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间博物馆的政治底牌
　

（四川）周伦佐
　

说明：

    2011新年伊始，四川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就在其博物馆召开名为“看历史”的大型会议，邀请了国内许多知识界人士，更有不少自由民主知识分子欣然参加。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樊建川及其博物馆的政治倾向，我觉得有必要公开这篇早就写好的文章。


    这个博物馆叫四川建川博物馆，这件事牵涉到四川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

    樊建川大名鼎鼎，名声不是来自搞房地产，而是因为建博物馆。1957年出生的他，父亲是中共南下干部曾担任宜宾县县长，本人也是共产党员，1991年担任过宜宾县副县长。1993年下海经商，随后在成都注册成立建川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据知情人士介绍：在成都房地产开发不断向外环线扩展的狂潮中，他在距离成都50公里外的的大邑县安仁镇圈了500亩地，等待大好机会的到来。这个地方曾经是中共伪造的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所在地，本应成为成都房地产开发的热土，不料这股狂潮一直没有扩展到他圈占土地的安仁镇来。在难免的失望之中他突发奇想，决定在这里建一个博物馆来制造人气和拉升地价。也许他本来就有收藏天赋，自从2005年正式建馆便一发不可收拾。他喜欢一再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企业，显然是个极其看重名声的人。他没有想到，房地产未能给他带来的名声，却由博物馆给他带来了。短短几年时间，他就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四川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四川民俗学会副会长、四川当代史资料中心副秘书长，而且被称为作家、学者。尽管如他所说这个博物馆已经投资5亿多，仅每年的开支就需要1千多万，他仍然努力支撑毫不后悔。

    这个博物馆和这个人物我多次听说，始终围绕他的《文革博物馆》。2006年春节不久，重庆学者何蜀在向我介绍四川文革研究资讯时曾特别提到樊建川的《文革博物馆》，认为很不错，建议我去参观一下。2007年6月19日，我们一行十人在结束一个学术座谈会后曾去建川博物馆，参观了其中的《《红色年代》专馆和《川军抗战》专馆，还与樊建川见面并交谈。2008年8月，大学时代就被打成“右派”的成都女作家S在上海女儿处读到我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立即打来电话表达感动和赞赏，同时建议我将此书赠送一本给建川博物馆樊建川，好让更多人在其《文革博物馆》里读到。

    这当然只是将要发生的故事的铺垫，但也说明樊建川的《文革博物馆》在国内知识界的知名度。

    让樊建川及其博物馆的政治倾向终于暴露无遗的故事，发生在后来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中。

    2008年9月我到成都采访文革当事人。9月28日下午，朋友C约我一起去建川博物馆查阅文革历史资料。他说已经打电话跟樊建川说好了，尽管樊刚从西安回来非常疲倦，仍然热情欢迎我们前去。这时我已知道樊建川名声在外的《文革博物馆》从未开办，他收集到的上百吨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字资料一直被装进麻袋堆放在库房里，我们此去很难进行查阅。但因为C的好意和樊的等候，实在不便拒绝。

    我们一行四人，另有四川民俗学会负责人Y和C的司机H。樊建川早在大厅等候，因为C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总，樊对其非常尊敬，尊称为“商界大哥”。樊身体健壮，身上散发着川南汉子特有的热情与豪爽，言语之间表现出这一代人中的成功者常见的那种自信与果断。当C向他介绍我的身份和著作，他立即要求送他一本《文革造反派真相》并将手稿给他收藏。我问他是否会将此书放在展厅展览，他说只能收藏不敢展出。我便婉言将此事搪塞过去。

    他旋即带着我们去参观匆匆建成的《五一二地震博物馆》，而且亲自担任讲解员。因为整个展览充满党文化的光辉，我非常失望。

    在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停下来介绍说准备在这里建一座《邓公词》，好让成千上万的参观者了解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他特别解释说：不是祠堂的“祠”，而是诗词的“词”。建一座展览厅，用一百块黑色大理石刻上邓小平的一百条鎏金语录，供人们参观。建筑样式他已经构思好，语录他已经选好，马上就能开工。我突然感到很不是滋味，C也面色沉郁，欲言又止。C仿佛和我一样：碍于主人的热情接待而不好说什么。还没有进入今天前来的正题——查阅文革历史资料，我就想立刻离去。可是樊建川正在兴头上，不仅没有察觉我们的情绪变化，反而提出一定要请我们共进晚餐。好意难拂，作为客人，我们只好听随安排。

    这个博物馆占地很宽，园林房屋的设计很不错。听樊说是自己一手设计的，我暗暗称赞他的硬件审美格调还可以。可是对于他那些名扬中外的展览内容，我却实在不敢恭维。建川博物馆对外宣称建有25个专馆，其实真正建成的只有几个专馆。上次曾经参观了他的《红色年代》专馆和《川军抗战》专馆，今天又参观了他的《五一二地震》专馆，心里只有一个强烈感觉：这是中共的第二宣传基地。所以我只能委婉地对他说：整个展览与你的气质完全一致。我没有说出自己的真正判断：樊建川其人有着永远解不开的“红色情结”和“革命情结”。

    樊把交谈和晚餐地点选在一个紧靠一泓人工湖的凉亭里。这里设施简单而考究，视野中的风景极佳，几个服务员细心周到，看得出这个博物馆的主人十分懂得享受。只是我没有料到热情的主人会在这里向客人透露他那“中国民间第一博物馆”、“中国非官方第一博物馆”的政治底牌。

    故事的核心部分开始于一本画册。主人送我们每人一本，同时庄重签上自己的大名。画册里面的内容是博物馆里一些展品的照片和文字说明，封面上却印着“樊建川著”的字样。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画册最后附录的一份《遗嘱》，由樊与妻子共同签署。上面写明：他们夫妻逝世之后，自愿将整个建川博物馆无条件赠送给成都市政府。我完全相信这份文件所表达意愿的真诚，一时间对眼前这个热心文化事业的民营企业家产生了几分敬意。我忽然意识到樊建川这批人内心深处的“红色情结”和“革命情结”，并不像自由知识界通常认为的那样都是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如果忽视其中的体制内价值取向，它真正包含的其实是这一代人顽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

    接着发生的事既带有喜剧意味，又包含某种荒诞性质。樊让服务员把一本美国布莱恩特大学颁发给他的荣誉博士证书放到客人面前。他说自己上月接受这所大学的邀请去了美国。因为他在中国民间文革史料收藏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这所大学颁发给第一个中国人的荣誉博士称号。往下难免说一些不负责任的狂言：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邀请他去访问，该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十分傲慢。当他指出麦氏的文革研究非常肤浅，宣称真正有价值的文革史料在自己手里，麦氏立即对他肃然起敬。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也获得过布莱恩特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证书，现在成了自己的师兄。这次老布什还专门邀请自己共进午餐，承认现任总统小布什是他的侄字辈。

    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有个台湾人问他建川博物馆里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什么共产党馆比国民党馆大。他愤怒回答：自己的父亲是共产党人，自己也是共产党人，当然要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事迹。一个共产党人的儿子用自己的金钱来宣传国民党，那个纪念馆再小也无可指责。

    这件事以及樊的失态，让我感觉非常滑稽。尽管他那个所谓的《文革博物馆》从来没有展出过一天，却被外界传得沸沸扬扬，不仅传遍国内知识界，而且传到了美国的布莱恩特大学和哈佛大学。当海内外把这个子虚乌有的《文革博物馆》视为真实存在来谈论，就让樊本人也逐渐信以为真了。能不滑稽吗？其实樊的《文革博物馆》，多年来仅仅是堆放在库房里的上百吨从未整理的民间书信、日记、小报、传单……。照我的说法，这些资料如果不进行认真整理和有效利用，只不过是一堆废物，哪里称得上什么《文革博物馆》？

    樊身上引起外界关注的所谓异端色彩，其实仅仅来自他的博物馆不属于官方的文化建制，偶尔会遭到中共宣传部门的干涉。要说思想倾向，他的博物馆与官方大同小异，并无任何冲突。官方的干涉纯粹出于暂时误会和权力惯性。2008年，他成了四川省政协常委，他的博物馆也被中共文化部列为全国重点文化产业试点之一。同年12月，官方中央电视台专门介绍了樊建川其人其馆，香港凤凰卫视更对其进行了连续好几期的专题报道。可见误会正在消除。

    故事的高潮由“邓公词”话题引起。樊吩咐服务员拿来一份打印好的《邓小平语录一百条》让我们浏览。我随便看了一下，很想建议他将民间所传邓小平“杀两千人，稳定二十年”那条语录也收入其中，但碍于主人的热情而未言。这时我身边的C再也忍不住了，直言表示：改革开放邓小平功不可没，但是1989年六四开枪却使邓小平成为历史罪人，而使赵紫阳成为时代伟人，《邓公词》最好不要修建。可能和我一样碍于主人的热情，C说话非常克制，声音也不像平常那样响亮。不料樊的反应十分激烈，立即发表了一通宏论进行反驳，甚至演说一般挥舞着手势。

    他认为：

    六四镇压完全必要，否则中国必定发生大分裂大混乱。邓杀两千人实在杀少了，假如换成自己至少要杀两万。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过程漫长而艰难，共产党政权至少还要统治一百五十年才能实行民主制度。赵紫阳作为一个政治家根本不够格，完全不懂这个国家的历史趋势和现实需要。1989年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更不懂得中国历史，只知道制造社会混乱。现在那些闹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就想乱中夺权，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好这个国家。他最看不起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知识分子。1989年他正在宜宾县给县委书记当秘书，6月4日之前各个地方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从城市每条街道到农村每个生产队，天天都在发生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宜宾县只得紧急发放一千条枪支来武装民兵维护社会治安。要不是邓小平6月4日果断决定实行镇压，整个国家必然分崩离析。

    我本来准备一直沉默下去，此时再也忍耐不住。我说自己1989年5月中旬从西昌来到成都，5月26日至6月3日正在北京。所到之处社会秩序非常良好，从未看见频繁发生刑事犯罪事件。至于某些城市的个别暴力行为，也主要发生在6月4日前后，而且是军队和警察镇压逼出来的。1989年的政治风潮主要发生在大中城市，广大农村风平浪静，绝不可能出现他所说的那些危险状况。

    樊坚决不赞成我的事实证伪，认为我这个书斋学者根本不了解各地当时的严峻情况。

    陪同我们前来的民俗学者Y先生也帮着说，当时全国各地的形势确实非常危险，是我不了解真实情景。

    樊建川好像抒发完了心中郁积多年的义愤，逐渐恢复常态，最后还不忘一语道破天机：现在那些闹着要自由民主的人，都是在社会上没有位子的，就想通过天下大乱改变自己的地位。像他们这样有位子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不愿让这些人抢去自己的位子。

    整个故事随着一张政治底牌的亮出而戛然结止。

    我们无心再去查阅什么文革史料，晚餐后便匆匆告别。樊建川再三邀请我们第二天去观看他为纪念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举行的文艺演出，我们不置可否。

    对于樊建川无意中透露的政治底牌，离开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这些年知识界都认为，当下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势力，主要是掌握着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权贵资产阶级。人们的目光只是投向省级至中央的当权者子女，而忽视了省级以下的存在。其实权贵资产阶级也分上层、中层、基层。樊建川就属于一个基层的权贵资产者。其政治倾向与所属阶级完全一致，大可不必惊讶。

    我知道一个人的政治理念并不等于他的全部精神世界，后者更广大更丰富。对于樊建川的评价，也可以超越政治立场来看他的精神追求——比如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然而在当前中国异常严峻的政治背景下，是否具有自由民主诉求，已经牵涉到一个人的人性良知和人格底线。如果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本意是维护党天下和党文化，却被国内外自由知识界视为同道而大加赞扬，那就更值得警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