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在最不自由的社会追求最自由的道德/余东海

宇宙大生命，生命小宇宙。人是天地的精灵，又是宇宙的全息。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个我即生命本质，即道心、良知、天性，也可以称之为法身。反身即返回法身，反身而诚即返回成功，即上达成功。所有下学的努力，所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努力，终极目的无非为此。这就是孟子这句话的精义。儒家的信仰也就是宗教性，即体现在这里。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的目的是为了明道。这是人生最大的目的和意义，也是人生最大的成功和幸福。人生最难明者也是道。盖道体具有形上性，不可能科学证明，不可能他人代为证明，只能自证，自心实证。明明德即自证自明。能圆明者唯圣人，唯中道圣人。

能志于道，就能产生一定的仁智勇。要仁智勇三全，必须成为君子；要仁智勇俱高俱大，必须成为圣贤。反过来，君子需要相当的仁智勇基础，圣贤要求的基础更高。基础不足，成不了君子；不高，成不了圣贤。当仁一味退让，自私自利；遇事一味莽撞，暴虎冯河；见义不能勇为，或见利忘义，就无法将仁智勇三德夯实筑高，就无法上达和明道。

《礼记》曰：“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故圣王之贵勇敢强有力如此也。 ”

儒者必须敢行礼义。儒者在野则批判邪说恶制，为民请命，追求王道；在朝则建设礼乐制度，执行礼法，主持公道，该救的人救之，该死的人杀之。深化而言，这些都属于行礼义的范畴，都需要相应的勇德。

欲明道，不能不经受一定的磨难和考验。温室里成长不起圣贤君子，安乐窝中得不了真道大道。故吾尝言，这个时代千古难逢。

千古难逢的劫难，千古难逢的黑暗，千古难逢的大转型。对于有志之士来说，也是千古难逢的好机会。既是为民为国开天辟地的机会，更是动心忍性曾益不能的机会。在最不自由的环境中，最容易、最方便成就从心所欲的道德自由。这个时代比孔孟时代更艰难，成德成圣也更容易。说可悲，极可悲；说可喜，甚可喜。

圣贤就是道德最自由的人。东海有句：不自由中大自由。于野厅友对曰：无光明处心光明。意义甚佳，唯憾平仄不对。东海受其启发，自对上联，成一儒联：非华贵处真华贵，不自由中大自由。林輝厅友增字对一上联：居非仁德处弘仁德，于不自由中大自由。大好。

有自由派朋友视自由为生命，好，但又不够好，尚未抓住根本。最好的人生态度是，视良知为生命。良知光明者道德自由，必然渴望和追求内外双重自由，内而追求道德自由，外而追求政治自由，为自己也为人民争四大自由。故良知可以覆盖自由。视自由为生命者，哪里有自由就把哪里当成祖国；视良知为生命者，哪里是祖国哪里就应该有自由。祖国不自由，是人民之大悲，是吾儒之大耻！

欲明中道，必须学儒。学儒有三忌：一忌功利，以儒术为名利之阶梯，急于名利，急于求成；一忌虚浮，重外轻内，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一忌狭隘，包括心胸狭隘和思想狭隘。心胸狭隘则不能容人容物，思想狭隘则不能上达性天。学儒而不能化除此三病，不配学儒也，遑论明道。

明道必明性天大义。儒家内圣外王，正理大义丰富多彩，以性天义理最为重要和核心，最难圆觉亦在此。孔子知天命、孟子知性知天即知此，论语志于道即志此，下学上达、自达达人即达此，大学明明德即明此，程朱存天理即存此，阳明致良知即致此，儒家信解行证即信此解此行此证此。

没有性天信仰，难入儒家之门；不明性天正义，无法登堂入室。佛道两家于性天亦有所悟，唯蔽于坤顺而不知乾健，于人和天，既有所知，又知之不透。自由主义则蔽于人道而不知天，因为不知天，于人道立足亦不稳。

不能圆证性天的学术，品质再好也有限，有所知即有所蔽，有所知障。佛道两家虽然高妙，因所证欠圆，也有所知障。攻乎佛经道藏久了，就会产生智慧障碍，难以更进一步地解悟天道生生不息、至诚无息的刚健性。

佛道是小蔽，其它学派宗派蔽就大了。耶伊是蔽于虚神而天人双昧，法家是蔽于恶习而天人双昧，马学是蔽于物质而天人双昧。唯有吾儒，下知人道上知天，不偏不倚，圆知圆证。执性天之大象，内可以圣，建立最完美的人格；外适合王，建设最美好的人间。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注意，儒家学者若未上达，也有其蔽，荀子就蔽于习而不知本。其文章中常说仁义，貌似与孔孟一样以仁义为本，其实大不同，因为荀子不识本性之仁，其仁义缺乏性天根源，无根无本，脚下虚浮。徐复观之言是也：“荀子虽然承儒家的传统，也不断提到仁义，但他的精神思想，是偏于经验地合理主义的一面，对于孔学的仁始终是格格不入的。”(徐复观，第227－229页)

蒋庆之蔽更大，概乎言之有三：蔽于公羊而不明内圣，蔽于主权在天而不明主权在民，蔽于人格而不明天道。

龙树有句名言：“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法不成。”特学舌曰：以道体空乾，万象得以现。若无空乾者，一切象不现。

空乾，空寂乾健。空寂则形而上，无相无迹，超越一切；乾健则生生不息，可以现为万象。道体是空寂和乾健的统一。人格与意识、精神、心灵、灵魂等等都是现象。滞于现象，焉能上达。

注意，道器不二而有别，既要知其不二，又要知其有别。不二则统一，不可割裂；有别则不同，不可混同。《易经•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不明道体的形上性，就会混同道器，或者夷道为器。将人格强加给天道，就是夷道为器，消解了内圣学中天道的形上性，消解了儒学的形上依据。

道明无不明。有知人之明，不受任何人欺；有择法之眼，不受任何异端外道所惑。有了道眼，对一切是非善恶都可以明辨无遗，对一切意识形态和政治形态都可以洞若观火。明道者，既善于发现问题，也善于解决问题，化解危机，甚至将危险化解于萌芽或未萌状态。圣无死地，贤无败局，缝祸于渺，迎祥于独。此之谓也。

明道方能传道，明道必能传道。或问如何弘道。答：弘道包括传道和行道。传道的方法因人而异，概括起来有二：一是身教，个人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作出示范表率；二是言传，通过言论著作讲明道理，启迪学者。言传身教，各有侧重，坐言起行，相辅相成。

王道的宗旨是顺天应人，敬天保民；儒者的责任是敬天保道，顺天传道。能否保民，要看条件；是否应人，因人而异。对于世人，可应则应，不可则否，甚至虽千万人亦孤往。在没有保民的条件和机会的时候，保道传道是有道之士不可推卸的责任。礼文厅友言：“只要世间还有一个儒者在，儒家就不会消亡，传统就不会消亡，只要内心中还有对道的坚守，儒家的薪火就会一直传承下去。”

但传道亦自有道。无权无位、既无官位、又无师位的时候，重在独善其身，一般不主动向陌生人和普通民众传道。这是儒家与各种宗教的一大区别。这是自尊的表现，更是尊道的应然。孔明志在兴汉，尚且必待刘备三请，何况儒家瞩千秋万代之目，谋天下万世之利，更不能为了一时之利而牺牲吾道尊严。为了自家一时之利固然不行，为了民众一时之利同样不行。

蒙卦卦辞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杨万里解曰：“教者无求于学者，然后先王之道尊；学者有求于教者，然后教者之言入。道尊则传而行，言入则信而坚。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诎。”（《诚斋易传》）

圣贤无奈共业深。正所谓神通不敌劫运，个业难挽共业。共业太坏，圣贤也无可奈何。就像春秋战国，孔孟也挡不住历史的车轮向着暴秦的地狱滚滚而去。孔子说，天下有道则隐；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原因就在于此。当然，儒家的隐和独善，与道家和世俗不同，并不放弃传道的努力和行道的希望。

圣贤是人间最大的光明，照己照人；人类最大的福星，福己福人。小则福家，大则福国，更大则福泽天下。家国天下欲受圣贤之福，须尊其人重其道。圣贤无权位则道不能行，圣贤被反对则背道而驰。背道而驰的家国、民族和社会，特别缺德无福，必然黑暗深重、灾祸频繁、六极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