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红色皇朝的血统论
施卫江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2000年前，社会底层的农民陈涉不满于社会现状，向茫茫苍天发问，揭竿而起，用行动挑战权贵们的血统垄断，其反抗精神激励了无数代社会下层的有志者和不平者。可是在封建朝代里，“血统论”向来是士族门阀维系特权的重要工具，它在宗法血缘的人伦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沃土根基。
当历史进入了20世纪中叶时候，喧嚣声中创建起一个红色皇朝，招牌上赫然写着“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它号称是“无产阶级专政”，标榜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可是后来国人领教太多了，它推行的绝对是“党天下”，官场上的权力较量或任何行政执法总是“党性”至上，这“党性”绝非明文公示的那样，而是行之以不可告人的潜规则，即将党的利益高过于群众的利益，实际上是个“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将每个国民都划分出政治身份来，贴上“革命”与“反革命”，或“小资”之类的阶级标签，大力推行社会等级排位。这些标签是按照血统论来定性定论的。
文革初期，身微价贱的学徒工遇罗克以生命为代价，写出了震撼人心的《出身论》，来挑战中共当局的统治邪念。他指出，按血统论的出身来定性阶级成分是多么荒谬、定出高贵低贱是多么悖理、定论革命与否是多么无知。
烈士祭出的鲜血换取来的，是知识份子的自我觉醒，使今天的国人认清了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孽杀本质，为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与法制建设。可是遇罗克殉难已经整整40年头了，对于社会的血缘政体究竟有多大的触动呢？
尽管党徽上标志有醒目的“工农联盟”图案，但是这里永远是“家天下”：打江山者坐江山。夫坐得江山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党得政，党徒享通；一人得官，子孙升迁。党票即是谋私的通兑券，官位更是独享厚禄，当然须及时使用，过期则作废，于是争先恐后地在各自的任期内倾力享尽富贵荣华、奢侈豪华。可是党徒人数毕竟众多，利益的摊子分得太大，为此还需要分权，欲谋取大利益者，光有党票尚嫌不够，还须有太子公子八旗子弟的显赫身份。盖因中国的人权，绝非天赋的，而是人为的，严格划分等级，森严井然可怖。
在我们看来，什么“出身”、“血统”之类的，其大前提就是根本错误的：什么叫“革命”？抑或“反动”？其标准何在？进一步地，标准是仅由一小撮人来制定的？什么人算是“领袖”、“英雄”、或是“草民”、“敌人”？什么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本来，国家机器和整个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的公器，理应属于全体人民的，有什么理由该让少数权贵来长期操控，并靠他们的血缘纽带来继承之的呢？——其实什么也没有！有道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有权就一切，也就是成王败寇的强权逻辑，都是为专制独裁所需而炮制出的愚民之词。我们可以理解遇罗克烈士当年的人权宣言中尚有的欠缺，难以容忍的倒是，到了今天，40多年过去了，普世伦理的阳光已经照射进来，血统论的余孽在中华大地上依旧滋生泛滥。我们只需考量一番中国政治权力的运作和国民财富的分配现状就足以得知。
中共一贯推行专制，长期不变，宣称“稳定压倒一切”，必然催生腐败，进而，绝对的权力便绝对的腐败。继而，公信无存、教义殆尽、道统缺失、信仰失落、政风萎靡、道德沦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掌权者为了能够继续把持既得利益，却既无法理可以去依据、又无良政可以去托付，于是只得求助于人的最低级最原始的生物性本能，即靠血缘纽带维系起至爱亲朋的共同利益。
道金斯说，基因永远是自私的。威尔逊说，基因的自私只为亲缘，或者为互惠而得到最亲近的利益，毫无超越性可言。中国古人早就懂得了“亲亲尊尊”，“亲疏有别”这些生物本能的情绪，不学亦自通，学而深化之、则利用之。对待亲缘，基因操纵的生物行为自然有着高度的“凝聚力”和效忠性，毋庸担心背叛出卖。当然喽，靠血统论组建党国红朝，可确保革命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
左倾疯狂年代有个流行说法，唯有“革命后代”才具备纯正的革命血统，才有资格去革别人的命。现在这种说法不再见之于文字了，但是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人们的骨髓之中，成了潜规则。起码从父辈那儿，太子公子哥儿们可以迅即了解中央政策的各项动向，及时掌握运动的每项进展，从而步步抢占到先机。他人岂能竞争参与？
血统党国就是封建王国，其必陷于家国同构、党政不分、官商不清、政企不明、公私合营、群己一体的低级混沌状态之中。
2007年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份就业情况调查，半数以上大学生认为找工作时父母的社会关系很重要，其中靠父母关系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占调查总数的27.2%，认为父母社会关系不重要的学生只有13.6%.社会现况正是这样，近年来，中国的上上下下，提拔干部的“成份论”趋向已明显，血统论变得越来越重要。组织部门提拔干部，不是首要看他的业绩，也不是看他的经验与能力，而是看重身外之物，血统：看是否符合“根红苗壮”的“家庭成份”标准。
如今官场上的裙带之风正烈。随之中共元老的宝贝公子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上被提升到法定接班人的位置，中国全面进入权贵子弟接班时代。在中共新政治局中，中共元老的后代占据的位置不下7个，尽管党魁胡锦涛没有将自己看中的接班人李克强安排到关键的位置上，也没有像他前任那样树立起新一代的领导核心。
不仅在中央高层，血统论戏法而且蔓延到了地方上的官场，买官卖官的、抄袭论文的，作业和考试由秘书代笔的有之，甚至干脆买卖学位的。更绝的是，有些年轻的80后刚刚从学校中毕业出来，稚气未脱，就纷纷乘上了“直升飞机”，捷径踏上了领导工作岗位，好不炫耀，成为了一道“官二代”的风景线，他们算是“祖上有荫”吧，借助于父辈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快速便捷地踏上仕途。相对于富二代的“飙车”而言，“飙官”之景色更为丑陋而扎眼。
中国的权力可以决定一切，当然主要凸显在财富之上。当今的大部分财富正快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些少数人无外乎是中共的高干子弟。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考证这些高干子女的资产来源，无疑地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非法所得和合法外衣下灰色收入所得的综合。（资料来源：赵晓：《中国大陆财产过亿富豪91%是高干子弟》）
而普通的老百姓收入是多少？根据全国总工会第六次职工调查所获资料分析，2008年7.75亿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只占GDP的29%，平均年收入仅为11277元。（新华网2010-3-16，王炼利：《中国居民收入构成：7.7亿劳动者年薪1.1万》）
另据资料显示，如今出现了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倾向，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不断遭到侵占。1994到2004年10年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侵占有了全民的有限资源，它们只是权力的衍生品。（《市场报》2006-07-26，周丽娜：《十年间770万家个体户消失 政府部门收费罚款多？》）
多年从事财富榜的胡润说：“中国财富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增长，向富人集中。2004年以来，个人财富达到10亿以上的人数大幅增加，当年资产达到10亿元的巨富我们只找到了100个，而今年仅我们找到、在榜的就有1000人。”（《了望》新闻周刊2010年02月13日，记者 徐寿松 周伟 陈冀 颜秉光：《中国财富向少数人高度集中 凭劳动致富者仅三成》）
福布斯富豪榜也显示，近年来中国富豪上榜门槛不断抬高。2009年，中国大陆400名富豪的上榜门槛，从2008年的12.2亿元跃升到历史高点20.5亿元（约相当于3亿美元），前40位富豪的身家全部达到70亿元（约10亿美元），而2008年只有24人达到这个标准。（文字来源同上）
中国富豪财富积累时间超短，暴露出其财富来源的路径问题。胡润说，在国外，挣一个亿的财富，平均需要15年时间。把1个亿变成10亿，国外需要10年时间，而在中国只需要3年，比在国外短得多。中国千万资产以上的富裕人士平均年龄39岁，亿元资产以上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整体上比国外年轻很多。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其财富报告中说，中国“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者，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皆知的富人。”（文字来源同上）
快富，一方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产生财富涌流效应，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往往是自身打拼的结果；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财源的公平性、合法性问题。经常泡在富人的圈子里打滚的北京一家不愿具名的融资公司的副总经理说，据他观察，在北京，除了正常创富获取巨大财富外，主要途径是由“三种人”构成：一是靠权力和资本寻租的人；二是灰色收入者；三是从事采矿等资源性或垄断性行业。富人的年龄集中在35～55岁之间。他甚至认为，富人的圈子里依靠勤劳致富的不过30%.有不少重要资源掌控在官员及其家属和代理人手中，变权钱交易为掌控资源，比如土地、道路、电信、能源、矿产、金融、媒体、电力、烟草、盐业、铁路、航空等等垄断型行业，这些是靠中共所赋予的权力，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形成一个腐败成灾的利益集团。
这样的现状，使得全体国民的人生尚处在起跑线上，贫富贵贱就顿见分晓，完全排除了公平的竞争和正当的二次分配补偿。于是中国社会呈现“马太效应”：富豪者越昌，而赤贫者越穷；太子党飞黄腾达，飞扬跋扈，农民工含辛茹苦，苟延残喘；有多少的青年才俊只是出身卑微而被埋没，而高居官堂之上尽多的是庸碌无能之辈。
温家宝在应付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记者招待会时候口口声声喧嚷：“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但是具体措施呢？如何面对社会现实呢？温大人的答辩总是在避实就虚，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其实还是在重复以往的做戏手法，将愚民精神贯彻到底，似乎态度可以决定一切，只需口号响亮便了结一切。
（2010-3-30于美国纽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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