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汉字的一场惊梦

彭小明

文革期间的1974年，王洪文被毛主席选定为林彪死后继续培养的接班人。毛主席要他多读书，多学习，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浪里经受锻炼。王洪文肚子里没有几滴文化水，要读那些古书历史书，什么评法批儒, 什么《刘盆子传》, 实在是诘屈聱牙，好生无趣。刚好周恩来总理收到一份国务院下属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报告，说是整个部门职工分成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周总理看了报告，觉得这是个文字机构，闹腾再大, 也不致影响到其他部门的生产或安全问题，不妨带上王洪文这位主席看重的年轻人一起去基层走走，让他也瞭解瞭解政府部门的工作流程。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接了总理办公厅的电话，告诉了王洪文。王洪文心里挺高兴的。自从调到中央来工作以后，每次接触基层，干部群众前呼后拥，都拿崇敬的目光凝视着他，让他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第二天，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来到了文改会的机关。文革两派的负责人都在会议室等待总理和随行人员。场外对立的群众互相对骂。拼音派组织了一群红小兵，演出“忠字舞”，有节奏地呼喊口号……总理和随行人员接近会议室，他们才稍停下来。总理让简化字派的负责人先讲话。这个干部年纪稍大。他说，继续简化才是文革时代文字改革的大方向。我们才进行过一次汉字简化，还有很多难写难认的繁体字需要我们去简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周总理打断他的发言，问了一句，你们那里有一个简化字老编辑陈光尧现在在哪里？第一次简化方案，有好多简化字是他提出的建议。众人回答，他去世了。发言人汇报说，陈光尧跟大家一起去了宁夏平罗五七干校，除了干农活，业余他仍旧搞简化字，后来他的心脏病发了，回到北京，半年不到就死了。接着是拼音派的负责人开始讲话。这位发言人稍微年轻一点，语调高昂。他说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震撼了整个世界，中国的革命文化已经发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中国人民的思想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思想的洪流已经荡涤旧中国的污泥浊水，江青同志主持改编的样板戏已经占领了文艺舞台，而我们国家的文字却还保留着旧中国方块汉字状态。这是典型的封资修的残余，是旧世界在中国留下的最肮脏的文化残余。今天应是废除汉字、全面改用汉语拼音的时候了！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已经在北京和外地的小学，开展了只教拼音，不学汉字的试点。受到学生和工人贫下中农家长们的欢迎。当然，因为没有中央的明确指示，所以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和干部在思想上尚存疑虑。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要求尽快实行废除汉字、实行拼音化的建议。简化派的发言人则说，他们也准备了书面汇报提纲，建议推行简化字第二方案。报告会乱哄哄地结束了。

从文改会大楼里出来，王洪文感觉到，群众队伍里又有不少人望着他，指指点点，投来仰慕的目光：他就是王洪文哪，年纪这么轻，就是中央的副主席啦！王洪文坐上汽车，心里有一种满足的快感。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秘书拿来了刚才两派呈递上来的文件，秘书已经把重要的文句用铅笔作了勾画。王洪文略略看了一眼。汉字还是拼音？这种文化问题，他可是从来都没有仔细考虑过，那都是文化界知识界的事情。如今要判断哪一派正确，支持哪一种意见，还真不好说。题目可是大得很哪: 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又一惊天壮举: 废除汉字, 推行汉语拼音! 

正好这时候，萧木通报说，陈阿大和王秀珍两位上海造反派中央委员来京开会，顺便来看望王副主席。老友见面，分外高兴。王洪文喜欢跟陈阿大聊天，因为陈阿大是浙江人，只讲上海话，不讲国语，带渣滓的“口头语”，旁边的警卫战士听不懂，反而没什么；王秀珍跟王洪文是东北老乡，说起东北话，遮不住她的俗气。聊到王洪文跟着周总理视察文改会, 王秀珍顺手拿起了办公桌上的那一本《不折不扣执行最高指示, 尽快推行汉语拼音! 》 。秘书萧木想要制止, 生怕是中央办公厅的绝密文件。——王秀珍, 陈阿大虽然已经是中央委员, 毕竟还没有进政治局。王洪文摆了摆手说: “没事, 这是文改会造反派的宣传资料。” 

王秀珍看了一眼拼音派的宣传材料, 里面那几行黑体字标出的毛主席指示: “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十分醒目。她指着材料说: “毛主席还真的指示过, 要彻底搞拼音化, 废掉老汉字吗？”王洪文接过文本一看, 点头说: “啊哈, 是啊! 毛主席已经有过明确的指示啦, 这帮文改会的老爷子们怎么敢拖这么久不办事儿呢? ” 陈阿大听明白说的是啥以后, 拍了一下大腿，说: 有道理，有苗头！我早就听说, 识字难, 识拼音便当！假使大家都写拼音, 就没有人再讲我文化不高，大老粗了。” 王洪文被他俩这么一说，也勾起了往事。他小时候在东北长大。别看老王家家里穷，父亲还给他们兄弟四个洪字辈儿，起了套“文、武、双、全”的好名字；洪文他是排行老大，一家人省吃俭用送他去上过三年的私塾。连懵带唬也没学下多少字儿。还是后来参了军，从朝鲜回来，到了军乐队，领导鼓励学文化，好歹还学了不少字儿。王洪文打开了话匣子：“我当兵那会儿部队上出了个文化教员, 叫什么来着？祁建华，那可是出了名的人。他叫我们学习三十来个注音符号, 波泼墨佛 德特呢勒 ……。完了就能拼音，还真的学会了不老少的汉字。可是后来不念，又把注音符号给忘了。看这个样子, 拼音派拿出了毛主席当年的指示, 拼音化的运动恐怕真的要鼓捣起来了。……接着，几个人都谈起上海情况，王洪文问候各位已经进入上海市委的小兄弟，也问候市委的马老和徐景贤。然后招待他们一起吃饭。王洪文特意关照，“阿大难得来北京，准备两瓶茅台吧。”

喝过茅台，回到上海，陈阿大的脑子里，不知道为什么，拼音这个说法就一直挥之不去。“老造反”朋友们见到阿大，都来问询，“去了一趟北京，有什么新精神？”阿大眨巴眨巴眼睛，有点神秘地压低了声音：“中央可能又有大动作，要废除汉字，实行拼音化”。“真的吗？”大家有点不信。悄悄地再问王秀珍。王秀珍不置可否。徐景贤也听到了一点风声，也来跟王秀珍打听。王秀珍就把拜访王洪文办公室和看到文改会资料的说了一遍。还说王洪文亲口告诉她，周总理跟王副主席一起去视察了文改会，听取了基层汇报。随后的几天，消息就真的传开了。首先传到了上海市委直接联系的两大刊物《朝霞》和《学习与批判》，跟出版系统连着的就是印刷厂。上海的印刷单位跟北京联系很密切。北京的印刷单位好多技术干部都是解放后从上海支援过去的。京沪之间的印刷技术尖子，不是父子就是师徒。消息也就传回了北京。中国要搞拼音化了！

新华印刷厂的干部不动声色，准备给领导在真的推广拼音化的时候送一个惊喜。他们联系北大的教师和工农兵学员，暗中调配英文字母的铅字，把最近一期的《红旗》杂志社论用汉语拼音排印出来，然后送去给曾来厂里蹲点的叶剑英元帅试读。秘书告诉叶帅这是印刷厂的实验产品，请领导尝试，提出批评意见。叶帅瞟了一眼，根本就没法阅读，说了一句：“搞这些名堂干什么！”吓得秘书不敢再问。

他们也拿了汉语拼音的《红旗》杂志社论给电视台的女播音员邢质斌试读。邢质斌还真能顺口就读，但是试了一段就觉得吃力。她说，真要实行，必须提前锻炼拼音的阅读能力，而且声调可不能少，也不能错，声调一错，麻烦就大了。她的评价是，字母倒也罢了，那声调符号那么小，又游移不太固定，读起来很吃力！

陈阿大不能忘记的是，当初在上海良工阀门厂里写的一份检讨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交上去还被领导批评说“白字连篇”。这次废除汉字，改拼音化，是不是我们这些老粗就有了出头日子？他觉得心里并不踏实，于是就叫他的阿妹来一趟，记得阿妹读书的时候，成绩还是不错的。叫阿妹拼几个字出来，认认看。阿妹来了。磨磨唧唧，说是“长远没拼过了，拼出来不一定对。”她拼了两句话，“造反有理，斗私批修”。阿大拿过来一看，完全读不出来，要用“国语”读，这些外国字，比中国字还要难看，阿大心里猛地一沉，倒抽一口冷气，悄悄地对阿妹说：“将来要是真的实行拼音，你要来帮我！”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大秘小秘们也听到消息了，但是他们绝不胡乱议论。顶多叹息一声而已。因为秘书们最瞭解党政高层老干部的阅读能力。除了康生和周恩来这样中外知识比较全面的领导人之外，很少又几位高干能够丢开汉字，直接阅读汉语拼音。即使勉强能够阅读，也非常缓慢，而且容易出错。秘书工作的责任就是等待中央决策，执行指令；而不是说三道四。秘书局副局长李昕对几个打听拼音化的机要员严肃地说：“一下子都拼音化？开玩笑！有几个中央首长看得懂拼音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更别说部队的老干部看《解放军报》了！传这类消息的年轻人，我看哪，是根本不瞭解我们党和我们的国情！”

北京新华印刷厂成品车间的老师傅恽浩生看见北大的工农兵学员到厂里来排印汉语拼音的红旗杂志社论，也十分好奇。他顺便进去捡来一张印刷已很清楚，但版心略偏而废弃的清样。戴上老花镜一看，除了“毛主席”三个字猜得出来，其餘很难看得懂。恽师傅是江苏常州人，从小只读过三年私塾，十五岁就到上海的印刷公司做学徒。满师不久，上海解放了。因为他做学徒勤奋用功，刻字、铜模的功夫十分突出。北京需要上海印刷行业支援的时候，他就被调入北京了。转眼二十年过去，在北京娶了媳妇，生下了一儿一女，可是南方的口音怎么也改不了。看这个拼音的文件，普通话不地道可不行。若是真的拼音化了，往下我这印刷厂的活计还能干下去吗？到了家里，跟老伴儿一说，老伴儿却不着急，说：“嗨！咱们娘儿三个围着教你还不行？你好好听我的，学着点儿！一晚上学两句弯弯绕，学不利索，不让你上炕！”大女儿舍不得老爸，嗔怪地说：“妈，学文化哪能来硬的！”老恽心里可是明白的：二十年都没学会，上了岁数，还能学得好吗？

北京的两校，清华和北大总是最先听到小道消息。中文系已经开始物色现代汉语专业的教师准备汉语拼音的全新教材。除了批林批孔的内容之外，再加汉语拼音练习。上海的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分别筹备召开了迎接汉语拼音化的内部座谈会，希望在中央相关文件下达时，可以及时迅速推广实行。因为事先已经协调，座谈会的横幅是一样的：拓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新里程：废除汉字实现汉语拼音化座谈会。复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韩晓东说：文革已经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现在我们要向中国封建文化的堡垒方块汉字发起进攻，不达目的，决不收兵。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攻坚任务，我们一定能胜利完成。复旦工宣队代表高盛才在讲话中表示，劳动人民早就恨死了方块汉字，早就盼望着实行拼音化。1949年毛主席和共产党从政治上解放了我们，如今将要在文化上再一次解放我们。我们工人阶级要站在拼音化革命的最前列！华东师大中文系革命教师孔繁龙发言指出，拼音化必须以普通话的全面普及为基础。如果没有广大的普及基础，可能出现认知、教学的困难，甚至影响国家的信息上下传达。普及之前可能需要一个过渡期，汉字和拼音并存共用，过渡期估计一至三年。但是华东师大历史系工农兵学员蒋大骅提出不同意见，根据中央历史档案来看，1956年汉字简化运动的时候，中央文件和简化方案下达时，立刻见报，全面推广，那才叫雷厉风行！复旦中文系教师代表方蕴梅说，根据上海和华东地区推广普通话的经验来看，先推广普通话普及拼音知识的工作必须落实做好，不能仓促行事。师大军宣队政委赵德量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既看到光辉的前景，又不能忽视现实的困难，才能贯彻好党中央的决定。

刚好北大搞了一次“考教授”的活动，故意羞辱知识分子；出了一些基础知识的考题来考文理各科的教授和副教授，理科的教授基本能对付；数理化的考题却让文科教授们十分难堪。复旦大学的工宣队也在准备考教授。有人顺便提出来，加几句拼音也让教授们尝尝厉害。工农兵学员推荐中文系的方蕴梅来出题。工宣队看到方老师果然听写极快，“红旗飘飘军号响，革命战士心向党”；“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简直比写汉字还要快。工宣队的耿长生师傅忍不住夸奖道：“小方，你写拼音这么熟，以后全国拼音化，你可就吃香了！”方蕴梅一点也不得意，摇摇头回答说：“耿师傅，我从师大中文系毕业，分到复旦当教师，就一直在文改会和高校合办的拼音教材组编拼音化教材，从大跃进开始，到了搞四清才回来，哪能不熟透熟透？但是不瞒你说，这汉语拼音，拼拼平常的文字是可以的，但是稍微碰到一点古文，比如毛主席的诗词，你写拼音，就不容易理解它的意思，如果再碰到文言的典故，主席写不周山下红旗乱，古书注释说‘天柱折，地维绝’，你光写拼音不写汉字，根本没法说明白！……”耿长生听了哪里听得明白，方蕴梅说的是毛主席诗词，他更不敢多嘴。拿了拼音的字条就去交了差。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外事简报》刊登了一则来自上海《文汇报》记者站的内部信息，近年来外事部门转来日本书法界和金石研究界人士的多次问询，希望在访问中国时能会见书法和金石专家白樵并开展交流。据瞭解，白樵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退休教授。现年六十五岁，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曾留学日本。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因批评文字改革被划成右派分子，1960年已摘帽。白樵的书法有一定知名度，真草隶篆，国内外皆有作品流传。反右以前曾在各地留下若干比较重要的题款。白樵晚年略显病态，视字如命。近月以来，谣传中央可能“废除汉字，实行拼音化”。白樵对生活失去希望，吞下十五粒安眠酮药片。但因他的妻子发现较早，抢救及时，已脱离危险。针对白樵留下的反动言论绝命字条：“华夏汉字，文化根本，瑰宝涂炭，谨以身殉”，（意为汉字是民族根本，如果宝贵的汉字消亡，自愿为汉字同归于尽），上海师院工农兵学员展开了坚决的批判和斗争。上海市委统战部在给师院党委的电话中提醒相关部门，白樵在留日期间曾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有同窗之谊，在涉外接待和知识分子问题处理时请注意党的政策界限。

另一件事情也是涉外事务。十月二十一日，拜见了毛主席之后的丹麦哈特林首相请求顺便看一看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清华大学。外交部安排外宾在离开北京前往首都机场的路上，让他浏览一下清华大学的校舍。为此，清华大学自动化控制系的工农兵学员经工宣队同意，在清华园外墙贴出了一条完全用汉语拼音和英语写成的大字标语：（不写汉字“风景这边独好”）

FENGJING ZHEBIAN DUHAO!

The landscape here is beyond compare. 

王洪文负责中央工作，送往迎来，根本没注意到什么大字标语。外事部门的干部却发现了，遵循周恩来总理“外交无小事”的原则，向中央做了汇报。王洪文这才引起注意。仔细回想他才想起，王秀珍曾经提到过拼音化的问题。打电话给王秀珍，王秀珍说：“嗨，别提了！上海也是不断接到电话，问询拼音化的中央文件什么时候下来？上海有没有消息？我说，我们上海哪有比你们先到的中央文件！可是各地的来电都说消息是从上海来的。还说福建和广东的教委和师范大学都开始向中央申请新编普通话教材的拨款了。……”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正觉得漫无头绪，又传出什么拼音化的幺蛾子怪事情。真是烦透了。他问了一下萧木，周总理怎么处理了文改会的争议。萧木回答说：毛主席关于拼音化道路的指示下面，还有一句话呢，“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国务院那边早就批评了文改会的两派群众，要他们继续批林批孔，掌握运动大方向。这一下，简化派立刻又占了上风，他们向周总理提出了新的第二套简化字表。这回周总理又病倒了。总理医疗组的全体医生出面挡驾，才让总理平静地进了北京301医院。

王洪文坐定思量，把来龙去脉回想了一遍，忽然明白了过来。那天谈论过废汉字、拼音化的时候，除了秘书萧木以外，没有别人。看过文改会材料的人，并没有别人；总理那边绝不可能走漏消息。算下来消息一定是从阿大和王秀珍那边走漏出去的。得赶快紧急刹车。王洪文立刻给上海打电话，警告王秀珍：“立刻紧急辟谣。风声肯定是你们俩走漏出去的。中央根本没有下发拼音化的相关文件，你们在哪里拆下的烂污，哪里给我全擦干净！什么汉语拼音！干扰斗争大方向，这个罪名你担得起吗？”王秀珍也听出来是自己几乎闯了大祸。再不收拾，恐怕要出大事。

她立刻开始拨打北京和各省市自治区熟人的电话。

沸沸扬扬，吵吵嚷嚷，一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的风潮就这么来去匆匆地“无疾而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