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国有功吗？（四）

一真溅雪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带来的后果之三

庐山会议和接踵而來的“反右倾运动”坚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和反瞞产私分，继续加大收构农副产品力度的结果，除造成数以千万计的饥民(主要是农民)饿死之外，还导致国民经济进一步严重失调和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物资的极度匮乏，整个国民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的状态，使国家和民族面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危急的全面毁灭的状态。由于各省粮食调不上來(实际上各省粮食都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粮食可上调)眼看连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都巳面临断粮的危險。数以亿计的农村民众濒临断粮、数千万农民饿死，毛和中共当局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因为外国使领馆人员、外宾和新闻记者跟本就不可能进入这些地区，也就无从了解到农村大量饿死人的真实请况，当然也就无损于毛和中共在全世界自吹自擂起来的“光辉”形象。而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却不同，那里不仅有各国的使、领馆工作人员、外宾，更有许多无孔不入的外国新闻记者，如果让他们知道居民们连口粮都供应不上，那豈不让毛和中共在国际上脸面丢尽吗？如果让全世界都知道毛和中共连自巳的国家都管理不好，都被毛和中共搞得一塌糊塗连粮食都供应不上，这让毛怎么好意思再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和中共连自巳的人民都救不了，怎么能当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对于一心想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而且把面子和自巳的“光辉”形象看得比几千万人的生死更重要的毛和中共当局，直至此时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严酷的现实不仅令中共领导集团意识到；而且从异想天开的颠狂状态回到现实中的毛，也开始认识到必须纠正一九五八年以來的疯狂政策和异想天开的胡作非为，以挽救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让民众能吃饱肚子以减少民怨，只有这祥才能保住自已的江山和“皇位”。

在这种危急状况之下，毛和中共领导集团决定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起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大型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來又决定吸收军队的部份领导干部参加。与会人员达七千余人，故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強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強中央统一领导、加強全局观念，以迫使各地方採取一切強迫命令的方式，向巳大量饿死人的农村要粮食，用來保证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会议还把一九五八年以來因毛和中共领导集团的好大喜功、异想天开、胡作非为所造成的一切恶果、特别是饿死几千万人的责任都统统归结为是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所造成的，要省地县各级领导负责。试图把毛和中共领导集团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试图继续维护毛和中共领导集团“一贯正确”的虛假形象。这引起与会大部份干部的不滿和抵制。为避免引起众怒，迫于无奈毛和中共中央都在大会上发言，空洞地表示要对一九五八年以來事承担责任，而实际上把具体责任都推到省、地(市)、县、公社、大队直至生产队各级干部的头上。还无中生有制造出“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颠倒黑白的所谓“苏修逼债”和许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掌控，这三个弥天大谎。试图把饿死几千万人、物资极度匮乏、经济全面崩溃的责任推到这三件子虛乌有的事情头上。

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们慑于毛的淫威纷纷在大会上发言，一方面为毛开脱罪责，一方面继续对毛加以吹捧，其中以周恩來、林彪、邓小平表现最为无耻。周、林竟然不顾大跃进造成的一切灾难都是按毛的异想天开、好大喜功和胡作非为的瞎指挥所造成的这一铁定的事实，反而在大会上宣称所造成的这一切灾难，都是因为未完全按照毛的“英明”指示办的结果(周、林在大会上上演的这一幕颠倒黑白为毛开脱和吹捧的“丑剧”今毛龙颜大悦。这为毛今后依靠林、周发动“文化大革命”清洗以刘少奇为首的潜在反对派埋下了伏笔)。邓还在大会上拿出了两个本本，一本是邓通过陈伯达选择性收集的这一阶段毛的语录、指示以证明毛的英明和一贯正确；另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以证明问题出在书记处批转的这些文件上。邓违心地让自己和书记处为毛承担责任(邓的这一表现是邓在“文化大革命中”未遭灭顶之灾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彭真和刘少奇在发言中除为毛开脱罪责外，还含蓄地表示毛应负一点点的责任，因而召致毛的忌恨，毛认为这有损他一贯正确的“光辉形像”。彭在发言为毛开脱后仅说毛应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责任，召致毛的不滿使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被打倒的第一个政治局委员。刘在发言为毛开脱后，针对毛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后來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说法，借农民的口说，有的地方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饿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的这一发言令毛大为不滿，被毛认为是对其绝对领导地位和毛氏皇朝的挑战。此时毛已打定主意要将刘置于死地(刘在毛四年后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毛整得死无葬身之地)。

尽管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周、林、邓、彭(真)、朱(德)……等中央领导纷纷为毛开脱罪责、甘当毛的替罪羊，然而毛从大会上听到的许多代表的发言，和看到的各小组讨论的简报上感觉到了，党内潜藏着批评、否定、反对毛倡导的“三面红旗”的种种“暗流”，又看到大会上出现的“打倒毛泽东”的标语。毛担心这些“暗流”有朝一日汇合起來湧出地面，将对毛的以“三面红旗”为代表的异想天开、胡作非为、好大喜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进行彻底的清祘，他将被作为错误路线的总代表被赶下台。毛似乎已意识到与会的这些领导骨干大多数已不是他的支持者，而是将來隨时隨地都有可能联合起來把他赶下台的异己力量。

面对大会上许多代表发言暗示毛应当退下的局面，毛为了摸清政治局常委们在大会上为其所犯罪行开脱、顶罪是否是发自内心；常委们是否真心拥护自已继续当领袖？毛对此心里还没有底。于是毛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毛在会上虛伪地表态：“愿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平息与会代表和全国民众的怨愤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职务(这是毛在今后的清洗运动中决定将邓打倒的主要原因)。但对毛的阴险狡诈、贪权恋栈有深刻了解的周恩來、刘少奇、林彪却表态支持毛继续当领袖，再加上毛自己。这样毛“名正言顺”地继续当他的党中央主席和毛最看重的军委主席。

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当时如果刘少奇、周恩來都表态欢迎毛辞去主席职务，趁势召开中共九次代表大会，团结全党，彻底清祘毛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与民更始，可以使改革开放政策提前二十年。国家将避免一场浩劫(指“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也不至于是那样一个悲惨结局。

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因为他们对毛和中共封建奴隸式的共产极权体制的本质认识不清。这个封建奴隸式的共产极权体制，实行的是家长式的封建集权统治，它的本质就是一党一人独裁。这个体制的最高独裁者掌握了军事、政治、经济的一切大权。这个体制与民主宪政是互相对立、互不相容的。指望一个封建奴隶式的共产极权体制国家实行民主宪政；取消个人独裁，无异于与虎谋皮，是完全不可能的。

毛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大独裁者，毛深知国家暴力工具军队、情报、特务系统，以及欺骗民众的舆论宣传工具(报章杂志、广播、电影、戏剧……等)对维护其个人独裁的重要性。毛通过林彪、汪东兴、罗瑞卿、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把军队、特务、情报、治安和舆论宣传系统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即使在二月十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如果朱、陈、邓、周、刘都表态同意毛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毛也会轻而易举地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把朱、陈、邓、周、刘等及他们的党羽置于死地，然后通过毛掌控的舆论宣传工具向全国民众宣佈：在毛的英明领导之下，成功地粉碎了以朱、刘、邓、周、陈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就像毛在几年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所做的那样。

退一万步说，即使当时把毛搞下去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换朱、刘、邓、周、陈……中的任何一个人上台，只要维持中共这种封建奴隸式的共产极权体制不变，中国就不可能废除个人独裁体制，就不可能实行民主宪政。顶多只能让中国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比毛时代略少一点，这已为此后中国的现实所证明。毛死后华国锋上台；华下台(因当时的军队掌握在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手中)邓上台当太上皇重演慈禧垂帘听政丑剧；邓之后江泽民上台；江后胡锦涛上台；胡后习上台无一不是实行个人独裁，无一不是实行一党专政，中国至今连异议人士和他们的言论都容纳不下，哪里还有什么民主宪政的踪影。

毛为保住自己的“皇位”，在自已死后把“皇位”传给江青过渡，最后传到毛的姪儿毛远新手中，以实现毛家天下千秋万代世世相传的梦想，毛已决定对自已的手下进行彻底的清洗，以清除毛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一切障碍。这就是几年后毛发动另一场给国家和民族带來更为深重的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根本原因。

面对毛发动的“大跃进”造成的烂摊子，毛撒手不管，让刘少奇、陈云、周恩來、邓小平……等去收拾残局。从一九六一年春到一九六二年中共当局在刘少奇等的主持下，制定并实施了一些恢复农业生产(恢复农民的自留地、变像的包产到户、取消公共食堂……等)、压缩工业盲目发展(压缩并下马了一大批盲目扩建和在建的工业项目)、压缩城市人口(将近两千万城市职工和城镇居民和他们的家属下放回他们在农村的老家)。当刘少奇带着常委们的这些所谓的“调整、巩固、提高”的意见去请示毛时，毛正在游泳池戏水，毛知道刘的來意，在水中大吼：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一向在毛面前象绵羊一样温顺的刘，也忍无可忍地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说：三面红旗也否定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为顾全毛的面子，刘说：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公共食堂不办。调整政策还得继续，该退的还得退够。

尽管如此，毛还是认为刘冒犯了他，伤了毛的面子，毛已把刘视为挑战自己地位和权力的最大的潜在对手。尽管遭到毛的反对，以刘为首的中央常委们制定的“巩固、调整、提高”政策不能全面实施，但还是把农民们从饥饿、死亡的绝境中拯救了出來；把濒临全面崩溃的国民经济从绝境中挽救了过來。

到一九六二年以后整个国民经济才逐渐好转，饿死人的现象也大为减少。在安徽、河南等饿死人很多的省的许多地方，在一九六一年春就划了自留地给农民，有的以种种名义变像包产到户。这种地方到当年底农民的生活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不仅能吃饱肚子，许多农户还有余粮。笔者家兄，曾参军“抗美援朝”，后转业到河南省泌阳县工作。一九六一年在泌阳县邓庄公社某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当包队干部，该大队在一九六一年春就划了自留地给农民，又默许农民上山开荒种地，收获归己(那里地广人稀，山坡上能开垦的荒地很多)，到这年秋收后，当地农民面貌已大为改观，不仅都能吃饱肚子，还有余粮，劳力多又勤劳的农户有的到过年时还杀了年猪。这年笔者正在大学读书，因营养不良(实为饥饿)也患了浮肿病。家兄知道后，便写信邀我到他那里去过年，以便吃几顿饱饭，治治我的浮肿病(吃饱饭是治疗浮腫病的不二灵丹妙药)。一放寒假我便乘车到家兄包队的那个大队，和他一起住在大队书记家里，有时也应邀到别的农户家做客，不论是在大队支部书记家里；还是在其他农户家里吃饭，红薯、玉米饼甚至白面馍饃都可敞开肚子吃个够。

在那将近一个月的寒假期间，我终于找回了久违的“饱”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那样的美妙、那样的值得反复回味，是没有经历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之下的人，永远也体味不到的。

在那个期间我终于实现了在学校里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下的同学们之间谈论最多的(也是夜晚梦得最多的)梦想─何时能敞开肚皮吃上一顿像铳子一样硬的饱饭(因粮食定量标准低，还要被食堂工作人员尅扣一些，当时流行的做法就是煮或蒸饭时多加水，致使煮或蒸出來的饭像稀饭，可在饭后的短时间内缓解一下人们的饥饿感，所以吃一顿硬饭也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奢望”)。我不仅实现了当时人们何时能饱餐一顿的最大梦想，而且在那个寒假期间几乎是顿顿饱餐。将近一个月的饱饭，不仅使我的水腫病消失得无影无踪，脸上还呈现出久违的红润。很难想象泌阳这个一年前还是个饿死了近20％人口的地方，一年后居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的变化。人还是原來的那些人，只是减少了近20％；地还是原來那些地，只是多了一些新开垦的荒地和分给了人们一点自留地。

政策的些微松动便带來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和效果，足见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和饿死数千万人完全是毛和中共当局的异想天开、胡作非为漠视国民疾苦和生命，一心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狂想所造成的。而不是毛和中共所声称的“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民主革命不彻底”、“许多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掌握，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所造成的。

为了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发佈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別工作的通知》决定对大跃进以來所有被拔白旗、被划为右倾饥会主义份子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为这些人摘掉“白旗”、“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帽子。据邓小平在相关会议上称：(被“拔白旗”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他们的家属、亲友、同事…)有数千万。

尽管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陈云……的“调整、巩固、提高”的政策已经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帮毛度过了危饥，保住了毛的“皇位”，但毛并不买账。

毛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又大讲阶级斗争，严批“黑暗风(指认识到当前情况的严重性的看法)”、“单干风(指自留地、开荒、包产到户等)”和“翻案风(指为被拔白旗者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甄别平反)”。到这年九月廿四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不再提他那臭名昭著的“三面红旗”，而是強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声称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險。

此后毛还提出办一切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声称只有纲举才能目张。老奸巨滑的毛把事实上已经不存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到路线的高度，就使得毛在今后的党内斗争中可以轻而易举的将“阶级敌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些罪名強加到被毛视为潜在对手(刘、邓、周、陈、彭真……等人)的头上，令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而刘、邓、周、陈、彭真……等人不知里就，居然还跟着毛在全国大抓阶级斗争。

在一九六三年全国经济形势已全面回升后，毛为了全面推卸自已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饿死四千多万人的罪责，和证实毛关于许多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阶级)敌人手里的无中生有的论断。毛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试图把农村刮共产风、浮洿风、強迫命令风、強拆农民房屋、打人骂人、打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饿死人的罪责全部推到“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头上。

通过“四清运动”毛不惜忍痛把一大批“大跃进”时期，实行毛的胡乱指示最坚决、“五风”刮得最厉害、产量“卫星”放得最高、反瞞产运动最下得手、上调粮食最积极、饿死人最多的紧跟毛的积极份子(毛内心深处是非常欣赏、看重这些紧跟他的积极份子的，但为了推卸洗涮自己的滔天大罪，冷漠无情的毛，毫不猶豫地把这些积极份子抛出來作为自己的替罪羊)打成“四不清干部”、“阶级敌人”。因为这些人民愤极大，毛忍痛牺牲这些紧紧跟隨他的这些积极份子，就是要把毛的胡作非为造成的一切灾难的罪责都推到这这些人的头上。毛要让农民们知道，是毛领导的“四清运动”才把他们从“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的欺压下再次解放出來，毛这个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和平时期饿死四千多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的罪魁祸首又把自己打扮成了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的这一招现在看起來不可能有效的十分拙劣的技俩，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在数以亿计长期被中共洗脑、灌输共产极权教条的中国民众面前，还十分起作用。这使得当时许多不明真像的民众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煉钢铁”、大办公社食堂……造成的巨大灾难迁怒于“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许多人居然认为毛和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干部把事情搞糟了。

为了整粛、威慑青年知识份子(中老年知识份子早已被“解放”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整得服服贴贴，不敢“乱说乱动”了)，因为只有新成长起來的青年知识份子，他们有知识有文化，也就有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能力。其中不乏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们之中面对“解放”以來毛和中共的所作所为，特別是“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对国家和中华民族带來的深重灾难感到痛心疾首。其中的先知先觉者，已对中共及其倡导的共产极权体制的正确性、先进性产生了怀疑。

他们之中已有人在思考、探索救国救民的新的道路。这种状况毛和中共当局，早已通过遍佈全国各行各业、各单位的宻探、告宻者、线人而有所察觉。毛和中共当局决定在高校的青年知识份子中(主要是全国各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开展一场整粛运动，其性质与目的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相似。毛指使周恩來与高校部、中宣部共同制定了一个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这是一份关于在高等院校学生中，主要在应届毕业生中查处一批所谓“反动学生”的中央文件)，该文件要求全国各高等院校，每年都要在应届毕业生中，按一定的比例查处一批“反动学生”，并组织全校师生对他们的“反动思想”(对其中思想特别“反动”的典型要组识全省高校师生联合进行批斗)进行反复的检举、揭发、批斗，然后将“反动学生”遣送农场“劳动教养”、“劳动考察”。以此來杀雞儆猴，震慑全体师生。该文件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实施到一九六六年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停止实施[註：八]。

毛号召各级干部都要下到农村搞“四清运动”，开始干部门不知毛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耽心将来又招來“左倾”或“右倾”的罪名，所以各级干部对“四清运动”并不积极。因为毛为达到威慑、惩处、操纵手下各级干部的目的，同一件事，毛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一会儿把它说成是右的；一会儿又把它说成是左的；一会儿把它说成是好的；一会儿又把它说成是坏的。你无论怎么紧跟毛，毛总是能找到借口给你加上某种罪名，对你加以打击、惩处，而毛自己总是对的、总是立于不败之地。这让毛的手下在毛的面前总是颤颤兢兢、低头认罪、接受惩罚、哀求获得毛的宽恕。

更何况这场运动要惩处的对象就是各级干部，所以受到各级干部的消极抵制也是情理中的事。见此状况，为讨毛的欢心，为紧跟毛的“伟大战略佈署”以巩固自己毛的“接班人”的地位，刘少奇指示组识部长安子文，安排各级干部下到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刘指示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 于是全党动员，省部级干部下去一百八十多人、地市级干部下去一千多人。

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各地分批次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來。这一状况令生性多疑的毛感到自己的话不不如刘少奇灵了。毛认为这是大权旁落、自己已被刘、周、邓、陈……等人架空的征兆。此事更坚定了毛要尽快除掉刘、邓，以消除对自己绝对统治地位的威胁。

尽管刘跟隨毛干“革命”数十年，刘居然没有把毛的本质看透，毛哪里是真正要刘当自己的接班人，毛是想要刘、周、邓、陈、林彪……等人辅佐自己建立的毛氏王朝千秋万代永续下去。

毛发起“四清运动”的目的是想把自己领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煉钢铁”……等一系列异想天开的胡作非为给民众(特别是农民)带來的深重而巨大的苦难的罪责推到“阶级敌人”和“四不清干部”的头上。

毛开展“四清运动”的方式是典型的毛氏手法，即：挑动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民众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彼此争斗，毛和中共从中操纵，以达到运动的目的。毛和中共先从一部份地区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队、组”，到另一地区开展“四清运动”，发动当地的贫下中农对当地的各级干部、阶级敌人进行检举揭发、批斗、处分；等这个地区的“四清运动”结束后，又组识这个地区原來被批斗的干部组成新的“四清工作团、队、组”对前一个地区那些來批斗过自已的干部进行检举揭发批斗。全国各个地区依此轮番进行“四清运动”。搞得各级干部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许多干部、“阶级敌人”被批斗、殴打致残、致死或被迫自杀，许多家庭被搞得家破人亡。

毛通过“四清运动”虽然已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高举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饿死四千多万人的罪责转嫁到“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的头上。但毛的威信在各级干部(上至中央下到省市县)眼里已大不如从前。毛为重树自已的绝对权威、为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各级老干部作准备(毛视他们对毛的绝对领导地位和权力形成了潜在而巨大的威胁)；毛还把在他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功勳卓著，现在又位高权重的党政军的所有老干部们都视为其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最大障碍。

于是毛决定打着反修防修、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旗号，在全国范围之内，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文化只是这场运动的由头和导火线)。这场运动规模之大(波及全国每一个角落)、时间之久(长达十年之久)、对文化、社会、经济、道德、人性和人的生命造成的破坏、摧残和灾难不仅对中国而言；甚至对全世界來说都是史无前例的。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至今国内外绝大多数人都还不清楚。许多人误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许多人误认为毛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是为了监督党、改造党、使党实现革命化、民主化；许多人误认为毛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社会；就连那些对中共极权统治的本质有所认识的人都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毛与中共领导集团之间的另一场狗咬狗式的内斗的新形式，只是内斗的规模比以往更大一些；时间更长一些罢了。

这都是因为这些国内外人士对毛的本质、对毛参加共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缺乏深刻的了解所致。毛是怀着实现自己的封建帝王梦、建立千秋万代永续不绝的毛氏王朝的“理想”投身中国共产革命的。滿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要为毛死后将“江山”先交给江青过渡，等毛的姪儿毛远新成长起來后，再将“江山”交给毛远新(以后一代一代交给毛家的子嗣)扫除一切障碍。毛要扫除的最大障碍就是那些提着脑袋跟隨他打“江山”劳苦功高、现在又位高权重的、以刘、林、周、邓、陈……等为首的一大批党政军的老干部们。这些人不打倒或被整得服服贴贴甘心情愿辅佐江青、毛远新完成由党天下到毛家天下的过渡，毛就不能实现毛氏天下代代相传的封建帝王梦想。因为这些劳苦功高、位高权重的老干们尽管在毛死后极有可能为争夺“江山”而彼此争斗得你死我活，但他们决不会在毛死后把江山交到劳少功低、位低权轻的江青、毛远新的手里，这一点精明老道的毛早已看出來了。

为达到把阻碍毛把党天下转化为毛家天下的几乎所有老干们都打倒的目的，毛知道光靠以前贯用的通过栽赃罪名拉拢几个老干，打倒几个老干的手法，已不可能在他有生之年把老干们全部打倒，或是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甘当毛家王朝的忠实家臣，诚心诚意辅佐江青、毛远新完成从党天下到毛氏天下的转变。毛必须找到一种更快更有效的办法在他有生之年内，在较短的时间里把那些阻碍他完成由党天下到毛氏天下转变的党政军各级老干们全部打倒。

由于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实权基本上都在老干们的手里。毛深知仅靠自己的几个亲信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这些手握实权的老干们都打倒的，搞不好激起老干们团结一致的反抗，自己反而有可能被团结起來的老干们打倒，使自己多年來对国家对民族所犯下的罪行遭到清祘。毛决定利用三年大跃进以來，民众对各级干部的不满和怨愤，利用自己被老干们吹捧起來的威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鼓动民众特别是毫无人生经验、缺乏判别是非能力的青年学生來打倒党政军内的各级老干。为达到这个目的老谋深祘的毛作了充分的准备。

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毛，首先以“接班人”作为诱餌拉拢掌握军权的亲信林彪，毛通过林彪把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毛深知，只有在民众和青年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能从容操纵不明真像的民众和无知盲从的青年学生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场破坏力无与伦比的群众运动，毛美其名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党政军内的老干们彻底打倒或慑服，以铲除毛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障碍。

为此毛通过林彪首先在军内，然后在全国大力宣扬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大树毛的绝对权威、大力宣扬毛的英明伟大、一贯正确。在林和毛掌控的御用文人们和御用宣传工具的大力宣扬和无耻吹捧之下，毛的威望一路飈升，直至被捧上神壇，毛的威望已达到难以逾越的颠峰状态。

在这场毛通过林彪发动的造神运动中，那些毛要打倒的以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等为首的老干们也“功不可没”，没有他们对毛一贯的吹捧、宣扬；没有他们在这场造神运动中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毛的威望不可能达到这种颠峰状态，更不可能被捧上神壇。

可怜这些老干们跟随毛干了一辈子“共产革命”居然没有看清楚毛参加“共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不知道毛参加“共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在中国实现那虛无飘渺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而是打着共产革命的招牌以实现自己的帝王梦，并建立一个世代相传的毛氏王朝，就像今日北朝鲜的金氏王朝一样。

老干们特别是那些最高层的老干们不知里就，居然都眼巴巴地盼望毛百年之后，把他们和毛一起打下的“江山”传给他们。老干们为争当毛的“接班人”不仅争相向毛献媚，吹捧、讨好毛，而且彼比之间还进行了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如高岗、饒漱石与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陈云之间的斗争；刘少奇与林彪之间的斗争，以及后來林彪、陈伯达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间的斗争；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再加上毛远新之间的斗争)。

到一九六五年毛认为扫除他实现从党天下到毛家天下转变的障碍的时机已经成熟：毛通过林彪已经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已手中；毛通过汪东兴、谢富治等已经把情治、特务系统牢牢掌控在自已手中；毛通过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等已经把绝大部份舆论宣传工具牢牢控制在自已的手中；毛通过林彪等亲信已经把毛心目中毛家王朝的过渡继承人━毛的老婆江青成功推上了政治舞台、毛心目中真正的“皇位”继承人毛远新正在大力培养之中；毛的威望在林彪和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各级老干们还有以无耻文人郭沫若为首的御用文人、学者的无耻、狂热吹捧之下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已被吹成了真理的化身，这使毛拥有了可以颠倒黑白、反手为云复手为雨、指鹿为马的绝对权威。

早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提倡海瑞精神，要干部学习海瑞“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其目的是诱使一些老干向毛提意见，然后对其进行无情打击和惩罚，以把毛实际上的和毛臆想中的潜在的对手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不久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果然中招。在会议期间彭上书给毛、张会上发言对毛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煉钢铁、大办公社食堂仅仅避重就轻地提了一点意见，给果被毛伙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等打成彭、黄(克诚)、张、周(小舟)反党集团而惨遭打击迫害。

毛还通过胡乔木动员无耻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吳晗[註：9]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的文章，后来吳又为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编写了《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吳这些讨好毛的行径不仅未得到毛的赏赐，反而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给自己召来杀身之祸。

到一九六五年底毛认为整肃老于们的时机它经成熟，毛通过江青鼓动张春桥、姚文元撰写了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名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此为起点掀起了对吳晗及其《海瑞罢官》以及吳晗、邓拓、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和与此相关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的大批判，由此揭开了毛整粛老干以扫除其由党天下向毛心仪已久的毛氏天下转变的最大障碍为目的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序幕。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的运动。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佈撤销《二月提綱》、撤销了毛于一九六四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为：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扬和吳冷西)。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组员包括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七人。接着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佈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俗称：“五一六通知”，许多研究“文革”的人都把“五一六通知”发佈的时间，当作“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时间)

２０１６年６月４日完成于望春轩

[註：8]：从一九六三年起每年高校毕业生进行毕业鉴定前，全国各高等院校的校长、院长、党委书记都要被高校部、中宣部召集到北京开会，佈置查处“反动学生”的任务。高校负责人被要求按佈置的比例回自己负责的院校完成查处“反动学生”的任务。凡未按比例完成查处“反动学生”任务的高校员责人，今后该院校分配出去的毕业生如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将追究该高校负责人的政治责任。因此.绝大多数高校负责人回校后都不遗余力地按规定的比例查处“反动学生”。有的院校实在查不出货真价实的“反动学生”也不得不拉几个出身不好或是“只专不红”的学生来凑数。这个中央文件是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该文件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实行，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停止实行，总共实施了三年。按笔者查到的湖南省高等院校在这三年中查处的“反动学生”人数推祘，全国在这三年之中在应届高校毕业生中查处的“反动学生”总人数约在一千五百人至两千伍百人之间。

[註：9] 此人原为历史学家“觧放”前参加“民盟”极力攻击、反对国民政府。“解放”后被毛和中共当做民主党派参政的花瓶，安排担任有名无实的北京市副市长。

“解放”初为迎合毛、周恩来的心意，不顾以林徽因、梁思成等专家学者的劝阻、反对，坚持拆毁北京城的古城墙和多处城楼、门楼使北京这座全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古都城遗跡被严重破坏，给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历史文化遗跡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吳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比一般人更清楚被他坚持拆毁的这些历史古跡的巨大价值，吳的卑劣无耻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期间，吳积极参与、主持对其昔日“民盟”中的盟友儲安平、罗隆基……等的揭发批判，致使他们纷纷被划成“右派份子”，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家破人亡的深重灾难。

“文革”期间因其奉毛旨意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与邓拓、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而遭批斗，于一九六八年三月被捕入狱，一九六九年十月死于狱中，其妻也于同年三月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