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昌平香堂村强拆重演驱赶低端人口悲剧
张杰
目前，北京正值隆冬季节。13日晚，昌平区寒风呼啸，大雪纷飞。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昌平区政府正在对香堂村大规模强拆，许多住户被断电、断水。有知情者说，“实在太惨了。寒冬腊月的，很多老人也没地方可去，就只能在没有暖气供应的家中点燃煤球烧大锅取暖。”
12月14日，一位香堂村的老人站在自己家的高墙上喊冤，说政府要强拆自己房子，家里只有自己和老伴，没法活了。
香堂村上世纪末采取村政府出地建毛坯房、招揽文化名人建房居住，创立文化新村，发展地方经济。后逐渐建成了数千套别墅和四合院，一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示范村。但镇政府去年发布通告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认定，香堂村三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未依法取得许可证，属于违章建设。
香堂新村共有3800户人家，第一批先贴告示拆除是500户，包括北九区、西九区、北九中区、及十区；剩下的后面再一点点拆。有业主称，除了政府公告7天内要求大家搬走之外，后面具体拆那家，最多提前一天告知。据悉，自12月10日开始强拆至14日，目前已有五户业主的家被夷为平地。
在被断电断水的业主中，北京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就是其中之一。杨玉圣说：“十三日下午五点左右，崔村镇政府城建科的工作人员擅自剪掉我家的电话线，拿走我家的电表，弄断供水线路。”事发后的十二小时内，他曾至少六次拨打服务热线，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家里断水断电，14日早上，杨玉圣决定绝食抗争，希望借此引起当局的重视。据悉，香堂村业主之一“红色诗人”郭小川的女儿郭岭梅上周与数百名当地居民齐聚昌平区法院，对崔村镇政府提起诉讼，随后便告失联。网传的一份拘留通知书显示，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昌平警方已于五日将郭岭梅刑事拘留。郭岭梅去年曾写下遗书，指出希望“以我血我命保护香堂几千户邻居们不要流离失所”。下面，我就北京昌平香堂村强拆事件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为什么要强拆香堂村？
11月13日，流亡美国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推特”转发消息透露：据说有高人给习近平看风水，做京城规划，说香堂村的房子压了龙脉的气口，于是强拆。蔡霞介绍，住户中许多是70岁以上的老人。北京市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内最低温度一直在摄氏-8度。这是将住户逼入绝境，置于死地！这样的政权何其狠毒！为中共极权暴政做辩护的全都丧尽天良！
稍早前，中共大规模强拆陕西秦岭别墅，据说也与“龙脉”有关。当时有中国风水专家说，秦岭被历代帝王尊称为华夏文明的龙脉，龙脉之地是禁忌大兴土木的，不允许压住龙脉，凡是损及龙脉的朝代，都会出不好的事，比如阿房宫建起了，秦朝就灭亡了。
因此，深信风水之说的习近平，不惜把陕西一批官员全都拿掉，也一定要把数千栋别墅全部拆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与秦岭风水有关。
习近平是否信风水我不知道，但小产权房的产权冲突在中国一直存在。小产权房就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其产权证不是由国家房管部门颁发，而是由乡政府或村颁发，亦称“乡产权房”。小产权房的出现与城市房价高昂密不可分，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亦是从房价上涨迈入快速之年的2007年开始的。目前中国的土地法尚未赋予小产权房合法性。但现实中，小产权房在中国已经普遍存在。
第二，严重侵犯公民财产权
杨玉圣教授表示，他2016年在香堂村四区买下了一套四合院二手房，用于居住和储存他收藏的近三万册图书。他指出，四区是香堂村宅基地所在地，因此没有土地性质的问题。他签订的《购房合同》加盖了村委会和崔村镇政府的公章，他还有昌平区国土局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12月2日，崔村镇政府在他的院门上贴出了《限期拆除通知》，擅自认定他的住宅属于“违建”。
密切关注此事的前北京独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认为，“违建”已经成为了当局强拆的惯用托词。“原来当局一般还是要去跟业主谈判的，顶多是在谈不成的时候进行强拆，但当局还是要进行补偿，只不过比业主要求的要少。自从发明了‘违建’这个词后，认定你违建就意味着你违法了，所以我拆你白拆。”住宅权是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违规建筑，也应该给予纠正机会或作出适度处罚，而不是将其残暴地毁掉。处罚应该符合比例原则，比如开车闯红灯是违规，但是不能枪毙驾车人，也不能砸毁汽车。
根据中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限内，行政机关无权强制拆除房屋。也就是说，被划定违建的房屋业主可依法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来维权。盛洪指出，实际上，被强拆的大多数房屋都没有走完这一司法过程，有的甚至还没有开始就被强拆了。例如青岛的涵碧楼，就是在被告知的第二天被强拆了。而事实上它是合法建筑，但已经被拆除了。
第三，政府非法行政已是常态
据报道，这些被强拆或逼迁的小产权房的业主多为艺术家、文化人、公务员等经济上属于中产阶层的人士。有评论说，北京等大城市驱逐了“低端人口“之后，现在又在驱逐”中端人口“了。
所谓北京驱赶低端人口事件事发于三年前。2017年11月18日晚，大兴区 西红门镇 新建二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火灾发生后，20日起，北京市部署了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当时北京的气温已在零度以下，但北京市政府却采取“一刀切”、“暴力清退”，强迫外来租户在数天内搬走，更以停电、停水确保达成“高效率清理”。国内公共知识分子对北京市政府的野蛮行为提出了抗议。当时100多名中国自由派人士联名发表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公开信，指出北京政府在没有任何过渡措施、救济安排、安置方案的前提下，在零下几度的寒冬天气，强令外地人口在几天内无条件搬离租住地，“甚至今天通知明天就必须走人”，否则停水停电并随意处置其财产和物品，导致成千上万底层民众一夜间流离失所，这是对外来公民生存权、居住权、经营权、就业权、财产权和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的极度蔑视与肆意侵犯，是公然的无法无天。
三年前的寒冬腊月，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人员被北京市政府强行驱赶的大街上，今天发生在北京昌平的强拆事件就是历史的重演。既然政府权力可以不受约束，昨天可以恣意妄为，今天自然也可以无法无天。农民工和中产阶级都是受害者。我们再把目光扩展一下，昌平强拆事件、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事件、抓捕民营企业家、香港国安法实行以及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等，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共权力不受制约的结果。美国国父托马斯·杰斐逊曾指出：当人民害怕政府，那是暴政；当政府害怕人民，那是自由。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北京昌平香堂村强拆事件是中国政府非法行政，侵犯人权的具体体现，类似这样的事件比比皆是，反复上演。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缺乏抗争意识，面对社会悲剧麻木不仁，得过且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民的软弱不会带来强权的怜悯和节制，君不见今日的香港正在重复昨天维吾尔族的故事，今天的中产阶级甚至红二代正在遭遇低端人口同样的待遇。杨玉圣教授的绝食抗争固然会产生一定影响力，但远不如香港市民为了反对送中条例而走上街头表达抗议，因为他们明白社会是一个整体，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
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曾说过，有很多好心人劝他离开香港，他说他不能走。很久前，他已决定不让恐惧打跨自己。他出来抗争极权不公不义，从未想只是为自己而活着。无论留下来抗争多么艰难，他会留守在香港，相信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会顶天立地站起来，成为坚硬不屈的支柱和社会良知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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