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劳工的悲剧
　

常 鸣

    二零一一年到了，中国走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十年，这十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是怎样的呢? 打着MADE IN CHINA价廉质优的商品,新兴城市那炫目的高楼大厦，那庞大炫目的经济规模。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富裕强大了.但这一切的背后却映现出另外一幅并不光鲜的景象，建筑工地烈日下挥汗如雨的建筑工人兄弟，半夜通火灯明的工厂那些身心疲惫女工的身影，这一切映现出一个令人震憾的名字”中华劳工”。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它究竟有多少人?两亿？五亿？十亿？没人做过精确的统计，但是它绝对是一个包括了中国大部分人的团体。

    “工人阶级”这一个名字在一九四九年后曾经做为中国的“领导阶级”，而被当时的国营企业职工引以为豪，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劳工主体，他们勤劳团结，收入不高但很敬业，他们为中国工业化的奠基立下了汗马功劳，改革开放后，国营企业改制，国营变成了国有，大量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贡献的工人下岗分流，他们艰难的生存顶着烈日狂风在城市的街道上奔波，他们正值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承受的压力已经很大，却要额外承担体制下的更大的压力，一些人承受不了压力精神崩溃，中国自杀比例在世界上一直很高。还有一些工人姐妹流落到风尘笑场。而大量的仍在岗的一线职工，他们的状况也并不比下岗的职工好多少，他们已经不是什么“领导阶级”，他们要接受“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那些自以为是的管理者，为他们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条例。他们的劳动时间在增长，休息时间在压缩，福利在减少，劳保在缩水，即使政府制定劳动法，但是由于工人们缺乏维权的手段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而管理者的权利太大又没有有效监督，不但劳动法无法落实，而且本应属于工人的一些福利奖金却被那些管理者以各种名义盘剥。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有两个新的词汇出现在中国大陆，他们是代表中国农民工兄弟的称呼“民工”和代表农民工姐妹的称呼“打工妹”，从这两个带着明显歧视的字眼注定了中国农民工兄弟姐妹悲惨的生存状态。这些农民工兄弟姐妹的数量庞大，超出想象，据官方统计每年长期在外打工者的人数就有两亿。但其实现在中国九亿农民专职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已经很少，你可以访问中国的普通农民，他们每年总有几个月是在打工，或者在县城的工厂做几天临时工，或者自已在家接点手工活，分包点工厂下发的组装工作。农村有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和部分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甚至靠这些工作来维持生计，还有许多不到法定工作年龄的童工。他们支撑着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制造业。当你漫步在纽约街头商摊，或许你选购精致的工艺品来自中国乡间某位老人之手，你去逛超市给孩子选的玩具竟是一位中国的残疾姐妹组装的。这些人是当代中国劳工的主体，他们勤劳双手给世界人民创造了大量物质生活，而回报他们的却是廉价的报酬和无法保障的生活，中国的生产事故率全世界第一，每次矿难总有十几名或者几十名工人殉职，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广东省有大量的外包工厂，每年都有很多打工姐妹被机器致伤，比例依然是世界第一。他们的境况比国企业职工更加悲惨；没有劳动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人给他维权。他们也不知如何维权，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权利。

    八十年代后期大量的中国人出国打工，他们有的以合法途径出去的。有的则无身份，打黑工。他们为所在国的建设做出的重大的贡献，他们得到的回报比国内的收入要高些，但是比起所在国的公民他们的收入依然少很多，而且没有保障。他们的比例不算多，但以中国劳工庞大的基数来说，他们在国外数量也是很惊人，更重要的是他让“中国劳工”这个词汇的意义更加的延伸，延伸出一个超越中国大陆范围的认知。

    中华劳工做为中国最大的一个团体，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为世界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他们的命运却与自身的贡献成反比,中共当局依靠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优势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这笔财富却用来维护权贵阶级的统治,并打压中国劳工的反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