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系统的真正本质是医院企业政府三方串通形成的利益三角
Valson Hoo
中国的医院，在一线临床医生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复杂的实际控制集团。这个集团，对医疗服务，耗材和药物价格和供应进行人为控制，对医生护士的行为，进行精确安排，集团的真正控制者，只需要付很少的开支，就能非常高效地从患者身上攫取最大的利益，而一旦出现重大事故，就将责任推给医生和企业，然后在追责阶段，再依靠权力，对下属的医生和企业患者的进行袒护。这个集团背后的大老板，就是中共。最终，医生和企业，沦为权贵集团牟利的白手套和背锅侠，他们的日常工作，都在极大的恐惧之中。不仅来自于患者怨气带来的暴力风险，还来自医疗系统内部恐吓式的管理模式。然而这些医生，又不得不紧密依附于体制，否则一旦出现纰漏，就会沦为替罪羊。这种工作环境，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的。正如某三甲医院党委书记，在内部反消极怠工运动中撰文警告该医院的医生，“你们离开了医疗系统，你们什么都不是”。确实，医生群体，由于自身的无知和懦弱，在社会上被污名化已久，最终不得不沦为体制的奴隶，这可以说是一种宿命。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医生护士，统称为“医技人员”，实际上并没有一种可靠的，合法的，依靠医疗体制获取利益的机会，至于灰色收入，我们限于篇幅，将专门撰文详述。医疗系统真正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1，医院管理层，2，直属的卫生行政管理机关，3，医疗企业高层。这三方是串通好的形成一条分工明确的罪恶的产业链。
医院由于负责用药和耗材，实际上是掌握了高值药品和耗材的销售渠道，尽管零差价的规定，使医院名义上不通过贩卖药品直接获利，但医生具体能用什么药，医生个人其实没什么话语权，医院高层通过一套电子统方系统，可以方便地控制一线医生，哪些药可以用，哪些药不能用，如果医生不按规定行事，面临的是违规用药和收受企业回扣的重罪；而医药企业负责生产具有极高利润率的产品，他们炮制有效性报告（当然有些外国药品，确实有效，但进入国内或遭到仿制后往往会降低成分含量），然后提交医院和行政机关审核备案，同时获得巨额利润；而行政管理机关则地位最高，权力最大，既是游戏参与者，又是裁判，一方面对符合要求的医院和企业行为进行政策保护，甚至在司法判决时对法院施加决定性影响力，一方面时不时进行审计核查，用行政力量对二者违规行为维持高压打击态势。可见这种三角结构内，各自有极大的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动机。
下面我们详细分析这三方的利益关系。
一、医院。
在中国，一个阳光下的医院实际上是一个纯消耗性的机构，是入不敷出的。因为医疗服务费被政府刻意压低，以安民心，以骨科为例，一次最简单的关节手法复位操作，在美国的操作非一般在900美元左右。但在中国，标价为90人民币。但医院又是自负盈亏，导致如果不收企业回扣，则必须从医疗检查和操作项目上弥补亏空。遗憾的是，政府从来不把操作费的定价权完全交给医院。所以医院如果不依靠回扣，明面上只能通过鼓励过度检查，过度操作，同时限制或减少医生人手安排，增加单个医生劳动压力的方法，来苟延残喘。这导致医患双方在诊疗过程中互相剑拔弩张，也是为什么中国医院开检查单的数量全世界第一。
最终，医院不得不去吃回扣这剂毒药，才能改善一点行医环境。然而医院必须在主管部门的保护之下，吃回扣。也就是，从主管部门允许的那几家药企，获得回扣，从而保证医生津贴的发放，维持医院正常运营。但是这种合法回扣往往被官僚和权贵集团抽成。如果医院私自从未经上级批准的企业拿回扣，虽然中间环节少一些，但是一旦上级掀起医疗大检查运动，医院下场很惨。所以医院往往是游走在二者之间。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中间环节少的回扣面临重大风险，合法回扣的额外负担就都要患者掏腰包。
二、企业。
中国医疗企业，无论是药企还是器材企业，都不掌握最终销售渠道。他们最多只能把产品卖到医院一级，但是是否真的走量，医生患者和厂商都没有话语权。因此厂商必须搞定医院管理层，多多恳求他们去使用产品。所谓管理层，是院长，各个科室的科主任，他们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企业实力强，还要摆平医院的行政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让他们通过影响力，尽量把自己的产品纳入官方采购目录，同时对医院和企业的勾兑保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网开一面。
因此在中国，医药代表的药物推广往往是不择手段，金钱贿赂，性贿赂并用。例如2014年9月，中国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GSKCI)和马克锐等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当日宣判。GSKCI被判罚金人民币30亿元，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开出最大罚单，马克锐等被告被判有期徒刑二到四年。
这些被告实际上是牺牲品，中国就是这样，游戏规则如此，要入乡就必须随俗，不搞商业贿赂没法存活，且还得同时接受有朝一日被查处的宿命。中共政府，拿利益不手软，还要处处当好人，妖魔化这些跨国企业，把责任都推给企业这个冤大头。
本土企业往往更加乖巧，只需开发出利润率高的产品，通过降低含量，炮制模棱两可的有效性报告，降低器材质量和耐久度，营造出给高的利润空间，他们只有先把院领导，广大科室主任，和主管部门官员搞定，才有自己微小的盈利空间。所以国产药物普遍效果很差，这是必然。越小的公司，由于经济实力有限，能摆平的层级越底，最小的公司只能向一线临床医生进行推广，而这一切和药效其实没什么关系。
尽管医药企业商业贿赂推广产品，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发生，但是在中国，体制性问题导致了商业贿赂，是刚性需求，因此跨国企业办起事来，往往更加肆无忌惮，加上跨国企业的药物本身确实有过硬的疗效，国内小企业除非依托裙带关系，往往很难与他们抗衡。相信这次医改，更多的民营小企业，将会倒下。
三、上级主管部门。
主管领导最希望的就是获得政绩，也就是尽量减少财政开支，降低医疗价格，同时将医疗道德危机事件的曝光率降低，营造出一种在积极为国家医疗事业努力的态势。因此如果医疗环境很好，他们就少了存在感，也难有实际政绩出现。由于他们权力巨大，又没有责任需要承担，最好的策略就是不断进行医疗改革，而永远不把医疗环境彻底改好。
于是，就产生了大量对医疗改革的研究课题，每年大把资金投入其中。然而医院和企业，各级医疗技术人员，继续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增大对体制的依附性。最终广大患者对医院和企业充满敌意，但对政府感恩戴德，呼唤政府更大的干预。因此无论怎么样，共产党永远都是最大赢家。
当前环境下，随着经济下行，原本蓬勃的医疗回扣行业面临收入锐减。随着反腐运动和国进民退，社会控制日益加强，原本互利共赢的利益链条，面临更大的被查处的风险。因此新一轮医改应运而生，各级官员聪明地大刀阔斧，主动砍掉那些容易出现纰漏的次要利益链条，同时对主要企业加以更大力度的保护，给与他们新统购统销政策的护声符。可以说，随着新医改推进，利益循环链条正在进一步向权力中心靠拢，更多的没有和权力充分媾和的医院和医护人员，将面临严冬。贫穷或者铤而走险，二选其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