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社会的恶臭

无名氏

下班一回家，我就闻到屋子里有股怪味。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我发现是我那精于持家的父母把暖气里的水放了，装了满满三桶，打算留着冲厕所用。孰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免费得来的水似乎和下水道的水是实在亲戚，老实不客气地散发出了阵阵恶臭。我的父母在忍受非人待遇方面拥有超卓的天赋与惊人的耐力，坦然把臭水囤在了卫生间，丝毫没有浪费资源的意思。虽然我也是泥土里长大的娃，但总忍不住想做个人、过几天人该过的日子，就捏着鼻子把臭水都倒了。我妈顿时变了脸色，不再和我说话。趁着唠叨暂停的功夫，我开始写这篇文章。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在1963年出版的《农业的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内卷化”这一概念，虽然他研究的标本是印度尼西亚，但中国无疑更是“内卷化”泛滥成灾的典型区域。远走美国的刘仲敬在《“中华梦”钱穆》一文中，对高度“内卷化”的中国社会做了一番精彩的概括：“虽然‘中国梦’从来不曾存在，‘中华梦’倒是‘美国梦’真实存在的对照。美国梦的意思是草根都有奋斗成功的机会，因此有粗野之民无猥琐之民。美国梦的主角应该离家出走，比其他人更擅长征服外面的世界。中华梦的主角恰好相反，应该比其他人更擅长自我剥削。（其中当然包括剥削妻子和小孩，不过后者严格说来不能算独立的人。）战争时期，他比大多数邻居更擅长对官府和流寇磕头。和平时期，他比大多数邻居更擅长降低家庭消费标准。他如果读书，就会比大多数同学更擅长虐待自己。他对外人软弱，对家人苛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开拓型社会的成功者需要的各种品质，在内卷化社会当中只会增加灭亡的概率。”

虽然马可·波罗向欧洲人汇报说，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众多，人人都穿绫罗绸缎；爱国人士也说华夏历史悠久、文明璀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厉害了我的国，可这片土地上的实情也许正如穆旦所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分乘五艘船只，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7月26日到达天津大沽口外，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康乾盛世是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盛世，那么这个空前绝后的盛世在英国人眼里又是什么样子呢？使团副使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中国的全部土地，只有极少数例外，主要是种植人吃的粮食。中国没有大的牧场，也没有专为种植牲口吃的燕麦、豆类和芜菁等等……所有耕地从不休耕。”马戛尔尼也说：“在整个路途上，我没有见到一块土地不是用无限的辛劳来加以耕作，来生产它能够生长的每一种粮食和蔬菜。”“中国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为了获取更大的收获，农民们挤在一块狭小的平地上进行精耕细作。然而，普遍的贫困并未因人民的辛勤劳作而逐渐被消灭，使团成员巴罗说：“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极端的贫穷，无助的困苦，连年不断的饥馑，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悲惨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响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并导致这一为习俗所鼓励、又不为法律所禁止的惨无人道的罪行。”

知名评论人留几手说他在参观秦始皇兵马俑的时候发现兵马俑都非常高大，普遍在1.75米左右，部分可达1.8到1.9米。他琢磨了半天，想到我们的祖先在秦汉时代是有养肉牛喝牛奶的习惯的，所以体格健壮，一个汉兵可以打五个匈奴兵。后来五胡乱华也来了，靖康之耻也没雪，崖山海战、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南京大屠杀倒接踵而至……我们的祖先在越混越惨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能生，牛羊肉吃不到了，咱种地喝粥吧，（俗话说：康熙康熙，吃糠喝稀。）多个孩子虽然多张吃饭的嘴，但也能多个劳力呢，闰土不就告诉迅哥儿他的“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吗？中国的人口就这样从康熙六十年的2914万一路蹦着高增长到了乾隆六十年的2.96亿。此后的人口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有此基数垫底，经历了上百年战乱的中国在1946年仍然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同胞的“泱泱大国”。

我有时总会忍不住嘀咕：在人权无法得到基本保障的情况下，人口众多真的是一件值得骄傲自豪的事情吗？如果出生就是为了受苦，那么这样的生存意义何在呢？也许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相当大一部分人毕生都很难享受到生而为人的乐趣，永远都像一只被鞭子不断抽打的陀螺：劳作、繁殖、省吃俭用、勾心斗角、循环往复。戈麦在《我们背上的污点》一诗中写道：“我们脊背上的污点，永远无法去除，无法把它们当作渣滓和泥土。”他追问：

“主啊，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屈辱的生存才能拯救，还要等到　　
什么时候，才能洗却世人眼中的尘土”

是啊，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到底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去闻这内卷化社会的恶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