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纪事：那些挑战腐败的人

（福建）杨银波

    也许征程的迷惘会扯碎我的手臂，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挫折的创伤已让我寸步难行，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我用翅膀掀起那天边的排浪，
    我用身躯拖起那血红的太阳。
    就在这刺骨而凛冽的大风中，
    你会听到我赞美未来的呼喊。

                 ——摘自汪峰摇滚乐《光明》


从反腐败走向民主选举


    5年前，我在广州A村见到时年31岁的全茹曦时，她的身份还仅仅是该村普通村民，曾在一些公司做过行政、财务、统计等职。她陪着她的丈夫李振东，以及反腐领袖杜建勋，到我所住的出租房里商议民主选举之事。说来艰辛，这个典型的城中村，当时已成腐败重地，上千万集体财产不知去向。村民们生活无着，本地企业拒绝聘用他们，他们有的当了摩托车司机，有的帮人干临时工，至于集体财产的分配，每个村民一年也就几十块钱，可谓贫富悬殊、民愤激烈的活标本。村民们为了将腐败的村干部绳之以法，曾到法院控告，曾到政府上访，坚持了6年，到头来竟没有任何进展。我因坐在面前的杜建勋控诉黑暗时的一滴眼泪，决意全力以赴。接下来，我们广泛搜集证据，召集村民联名签字，将呼吁书寄至各级政府和检察院，并将呼吁书公开发表于传统媒体和互联网。这件事，后来被做成电视节目，网络声援者也纷纷签名。

    随着维权规模不断扩大，压抑已久的村民们在持久冷漠与观望后，不再做墻头草，许多沉默已久的人站了出来。他们除了要求严惩腐败者之外，还将精力转入真正的民主选举，希望新一届村官能够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杜建勋、李振东是竞选搭档，他们召集村民开会，仅仅买了些柑桔，在会上动员大家民主投票的激情。我帮竞选村委主任的杜建勋制作了名片，这名片印上了他的传奇经历。又制作竞选宣传单《选一个敢为你说话的村委主任》，一一发送，这一举动深得民心。投票的村民们第一次预感到这次选举是动真格的。反腐败仅仅是竞选的铺垫。事态的进展，并不如我们想像中那样将腐败者绳之以法，上级最终选择的是将相关人员撤职或调动，而非深入查办。眼看老式干部们民心已失，对于该村的选举，市、区级政府格外警惕，极力维护稳定，期待平稳过渡。

    选举现场如往届一样，警察维持秩序，烂仔四处游动。当唱票开始，杜建勋、李振东的票数直线飚升，群情振奋。这阵势，连当时蠢蠢欲动的烂仔也止住了恐吓的步伐。甚至有人放话给他们：“杜建勋这个人不错，你们别搞他了。”在这个2000多人的村庄，宗派林立，势力复杂，但最终还是由反腐败的农民领袖拿下行政实权，杜建勋、李振东以村委正副主任的职位上台，灰心的村民们再次点燃希望。当夜，我们这批朋友终于松了一口气。想当初，若不是村里的治安队长站在我们一边，若不是市、区某些政府力量施展平衡之术，暗地保护，恐怕我这个独立作家早就没命了。杜建勋当初反腐败，曾被派出所拘留，但他没有屈服，没有退缩，且一直坚持非暴力的维权底线。他的这种毅力与精神，感染了所有村民。


民选村官的重重隐忧


    杜建勋虽无基层行政经验，但他很清楚，这权力是村民一票一票地投出来的，他必须为选民负责。这个村委主任，绝非政府的下设官位，而是自治权的体现，他是这个村的行政权力和集体经济的法人代表。他一上任，获悉村里的腐败比他上任前了解到的状况更为严重，村里欠着银行巨债，外面欠村里的钱也很多。他决定励精图治，要想办法把属于村里的财产全部拿回来，把村债还了，剩下的钱，以最大比例分配给村民。村里的企业租金、山泥收益、集体企业收益等，都是村民赖以维生的保障，杜建勋通过协商和法院起诉等途径，为村里拿回了一笔笔本应拿回的钱，统统纳入财务之中。并且，他重新建立治安队，聘请律师当法律顾问。他的女儿在广州某会计事务所工作，凭藉过硬的专业能力，她也来帮父亲厘清村里的账目，每月核对一次。

    在杜建勋担任村委主任期间，他改善了村里的道路交通，建设了新公园，不但使村里不再欠债，村民们的股份红利分配也一年比一年高。但谁能体会到，在他的面前乃有无数隐忧。第一个隐忧，是被赶下台的干部们还未妥协，反而以“损害名誉”为由，到法院控告杜建勋。在起诉书中，对方使用文革伎俩，提及杜建勋的检举信息已经扩散到境外敌对势力，要求杜建勋赔偿100万人民币。杜建勋请我的律师朋友打官司，打下来，他败诉。裁决结果一公布，我这位律师朋友指着法官的鼻子痛骂：“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杜建勋拒绝向对方道歉，拒绝赔偿。因为他认为检举的事情根本就是冰山一角，自己已经足够手下留情。当前的问题不是他有没有损害他人名誉，而是责备上级部门为何不深入调查，反而一味袒护包庇，且“恶人先告状”后一路护航。

    第二个隐忧，是村里的股份红利分配有了争议。当年一些拿钱买户口的人，不是原住民，他们也想获得福利分配。就如村民们说：“杨作家，你现在拿钱买个户口进来，今后年年有钱分。如果这样都可以，那不是乱套了吗？只需要找找关系办个户口，就被当成村民进来了，这是对我们这些辛苦了几十年的村民们的戏弄。”一部分买户口的人，将官司打到法院，法院裁决村委会败诉，且强制执行财产，遂将信用社中村委会存入的钱扣出一大笔，拿给买户口者。

    第三个隐忧，是这个村的附近将修建高速铁路，必然要占领大量土地。究竟是租地还是征地，杜建勋想得很清楚，这两者的价格是明显不同的。负责修建铁路的公司，民间统称“中航港”，中航港屡次找到政府，政府也屡次找到杜建勋，希望杜建勋能够配合。但杜建勋没有妥协，在价格上绝不让步，而且还提出希望村里能够保留一些自留地，将来用于修建酒店、商厦之类，以便村民们获利分配。

    杜建勋曾经打过越战，当过警卫，当过车间主任、海鲜商人。他当年卖海鲜的摊位，给了他亲戚之后，这位亲戚短短几年就在广州买起了房子。杜建勋不是为了钱来当村官的，他的倔脾气，是用来为村民谋福利的，当守住村民财产的“看门狗”。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坐牢，而且罪名竟是“受贿罪”。他说：“如果我想贪，早就贪了，而且何止这点钱？多少机会摆在我面前，我都铁面无私，当场拒绝。在官场上，这种不合作就叫幼稚，就叫对抗，得罪人是肯定的。”他的不屈服，常被老式村干部们视为“独断专行”，但他根本不在乎。为了不重蹈腐败的覆辙，他一次次跟各种压力叫板，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村民的实际利益，而非少数人的一夜暴富，或者“给政府一个面子”的邀功请赏之念。副主任李振东很钦佩杜建勋，他负责农田、基建，工作勤勉，大多数时间不是在开会，而是在田间走走看看，即时解决问题。这对搭档，后来因为同一案件同一罪名坐了牢，正所谓“一起上，一起下，一起笑，一起痛”，成了丧失人身自由的“当代李杜”。


把村官“搞定”成罪犯


    事情来得很突然，却又耐人寻味。3年前，村民黄泽凯向村里租9.5亩的地，与村委会签租赁合同，每年交规定租金即可。中航港在修建高速铁路大桥时，要将挖掘出来的泥土摆放在某个位置，中航港看好了黄泽凯租的这块地，于是找到村委会。这就是租地以后再转租，是正常的商业行为。要租地，就要交租金，还要青苗补偿费，算下来一共是238000元。此前，杜建勋、李振东、黄泽凯口头协议，3人合租。中航港把钱交给黄泽凯后，除去村里应收的钱，剩下的由黄泽凯与杜建勋、李振东3人平分。这个事情被公安局立案侦查，杜建勋被逮捕。至于李振东，警方告诉他，只要你说杜建勋是主谋，就可以对你网开一面。李振东不同意，牢要坐，就一起坐。再说，这是合伙人租地，很正常。李振东分明看得出，眼下民主选举在即，“搞定杜建勋”绝对是某些势力的共谋。李振东的不妥协，导致他也随之被捕。

    事后杜建勋说：“当初我们都没注意。如果一开始，我们3个人就签了书面协议，如果我的亲人或者朋友收下这笔钱，也不会坐牢。”李振东补充说：“如果我们不是村官，而是一般村民，我们以村民身份向村委会申请租地，再转租，那我们也不构成受贿罪。”法院很快开庭审理，杜建勋退了钱上缴国库，被判刑1年，李振东拒绝退钱，被判刑2年1个月。但行贿的黄泽凯，却居然无罪，他的身份仅仅是作为“证人”，有证言，却一直不出庭。杜建勋后来了解到，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黄泽凯早就受人支配，真正的目标不是打击贿赂，而是打击杜、李二人的权力。为了向村民们昭示杜、李二人“罪大恶极”，法院居然将戴着手铐的杜、李二人押到他们一手建设的村公园，吼着话筒，当着所有村民们，公开宣判，恰似文革之斗。此事第二天就上了报纸，人人皆知。两人坐牢后，该村选举结果令人心寒，某股势力“复辟”了。这股势力虽腐败，但办事利落，上面交代的事，甭管合不合法，甭管村民能分到几杯羹，一律办得果断迅速，毫无阻力。

    在那冰冷的铁窗外，杜、李二人的家属一直在持续奔走。杜建勋说：“我还好，在监狱没被打。因为我在军队的老战友，在那里当差，对我很照顾。虽然里面吃的东西还没有这条狗好，但至少死不了。”李振东挽起裤脚和衣服，只见皮肤靡烂、红斑满身，他说：“监狱的条件极其恶劣，细菌、蚊虫，加上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我现在一身都是病，出狱后一直在接受治疗。生活上，就靠去打散工赚点稀饭钱。”李振东的妻子全茹曦问我：“银波，你看过《蜗居》吗？里面那个郭海萍，我觉得跟我很像。她老公被抓了以后，你看她四处找人，想尽办法，饱受打击。”全茹曦一直支持着李振东，“他一直都是性格温和的老实人，做事凭良心。当初他要参加竞选，是出于为村民打抱不平的决心，而不是想发什么财。我知道的一些村，拿几十万上百万去买个村官来当，甚至动用黑道来威胁选民，结果是什么？他们投入了就要赚回来，到最后受害的还是村民啊。这是个恶循环，给你一根骨头，然后宰了你。这种基层政治极其恐怖，人人痛恨。”


70后巾帼英雄：全茹曦


    李振东出事以后，全茹曦决定为正义而战，为村民请命。她勇敢地参加竞选，由于有强大的势力阻挠，她没有直接竞选村委主任，而是竞选副主任，结果高票当选。全茹曦一上任，就被排挤，不许插手农田、基建，而是被分配到“管理卫生”。即使如此，她这“不敏感”的工作，也屡受政府嘉奖，拿回来的奖金又全数交给村里。她仅凭着微薄的副主任工资，天天撑着、扛着，自己给自己打气。她终究只是一个女人，却要承担勇气背后的种种偏见与警惕。我称全茹曦为“70后巾帼英雄”，她坚持调查村里的征地和财务问题，不止一次希望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来公布实情、民众公决，也不止一次跑到区、镇有关部门投诉、检举、问询、讨教。她说：“我既然是民选副主任，就应该为选民负责。眼下，虽然村民们害怕遭到打击报复，不敢像几年前的杜建勋那样反腐败，但是在私底下，他们一次次向我反映情况，控诉腐败，也一次次提醒我注意人身安全。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重托，而是许许多多村民一直压在心里的话。”

    村民们暗地里支持坚持反腐败的全茹曦，很多人希望她竞选下一届村委主任，把实权拿在手中，竭力改革。我认为，全茹曦是有此实力的。嫁到广州前，她本是湖南人，却能讲一口地道的粤语；丈夫处理村务期间，她曾屡屡出谋划策；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很强，有大专文凭，且精通互联网，对各种法律法规有着一定的研究；还有，全茹曦的个人形象和公众评议也相当好，堪称人长得靓、事办得好、心善重情的“美女村官”。在她身上，永远有一种被正气深深浸透的美。李振东说：“我妻子比我有能力、有魄力、有魅力，她是我的偶像，是我永远追随和勉励进步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女村官，诸位想像不到，她竟遭到歹徒如黑道般殴打。2009年6月11日16时左右，全茹曦参加完镇里组织的“歌唱祖国，歌唱党”活动，与该村妇女主任及幼儿园的4位老师一起，行至某家麦当劳门口时，一名歹徒突然冲出，用粗口径铁水管从背后猛力袭击全茹曦，在她的肩部、背部、颈部、胯部、腰部猛击十余次。

    被打后，全茹曦觉得全身特别痛，腰部用不上力，整个人瘫软在地。同事报警后不久，120车赶到，用担架将她抬上救护车，送到镇医院治疗。这起案件，广东省电视台珠江频道《今日关注》栏目，在2009年6月15日曾以《女村长光天化日下遭暴打，疑因村务得罪人》为题，简略报道。电视台的这期节目，只播了一次，网上却传播迅速，视频被各网站纷纷转载，社会舆论哗然。在这则新闻中，接受采访的村民打的是马赛克，全茹曦讲了那么多话，却被剪辑得如此平淡简短，许多更深的背景没有能够浮出水面。记者采访完毕，对全茹曦说：“我们的节目必须早点播，不然再也播不出来了。”区里的有关领导要来慰问全茹曦，却被镇里的干部拦住。区公安局派出法医，在派出所警察带领下，来为全茹曦做鉴定，仅仅拍摄了左手臂的瘀伤，而未拍摄全身多处伤情，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结论是“轻微伤”。轻微伤，就是治安范畴，不构成犯罪；轻伤及以上，才属于刑事范畴。

    可事实上，外力暴打致使全茹曦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无法行走。仅这一条，就符合《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的第四章第43条，“外伤性椎间盘突出，属轻伤范围”。全茹曦不服鉴定结果，申请重新鉴定。她的目的，是一定要将凶手拿下，并追究幕后主使的责任。但全茹曦没想到，她的要求被强硬漠视，就连那鉴定为“轻微伤”的法医报告，也是事隔一个月后，全茹曦追问派出所才拿到手的。派出所警察对她说：“你要低调点，这次仅仅是警告！”所谓“低调”，可想而知，一是警告她从此不要再插手村中的征地和财务问题，二是警告她不要再深究被歹徒暴打一事。明摆着，她的对手，是一群穷凶极恶且结盟紧密的人，小小的女流之辈，如蚂蚁撼树、蛋打顽石，终究是无力的。全茹曦没有就此屈服，她此前为救丈夫而上访、上诉，这次为救自己而维权。可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光天化日之下行凶的歹徒仍然逍遥法外，幕后黑手继续高枕无忧，而她的两期治疗费用，却超过了5000元。


疯狂征地背后的“翻天覆地”


    全茹曦之所以被打，是因为她当时了解到村里有一片地的征地赔偿当中，竟然没有将青苗补偿费计算进去，她为此向上级部门责问、投诉。被打以后，这笔青苗补偿费补上了，乃有130余万，村民们把钱拿在了手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竟是用一个弱女子的鲜血为代价争来的。受伤后的全茹曦，唯一感觉到有所帮助的，是媒体的力量、舆论的关注，她此后再也没被歹徒打过。她说：“如果不光明正大地站出来，他们还会在黑暗中对我下黑手。我不能继续孤军奋战，我相信天底下始终还有公理存在，还有法网恢恢，还有人间正气。”待身体康复后，她如以往一样，照常上班、下班，照常调查、研究、反映村里的腐败问题。

    全茹曦知道，很多势力都在盯着她、防着她，她的身边天天都有与她斗争的人相随。暗示、监控、打听、威吓，无处不在，但她似乎习惯了这种战斗，习惯了这股暗流。几年前，杜建勋带领村民反腐败，这股精神早已铺开，深入人心。虽然黑暗卷土重来，但全茹曦不相信光明一去不复返。全茹曦说：“这里一个村的问题，比内地一个镇的问题还要复杂。我认为，经济发展，不能以强取豪夺为手段，必须在法治轨道，以世道良心，照顾多数人的利益前进，否则就会激起民怨，出卖集体利益，在少数人恶贯满盈、中饱私囊之外，是多数人走投无路、民不聊生。”这样一个女村官，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但一想到如此绝佳女子，却时时陷于危难之境，又不免令我等血性男儿泪湿衫襟。

    2008年11月27日，杜建勋刑满释放；2009年1月25日，李振东刑满释放。此时的广州A村，看似景象改观、建筑林立，内里却是满目疮痍、矛盾重重。出狱后的杜、李二人不为自己而哭，却为村民而哭。外界只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不知那变化究竟是何种性质的“翻天覆地”，那是“翻手为云覆手雨”啊。杜建勋重新成为普通的村民，因好友相助，他承包下该村一大片土地，种植香蕉。每天他都戴着破烂帽、穿着破烂衣，在香蕉地上搭着棚子过生活，一只称呼为“警卫”的狗，与他相伴。妻子给她送饭，他到地里干活。回想起自己的牢狱之灾，他说：“我现在算不算违不违法？我租了地，这地就能给我带来利润，为什么不抓我了？这也是转租行为呀，可我只要交了租金，我就有权利赚钱，这钱是100%正当的。”

    我问杜建勋有无信心重新参加竞选，他说：“只要村民们广泛支持，我一定会站出来。这年头，要说赚钱，我有足够的经商头脑和人脉网络。但是，我始终有一个理想，那就是为村民谋福利。我相信，虽然我被公判，但是那些了解我的人、知道背景的人，他们清楚我为什么会栽倒。只要他们的心是明白的，那我就相信我还有抬头的一天。我现在当这个经营香蕉地的‘地主’，不过是纯粹生存的权宜之计，但在这个村里，比起我个人和家庭的生存来讲，村民们的残酷状况，是更需要去改变的大事。我宝刀未老，还有力量去战斗，就像我曾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一样。”眼下，广州A村的征地行动已进入疯狂状态。村民们的土地被征得七零八落，几乎仅留杜建勋死死保住的那片香蕉地。曾经的绿色村庄，如今恰似“殖民地”。村民们还没见到征地款的影子，征地公司却已迅速进入土地，开动机器，轰轰烈烈地动起工来。这里已不能叫“农村”，它已变得如此城市化、工业化，但那些农民在尝到短暂的好处之后，未来生存却令人堪忧。


向腐败挑战，为人民奋进


    待到2011年，这个村将举行换届选举，虽然距今还有好几个月，但街道办的干部们却纷纷紧张起来，他们找全茹曦谈话，想知道她的真实想法，也想知道杜建勋、李振东会不会卷土重来。其实，任何人都清楚，在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地方，若没有站在民众利益上考虑大局的人来主事，其状况必然愈发艰危，积重难返。未来后患无穷，蒸民愁叹，事事陵夷。我非但鼓励全、杜、李3人竞选村委职务，也鼓励所有深度关切民众疾苦和渴望打击腐败暗流的人，一一站起来，用选票向危及人民前途的势力“说不”。

    2010年2月，在广州A村，我们这群朋友重新聚首，忍不住泪眼朦胧。在车辆穿梭于广州和佛山的道路上，在一片绿色和灰尘共舞的土地上，我们纵情地谈着过去、现在与将来。车上，杜建勋放着一首粤语歌，“仿似一场梦啊，仿似一场梦”，杜建勋走入深深的回忆，不禁感慨万千。虽然这些年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在乱世浮尘中经历了太多事情，但最后聚到一起却突然发现，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正义，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忧思，竟从未改变过。想到当初像地下党一样，为铲除腐败而密谋斗争，为发动民众而集思广益，这种原始本色的痕迹，至今人人留存。许多事，不是法院判决、报纸新闻、街谈巷议那么简单粗糙，更深的背景早已被这些表面化的东西一一掩盖，但我不屈服于如此。我要把最真实的一面表达出来。我不乞求上苍公正仁慈，只求保佑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的活着的人民，保佑这些可以出卖自己，随时准备感动，绝不想死也不知所终的人民。

    我甚至建议，如果广州各级政府的组织、民政等部门有远见，非但不应警惕全、杜、李这样的民间脊梁，反而应重用他们，将其纳入区、镇、街道的政府职位，使其发挥更大的示范作用。这种示范，即是将市场经济引入法治轨道，将民意疾苦作为施政重心，以此缓解社会矛盾，避免基层政权走向万劫不复的黑社会化。今天我写这篇“字字血来声声泪”的文章，不仅仅是为这群身在底层第一流的朋友呐喊呼吁，更是为千千万万向腐败挑战和为人民前途而拼搏奋进的人，加油鼓劲，深切共勉。我已为“究竟要不要写这篇文章”压抑了几个月。我的压抑有基于恐惧的成分，有担忧朋友处境的成分，这压抑令我万分愧疚。但某天我突然想起全茹曦那句话，“如果不光明正大地站出来，他们还会在黑暗中对我下黑手”。我从他们的势单力薄当中看到了万千个“他们”，也看到了万千个“我”。无论作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是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我都难以继续压抑下去。

    当文章写毕，我向广州A村拨去电话，担心没有人接听。突然，全茹曦如梦般的声音再现耳际。“哦，你们至少还活着，上苍保佑”，我说。全茹曦、杜建勋、李振东，还有当年曾经与我们一起奋斗过的所有村民和热心人，以及暗中保护我们的市、区政府的神秘友人，此刻，我非常想念你们，想念你们曾经赐予我勇气，促我兑现良知。我承诺，终有一日，我将带着我的笔，自2002年12月我第一次踏入广州开始，一直写到现在，甚至写到将来。你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将是这部大作的角色；我所知道的任何细节，都可能成为惊心动魄的剧情。今天处于危机中的人们，明天也许更加危险，但也有可能天地玄黄，新旧交替；今天处于恐惧中的人们，你们总有一天会在我及诸多朋友面前，说出你们施向良善者压力之时的动机与过程。这一切，是时代进程中最真实的记录，它将是一本书，更将是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我们的后代，你们的后代，不会遗忘这当中的血泪与激情，恐怖与抗争，死亡与再生，毁灭与崛起……


    （为保护受访人的人身安全，文中人皆使用化名，作者署名为真名。——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