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期优衣库新疆棉事件中看媒体的舆论导向与中共的思想控制

Yunlong

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关于新疆棉的表态引发了中国社交媒体的广泛讨论和不满。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民众对于此类新闻的获取渠道、解读方式以及潜在误导问题，值得深入思考。误导现象的背后，不仅涉及信息传播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也反映出公众情绪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复杂交织。

优衣库创始人的原始表态是否被截取、放大甚至断章取义，可能是舆论发酵的关键。一些媒体和自媒体可能在传播中夸大或简化信息，使原本复杂的商业决策被解读为政治表态。例如，优衣库拒绝新疆棉的结论，可能未经过完整的事实核查或语境分析。由于涉及敏感的国家主权问题，部分媒体在报道时倾向于使用煽动性语言，引导公众将事件与爱国情绪绑定。这样的选择性解读放大了事件的矛盾性，导致公众在接触信息时更容易被情绪驱动，而非基于事实分析。

中国的媒体环境具有较强的官方导向性，导致公众获取新闻的渠道相对有限。在此背景下，官方和主流媒体对新闻的解读，往往成为公众唯一的视角。这种单一性容易强化特定叙事，但对复杂问题的多面性分析不足。在涉及国际品牌与中国市场的议题上，消费者对尊重中国表现出高度关注。这种关注并非偶然，而是长期以来国家宣传中国主权优先理念的投射。当外企的行为与民族情感产生摩擦时，公众容易将其放大为对中国的冒犯，甚至是敌意。

近年来，中国网络空间频繁出现针对外国品牌的抵制浪潮，尤其是在涉及民族情感、国家主权和政治敏感议题时，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从H&M、新疆棉事件到优衣库等国际品牌，这些抵制活动不仅表现了中国消费者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态度，也反映了网络舆论环境、消费者情感与品牌经营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抵制活动往往因一条新闻、一份声明或一个事件迅速引发全民讨论，成为舆论热点。这种快速发酵的特点反映了中国社交媒体的高传播效率和公众参与度的广泛性。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平台算法倾向于推送情绪化的内容，煽动性语言和民族情感的表达容易吸引用户关注并形成舆论热点。尽管抵制浪潮来得猛烈，但很多活动并未能长期维持热度，往往在几周内迅速降温。抵制事件多与国家主权或民族情感挂钩，从新疆棉事件到对H&M、耐克等品牌的抵制，这些浪潮背后多与国际政治议题或企业对敏感问题的表态相关。品牌行为被公众解读为对中国的不尊重甚至敌视，直接引发民族主义情绪。

此次中国网络对优衣库的抵制现象，背后不难看到政府引导的影子，这种引导并非直接的官方声明，而是通过长期的外交政策、舆论环境和民族主义叙事逐步塑造的结果。这种抵制不仅是一次消费行为，也反映了中日关系的复杂历史背景，以及民间情绪与官方外交策略之间的微妙互动。虽然政府并未明确表态支持抵制优衣库，但官方媒体和与政府相关的舆论场在此次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主流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和情绪化表达，为抵制行动创造了舆论氛围。官方媒体倾向于放大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的表态，突出其不使用新疆棉的言论，将之解读为不尊重中国，强化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涉及优衣库抵制的内容被广泛传播，算法推荐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信息生态，与官方舆论场的基调高度契合。

政府对日政策长期以来对中国公众的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历史、领土争端等复杂问题，中日关系始终具有紧张性。政府通过历史教育、文化宣传和外交表态，塑造了较为强烈的对日态度。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一直坚持鲜明立场，包括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对日本右翼历史观的批评等。这些叙事强化了公众对日本品牌的潜在抵触情绪。在主权问题上，如钓鱼岛争端，政府通过媒体和教育，将民族主义与对日关系深度绑定。这种情绪在经济领域的延展，促使公众更容易因单一事件而联想到国家尊严。

优衣库事件中，民间情绪的高涨与政府长期塑造的民族主义话语密切相关。公众对企业行为的敏感反应，实际上是政府多年外交政策和舆论宣传的反射。日本品牌的行为被迅速上升为政治问题，体现了公众将消费行为与国家利益绑定的倾向。这种情绪根植于政府长期以来对日本的强硬立场。民众通过社交媒体表达对国家利益的支持，形成了爱国抵制的网络行为。这种行动背后，潜藏着对政府立场的认同与响应。虽然抵制活动表面上是民间自发的，但政府并未采取压制措施，甚至可能通过放任舆论发酵来传递间接信号。对优衣库的抵制，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民间对日本企业的压力，为政府对日谈判提供了更有利的民意基础。在内外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通过允许民间情绪发泄，政府可以一定程度上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并巩固其对民族主义的掌控。

优衣库新疆棉事件凸显了媒体舆论导向如何与民粹主义相互作用，共同塑造公众舆论和情绪反应。在这一过程中，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和煽动性叙事，强化了民族情感，而民粹主义情绪则进一步推动了舆论的极化。这种相互作用，不仅影响了公众对事件的理解，也对社会的理性讨论和跨文化交流带来了深远影响。

媒体常使用夸张、煽动性的标题和用词，使公众更容易产生情绪化反应。例如，“优衣库拒绝新疆棉花”这样的标题可能没有充分体现事件的复杂性，但容易引发民众的愤怒和抵制情绪。媒体对公众抵制优衣库的行动进行集中报道，比如拍摄抗议场面、采访情绪激动的消费者。这种报道进一步放大了群体行动的效果，强化了民粹主义情绪的传播。民粹主义通常依靠情绪化的语言和叙事激发群体行动。在这一事件中，“爱国”成为一种高频词汇，公众被动员起来表达对国家利益的支持民粹主义常通过制造“外部威胁”来强化内部团结。在这里，外企的行为被解读为对中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挑战。媒体的煽动性叙事为民粹主义提供了传播的载体，而民粹主义情绪的高涨又为媒体提供了吸引流量和关注的热点。这种相互强化使得理性声音被淹没，情绪化的反应占据舆论主导地位。

不由联想到前不久深圳日本学校的学生被当街刺杀。自上世纪起，中国政府通过教育体系和官方宣传，对日本进行长期的负面描绘。这种仇恨教育的核心是强调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例如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日军罪行，目的是唤起公众对国耻的记忆。中国的历史教材往往突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暴行，但对二战后中日关系的修复与合作较少提及。这种单一的叙事，使公众对日本的认识局限于侵略者的形象。主旋律电影、电视剧和出版物中充斥着“抗日神剧”式的对日丑化描写，塑造了一种非理性、敌意化的民族情感。无论是钓鱼岛争端还是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政府都会通过媒体煽动民族情绪，将事件与民族尊严挂钩。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有助于凝聚国内共识，但却强化了公众对日本的长期敌视态度。经过数十年的系统教育和舆论渗透，仇日情绪已经在中国形成代际延续。即使没有亲历战争的年轻一代，也在影视作品、教材和网络舆论的影响下，潜移默化地对日本产生偏见。政府应减少对日仇恨教育的内容，加强历史教育的全面性。让公众了解战争的复杂性，以及二战后中日关系的积极发展。

一个成熟的政府应认识到舆论引导的长远影响，在面对复杂议题时，不应以短期利益为导向，而是致力于提升公众理性和社会共识。一个成熟的政府应该鼓励多元化的舆论环境，而不是一味压制异见声音或主导单一叙事。

Yunlong  

                                                               2024年12月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