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芳华》二创看中国社会演进
张德超
2025年11月，视频平台B站上，UP主“聊会电影吧”发布了三部针对电影《芳华》的深度解说视频。该系列内容迅速引爆舆论，总播放量达到惊人的
3700余万次，体现了其在青年群体中强大的共鸣力和话题设置能力。在视频弹幕中，满屏的“人民万岁”弹幕，仿佛是这一代年轻网民自我授予的、穿越时空的
“红袖章”，象征着一种被压抑已久的、底层情绪的集体回响。然而，这种现象级的传播很快引起当局警觉，视频旋即被下架。
这种由大众文化产品引发的、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集体情绪爆发，以及官方随后采取的迅速行政干预行为，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图景中的一个典型切片。接下来我们
解构该切片，从中共合法性的结构矛盾中分析其执政焦虑的根源，并从当代社会危机诸侧面，探讨中国社会未来转型的潜在方向。
一、执政合法性的结构性困境
中共当局在面对《芳华》解说视频引发的网络情绪浪潮时，所表现出的回应犹豫（不肯定亦不否定），其根源可追溯至1949年建政后的核心叙事框架，特别是那
场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及其未完成的清算过程。这一现象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历史债务”的累积与偿还压力。
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核心叙事建立在一个简约却脆弱的二元结构之上：一方面，必须持续肯定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历史地位，因为这一地位构成了政权起源的根本依
据，没有这位领袖，便无新中国之建立，亦无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又必须明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实践，因为该时期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性影响深刻，而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成就，正是建立在对“文革路线”的批判性纠偏之上。这一叙事框架内在地蕴含逻辑张力：如何在肯定革命领袖整体贡献的同时，隔离并
批判其晚年主导的特定运动？如何在维护“革命有理”的历史正当性前提下，否定“造反无罪”的极端后果？如何使公众接受领袖个人“伟大”与特定历史阶段“错
误”之间的并存？
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悖论通过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原则得以暂时搁置，并辅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承诺。这一策
略本质上构成一种政治上的“延期偿付”机制，暂缓对敏感历史问题的公开辩论，优先推进经济增长，以期未来条件成熟时自然化解矛盾。然而，这一策略亦制造了
长期的政治负债。邓小平曾寄希望于后代的政治智慧来处理这一问题，但现实表明，后续领导层并未有效化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仅被归因于领袖晚年“个人失
误”及“四人帮”破坏，而非制度逻辑的结构性缺陷，文革话语体系与思维模式得以在官方叙事中部分存续。当代青年一代在面对收入分配不均、社会阶层固化以及
向上流动渠道受阻等制度性问题时，可利用的“合法”反抗话语资源，竟主要源于那段本应被彻底批判的历史遗产，如“造反有理”等口号。在民主、法治与自由等
概念被官方话语体系边缘化或负面化（常被关联为“西方影响”或“敌对势力”）的语境下，这一极左话语体系成为唯一仍具官方历史背书的异议表达工具。这正是
政治负债的潜在风险：其偿还并非永不到期，而是以累积利息的形式，在特定社会条件下集中爆发。
二、社会危机的多面性
2.1体制内左派与民间左翼的对立与共生
当代中国政治光谱中的“左派”并非同质性概念，而是分裂为两个利益诉求根本对立的群体。一是体制内左派，可视为现行秩序的既得利益维护者，主要包括高层官
员、官方学者及主流媒体从业者。他们强调国家权威、集中领导与社会稳定，其“左倾”倾向主要体现为对强国家控制能力的偏好，因为此种控制直接保障了其既得
利益。他们的核心目标在于“维稳”，即维持现状。二是民间左翼，可归类为底层民粹力量，主要由背负巨额房贷的中年失业者、城镇待业青年、灵活就业人员、
996劳动者等构成。他们虽同样借用“左”的符号体系，但其内涵截然不同：强调平均主义、反精英、彻底颠覆现有分配秩序。他们的目标在于打破现状，以实现
对不公的矫正。
这两大群体形成一种奇异的符号共生关系：民间左翼正利用体制内左翼所维护的革命领袖形象（官方评价为“功大于过”），作为批判现行体制的武器。这使统治集
团陷入战略困境：否定民间左翼的话语资源，等同于动摇自身合法性基础；满足其平均主义诉求，则意味着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根本否定，并引发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系
统性清算。
2.2改革共识瓦解，“共富”承诺违约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形成了一项隐性社会契约：“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契约构成了过去四十余年社会稳定的心理基
础，使公众能够容忍改开初期的高强度劳动、城乡差距以及显著的财富分化，因为他们相信这些牺牲具有暂时性，并最终可转化为代际共享的红利。然而，随着经济
增长放缓、阶层固化加剧以及住房、教育、医疗成本的持续高企，这一契约的兑现前景日益黯淡。先富群体通过权力与资本结合或制度套利，不仅未能有效带动后
富，反而推动了财富与特权的进一步固化。公众情绪由此从单纯的相对剥夺感（羡慕嫉妒），转向基于契约违约的道德愤怒。
这种道德愤怒的危险性远高于一般嫉妒，它不再是简单的“为什么他有我没有”，而是“我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牺牲，却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成果之外”的被背叛感。一
旦这种情绪在更广泛的群体中扩散，便容易演变为“你也不能拥有”的破坏性冲动：对精英阶层的仇视、对既有秩序的彻底否定，甚至对社会财富本身的报复性破
坏。近年来中国大陆频发的一系列“献忠”事件，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崩塌和报复性破坏的鲜明例证，它们不仅摧毁个体生命，更以一种令人恐惧的方式，放大社会创
伤，侵蚀着社会最底层的信任基础。
2.3 知本主义阶级“无用化”引入的不确定
在社会契约濒临破裂之际，人工智能技术（下文简称“AI”）的快速发展引入了新的结构性变量。不同于以往工业革命主要取代体力劳动者（蓝领工人），AI革
命直接威胁中低端脑力劳动岗位，包括设计师、程序员及中层管理人员。这些群体曾经是构成社会稳定的中产支柱，并深信“知识改变命运”的意识形态承诺。
尤瓦尔·赫拉利所称的“无用阶级”（useless class）正在这一进程中逐步成型。更关键的是，这一新兴“无用阶级”具备不同于传统底层群体的社会特征：他们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熟练掌握数字工具、拥有较强的表达与组织能力，形成一种新型“知本主义阶级”。
这一新兴“无用知本主义阶级”的潜在危害远不止于经济层面的失业危机，而是可能演变为社会动荡的催化剂。这些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群体，凭借其教育背景和数
字素养，能够迅速聚合成网络化的异议力量，利用社交媒体和AI工具放大不满情绪，推动从线上舆论风暴到线下集体行动的升级。历史经验表明，受教育却遭系统
性排斥的知识分子，往往构成革命性变革的最活跃力量（如孙中山、毛泽东）。
2.4 数字化赋能下的大众行动潜力
在传统媒体时代，叙事权长期被精英群体所垄断，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受到严格的准入限制。普通民众往往只能充当被动的接收者。然而，生成式AI的普及正在瓦解
这一结构。以往需要专业写作训练或媒介渠道才能完成的内容生产，如今几乎人人皆可操作。海量文本、评论、视频脚本与可传播的网络符号能够在极短时间内被生
成、复制与变体化，使得草根叙事获得前所未有的扩散能力。从前面对的是“沉默的大多数”，而现在面对的是数量庞大、并由AI增强表达效率的创作者网络。在
去中心化的信息生态中，传统宣传体系再难以通过单点控制实现舆论整合。
更值得关注的是，AI带来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认知领域，也正在推动现实世界中技术能力的持续“下沉”。在过去，从事任何形式的高风险对抗行为都需要相对高的
技术门槛，包括机械加工、化学知识、电子工程能力、以及相当程度的组织与训练。无论是自制简易飞行器还是研制爆炸性材料，其复杂性和专业性都构成了天然的
约束，使得绝大多数潜在的高风险行为被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然而，在生成式AI出现之后，知识门槛呈现被削弱的趋势。AI模型能够以高度结构化、易理解的
方式解释某些技术的原理、设计思路或潜在漏洞，使得传统意义上需长期学习才能掌握的概念变得更易于理解。虽然现实世界的实施仍受到多重条件限制，但这种
“认知辅助”的扩散意味着过去依靠技术壁垒实现的治理缓冲正在被削弱。从无人机系统的构造逻辑，到高爆化学品的合成路径，再到安全系统的规避路径模拟,这
些理论层面的知识，如今可能以更低的获取成本被更广泛的群体理解。这并不意味着风险会自动转化为行动，但确实意味着治理结构要面对比以往更高的复杂性与更
快的风险扩散速度，传统的“通过设置技术门槛来限制危害”的策略正逐渐失去效力，从而导致社会治理成本呈现指数级增长的趋势。
三、历史的镜鉴
历史研究为理解政权转型提供了两个经典范式：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前者体现为一种相对和平的权力转移，通过旧势力与新兴力
量的妥协，实现渐进式制度演化，而未伴随大规模暴力或社会断裂；后者则表现为剧烈的社会动荡，旧制度被彻底摧毁，伴随大量精英流亡或处决，革命进程一旦启
动即难以控制，最终甚至反噬部分革命者自身。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哪一种更具解释力，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成功依赖于若干特定历史条件：首先，存在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可妥协联盟，尽管两者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但共享财产权、人身安全与
法治等底线，从而具备谈判基础；其次，已有相对成熟的分权结构，议会、贵族院都对王权形成有效制约，使权力分享并非从零构建，而是对既有格局的调整；最
后，各方对内战重演的共同恐惧（鉴于此前清教徒革命的惨痛教训）促使各方愿意退让，以避免最坏结局。
将这些条件应用于当代中国语境，结论并不乐观。一、缺乏独立妥协主体。中国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国一体化的结构之中，不存在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贵族”或资产阶
级群体能够作为平等谈判方。富裕企业家多为权力依附者或已选择移民海外，缺乏独立博弈意愿与能力。二、缺失可操作的分权机制。现行权力逻辑以中央核心领导
为绝对中心，不存在独立的立法、司法或媒体体系可构成有效制衡，分权转型将意味着对既有结构的根本重构，而非渐进调整。三、无共同底线共识。体制内既得利
益者最惧怕权力更迭后的“清算”风险；底层不满群体则追求彻底正义与再分配。双方缺乏可促成妥协的共同恐惧，一方的最优结局恰恰是另一方的最坏情景。上述
关键要素的缺位，使光荣革命式的和平渐进转型在中国缺乏必要的制度与社会前提。
相较之下，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状况与当代中国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平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著名悖论：革命往往并非源于压迫的
最严酷时期，而是发生在压迫相对缓和、改革预期被唤醒却又遭挫败的阶段。此时，社会期望的上升与现实停滞形成剧烈落差，导致失望转化为爆炸性愤怒。这一机
制与当代中国高度契合，过去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显著提升了公众对美好生活的预期，然而当这一预期遭遇经济增长放缓、阶层固化以及改革动力减弱的现实时，挫
败感随之急剧累积。
法国大革命的主动力并非最贫困的农民（他们往往因生存压力而缺乏行动能力），而是受挤压的第三等级，特别是其中受过教育却无上升通道的知识分子群体。其愤
怒源于预期与现实的落差，以及对不公制度的深刻认知。当代中国新兴“知本主义阶级”，那些接受高等教育却面临公务员考试受阻、高房价阻隔、人工智能就业威
胁以及未来前景黯淡的年轻人，他们构成了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此外，旧制度合法性的崩塌很大程度上源于官方叙事与社会现实的深刻矛盾：国王自诩为人民之父、教会宣扬博爱平等、贵族标榜荣誉责任，而现实却是挥霍、腐败
与特权。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善最终摧毁了制度的道德基础。当代中国同样存在类似的叙事与现实之间的裂隙：官方意识形态强调
“共同富裕”“为人民服务”，而实际社会结构却呈现显著的财富分化与阶层固化。这种极左话语与极右现实之间的张力，正以相似方式逐步侵蚀政权合法性的根
基。
B站上《芳华》解说视频吸引来的数千万观众正是中国年轻群体的典型代表，这些年轻网民作为原子化个体，置身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时代，却仍受制于上世纪中叶形
成的制度框架。在预期落空与结构性困境的双重压力下，他们要么在既有体系中逐渐耗尽活力，要么选择彻底拆解这一体系。随着不满情绪在网络空间的持续发酵与
集体觉醒，后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正在悄然增强。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当大家都分不到蛋糕的时候，蛋糕就不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了，掀桌子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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