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机场受阻遭遣返记

（西班牙）黄河清

    2009年11月10日，我因病从西班牙马德里乘飞机回国返乡诊治，11月11日北京时间15时许在上海浦东机场遭“中国边检”扣留10小时后宣布不准入境，被送上德国汉莎航空公司LH4420航班经慕尼黑转回了马德里。其中经过，颇有可记者。


    我把护照递给“边检”的两位小女孩警察时，心情不错，还对她们戴着口罩预防流感调侃了一句。毕竟8年未回家了，一整个抗日战争的时间，看着大厅里几乎全是国人、响着国音的情景倍感亲切。未料风云突变，小女孩把我的护照输进电脑，盯着电脑的脸色紧张起来，一边应付我，一边与人通电话。不到三秒钟，一男警察就跑来站在我的身边彬彬有礼要看我的身份证。我对已经过关了的妻子用温州乡音喊了声：“有麻烦了。”警察越来越多，客气地请我跟他们走，一路上问了三次：“你的手机呢？”头两次我答以“没有。”第三次我对他们并不怎么相信的疑问耐心地解释：“我不用手机。很落伍的。嫌烦。”终于不再就此追问了。三拐四弯，在一房间落座，让我稍侯。三五分钟后，几乎是冲进了三、四个警察，其中两个戴着口罩分别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的警察对着坐在沙发上的我作照相、摄录状。我正没好气，腾地一下条件反射似地站了起来，用手掌挡着最靠近我的警察拿照相机的镜头，厉声道：“你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拍照？为什么不征我的同意就这样做？你连你是什么人也不告诉我？我的护照在你们那儿了，你知道我姓甚名谁。你起码应该先告诉我你是谁。”我这些话是连珠炮似不假思索声色俱厉地冲口而出的。照相的警察楞住了，大约是没见过这样的被照者，但是还是放下了相机，从口袋了掏出原就挂在脖子上的证件，向我示意，并说：“我姓朱。”我走过去一瞥，果然是，因为没戴老花镜，只模糊地看见一个朱字，没看清名字，也不愿掏眼镜多此一举了。我继续说：“朱先生，你这样做不对，对人不尊重、没礼貌。我是杀人犯？即便是，也不应该这样。你应该向我道歉。”朱警察讪讪地看着我，什么也不说，那眼神有生气、无奈、窝囊，也有不解和疑惑。他们退出了。一会儿，更多的警察进来了，一位30来岁的二杠一花的警督自称：“我是这儿负责的，姓朱。”我严肃地重复：你们不能随意侵犯我的人权、肖像权。请你们对此、对扣留我带我到这儿的理由作出解释。朱警督没能解释明白我的询问。他最后一句话是：“给你拍照是为了保护你。”似乎他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说得有点支吾。我笑了，接着说：“那先给你照吧，保护你自己吧。”朱警督看看我，无奈带着警察出去了，留下两位看着我。

    我知道今天是讨不了好了。我这次回国是听从了医生女儿和医生朋友竭力劝告，回国确诊自己的疑难病症，以便决定治疗方案。身体心情本就不好，这一来，心情很复杂很悲苦。我走来踱去，不由自主地喊出了“有国难投，有家难归！”悲从中来，我想号呼想嚎啕想大哭。我不愿在警察面前失态，坐了下来，双手捂住脸，强忍着，还是迸出了几声嚎叫。

    朱警督带着一大帮警察又来了，还推着一行李车，装着我妻子的行李。这次，朱警督平静和气地对我说：“我们受上级指令，要对你进行检查，希望你能配合。这些行李上写着你的名字，所以要开箱检查，检查的时候，我们要例行地录像拍照，也希望你能配合。”其实这些行李全都是我妻子的，马德里上机办理托运手续时，递上两张机票，工作人员随便写了我的名字。我们又如何会注意及此。这个时候，我稍作解释，自然毫无用处，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我问：“什么上级？是上海的还是浙江温州委托你们代办的？”朱警督不回答。我问得紧了，他回了一句“我们的直属上级。”我表示可以配合，但请把我的妻子送到这儿来，让我们在一起，让她自己看着自己的东西。朱警督答应了。妻子在两位女警察的陪同下来了。翻检着两只箱子里的物品时，照相摄录的警察把镜头对着我，我退后一步说：“你们对着检查物品。”其实，我当然知道这是特地为我照摄的，我如此说，也不过象征性地阿Q式地为自己解嘲罢了。我打开自己随身背的旅行包，从包里拿出我带的文字性的物品：4册《刘宾雁纪念文集》、15册《中国没有明天》、3册《广场活碑。六四底层列传》、1册《话说林昭》、8册《北京之春》、1册《动向》、2册《龙柱下。严正学画册》、1册《广场。1957年5月特刊》复印件。所有的警察涌过来翻看。我一一介绍着，特地说明：都是合法出版物，《北京之春》也是在美国注册的合法出版物。《北京之春》是载有我推荐的朋友投稿文章的各册。我带它们是用来送给朋友作礼物。警察对着这些书籍杂志大照一气。几位警察拿了严正学画册《龙柱下》到另外的沙发茶几上围着阅读。我趁机作介绍。似乎没人对《话说林昭》注意，我特地指着这本封面上印有林昭遗像的书对警察们大声介绍“中华圣女林昭就是你们上海人，41年前在你们的龙华机场被枪毙，警察向她母亲要了5分钱子弹费……”。

    朱警督时进时出，大约是去汇报。第X次来时，我对他说：怎么样？可以了吧，该让我走了吧。这之前，我妻子已经叨叨絮絮地多次说明我回国是来看病的。朱警督说：“看来不容易。我个人的看法，有难度。”我在总留着看守我的两位警司不经意开着的对讲机上听到过：今天到马德里的航班有没有诸如此类的对答。我知道他们已经在安排遣返我了。

    朱警督再次来时，我正式对他说：“请你转告你的上级，我要求、请求，也可以说恳求你们让我回家治病。我已定好12月23日回程的机票。我可以保证，我会按时回去的。”然后，我对朱警督说：“我已经很配合你的工作了，也希望你能帮我说几句好话。”朱警督把拿走的书籍刊物大约大致浏览过，对我大概不至于有太坏的印象。（拿出去过的书籍刊物都送回来放还在我坐的沙发前的茶几上。）我感觉他诚恳地对我说：“今天这个区，我算是最高领导，也是处理你的事的最高负责人，但是我还有上级，我必须听命于上级。”

    我发现在一大群警官中有一位特殊者：女性，穿深色警服，不多说话而略显威严，30多岁，不会超过40.她不总在，间断地出现。我上前当面询问：“请问贵姓？您是领导负责人？”她答姓沈，并示意胸牌，默认是领导。妻子和我就对她重复着要求请求恳求。

    房间的电话响了，沈女警督接的，似乎在说着我的事。沈接完电话后对我说上级指令你必须回去。我说：“你的上级可不怎么人道，连治病也不让。”我妻子对她说：“你们让我老公就在上海检查确认一下，你们陪着人去。我求你们了。”我接着说：“请你把这一要求再反映给上级，也请你替我美言几句。”沈警督说：“我都已经说了，刚才电话你也听见了。”我刚才没怎么注意听她说电话，也没听见她对上级说什么好话。但她既然这样说了，我宁愿相信她的善意。沈警督说：“我也很同情，但是我没有办法。上级指令如此”云云。我妻子闹起来了，责备他们不对，我老公死了你们怎么办。沈警督铁面无私，沉下脸来说：“请你配合我们。”冷冰冰地能冻着人。妻子不依不饶，继续闹着。沈警督继续着“配合”的话，语调越来越冷峻。我在与沈警督交流的时候对她虽没有坏印象，但也没有好印象。她曾坐在我旁边对我说：“你是个学者，我看了一些你的文章，文笔很好嘛。你应该知道我们是在执行上级指令，请你配合我们。”我对她的口气不怎么爽，答以：“不敢。我只是一个底层的读书人，可谓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你们实在不必如此草木皆兵，兴师动众的。请你转告你的上级，允许我回家治病。”我曾在她接电话时对朱警督说：“沈女士是女性，我得让着她，不好意思对她说重话。你们这样对我是不对的无理的违法的，请你设法帮助我，说服上级让我回家治病。”这个时候，我见沈警督对我妻子如此严厉，心中大不快。我决定有理有节地维护妻子和自己的尊严；决定豁出去，干他一场。我默默地整理了一下要说的话：老婆，你就认了吧，配合沈女士，回温州家吧。你别看她现在还这样客气地要你配合，一会儿说翻脸就能翻脸的，无产阶级专政卫士的本色就会显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可不是吃素的，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沈女士，你也别吓唬我老婆了，一会儿也别欺负她。你们同为女人，应该多少能体味女人的心态。我的事不关我老婆的。你让我老婆走吧。你口口声声只是执行上级指令，似乎一点也不关你的事，但是你改变不了你忠实地执行你上级错误的指令，无理违法剥夺我回国的权利、侵犯我人权这一事实。现在请你转告你的上级：我黄河清不再配合你们了，我要维护自己的人权了。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完全有权回国，我作为一个人，完全有权选择治病的方法地点。我抗议你们不准我回国，谴责你们不准我回家治病的不人道行径。我今天就不走了不回去了。你们看着办吧。

    我衬度他们无法也不会把我打晕了抬上飞机，没有一个机长会允许接受这样一位乘客，即便是国内航空公司的机长。他们会头痛的。

    可是，我在对沈警督说完上半段话后，突然间萌生退意。我在讲到“你让我老婆走吧”后，改口了，转对老婆说：“你回家吧，不要担心我。我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的。你回去问候岳母大人，替我拜祭岳父墓前；替我拜祭我父母墓前，说大儿子不孝；替我祭奠我妹妹墓前，问候她，告诉她我很好；告诉我姐弟，我很好，放心，不要担心我；别告诉外孙女我被警察赶的事，她还小，理解不了，编个理由哄哄她。”说这些话时，我忍不住哽咽了。我是个性情中人，年青时曾被人目为硬汉，现在老朽了，多愁善感了；那硬汉之誉其实是假的，是自诩自慰自得的麻醉剂。

    我的突然改口，突然决定不闹一场了，当时自慰的理由是：我还有重要的书未写完。我要被转给了地方国安、公安、监狱，后果难料。我只能选择争取自由和时间的结果。在我坐在飞往慕尼黑的飞机上时，我明白自己其实是害怕了，骤生怯意惧意，害怕被可能的折磨殴辱失踪，患得患失了。由此，我惭愧的无地自容，我深深地感慨，我仰视敬佩如刘刚、高智晟、胡佳、陈光诚、郭飞雄、郑恩宠、贾甲、杨天水、赵连海、严正学……诸人在相类似的或更严峻严酷以至残忍的境况下大义凛然的行为。他们是真正的硬汉、英雄，不是谁都能学的。真正的考验来临时，就能见出真章了。林昭、高智晟、严正学的狱中作为，确实当得起“伟大”二字。

    妻子继续嘟囔了一会，终于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给我留了200欧元在路上备用。朱警督吩咐在场的女警察陪同她去办理飞往温州的登机手续。妻走了，一个人走了。原先她是陪侍丈夫回国治病的，现在一个人走了，被强迫丢下了患病的丈夫，被强制一个人走了。她的无奈凄苦可想而知。对不起了，一直跟着我受苦受难的妻。

    沈警督见小功告成，似乎松了口气。这时离我们下机被扣已3小时，下午6时了，折腾了3小时，终于告一段落了。沈警督有点轻松，对我说：“你饿了吧，给你来点吃的。”我婉拒了。她继续劝我吃点：“我们也要吃饭，给你送点来？”到此为止，我始终对沈产生不了好感。虽然我明白“官差吏差来人不差”的道理，但对沈的定位却始终在 “准马列主义小太太”的周边打转，跳不出来。但我生性不会欺负女性，不愿意给沈难堪，说不好听的话。我再次婉拒：“你们如此无理违法对我，我现在的心情糟透了，能有食欲吗？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好意。”沈警督施施然走了。

    房间里还留着许多警察，大约都是朱警督的手下。朱警督坐到我面前的茶几上，与我谈话，有点套近乎：“我们也是身不由己，执行者，你能配合我们，很好。现在要请你继续配合我们，一会儿我们要把这些书和杂志收走，请你同意。”我答道：“不行，不同意！我原先答应配合你们，请你们放我回家治病，这些书和杂志可以全都送给你们。写书的人就是写了给人看的，看的人越多越好。现在你们不让我回家，强迫我回去，我的书和杂志不送给你们了。你们要没收，请给我理由，起码给一个能说得圆的理由，请给我手续。”朱警督说：“没有手续的，也说不了圆的理由。你说我能把理由说圆吗？我是执行者，我在做恶人。你就体谅我的难处吧。”类似的场合类似的话在国民党对待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时会有，在共产党的高层审讯中可能会有，但在共产党中低层中是几乎不可能不敢有的；对党的忠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盲从，对特殊职业铁的纪律的服从，决定了此。现在朱警督当着这么多下级警司的面，说出了这番话，这是进步，是人性的觉醒，是历史的进步、人文的进步，也可以视为党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进步，虽然微小，还是有了，出现了。我笑了，为朱警督的坦诚坦率由衷地笑了。我也与朱警督套近乎，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你说真话，真好！谢谢你。我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朱苦笑。我继续道：“别怪我不配合了不体谅你。你们上级的党性完全遮蔽了人性，对我太不人道了，没人性。这样吧，我不让你们没收我的书和杂志，我送给你们个人每人一册。”朱警督也笑着说：“我敢要吗？即便要了，走出这门，就得上交。”我自然知道我根本就不可能强过他们，如此对话，也不过是阿Q式地自充好汉，更是朱警督给我面子罢了。我宁愿相信朱警督是尊重我的，甚至有敬重的一面，而不去猜度怀疑他是例行公事地做戏应付哄我骗我。这从他一开始对我说照相是为了保护我时的心虚中可以看出来。朱警督是一位善良的人，党性与人性的天人交战中，人性的比重时时会与党性平衡，导致他不至于完全泯灭了人性。他曾要我把西班牙身份证交给他，说的理由冠冕堂皇：规定如此，一贯如此。我则不交，反驳的理由是从根本上否定他们的规定无法无理。朱警督不为已甚，也不强要。后来他再来要，说是上头要我的护照和身份证的传真件，必须拿我的身份证去复印。我取出身份证交到他手中，说：“复印后还给我。”他当时答应了且事后果然还了给我。在我，身份证给他们或在我自己处实际上无异，不给，不过是维护自己仅有的尊严；给，是试一下人性的力量有多大。我欣幸朱还给了我，为朱欣幸，不是为自己。朱警督在宣布对我的行李检查时似乎还有一句“身体检查”的话，那就是人身搜查了。如果我没听错，那就是朱警督一直没执行这一规定。我所知道的许多回国的异议人士都被搜身的，曾有70多岁的老太太被脱光搜的事。朱警督免了我这一人性的羞辱。他在检查我自己的随身肩背旅行包时，翻出了一个小夹包，正欲打开时，我制止了他：“朱先生，请不要打开这个小夹包，里头是我非常隐私的物件，是我一位最亲亲人的遗物骸骨和头发。请你尊重。”朱听后，不再打开，把小夹包递还给我。我在心里感谢他。鉴于此种种，我对朱警督这位年轻人有好感。我不再坚持，不再为难他，默许了他再三说明必须拿走书和杂志的要求。同时，我也再三地提出：“严正学的《龙柱下》2本画册请不要拿走，给我妻子带走寄给严正学。因为这画册对你们没有用，严正学作为作者，却至今还没有一册我在他羁狱时为他编辑并设法募捐出版的画集。1957年5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右派编辑的油印刊物《广场》复印本也请不要拿走，因为这是我受已去世的右派林希翎之托，送还给原主的；因为这里的文章诗歌当时犯忌，成了他们被打成右派的罪证，现在全都平反了，你们的党中央为他们平反了，他们文章的观点现在你们的党中央也都在说了宣扬了，他们只不过早说了52年罢了；因为这是海内外孤本，对于你们来说，毫无用处，不值半文，对于北大，对于历史，对于文化来说，则价值巨大。你们不要让我做不成”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人，况且是已经去世者的相托。”朱警督认真地听我诉说要求，出去把沈警督请了过来。我重复。沈警督取走了画册、《广场》，再次取走了《中国没有明天》、《刘宾雁纪念文集》、《话说林昭》、《广场。活碑》各1册回办公室。沈、朱再来时，交还给我严正学画册《龙柱下》2册、《广场》复印件，说：“这些还你，不能给你老婆带，你自己带回去。”然后说要转我到一个高级房间，让我好好休息，等23时飞往慕尼黑的班机转返马德里。

    我被带到一个很大很讲究的房间，说是会客接待室，房间铺着地毯，四周是奶油色的沙发，有大屏幕的电视机。两位守护的警官劝我不妨躺着休息一会。我又如何有心思睡觉。这时是18时多了。我在前3个小时借机讲过许多话，介绍林昭、刘宾雁、林希翎、严正学、六四。警官们全都翻阅过我的书和杂志。我发现他们是感兴趣的，愿意听我絮叨讲述的。但是他们几乎全都不知道林、刘、翎、严、六四。我都尽量地简述事实，使之头尾相顾，听者有一个基本的轮廓大概的了解。我说自己对你们上海做过好事。上海出了个王若望，党内资历比江泽民要老，王若望在美国去世备极哀荣如何如何，我为他编辑纪念文集如何如何，王若望遗孀羊子不能携丈夫骸骨归国安葬如何如何，王会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上留下印记是你们上海人的骄傲如何如何。他们中有人知道王若望，还与我对问答了几句。正是这些书籍和我的介绍讲述，我赢得了几乎全体与我接触过的警官的尊重和礼貌相待。现在我被拘禁在这高级的房间，离被驱逐遣返还有5小时，我决定继续宣讲我应该讲的一切。

    于是，我讲现当代史的大事，中共的、国家的，土改、镇反、三五反、反右、大跃进公社化、饿殍遍野、人相食、反右倾、文化革命、六四屠杀、经济改革、拒不政改、集团性制度性贪贿、上访、西藏、新疆、生态环境……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讲到了，涉及的人物有毛泽东、杨开慧、杨昌济、刘少奇、王光美、彭德怀、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达赖喇嘛、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胡耀邦、江泽民、姬鹏飞、姬胜德、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万里、田家英、李锐、乔石、李瑞环、李鹏、陈希同、陈良宇、黄菊，胡适之、梁漱溟、鲁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郭沫若、季羡林、林昭、张志新、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黄万里、黄炎培、丁玲、刘宾雁、林希翎、严正学、沙叶新、38军军长徐勤先、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争鸣》主编温辉、非典英雄蒋彦永、钱学森、爱因斯坦……以及孔子、颜回、司马迁、《史记》、报任安书、《汉书》、刘邦、项羽、毛泽东在延安与丁玲戏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戏赋太子尿打油词、赖昌星与远华案……等等等等人物故事。我对这些人物和历史很熟悉，可以说如数家珍，所以讲起来有点带劲。讲到生态环境的恶化崩溃时自然涉及上海挖地铁坍陷的事，有一警察插话说：“我们这机场底下就是空的。”开始时，我坐着讲，后来，我站着来回走动讲，辅以形体动作。自我感觉很不错。一笑。

    听我讲的除了一直守护监视着我的两位外（似乎有更换的），进出临时来看来听的人至少在10个以上。曾经来了一位二杠一花的警督，一进来就说：“听说今天扣了一个大人物，来看看。”我摸不透他是什么意思。正对4位似乎津津有味听着的听者讲的起劲的我嘎然而止。警督坐定后，我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我是你们认为的敌对分子，是微不足道的底层人，一粒尘芥。”警督不接茬，找水喝，在供水机上安装水桶。警司们都去帮忙，说着“让我来！”我判定这位警督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于是我暂停了，出去上了趟厕所。回来后还是沉默。警督坐了会就走了。后来来了一位年轻警司，一杠二花，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此前有人问我对胡锦涛的看法，我正说着呢，说他是学理工的，是工程师，这当然很好，具备科学知识的国家领导人比连几何级数增长也不懂的当然要好，但是作为国家元首，人文涵养修为更重要；于是牵扯到他回答记者读过那些俄罗斯文学名著时的笑话，也谈到了他缺乏悲悯情怀，提倡学古巴朝鲜、实施铁腕手段镇压西藏人民，朝圣西柏坡，主张回头走毛泽东的老路等等。我是以批评的语调口吻讲述这些的。年轻警司全都听了。我发现他很不屑，一脸的严肃不满。他的坐姿我不敢恭维，仰着身，伸着脚，大八字分开，可以用“箕踞”二字形容。所有警官，进进出出的无论哪一位警督警司，他们的坐姿都是正常的，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箕踞”。我揣摩他是一位“愤青”。我不想招惹他，也不想示弱，更想一试说服他。我把话题从胡锦涛很自然地转到了江泽民，历数江在国际社会尽人皆知的大糗事：在西班牙当着国王王后的面掏出梳子侧首搔姿，大梳其头，次日媒体头版头条刊登照片，旅西华人凡懂得最基本礼仪者羞愧的无地洞可钻；在冰岛国宴上抛开原定程序突然上去拿起麦克风引吭高歌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导致全体宾客面面相觑，北欧媒体大哗；在土耳其接受总统颁勋，因为总统个子矮，江泽民竟一把从礼仪小姐的托盘上抓起勋章，自己挂在了脖子上，然后现微笑得意状，总统和记者、在场宾客全都目瞪口呆；在土耳其离境欢送时，夫人王冶坪上飞机舷梯后忘了转过身来向欢送人群招手致意，江泽民一把拽过老妻，双手使劲扳正她的肩膀，然后作微笑状，示意夫人一起招手；次日媒体说：夫人失仪于一时，主席失态于永远。

    我是边走边讲的，就在愤青警司面前走来走去，当然看得很清楚他脸上表情的变化：他从严肃不满不屑已经进而生气甚至愤怒了。我讲的江的这些糗事我了如指掌，全有出处，绝对是铁的事实，半点也没夸张虚构。我了解的之多之详之细之实连当年专门写过江的这类糗事文章引起很大很好反响的曹长青都佩服，甘拜下风。一笑。

    我见愤青警司如此摸样，索性再继续抖搂江泽民的糗闻了：江泽民去德国访问，参观钢琴之王李斯特家乡或是纪念馆，展示有李斯特生前用过的钢琴，一个牌子上写着“请勿动手”；江泽民曾到处秀自己懂许多国家语言文字，当然能看得懂这简单的文字说明，可他却全然不顾公德伦理，一屁股坐了下来，就秀起了自己的钢琴功夫，害得素质高雅的女管理讲解员为难的不知所措：阻止，是中国元首，会让尊贵的客人难堪；不阻止，有违规定，有悖职业道德，也对不起李斯特对不起德国民众和其他观众。

    江泽民去美国访问，布什请他夫妇来农庄作客，这是很高的礼遇。江泽民的车队因故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布什夫妇耐心地等候着。江到了，车门一开，江昂首挺胸龙骧虎跃前行，撇下老妻王冶坪向隅。王老太太倚靠在车门旁颤巍巍迈不动脚，幸有布什伉俪见状，前去双双搀扶着中国的第一夫人往大门走去。这一景况电视照片在海外媒体俯拾皆是。

    江泽民在美国订造一架专机，造价1亿美元左右，结果在专机上发现了27个窃听器。总参三部情报部长姬胜德因此逮捕，拟判死刑；其父姬鹏飞系中共尚健在的元老，90多岁了，求情不果，愤而自杀，用自己老命换了儿子不死。专机白造了，江泽民不坐了，1亿美元打了水漂。

    愤青警司听我越说越不像话，终于按耐不住开口了：“你说了这么多我们领导人的坏事，我也不知道真假。你说歌剧院一个座位6万5千元，根据是什么？在哪里？你不能乱讲。”我答曰：“网上。”“网上的你也信？！”“官方网。能不信吗？”“什么网？哪家的？就那么具体地说每个座位6万5千元？”“有歌剧院总造价，有座位数。好事者用除法计算出了每座位的造价。假不了。你要感兴趣，给我你的EMAIL地址，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十分圆满的答复。”

    我与愤青警司几乎有点唇枪舌剑了。这时，有另一警司开口：“江泽民还在澳门唱歌。”我一笑：“对，与澳门赌王的五姨太同台献唱‘洪湖水浪打浪’，还是江泽民叫上台的。我看过那电视和照片，相信你们也看过。”

    愤青转而说要与我讨论《史记》、司马迁。他说司马迁客观公正地记录历史，又说《史记》是野史。这不说到我的窝里来了。我极度肯定赞赏了愤青的“客观、公正”论，对于《史记》是野史之说则予以纠正：“《史记》之后的廿四史奉《史记》为圭臬，廿四史全都是模仿《史记》的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这一体例的。司马太公遭腐刑而着《史记》，乃中华民族之千古一人。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正是司马太公自己最真实的写照。你说的《汉书》才是正史，大约是指前汉书吧，但前汉书许多是抄《史记》的。《史记》是比任何无论所谓正史或野史都辉煌夺目千百倍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所以不能目《史记》为野史。“我还说到了司马迁写了当朝太祖刘邦的糗事、把项羽列为本纪犯大忌之不同一般、难能可贵；这在历史研究中是常识，愤青警司似乎不怎么明白。我感到愤青警司与我对《史记》、司马迁的了解理解多少有点距离，我就劝他多读点历史书。他明显的不高兴了。我知道自己失言了。愤青警司再转而谈邓小平，说邓发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理论是多么高明多么伟大，问我对邓的看法；又扯汉朝如何强盛，”虽然司马迁诋毁过刘邦，但无损于……“，我忍不住打断他：”既然你认为司马迁是客观公正地记录历史，就不要说他诋毁谁，用中性词合适一些。“愤青警司这一下倒虚心接受了。我赶紧又说：”你说的其他许多还是很有见地的，如记录历史要像司马迁一样客观公正。“ ”你怎么尽说我们坏的，不说我们好的。这怎么能客观公正呢？“”这正是客观公正啊。歌功颂德60年了，尽说好的，尽骗人骗老百姓也骗自己。我要尽量还原历史真实，所以只能尽说不好的坏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尽说好的，就停滞了，不能进步了；只有不满，永远不满，才会才能向前，才能进步。这里有哲理，也是历史事实。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自然对，有功，但他整肃右派又死不认错、强行拍板上马长江三峡工程、六四镇压学生平民；这三桩大事祸国殃民，遗祸子孙后代、民族未来，罪不可赦。功过相抵，过、孽远大于功。“我对愤青警司没能放开讲，有所顾忌，主要还是顾忌到不能让他在同事面前太没面子。他总是”引、据“那些中共中央一级的秀才们也说不明白的似是而非的”经、典“；他大约看多了《汉武大帝》、清宫戏之类连续肥皂剧，历史知识水平在此窠臼内纵横流连。我总要夸他几句，以免他真的发作。他对我，虽然不至于恨得牙痒痒的，也是很头疼的，只是碍着大气候——他的同伴们几乎全体对我尊重礼待的大气候，不好对我发作而已。这也是一种进步吧。

    愤青警司不明白，他反复强调的“客观、公正”最需要的正是他的主人。我即使真的不客观公正记录历史了，为害也极有限极极有限；一个执政党，一贯的不客观公正，为害就是国家民族和文化了。

    警司们对我的尊重礼待表现不一，好几位不断地给我倒茶续水，拿来了他们的点心蛋糕，力劝我吃一点，不断地反复地十余次地劝我再吃一点。我完全明白理解他是借此表示同情和善意以至敬重。有好几位或公开或私下对我说：“今天受益匪浅。今天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谢谢你。你要保重，要注意身体。”等等等等。他们在设法让我感觉到人性的温暖。

    借撰写本文的机会，我向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在我悲苦无依的时刻示我以人性的善和温馨，感谢你们从不打断我的“反动”讲述，感谢你们认真地听我絮叨。如果你们有缘看到我的这篇文字，希望你们设法看看我的其它文章，我的文章有许多在大陆网上都有转载，最近的就有：《1949年后的“国学大师”》、《1966年“红八月”北京学校遭打死者名单》、《国殇祭——1949年后遭中共整肃、杀戮者名单表略》、《贪官表——国殇祭之二》、《谎假表——国殇祭之三》、《学习表——国殇祭之四》、《数字表——国殇祭之五》以及《知识人与知识分子》、《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告密与特务统治——也谈章诒和揭告密者文章》、《二流堂人戴浩二三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万之<凯旋曲>读后》……在百度、雅虎、搜狐、新浪诸搜索网上输进文章名，一般都能找到。即便是给你们抄走的拙作《中国没有明天》、《话说林昭》、《广场。活碑——六四底层列传》和我参与编辑的《刘宾雁纪念文集》一般也都能在大陆网上找到。我的文字都是历史事实的记录和评述，虽然很粗浅，但须臾不忘“客观、公正”之训，时时事事处处皆奉“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公平、公开”为圭臬为坐标。对中共的历史罪恶不敢为之讳，也不会谩骂、诅咒，更不会侮辱、诬衊.若蒙你们感兴趣拨冗浏览，谨请批评指正赐教，尤其是大力主张客观公正记录历史的愤青警司，我颇愿得你的批评批判斥责指教。

    23时了，朱警督还没来。我询问了，回答说德国汉莎公司的航班在23时55分起飞，再过会儿，会送你登机的。23时30分左右，朱警督来了，板着脸很严肃，说“要履行一下例行公事，摄像拍照，请你配合。”我默许。他拿着一张纸，对着我念念有词，大意是：根据出入境的什么条令，不准我入境云云。我已无心听他自己也认为的“不可能圆”的话。也无意接着说些抗议之类的套话，提起包就走人。警司们过来帮我提包，要我带着他们送我未吃完的两包点心蛋糕。我认真地说：“我领情了，收受你们的蛋糕。”我现在就在马德里蜗居特地取出这上海的蛋糕，一边吃着一边打着这些字。这中间不仅有这些警司们的一片心意，更显示出毕竟有变化了，毕竟不是漆黑一团，毕竟不是铁板一块了。人性善是永恒的，是万古长存、永远不灭的。

    上海“中国边检”的朱警督、沈女警督二位同样忠实地执行了上级错误的无理违法的指令，帮同上级剥夺一位公民各种天赋权利，不人道地阻止践踏我返国回家与亲人团聚祭祖扫墓的天伦之情以及诊病治疗的最低要求。但是，朱、沈在执行的方法上、待人处事的态度上有异。朱表现出了人情味，沈则古板原则气浓重。退回2、30年，沈一定是对的且是好的；但时移世易，普世价值在逐渐深入人心，总理温家宝也公开呼吁肯定普世价值，中国毕竟在变化，中共也在变化，不是有“与时俱进”、“构建和谐社会”二说吗。朱警督努力“和”，沈警督稍显“戾”。“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致中和”，则天地万物育焉：“戾”，有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余绪。在当今世界，和谐自然远胜暴戾。朱、沈二位如能看到拙文，以为然否？愿你们的上级，在表彰沈警督的原则性强的同时，也能肯定朱警督的灵活性的“和”，或许朱警督在忠实执行上级指令的大原则前提下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人情味更是更好、更接近与国际社会接轨、更趋于与普世价值融和；希望你们全体今后不要以党纲党纪治国处事，逐渐转换成奉国法奉普世价值为圭臬，以法依法治国处事；能如此，则中国幸甚、民众幸甚、我能幸甚、你们的党幸甚，上海浦东机场边检幸甚，你们也会幸甚。

    朱警督打头，7、8位警官们随着我走去登机。走的是内部路径。途中，不断摄像照相。我无奈，说了几遍，没用，只好任其摄照个够了。大约是汇报和为战绩评功摆好用吧，我应该理解。电梯上，那位最初欲给我照相的朱警司正与我照面。我对他说：“我吼你要你必须道歉有些粗鲁，对不起。不过，你确实有错在先，也希望以后注意。”朱警司说：“我没照你，连镜头盖也还没取下。”我见他难以理解我的真意好意，还在为自己辩解，叹息一声：“听不听在你。你三思吧。”途中，只有我和朱警督二人在前面走时，我问朱警督，能不能告诉我，我是在黑名单上吗？朱警督这下可精了，半句也不透实。我佩服他的党性占据上风，一笑了之。过了行李人身检查，他们还是全体送我到了登机口。朱警督与我握手道别，其他警司们则站一旁，没人伸出手来——余悸时不时会回潮的吧，我很理解。我看到愤青警司站的最远，就特意高声对他说：“你的客观公正之论是真理，我会记得你的话。谢谢你。”我看见一直板着脸的愤青警司第一次笑了。离开一大群警官，我走向飞机口，站着迎客的大约乘务长摸样的德国人，50余岁的高个子，穿戴制服，笔挺整齐，很大声地对我用汉语说“你好！”第一声我没在意，他又笑着高声对走到他身旁的我说“你好！”然后看看那一大帮警官，对我一使眼神。我感觉他对我的问候“你好！”不是例行公事，而是特意的。这从后来得到证实：机上空姐分送乘客吃完晚饭后，他出场拿着酒瓶巡行，问乘客需要不，到了我的座位旁，认出了我，更愉快地笑了，又特意用汉语说了声“你好！”我既感动又有点沉重。我想，这位善良的德国人大约看过不少类似我不准入境遭遣返的异议人士吧。中国，祖国，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这样啊！？

    12日德国时间5时许，我抵达慕尼黑机场，形单影只，在空旷的机场大厅里踽踽独行。这个时候我在飞机上和机场里已折腾了近40小时，我突然感到了身心俱疲，累到极点，想躺倒在地上再也不起来。我想哭，却欲哭无泪。9时许，我去登飞马德里的飞机，我递上登记卡，却还要机票，我掏出朱警督交给我的“中断飞行舱单（旅客）”递上，还给我登记卡，收了这张舱单。我想要回这张舱单留作纪念和历史的记录，不给。我用手势比划我是持不同政见者被驱赶的，终于有点明白了，指点我去复印，近在咫尺，却坏机了。回来继续比划要舱单给登记卡，另一女士来了，似乎是负责的，当也终于明白了我比划的手势含义后，她笑了，拿起电话说了几句后，示意我在此等候，她去为我复印。她复印回来，给我复印件，留下正本。我要正本，给她复印件。她连说“NO！”我收起复印件，进登机口了。我感谢且钦佩德国人的善良、善体人意和认真负责。你们知道我是用什么手势说明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十分抽象的意思的吗？我先用手势说明自己是写文章的，然后我说了“希特勒，毛泽东”两个单词后用了个抹脖颈的动作，其余的应该不难猜出了。聪明吧！一笑。

    12日11时过，我回到了马德里。西班牙用他宽阔悲悯的胸怀又一次接纳了拥抱了我，让我在无比苍凉、悲怆、凄楚感中有了些许温暖。我回到了马德里陋巷的蜗居，给至爱亲朋打电话报平安，听着安慰亲切的声音，我放下电话终于哭出声了。我老了，再难做硬汉了。

    我曾在与愤青警司论辩时凛然而高声宣布：“我就是要效法千古一人司马太公，为历史，为这60年的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无论这有多难，我将矢志不渝。明年，最迟后年，如果有缘，你就会看到我力求客观公正叙写这一段真实历史的记录《国史简纲》。”现在公诸大众，作为这篇“受阻遭遣返记”的结语。我这是破釜沉舟，断自己的后路，非得把《国史简纲》写成不可；这也是老朽我能留给祖国、民族、历史的回报，无论贫困、疾病、死亡，我都要做到。

    （2009年11月13日于马德里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