否及时、责任是否追究，在通报中被一笔带过；儿童失踪案件在短暂曝光后迅速沉寂，调查进展与最终结果难以被社会知晓。

在一个高度依赖监控、强调治理效率的体制中，真相却反复让位于风险控制。正是这种结构性处境，使得最严重的质疑不断出现。当调查缺乏独立性、证据被单方垄断、程序性正义长期缺位时，社会对真相的怀疑不再是情绪，而是一种理性反应。

海外民运与人权观察的意义，不在于替代司法定罪，而在于在调查被系统性阻断的环境中，持续记录疑点、保存证词、要求独立调查。在证据被国家机器垄断的现实下，沉默并非中立，而是纵容。

如果今天不持续追问，真相将被永久掩埋，责任彻底消失；更深远的后果，是向整个体制传递一个危险信号：未成年人死亡与失踪可以被快速定性、被遗忘、无需追责。这样的信号会复制风险，让悲剧不断重演。

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当生命被工具化，当孩子被视为“风险源”甚至“潜在零件库”，这本身就是对人性的彻底泯灭。反对对青少年与儿童的迫害，反对任何形式的器官掠夺，要求依法开展独立调查、完整公开死亡经过与医学依据，并不是政治煽动，而是最基本的人类良知。我们不能成为下一个被迅速定性、被监控“恰好失灵”、被历史抹去名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