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国有功吗？（六）
一真溅雪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带来的后果之五
而此时林不仅打祘自己接班，林还考虑到自己身体不好，在自己还没有接到毛的班时，便迫不急待地着手培养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接自己的班。为此，林通过吴法宪为自己的儿子先在空军中造势，并指示吳提名卄三岁的林立果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由空军司令吳法宪、政委王辉球共同簽署任命命令)。吳法宪、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已通过林立果对空军直属机关作的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报告”对林立果进行大肆吹捧。
林立果被吹捧成“伟大的天才、帅才、全才”、“第三代接班人的杰出代表”、“马列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註：13]。并将林立果的报告印制了七十多万册在军内散发、学习。
一贯在毛的面前慬小慎微、百依百顺；且较一般人更了解毛的邪恶本性、更善于揣摸毛的心意的林彪听到这些，不仅没有意识到这戳到了毛的痛处、犯了毛的大忌。反而异常高兴，对林立果连连誇奖。因毛唯一身体、心理较正常的儿子毛岸英在一九五0年，毛把他送到朝鲜战场去镀金时，因违反规定被美国飞机炸死一事[註：14]，对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打击十分沉重。毛感到他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他苦心建立的毛家王朝后继无人。毛怪当时的“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儿子，令自己“断子绝孫”。这也是毛在庐山会议上要把彭坚决打倒的一个不可示人的重要原因。这迫使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不得已才想出先将自己的“皇位”(大权独揽的党中央主席)传给江青，再由江青传给毛的亲姪儿毛远新，这一办法來使毛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和毛氏皇朝延续下去万世不绝。这也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原因。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和空军领导人对他的大肆吹捧，很快就传到了毛那里。毛大为光火，对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说：“你们看到了吧！人家已经开始吹上了，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娃娃，被捧为超天才，这不是我们这个党的天然领袖吗？讲天才，名曰树我，实际是想树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我那个接班人哪！”
毛已下定决心要扫除毛实现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最后一大障碍林彪及其军队系统。但苦于找不到适当的借口。因深谙毛本性的林，凡事在毛表态前决不轻易表态，直到毛表态后才立即紧跟毛的心意表态支持，毛实在抓不到林反对自己的把柄。
但这也难不倒“厚黑”[註：15]到家的毛。毛为此曾两次告诉林：他(毛)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到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要林发起这个建议。林信以为真，以为毛真是要把班(党中央主席)交给自己。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毛派汪东兴回北京传达毛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中有“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來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來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林听后竟误认为：毛这是在假装谦虛，实际上毛这是暗示林按照毛事前交待林说的那样，由林提议毛为国家主席，林还以为毛真的会像毛此前对他说的那样，把党中央主席的位子交给自己，接毛的班。于是林彪向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三条意见：国家主席要设置并建议由毛来担任国家主席；副主席可设可不设、设多少都可以；林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
毛对林三条意见的批示是：我不能再做此事(指担任国家主席一事)，此议不妥。毛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林、黄永胜、吳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面重申：“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
林的这几条意见不仅未能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接党中央主席的班，就连国家主席的空名也没有得到，反而被毛称之为“反党政治纲领”。这让林如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明明是毛当面对他说不想当党主席；并授意林出面提议毛当国家主席。林照毛的话做了，却招来一个反毛反党的罪名。毛与林的谈话并无第三者在场，林就无法与毛当面对质。接着在讨论宪法中对毛的评价时，毛故作谦虛指使张春桥等人出面不要写他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的三个副词；也不要再提毛是几百上千年才能出现一次的天才。
此时林、叶(群)、黄、吳、李、邱等人如果同意这个意见，今后便会成为贬低、反对毛及其思想的罪证；如果坚持要写上这三个副词和坚持天才论，又会被当作反对毛的意见的罪证。所以林及其党羽们无论如何表态，都逃不脱毛为他们设置的陷阱。
毛的两面手腕成功地骗过了他周围的所有人(包括林彪在内)，他们之中居然没有一个人认清毛的真正目的是要把他打下的天下经过江青传到他的亲姪儿毛远新手里，以实现他毛家天下千秋万代的美梦。
此时的陈伯达由于在打倒陶铸、指责“解放军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沿”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揪军内一小撮”等事情上连续被江青(实际上是被毛)抛出来当作替罪羊，深感紧跟毛、江太危險，随时都有可能被毛、江抛弃。所以转而投向未来的“接班人”林彪一边。在一九七0年八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积极支持林彪的“天才”论、要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陈当然不知道林坚持毛是几百上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是怕背上否定毛英明、伟大、是天才的罪名；陈也不知道毛曾两次私下对林说过：自己不想当党中央主席，要林提议毛当国家主席，以诱发林提前接班的欲望这件事。陈是真心认为毛是天才、是真心拥护毛当国家主席兼党中央主席的。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和林彪系统的人与秉承毛的旨意“反对”提天才论和反对设国家主席的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派就以上两件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贯紧跟毛的汪东兴和陈伯达一样也未能看透毛的本意，以为毛是真心想把班交给林。由于在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的长期交往中，汪已意识到江他们并未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汪在此次庐山会议上也向林及其军队系统靠陇，支持天才论和设置国家主席，支持毛当国家主席，并参与了对以江、张为首的文革派的攻击。
毛见对手已掉入他为他们设置的陷阱，便以对方反对他反对天才论和不设置国家主席的意见为借口，对林系统的人发动攻击，但毛知道林在庐山自己的住处架设了六条军用专线，可以直接指挥调动他的亲信部队，并备有两架直升机在山上待命，若把林逼急了，林指挥军队发动政变，自己就麻烦了。精明老道的毛决定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毛决定首先打击由文革派转而投靠林彪系统又没有政治军事实力，但政治地位又很高(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以起分化瓦解、敲山震虎的作用。
为了稳住林，毛于八月卄五日下午亲自找林谈话，毛对林说：“陈伯达带头，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坚持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把庐山炸平，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把庐山炸平，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我劝你也别当”。林连忙申辩道：“我原来主张设国家主席，是让主席(指毛)当，不是我想当，也许我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讲得不当”(林慑于毛的淫威不敢当面对毛说：明明是你自己要我提议你当国家主席，怎么现在又说我不顾你的“反对”坚持要你当国家主席，你这岂不是出尔反尔吗！)。毛又拉林一把，对林说：“我知道你和陈伯达在天才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但你与他的情况不一样，他是混入党内的反共分子。我今天跟你打个招呼，要和他保持距离，划请界线”。 毛为了表示自己交班的愿望，增大林接班的希望和信心，毛又对林说：“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后我不干了，交给你处理”。毛这一招确实把林稳住了。
此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汪东兴、吳法宪都被迫作了檢讨，会后陈伯达被隔离审查。毛还派汪东兴试图胁迫、劝诱林进行检讨，被深知毛整人手腕的林断然拒绝。林知道如果自己违心地作出檢讨，便会授毛以打倒他的把柄。毛会利用林的檢讨上纲上线，在全党全国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运动，把林批透批臭，这样便可轻易将林打倒。
毛见林并未上当，于是采取冷水煮青蛙的办法，先慢慢剝夺林集团的权力、剪除林的羽翼。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決定》，把组织(人事任免)和宣传(舆论工具)大权从林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手里分割出来揽在自己手里。该组由康生挂名(康因长期卧病不能视事)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等为组员。纪、李二人因均有军、政事务在身，也少有时间精力过问该小组事务。故该小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江、张、姚等毛的亲信手里。毛又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墻脚”的办法剝夺林及其四野亲信的权力。毛在叶群、吳法宪的檢讨上作出批示，并通报全党以损害林系统的名声，被毛称之为“甩石头”；派非四野的张才千、纪登奎进入军委办事组被毛称之为“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任命非四野的李德生为军区司令、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把京畿要地的军权掌控在毛的手里，这被毛称之为“挖墻脚”；毛又以批陈不力为借口，指使周恩来出面主持批陈整风汇报会，指责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叶群、黄永胜、吳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宗派主义错误。为防止他们狗急跳墙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军队拼死一搏，又声称他们错误的性质还属人民内部问题，与反共分子陈伯达的性质有根本不同，这是一九七一年四月的事。
为稳住林，毛指使江青在六月份专门为林拍摄林学习毛著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七、八月份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上。暗示林，尽管“批陈整风”、批叶、黄、吳、李、邱，但你(指林)接班人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你还是毛信赖的亲宻战友和接班人。
深諳毛的本性和手腕的林，此时已意识到他已面临兔死狗烹的險境，与其坐以待斃，还不如拼死一搏。为此林指使还是默许(究竟是指使还是默许至今尚无定论)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拉拢一批人，成立了一个名为“联合艦队”的政变组织，试图伺机以暗杀或突然袭击的方式除掉毛，然后夺取全国政权。
在一九七一年一月毛决定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之前，林还掌控着北京军区，林本人和黄、吳、李、邱都还没有被毛剥夺手中的权力，也没有失去行动的自由。虽然毛通过中央军委有决定：凡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军队都要报经毛亲自批准。但林和黄、吳、李、邱等在军中，特别是原四野系统中经营数十年，在其嫡系部队中都有一批死党，而改组前的北京军区及其主力38军都掌控在林彪系统手中，用这些部队來解决毛的卫队──中央警卫团那点人马是绰绰有余的。此时如果林能当机立断，抛开等着接毛的班的幻想，联合黄、吳、李、邱调动北京军区原四野林的嫡系部队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将江、张、王(洪文)、姚、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陈锡联、张才千……等毛派成员抓起来，将毛处决或加以软禁，夺取全国政权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
然而在毛刚动手改组北京军区时，叶群非常惊慌，要林早拿主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向做事果断、判断精明的林，居然猶疑不决，迟迟未能采取行动，以致错失良机。不知林是出于何种考虑，是他还对接毛的班心存幻想；还是他在等待他儿子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对毛采取行动？时至今日尚无可靠资料加以证实。
隨着北京军区的改组，北京军区领导換成了毛的亲信，京畿要地的军政大权已被毛掌控。毛通过对黄、吳、李、邱的批判、令他们作出檢讨又“名正言顺”地将他们手中的军权剝夺，林与他们的联系也被监控。到一九七一年年中林和黄、吳、李、邱实际上已处于软禁状态。
毛在对林进行致命一击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毛在这年多次乘专列到各大军区和省市巡视，以他那被林和老干们次捧起来的巨大声望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各省市的党政要员打招呼，对他们进行拉拢、施压、离间他们与林的关系，胁迫这些人与林一伙人划请界线，以孤立林及其团伙。
毛在这些人面前居然颠倒黑白，指责林彪、陈伯达、叶、黄、吳、李、邱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指责他们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反对“九大”路线。指责有人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在这些被他接见的人面前扬言：预计我23号(9月)回京，25号至29号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会上要端出林的错误、要增选张春桥、李德生进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增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一向对自己的行踪秘而不宣、严格保宻、对自己的打算事先从不告人的毛，居然一反往常，对他召见的党政军要员把自己回京的时间、九届三中全会的安排都说出来了。因为毛知道，在他接见的这些人中肯定有林的死党，他们马上会将这些情况报告林。因为毛掌控的情治系统早已知道林立果的“联合艦队”计划袭击他的蛛丝马跡，毛预计到对方可能会在他回京的路上动手；而且毛有意把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解决林的问题及人事安排问题公开对他召见的人说，毛就是要通过这些人把毛回京日期及九届三中全会解决林的问题、安排张春桥、李德生进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党中央副主席这些信息透漏给林及“联合艦队”的成员，使他们误判毛回京的时间，并逼使林不得不采取狗急跳墙挺而走險的行动來摆脱困境。
当林立果的“联会艦队还在为9月23日在毛回京的路上袭击毛作准备的时候。毛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神不知鬼不觉地于9月12日下午4时回到了北京。
毛出林和“联合舰队”的意料，迅速、安全返回北京，和林他们知道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上必将面临的悲惨结局这两件事，确如毛所料，已将林和“联合舰队”的成员逼到了绝境。
此时已被软禁在北戴河的林，不得不决定于13日上午带上黄、吳、叶、李、邱五位政治局成员乘飞机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公佈毛的罪行，与毛分庭抗礼。
为此，林彪集团已准备好了八架飞机将在9月13号上午将林彪一家和黄、吳、李、邱以及“联合艦队”的主要成员一起运抵广州，在那里另立中央，公佈毛的罪行，与毛公开对抗。如果这一计划能够成功，那么，毛、林二人之爭，最后究竟鹿死谁手还难以料定。若果真如此，则现代中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
历史上上曾发生过一些重大的偶然事件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进程的事。例如：在中共的蛊惑之下张学良、杨虎成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的“西安事变”，使已陷入绝境的中共及其红军绝处逢生，并通过抗日战争坐大，最后夺取大陆政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然而在“9.13林彪事件”中却是一件不起眼的、发生的几率很小的小事，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就在林彪准备南下广州的前一天晚上，林彪尝到了被自己吹捧起来的毛的巨大威望釀成的苦酒。他的女儿出于对毛的“崇拜和忠心”竟然连续两次向当局举报自己的父母、兄弟要乘飞机南逃广州之事。此事虽早已在毛、周的意料之中，但对林的女儿事前来向他们举报自己的父母兄弟要出逃广州一事，还是颇感意外，只是林彪女儿的举报并未能改变9.13事件的进程和结局。
林彪父子见事已败露，黄、吳、李、邱已被控制，携他们一起南飞广州另立中央已不可能。为避免座以待斃，倉皇之中才决定于当晚強行驾车突破警卫，驶往山海关机场，匆匆登上事先准备好的飞机，在没有副驾驶员、没有领航员、油都未加满的情况下倉促起飞，准备飞往苏联。结果该机于9月13日凌晨3时左右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上九人全部遇难。
对于飞机坠毁的原因，目前有多种说法，至今尚无定论，其中主要的说法有：1、因油不够，中途迫降失事起火烧毁；2、被毛、周指挥的对空导弹击落起火烧毁；3、被毛、周事先派人在飞机上安装的定时爆炸物爆炸后起火烧毁；4、被毛、周派人事先在飞机上制造延时的机械故障导致飞机起飞后失事坠毁。
其中第1条说法是毛、周和中共当局认可的说法，按这种说法毛、周都不会为林彪一家的死负任何责任，完全可以把林彪之死说成是咎由自取。但这种说法不太靠谱，因飞机坠毁的現场有非常大的一片植被和土地被烧成一片焦黑，机上的人员也都被燒焦变形，无法辯认。这说明飞机坠毁时油箱里的貯油还不少。作为一个老飞行员的该机驾驶员潘景寅，应该知道要使飞机安全迫降，必定要先消耗掉油箱里的全部燃油之后，才有可能安全迫降。所以潘景寅是决不会在飞机还有那么多燃油的情况之下实施迫降的。此外，据在苏联技术专家指导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撰写的《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中显示该机坠毁时并未减速，而是正以500─600公里/小时的高速航行、飞机坠毁时起落架也未放下、着陆灯也未打开。这些都表明飞机不是在迫降时坠毁的，而是在正常飞行时坠毁的。
属第2种情况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发射对空导弹的程序很复杂，涉及到发射程序的人员众多，不利于事后的隐瞞，因涉及的人员众多事后要杀人灭口，又要让别人不知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属于第3种情况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指使一个人往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难度虽不大，涉及的也只有一个实施安放的人，事后也容易人不知鬼不觉地将他灭口，但事前很难确定飞机起飞的时间，因而无法准确确定定时爆炸物的起爆时间。
笔者认为属第4种情况，即制造延时发生的飞机机械故障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指使一个人去实施制造延时机械故障，技术上难度不大，又只涉及一个人，事后易于将其灭口，有利于事后的隐瞞与保密。这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的一件事可以得到印证。这年10月份，毛指派周陪同与毛臭味相投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起乘飞机去中国南方访问时，周抵达首都机场后，一向外表上温文尔稚、从容不迫的周却显得心神不宁，而且十分紧张，不断反复询问值勤地勤人员和驾驶员飞机安全检查前后情况。当周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登机后，也一直心神不安、极度紧张，除一再继续询问驾驶员飞机机械检查方面的情况外，还曾紧张地问道：怎么没有看见长江？这不是往国外飞吧？如果不是毛伙同周刚刚通过制造延时机械故障的办法除掉了毛的心腹大患林，周是不会有如此失常的表现的。因为对毛有深切了解、且与毛一样阴險精明的周深知林死后，下一个就该轮到他了。所以周十分害怕毛再如法炮制一场延时机械故障将自己置于死地，所以才有登机前后的那些极度紧张和反常的表现。
实际上林彪在出逃之前，在北戴河就己经处于软禁状态。负责“保卫”林彪的中央警卫团的二大队以及林的警卫参谋李文普都是毛、周派去监视林彪一家人的。林手下的黄、吳、李、邱自庐山会议批陈伯达之后便处于毛、周的严宻监控之下，在这种状况之下，毛、周本可随时动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军区的部队把林彪一家人和黄、吳、李、邱以及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抓起来，像对待到少奇一样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但由于林彪一伙人的势力在军队中盘根错节，许多军区、地方上军管会的一把手都是林的亲信或死党，毛、周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老奸巨滑的毛、周决定迫使林自己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不给林的余党和其他老干们留下话柄，给林的亲信和死党造成群龙无首的既成事实，使他们不敢公开站出来与毛、周对抗。
在上述情况之下，按理在9月12日傍晚，也就是毛已回到北京之后(毛是当天下午4点回到北京的)，在毛、周已有戒备、林一家和黄、吳、李、邱都处于毛、周的严宻监控的情况下，林立果是不大有可能轻易弄到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的。极大的可能是毛、周故意安排这架他们已在它上面做好了手脚的(已派人在该机上制造了延时的机械故障)三叉戟飞机让林立果乘它飞到山海关机场(也有可能是在山海关机场做的手脚)，以供他们利用这架飞机出逃。为了促使林一家“出逃”周还故意在12日晚11时半左右亲自打电话给林，查问256号飞机的去处，叶群接的电话，叶知道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的事瞒不了，就对周说是林因这里(指北戴河)太冷，想去大连。周假意说：别飞了，晚上不安全。接着周又对叶说要到北戴河来看林彪。这一着让林彪一家人慌了神，认为是周要带人来抓他们，这促使林当即决定：当晚马上走，否则就来不及了。这样林一家人和林的几位死党便落入了毛、周精心为他们设计的圈套之中。
“九.一三”事件再次显示了毛(当然还有他的幫凶周)的阴險狡诈、冷漠无情，即使是对一贯忠于自己、帮自己打下“天下”、屡次帮自己打倒对手，度过难关、把自己的威望捧上神壇、利用他指挥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做毛的坚强后盾、为毛稳住“文化大革命”的阵腳、将各级党政军的老干们悉数打倒或制服的“亲密战友”林彪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手软或怜悯之心，而是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让紧跟了自己一生的林及其家人抛尸异国他乡。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当汪东兴向毛报告林所乘飞机将从张家口方向飞往内蒙，下面请示要不要派战机拦截时，毛还假惺惺地对手下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因为毛知道他和周已让人在256号飞机上做了手脚，林已必死无疑，何必多此一举，再下令派战机拦截，给人留下话柄。
以毛一贯兇狠歹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秉性，毛如果没有在飞机上做手脚，不知道林飞出去将必死无疑，毛是决不会轻易放过林及其家人的。他必定会派战机拦截林，置林一家于死地而后快，毛的这一段话从侧面也印证了他和周早已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的判断。
为了獎赏在“九.一三”事件中周对毛表现出来的忠心。在新成立的取代原林彪系统把持的军委辦事组的“军委辦公会议”上，毛对“军委辦公会议”的成员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毛为了与苏共爭当国际共产革命的领袖，双方除了进行长时间毫无实际意义的、以罗列和解释马列教条、争当马列主义正统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论战”之外，还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和经济困境的不满，而在珍宝岛地区挑起与苏联的边境冲突[註：16]，并以此为借口加强了对民众的管控。为了制造战争气氛，毛又发起劳民伤财的“深挖洞、广积粮”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到处挖防空洞、核掩体、地下指挥部，搜刮农民的粮食。
毛的好战本性和不断发出的要准备大打和打一场核大战的战争叫嚣；以及毛在对苏关系中的强硬态度，引起苏方对华强硬派的强烈不满。在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对华強硬派的鼓动之下，苏联制定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计划：以小型核弹打击中国的主要导弹基地、核武器制造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鞍山、长春等政治工业中心。
当中国民众由于毛的轻率举动和好战本性又一次面临战争的深渊而且是核战争的深渊时，却是那个被毛视为头号敌人、“纸老虎”和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拯救了中国民众、拯救了毛及其共产极权政权。
当苏联为防止引起美国的误会，而事先将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计划通知美国时，美国不仅通过新闻媒体公开了这一计划，而且明确告诉苏联：如果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那么，美国将对苏联的一百三十四个重要的政治、军事、工业目标进行核打击。苏联迫于美国巨大的军事、经济和核优势，才最终被迫取消了对中国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使中国民众免遭了一次将比广島、长崎更为深重的核灾难。
中苏珍宝島事件之后，当毛和中共当局从美国获知苏联将对中国大陆发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并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准备隨时入侵中国大陆后，早已被毛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千瘡百孔、经济濒临崩溃、外强中干的毛和中共当局一下子吓慌了神，不得不一改视原子弹、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为“纸老虎”、一贯敌视美帝国主义的的极端立场，转而通过在印巴冲突中，毛和中共一向偏袒的巴基斯坦及其总统叶海亚.汗与美国改善关系，以寻求美国的“核保护傘”的保护，来阻止苏联对中国大陆的核打击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叶海亚.汗的秘密安排之下，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宻访北京，与毛和周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毛、周代表中国大陆政府邀请美国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大陆。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尼克松对中国大陆进行了历时八天的访问。在毛、周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会谈中除了双方互相吹捧奉承，和毛讲的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大话(毛自称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毛已把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甩在一边，已自封为“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了)之外，双方最后还发表了一个措词含混的联合公报。这次访问本身，以及在双方的会谈和发表的公报中，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利益，自杜鲁门总统之后，再一次遭到以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为首的美国政府的出卖。这次访问在毛、周和中共当局精心佈置的假像面前，尼克松、基辛格及代表团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带着满脑子的错觉离开了这块对他们来说十分神秘的大陆。在他们心目中品行卑劣、知识贫乏、阴險凶残、生性冷漠、不择手段、视蔑人类一切基本道德、法律、良知和人的生命的毛，成了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和为追求人类社会发展新途径的理想主义者；阴險狡诈、卑鄙无恥、两面三刀、善于伪装作秀、人格猥琐低劣的周成了温文尔雅、机智灵话的外交家。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华极大地满足了毛的虚荣心，毛自认为世界头号強国美国的总统已经来“天朝”朝拜自已。毛向国内民众宣传在毛英明伟大外交路线的指引下，连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头子都不得不屈尊亲自到北京来朝拜自己。这是毛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此时的毛似乎己经忘记了他不久前还在与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为争夺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地位，而进行的那场旷日持久、充满空洞废话的毫无实际意义的“中苏论战”中，指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实行的与美国缓和的政策是修正主义、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
。此事再次表明毛不仅是一个反手为云复手为雨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人。什么事别人做就是错的，他自已做又变成对的了。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的英明、伟大的“光辉形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稍有头脑的干部乃至一般民众都会想：既然你(毛)那么英明伟大、那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么明察秋毫，怎么会先选了一叛徒、工贼、内奸刘少奇做你的接班人，被你打倒了，以致死无葬身之地；现在又选了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国投敌的林彪来当你的接班人，最后“叛国投敌”摔死在温都尔罕。而且这个人从井岗山起就一直与你共事了几十年，他的真实面貌，你怎么连一点蛛丝马跡也没有看出来？
此外在向下传达“九.一三”事件时，公佈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毛的描述也有损毛的“光辉”形象。
正当毛的威望在神壇上面临摇摇欲坠的危机时，两件事让毛度过了危机：一件事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的联合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的一切机构。
毛不顾中国民众的死活大把向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北朝鲜、古巴、罗马尼亚……等国撒钱、撒粮食、撒武器、撒物资进行拉拢的外交手法，终于得到了毛祈盼己久的“回报”。毛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地对手下的人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舍国）去的”。
我们是被上述这些国家抬进联合国的吗？不！我们是被毛用中国民众赖以活命的金钱、粮食、物资买进联合国的。为此中国民众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数以千万计的民众饿死、数以亿计的民众长期生活在物资极度匮乏、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状况之中。
第二件事就是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大陆。这件毛和中共自已打自已觜巴的事(因毛和中共一直视美帝国主义为头号敌人、一直拒绝与美国打任何交道、凡是与美国的任何交往、缓和都被毛和中共说成是修正主义和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投降，而加以大肆的攻击)被毛和中共吹虛成“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这两件事经毛掌控的新闻舆论工具及郭沫若之类无耻御用文人学者的误导、扭曲和吹捧使得毛在“九.一三”事件后那“光辉”渐失的形象又一次重显“光彩”。
由此可以看出生话在共产极权体制之下的民众，由于真实资讯的匮乏和长期被当局用虚假、扭曲的新闻舆论误导、长期被当局用马恩列斯毛的共产极权教条进行洗脑、灌输的结果，竟会变得如此的缺乏主见、如此轻易地被误导被蒙骗。这种极权体制对民众思想意识、独立思考能力造成的伤害是极其深远的难以癒合的。这就是到了真实资讯已经较过去容易获得的今天，中国大陆仍有那么多的毛左份子、五毛党、乌有之乡的乡民以及司马南、王宁、公方彬、张召忠、金一男、宋晓军、孔庆东……之类的专家、教授公然反对普世价值观、公然反对民主宪政，公然为当局的倒行逆施摇旗呐喊、寻找理论依据的最根本的原因之所在。
目光短浅、对毛和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的反人类、反文明、反民主宪政、蔑视人的生命、蔑视人类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心想通过发动一场核大战在全世界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其用共产极权主义来统治全世界的妄想的邪恶本质，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的尼克松及其“智囊”基辛格，居然不知道只有毛和中共才是美国和全世界最大最危險的敌人，他们反而把自斯大林死后，经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的改革政策已经开始逐渐觉醒、逐渐开始回归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的苏联当作美国和人类文明的最大敌人。尼克松和基辛格愚蠢的外交政策和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出卖和背叛，不仅拯救了被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濒临崩溃的毛及其共产极权政权，而且还引发了一场西方国家首脑竟相访问中国、争先恐后与中共政权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的风潮。使毛和中共摆脱了在全世界长期被孤立、被边沿化的困境。
毛、周及中共尽情享用着尼克松和基辛格送上门的这个大馅饼。毛一边心满意足地接见络绎不绝前来“朝拜”他的亚非拉和西方的政要；一边享受着这些人对他的奉承；一边用他那含混不清的湘潭话(此时的毛已因中风而出现语言障礙)对这些人发表一通他那不边际的空话、废话、大话；一边继续做着他那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伟大领袖”并让他建立的毛家王朝延续千秋万代的春梦。
２０１６年６月４日完成于望春轩
[註：13]：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个里程碑
[註：14]：据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员王天成(王十七岁就在志愿军总部任敌情参谋，后来一直从事军史研究)介绍：关于毛岸英之死，他在采访过当时志愿军总部许多当事人之后证实：一凢五0年十一月卄五日早上毛岸英和另一参谋高瑞欣因起床较晚错过了早餐时间(当时为避免引起“敌机”的轰炸，志愿军总部规定白天不准生火做飯，以免炊烟引來“敌机”的轰炸，早餐必须在天亮之前吃完，毛和高因睡觉耽误了早餐，起來后，毛岸英竟依仗是毛泽东的儿子违反规定，在上午九时左右擅自生火炒蛋炒饭吃，炊烟引来“敌机”的轰炸，毛和高所在的办公室被燃烧弹炸中，毛、高二人葬身火海。
[註：15]：臉皮厚、心里黑，指厚颜无耻、擅弄权术的政客、阴谋家。可详四川学者李宗吾先生所著《厚黑学》一书。
[註：16]：中苏双方在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和8月13日在黑龙江珍宝島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双方动用了直升机、坦克、大炮投入战斗，双方互有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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