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的人祸与习近平独裁统治的清算
李聪玲
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至今已数年，但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并未随着封控解除而真正过去。相反，它像一道尚未愈合的社会创伤，潜伏在无数家庭的记忆之中，也刻在这个民族的历史深处。对这场灾难的回顾，不应止于“疫情防控”的技术讨论，更无法简单归结为“不可抗力”。因为在这场瘟疫之中，造成大规模死亡、社会撕裂与长期心理创伤的，并不仅是病毒本身，而是一个长期依赖信息控制、行政强制与政治优先逻辑运转的统治体制。
2020年初，在疫情尚未全面爆发之前，风险信号事实上已经出现。武汉多名一线医生在临床中发现异常病例，并尝试以专业判断向同行示警。然而，这些出于职业责任的提醒，并未被视为公共卫生预警，而是迅速被定性为“扰乱秩序”。多名医生遭到约谈和训诫，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李文亮医生。李文亮并非政治异议人士，也未试图挑战权威。他只是履行了医生在正常社会中最基本的义务——基于事实提醒风险。然而，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中，真相本身往往被视为不稳定因素。2020年2月7日，李文亮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他的死亡，使这场疫情首次以一个具体而清晰的个人悲剧，呈现在公众面前。
疫情早期的信息延误与压制，后来被证明对防控窗口期造成了严重影响。多项研究与回顾性分析指出，如果在早期阶段采取更透明的信息披露与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疫情的扩散规模与社会代价本可以显著降低。然而，在现实中，地方政府的首要反应并非风险沟通，而是舆情管控；并非医疗准备，而是维稳优先。这种反应模式，并非偶然失误，而是长期政治激励结构下的必然选择。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这是一项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的极端行政措施。封城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卫生合理性，学界至今仍存在讨论，但可以确认的是，在实施过程中，相关配套准备严重不足。交通骤停、医疗资源调配失序、普通病患就医受阻，导致大量非新冠患者在封控期间陷入无医可治的境地。在官方统计中，这部分“次生死亡”长期缺乏系统呈现。与此同时，殡仪系统超负荷运转、骨灰集中发放等情况，被大量市民以影像与文字记录下来。多种迹象显示，官方公布的数据难以全面反映疫情对社会造成的真实生命损失。然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公开、独立的调查，相关讨论也很快被纳入严格的信息管控之中。
疫情在武汉的失控并未促成制度反思，反而推动了一套更具政治化特征的防疫模式在全国铺开。“动态清零”最初被描述为临时应对策略，但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一条不可质疑的政治路线。病例数字、封控力度与官员问责机制直接挂钩，使公共卫生决策日益脱离专业判断，而更多服务于政治安全逻辑。在这一背景下，各地封控措施不断加码。一些社区被长期封闭，居民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核酸检测从风险筛查演变为日常行政要求；健康码成为影响出行、就医与基本生活的关键工具。多起经由媒体与民间记录披露的事件显示，孕产妇、老人及重症患者在封控环境中因就医受阻而遭遇严重后果，甚至失去生命。
这些悲剧往往被解释为“执行偏差”或“个别问题”，但从制度角度看，它们并非偶发。缺乏问责机制的权力结构，使得基层在压力传导下倾向于采取最严厉、最保守的手段，以规避政治风险。在这种逻辑中，个体生命的价值被不断边缘化，服从成为生存前提。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发生的一场居民楼火灾，使长期积累的不满与疑问集中爆发。火灾发生时，该小区处于持续封控状态。事后流出的现场影像与多方证词显示，逃生受阻、通道受限等因素，对人员伤亡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官方最初试图将事件与防疫政策切割，但随后相关部门也承认管理和应急处置存在严重问题。这场火灾之所以引发全国范围的情绪震荡，并不仅因为伤亡本身，而在于它以极其直观的方式揭示了封控政策可能带来的极端后果。当行政秩序被置于生命之上，当“按规定办事”压倒基本人道原则，防疫便不再是保护，而可能转化为风险本身。
随后在多地出现的白纸抗议，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变化的集中体现。参与者并未提出复杂诉求，只是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对长期封控、信息不透明以及权力失责的不满。这一现象本身，已说明恐惧并非牢不可破，沉默也并非永久。然而，政策转向同样缺乏审慎准备。在2022年底，防疫措施迅速全面放开，但并未同步建立分级医疗、药物储备与重点人群保护机制。长期封控已削弱基层医疗承受能力，而突然放开则使医疗系统在短时间内承受巨大冲击。多地医院出现挤兑现象，药品供应紧张，殡葬系统承压。由于统计与信息发布的不透明，社会至今仍难以了解这一阶段的真实伤亡情况。
从极端封控到无序放开，这种政策急转弯并非科学调整的结果，而更像是在政治路线难以为继后的被动收场。在整个过程中，公众始终缺乏参与权与知情权，也缺乏对决策者进行问责的制度渠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文亮医生的象征意义愈发凸显。他并未制造危机，而是试图阻止危机；他并未挑战秩序，而是尊重事实。他的遭遇表明，在一个不允许说真话的体制中，专业良知本身就可能成为被打压的对象。
纪念李文亮，并不只是对个人命运的哀悼，更是对制度性失责的追问。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与权力制衡，类似的灾难就无法被真正总结，只会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疫情终将过去，但它所暴露的问题不会自动消失。一个将稳定置于生命之上的统治逻辑，一个将忠诚凌驾于专业之上的治理体系，本身就是对公共安全的持续威胁。记住李文亮，记住武汉，记住乌鲁木齐，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拒绝遗忘；不是为了情绪宣泄，而是为了防止历史重演。
本篇文章经北春记者站张致君编辑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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