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平“被辞职”看党报经营模式

野火

    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现任《南都周刊》副总编辑的资深评论员“被要求完全离开南方报业集团”了。我党现在的看家法宝就是，只要你试图挑战官方主流言论底线，我就端掉你的饭碗，以示惩罚。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东西都在发生着改变，唯独有一条荒唐的“家法”没有改变。那就是从封建王朝起的“谋天夺国”罪，到现在的“颠覆政府罪”。经年累月，统治者们总是此戒条情有独钟，所不同的是，以前要诛连九族，而现在不用了。

    一

    端掉饭碗，对那些靠工薪收入为生的异见作家，的确是致命的一招。一个人，没有了经济来源，也就等于剥夺了你的生存权。这样的后果当然很严重。连生存都成问题，要做好别的事情就难乎其难了。

    如果我还在党报当记者，肯定也早被开除了。有时候忆起自己在报社的日子，就觉得现今的政治体制依然在原地踏步，甚至在有些方面比那个时候还要更加保守。

    曾经在党报的五年记者经历，使我已十分熟悉我党操纵舆论导向的“潜规则”。一般来说，党报平时排版付梓之前最紧张的还不是交稿的记者，也不是版面编辑室主任，而是直接握有签发大权的总编辑。如果出了事，首当其冲倒霉的当然是总编辑，编辑室主任虽也可能受到严厉批评或处分，但一般还不会遭到撤职、走人的命运。但总编辑的乌纱帽很可能就难保了。2003年《南方都市报》就因为擅自独家报道孙志刚事件而让包括总编辑在内的好几位负责人都解职了。《南都周刊》的副总编辑长平如果只是管好审批份内的事，肯定没事。但正如他在声明中坦言的一样“我惟一的错就是坚持写时评文章。”这才是收拾他的真正原因。长平用他那不温不火的时评，摆事实、讲道理，对当下许多热点事件都积极参与发表自己不同于主旋律的独立观点。这可是绝不见容于党报新闻系统的原则性大忌。记者可以抨击有关部门的某些做法，但是批评我们的党及其政策却是万万不能的。不过，现在比那时的情况还是有些微的变化。长平先生还可以去别的非党报谋职，也可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成为自由写作者，还不至于为人身自由担惊受怕。这也算是近三十年来言论空间上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二

    记得有一年我还在报社做记者的时候，正巧遇到当地一家最豪华、最“牛逼”的大酒店里发生了一起十分离奇的谋杀案。酒店的服务员上午在清理客房间的时候，突然发现床上死了一位年轻的少女。服务员顿时吓得花容失色，赶紧报警。死者全身裸露，下体流血如注。很快查到登记的房客是广东人称“鬼佬”的两个老外。现场初步认定死因是过度性虐而致死。于是，当我所在的报社外派的记者采访回来告诉我们这些情况时，大家都在痛骂那两个变态而残忍的老外。但这个记者根据现场的采访，只写成了一个小小的“豆腐块”（报界的行话）稿。我觉得很可惜，如果是派我过去，我肯定会从暗娼泛滥、世风日下以及性教育缺失的角度由这个突发消息发掘一下，展开成一篇深入一点的社会新闻报道。

    第二天一早，我去编辑室时，突然看见走廊里一阵小小的骚动，总编辑脸色铁青，骂骂咧咧地从我身边一闪而过。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悄悄问了一下其他同事，才知道那篇命案小“豆腐块”报道从印刷厂的照相排版室给紧急撤下来了。有同事告诉我，“老总没把握， 请示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副部长下令立即撤下那篇东西，说是担心会损害这个城市改革开放的美好形象什么的。”

     “哦。”我恍然大悟。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忙坏了楼下的印刷厂。因为那篇被临时撤下来的“豆腐块”还不知用什么新的稿件去填补。

    于是，政文版的编辑室主任只得找紧急印刷厂的厂长，厂长又要找排版室，排版室又要问编辑室主任。但调换另一篇稿件却不是编辑室主任一个人能拍板的事。于是这样一来一去地奔忙着，就打乱了原来的正常付印步骤。只见窄窄的走廊里，印刷厂的人、报社老总、还有编辑室主任都连走带跑地忙得鸡犬升天了。

    连这样一篇小小的、与政治无涉的“豆腐块”稿件，报社老总都不敢轻易签发，还得惊动报社的顶头上司——宣传部，最后慌慌忙忙 “枪毙”了事。可见，我党的新闻控制之严密有多么夸张！从那时开始，我就知道报纸上每一条被认为事关党国形象的新闻稿件，不管是“豆腐块”，还是长篇纪实报道，都逃不过宣传部掌握报纸生杀大权的“法眼”。这么多年来，报刊审读把关的一系列程序，在我国传媒界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新闻自律的机制。这套机制，其实直到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三

    宣传部历来要求党报起到党的耳目喉舌作用，所以党报就充当着一架强制性宣传机器的作用。报纸宣传的内容往往多于新闻，即使刊登新闻，也是做做样子的政策性新闻。这是党报的特性决定的。党报的读者通常都是“领导”，也就是能主宰自己乌纱帽的人。但老百姓却认为“里面的新闻没法看”。

    与“报喜不报忧”的显规则相反，只要是国外的，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共针锋相对的国家如对美国的“校园枪杀案件”、天灾人祸等灾难性偶发事件的报道，则毫不留情地大加渲染，而且要在版面上用特大号字再加粗黑标题给予重点报道，如有图片，还会刻意放在最显要的版面，放大照片加以刊登。照片的选用也很讲究，编辑室会刻意挑选那些场面恐怖

    血腥，视觉冲击力很强的刊登，宣传部绝对不会批评报社老总故意夸大美国的阴暗面。如2005年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及密西西比州遭遇的卡特裏娜飓风灾害等即是如此。但对“9 11”恐怖袭击美国的报道，却显示出中国媒体对人类生命罕见的冷漠和对邪恶的罕见宽容。

    记得悲剧发生的翌日，也就是9月12日，全世界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所以连央视的白岩松都不得不感慨道：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得不到长久的朋友。

    近十年来，由于国门的进一步洞开，老百姓渐渐通过互联网有限的窗口发现原来海外的

    新闻报道根本不是天朝这种模式，而是客观、公正和自由的新闻报道模式。而国内报纸在党中央的严控下，至今没有实际的新闻自由，故依旧是“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模式颠倒制度化。”民间有一句是顺口溜说得很生动有趣：

    “不说谎，未成年；

    会说谎，是团员；

    说谎不眨眼，是党员

    说谎直视不眨眼且能慷慨激昂，是官员；

    说谎，令扯谎仪也失灵的，是高官；

    能把谎言说得变成真理的，是国家领导人。”

    四

    今天，在我们这个“和谐盛世”下，虽然举国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但喉舌却是一片歌功颂德。但在如今这样一个网络异常发达的社会，网民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了。如CCTV就常常变成广大网民嘲笑和奚落的对象。网上盛传不衰的“新闻联播辞典”，就是一个明证，它生动地嘲讽了央视新闻的教条化、模式化、僵化和谎言化的丑陋：

    “节日没有不祥和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

    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形势没有不大好的，气氛没有不友好的；

    贪官总是极少数的，群众没有不受蒙蔽的

    措施没有不得力的，成绩总是主要的；

    法律没有不公正的，上诉没有不驳回的；

    团结没有不紧密的，拥护没有不一致的……”

    只要展开每天的《人民日报》，你就会发现今天的新闻“党八股”仍旧风靡，没有丝毫递减反而猛增。而相比于美国的新闻，这里不妨借一位“在美国多年”的华人之感想，看看两个国家的政府在对待批评态度上有何区别：

    “我从未在电视上看到过美国‘形势大好’的新闻。电视上，天天不是药品有问题就是谋杀，好像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刚来时也觉得奇怪，因为现实生活十分平静美好，但电视上全是问题。媒体们都不在乎给美国抹黑。美国媒体大多是独立机构，不属于政府，也不代表政府的声音。各个媒体代表的只是自己。在美国，什么观点都有，你尽可自行选择。”

    五

    “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长平先生只是践行了他作为一个中国普通公民应尽的义务和权益——批评的自由。他的“被辞职”，无疑是宣传部的胜利，但却是他个人秉持良知和勇气的荣光。

    正是因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在许多公共事件上的集体性沉默，才有了唐福珍被逼自焚，也才有了钱云会的被碾死……才有了许多至今让人无法企及的真相。

    但是，“你可以摧毁花朵，但你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这句话是四十年前的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亚历山大? 杜布切克被苏军武力罢黜后发出的一句充满鄙视和乐观的声音。

    由此看来，中国媒体实现新闻自由之路依然漫长，依然需要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好在我们还能看到那日渐沸腾的Twitter上，至少还有一缕曙光在隐约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