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赫官威  肥肥官利

（上海）裴毅然

    当今世界很少有官员像中共干部这样威风，至少很少有中共干部这样敢于一抖官威。2006年7月31日晚，湖南浏阳电力局党委书记周较尧、副局长李立才，因当地一家大酒店开业打招呼不周，借着酒劲强令下属拉闸断电，导致这家大酒店及周边居民区停电40分钟，生生闹出一桩“7  31事件”。  虽然四天后周李二人撤职查办，但民主国家的官员能这么牛B么？敢这么牛B么？周、李二人认为自己有官场保护伞，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这才敢于甩开膀子抖一下威风。据央视报道，甘肃古浪高速公路双塔收费站，一支18辆丧葬车队拒不缴费（每车7元）并殴打收费人员，车队居然坐着县公安局长。被打收费员认为：虽然当地有“活人不挡死人道”的民俗，但若内无有实力的官员，也就乖乖缴费了。此前，当地泗水派出所警察亦曾耍横殴打拘押过该站女收费员王小纪。

    2005年7月，本人随校暑假旅游团上新疆阿尔泰山喀纳斯湖，十分“荣幸”与黄菊一路，亲身领略了当今高官的“摆谱”。首先是搞净山，黄大人游山，不让游客进山了，已进山的游人也得为黄大人让路，避走偏僻小道。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成了“先尽兴”。其次，竟搞净空，数班航机不能正常起飞，本人所乘航班一飞机人“整装待发”，眼睁睁瞅着“黄大人”车队驶入跑道，登机、转身、挥别、起飞，然后才轮到我机起飞。这一“让黄菊同志先走”，仅我们一架飞机就被生生耽误45分钟，机场方面一句歉语都没有。从必要性角度，完全可以先放飞我机，45分钟，都快飞出新疆了，与黄大人的专机毫无“摩擦”系数。但政治局常委的“规格”必须体现，他要飞，百姓的飞机必须等他先飞。2006年5月1日，前“核心”一行22乘滑杆登游泰山，游客被要求一律蹲地让道，招致一片掷骂。  据说韩正之侄在上海“打的”，只有三四十元的车费，很有派头地甩出一张百元大钞：“不用找了！我叔叔是市长！”

    一些私营业主不满官员腐败，但又不得不遵守种种“潜规则”。他们说：“老板虽然有钱，但是在官员面前就像‘三陪小姐’——心里极端厌恶反感，为了赚钱还要笑脸相迎。一个科长就可以随便收拾我们。”  不给好处不办事，公权私化，权力资本化，现已下沉至普通公务员，成了人所尽知的“明规则”。

    社会对官位的敏感更是深入骨髓，2006年夏，中国银行山东、河北等分行正式下文：副处级以上干部可贷款30万、科级20万、一般公务员10万。官阶居然与信用直接挂钩。  据中国社科院专项调查报告（央视12套法制频道“中国法治报道”）：全国财政投入医疗保健款额的80%用于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  根据“常识”，又主要集中于13级以上高干，大批离休干部在各大城市高干病房一住就是半年一年，甚至十数年，统统公费。青年对公务员（尤其执法部门）的追捧更是折射权力分配财富的社会心理认同。2005年中央国家机关招考10282名公务员，报名人数近百万，录用机会不到2%。“公务员热”还有继续走高之势。  特权常常深刻教训法律，一位毕业交通管理专业的交警说：“老师会暗示你，必须牢记领导的车牌号与一些特殊号码，不要自己给自己惹麻烦。”  2007年4月，北京某公司招聘“大学生当经理”，标明“父母厅局级干部优先”。


    权力即金钱  豪富集高门


    1980年代人民公社散伙，贵州平塘县50%以上集体财产（特别是现金）被生产队干部瓜分。   据估计，当时全国农村集体财产总值约1．4万亿。  1990年代中期的“圈地运动”——将国有资源转为个人资产，粤深琼沪等地只要和土地沾边，都发了。仅海南一地，1992年房地产热，当年获利千万以上者就超过千人，而这些暴富者有一共性：必须与官员有瓜葛。  据中共官方研究机构披露：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五大领域，主要高管85～90%为高干子女，形成名符其实的官僚资产阶级。此外，中国亿万富豪九成以上也是高干子女，其中2900余名拥资二万亿。该报告还披露：截止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产（不包括境外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者27310人，超过一亿者3220人。在超过一亿元以上者中，2932人为高干子女，平均拥产2．045亿。  前云南省委书记李嘉廷之子说：身在侯门，想不发财都困难。

    2005年底以来，国家清理机关干部和国企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全国申请登记者达5357人，撤资7．09亿元。  这么多人，这么多资金，在干什么？还不是为一个字——“利”！可见矿难频发，亦与官员索利相关相连。如果不是手上有权，那些矿业主会让你入股分利么？白花花的银子难道不会自己用？差啥转弯抹角要给你上供？1995年夏，记者采访濉溪县委书记唐怀民（人称“唐百万）：“我也知道有群众在私底下叫我唐百万，到了我这位置，想不成百万都没办法。比如逢年过节，下面干部来我家，你总不能把他撵出去吧？来看我，他总不能空着手吧？这么多乡镇、单位，一年十万二十万也没什么奇怪的。前段时间我岳母生病，也有不少人去看望，送钱送东西，但那钱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我岳母的。” 谁会递着笑脸送钱送物给一老太婆？当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尚不足1000元。

    在农村基层，某村干部家庭只占全村21%，却分得全村28．1%的土地，而且是好田；几家老百姓劳力占24%，只分得12%的土地，而且是坏田。某村队长不仅多占好田，霸用队里耕牛，私伐队里林木卖钱，役使村民为他家干活——“只管饭不给钱”，致富后“又讨了个小老婆”。  体现了标准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

    就是想当清官，也很不好办。2000年，湖北利辛新任县委书记夏一松，履新数月，还住在利辛宾馆416室，就收到礼金60万，他全部交出，在利辛刮起廉政风暴。很快，这位新任县委书记“水土不服”，240天后就灰溜溜从利辛卷铺盖走人，清流难见容于浊水。今人评曰：“常委会”成了“常委贿”。  一个世纪前，孙中山说满清官场“官以财得，政以贿成。间有一二被政府惩治或斥革者，皆其不善自谋者也。然经一番之惩治或斥革者，而其弊害乃逾甚。”


    难绝关系票  电工敢抖威


    2006年“十一”黄金周前夕，河北承德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长马玉坡向记者抱怨：官员每年要票及要求为关系户免票，乃是该管理局最头疼之事。为此，他们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措施，饶是如此，每年仍然要送出3万张关系票。每张门票91元（90元门票、1元保险），仅此一项就使保护区损失近300万。由于免费来玩的人太多，管理局不得不与某县就“关系票”进行协商，规定每一副处级以上干部一次可免费送10人上山。但没想到一位副处级一天之内就送四批共几十名人上山。管理局面对方方面面的权力部门，实在不敢出重拳，“谁都得罪不起啊！” 一次，电力局一名电工带了不少人上山，景区管理人员让他掏钱买票，得罪了他，此人下山后就拉了景区电闸。景区宾馆、饭店及一系列旅游设施，全部停摆停转。无奈之下，景区管理部门找了承德市委书记，才解决了问题，这样得罪了不少人，日子并不好过。你看看，一名电工都能抖出如此大的威风，他倚着靠着的是什么呢？——还不是身后替他撑腰撑胆的官员！

    景区沉重的“关系票”，表面上看是社会习俗——由于中国目前仍处于人情社会，不送“关系票”会被看作不讲人情、不给领导面子，甚至某种程度还是不讲“政治”，但实质同中国官威太大。包括写这篇批评稿的记者都写道：“老实说，有些朋友或领导来了，适度的免费旅游未尝不可，但总要有一个度。” 也只仅仅要求“适可而止”，不敢理直气壮提出断然刀切。不过，就是这样低下的要求，还处于“同志尚须努力”。因为，“雾灵山每年送出的3万张‘关系票’其实只是这一现象的冰山一角。”


    贪官抓不绝  市长顶不住


    仅仅2006年上半年，被“双规”拿翻的中共高官就有副省级三名——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中将、北京副市长刘志华、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十名正厅级——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长曹文庄、天津市检察长李金宝、杭州统战部长徐松林、鸡西市委书记丁乃今、黑龙江地税局长张心愿、黑龙江海事局党委书记卢晓萍、安徽财政厅长匡炳文、甘肃质监局长毛郁生、江西新余市政协副主席钟宜彩、三峡大学党委书记陈少岚；15名副厅级（恕不一一列名）。全国工商系统2006年上半年就查处1722件商业贿赂案，案值4．09亿。  不过，谁都明白，这些被拿翻的贪官只是“冰山一角”，体制病才是弊病之根。既然国家资源全由中共掌握，而且“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怀疑不受监督，全过程暗箱操作，“公有制贵族”的各级官员一张批条就可随意支配国有资源，就可让亲朋好友“先富起来”，加之各种难以拒挡的“糖弹”“肉弹”，能有几人把持得住？能出几个清官？

    更有将情妇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如将只有初中文化的徽女尚军从床上情妇培养成卫生厅副厅长，怕也只有中国才会有这样的“特色”。安徽宣城副市长赵增军，还在绩溪县长任上，就将一名20岁的小情人，一路由平民提到县妇联主任。湖北荆门市委书记焦俊贤，则将“三陪女”培养成该市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  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在短短四年内将妻弟杨哲信从货车司机扶上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哲信无师自通，上任不到三个月，就开始大肆卖官，先后228次受贿，卖出69顶乌纱。

    广西北海市长承认该市房地产虚热，也知道原因出在土地失控，“但我有什么办法？批来的条子我能不签字吗？……这是中国特色，不是我这个市长能顶得住的。地就是这样几平方公里几平方公里地批出去了。” 而行政划拨的地价，往往只是市场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正因为如此，1992年2月4日，北京市举行首次土地招标，为期四天的招标期内，竟无一个投标者光顾。

    再据《中国青年报》揭露：河南西华县乃经济欠发达地区，1999年9月调任县委书记的栾蔚东非法收受他人钱财330余万，仅中秋和春节就收受各乡镇局委“节礼”80多万，加上因病住院、外出开会、进修学习等收到的慰问金、礼金，总额接近140万。送礼者的理由基本都是“为了取得栾蔚东对自己工作和个人进步问题上的关心和支持”。


    国企“大家拿”  西西里模式


    1980年代流谚：“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指全民顺手牵羊捞占公产。如今仍在“大家拿”，且已不满足于小打小闹。遵义某大型国企，全厂上下大家心照不宣，一个个明偷暗拿，更有甚者开着20吨大卡车进厂夜盗，一次竟“拿”走110多吨汽车模具，开门放盗的女门卫被判刑5年。  不过，真正能够不冒任何风险“顺理成章”拿的，只有高干及其子弟，他们才是真正“先富起来”——官僚资本是第一级火箭推动力。

    社会学者指出：黑手党“西西里模式”（即那不勒斯化）的出现，乃是社会信任危机的必然产物。由于国人对合法化解决纠纷的极端不信任，即使能够给双方带来利益的双赢，人们也不选择合作而选择伤害，“你死我活”是惟一信奉的价值判断。如沈阳刘涌，1995年通过贿赂沈阳和平区劳动局领导，得以承包该局下属的企业——太原街中华商场，从而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用黑帮打砸抢杀手段将经营范围迅速扩大至烟草、服装、餐饮、娱乐、房地产等领域，成为沈阳市赫赫有名的“成功人士”，拥资7亿、下属20多个企业、3000余名员工，还是市人大代表、市致公党直属支部组委，属于典型黑白统吃的官商结合。

    在农村，官威更抖抖凛然。如乡镇司法所本无权查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案件，即没有收取赌博嫖娼案件的罚款权。但某镇司法所一年就查获农民赌博案181起，罚款总额32万；查处嫖娼案31起，罚款36人次12万余。甚至一些乡村干部都敢对他人进行人身与财产的“强制执行”。一些农民无力缴纳一些税款，本应由乡镇政府或村委会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裁定后再派员执行，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乡村干部自行上门“强制”，随意没收财产，甚至拘留、毒打强制对象。

    湖北宜昌夷陵区交通局副局长吕传军因经济问题受到调查，开枪自杀。访局竟为其隆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局长表彰生平，大讲成绩，组织30辆车送葬，10多人聚餐。对腐败麻木到“笑贫不笑贪”。  安徽交通厅长王兴尧收贿13．53万，判刑10年，王当庭大呼冤枉，认定自己不是腐败分子，跟大贪相比，自己实在太清廉了：“我要贪的话，机会太多了！”

    更要命的是即使东窗事发，也发落轻轻。2003～2005年全国33519名职务犯罪只判缓刑，占职务犯罪案件年均缓刑率的51．5%，大大高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19．74%的年均缓刑率。沿海地区甚至对贪污受贿5万元以下不予立案。广东省规定企业领导人因违规决策导致资产损失1000万元以上，仅以免职相惩，以纪代刑。有的贪官处分不降职，甚至处分后仍提拔重用。  法轻利重，贪官难绝矣。


    官多成大患  民众有明识


    原中组部长张全景接受采访：“现在许多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干部问题。我有一个看法，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 如今一省有四五十位省级干部，几百乃至近千厅级干部，一县有数十县级干部。虽然一再提倡克服官僚主义，但这么多干部都得“有所作为”，都得有所“负责”，行政效率怎么提高？怎么精简？人浮于事不仅增加开支，必然孵增官僚主义。  因为，不“官僚”一下，他不就没事干了？不就无法体现“职务价值”了？文革前，中央政府机关六万工作人员，1970年12月周恩来称裁撤合并2／3部委，降至1万。  如今呢 ？山东省县乡党政群机构正式人员一般在18万左右，但种类临时人员一度高达25万，许多乡镇不堪重负，有的地方连工资都发不出，根本无力扶持农业生产。截止2006年9月，山东清退种类临时人员23万余，也仅占清退分流的76%。江西省共有1822个乡镇，“吃皇粮”的干部职工一度达15万余，每村需负担5名以上。目前，江西分流了6万余，战友原有乡镇人员总数的40%。除了“十羊九牧”，更有甚者，不少地方在吃空饷，2006年河南省被查出“吃空饷”20773人，涉及资金1．53亿，收缴仅2227．76万元。宁夏同心县三任县委书记大肆违规录用亲属，出现了四五岁的“娃娃干部”，甚至出现了仅有3座墓的陵园居然养了20名管理人员的怪事，当地人嘲为“20个活人守着3个死人”。  全国五级政府，公务员总数已达800万。

    改革开放虽然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中共，但由于中共再行“中体西用”，以一党专政为“体”，以市场经济为“用”，竭力将改革限于经济领域，企图以经济成就证明政治改革的不必要。同时，中共不断制造舆论：政改必将引发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云云。中共闭眼不承认经济发展需要政改的配套，不允许公开讨论政改，以为这样就可抹煞政改的必要性。虽然经改实绩使中共获得一定的政治资本，暂时证明自己“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但这种全然违背现代民主价值理念的封闭性专政体制，已为“觉悟的中国人民”从心底否弃。陈良宇案发后，一位网民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体制问题。今天你搞掉一个陈良宇，明天就会出来一个马良宇、赵良宇。中国的反腐败就像割韭菜一样，割掉一茬又长一茬。中国要想好，政治体制必须改革。怎么改革呢？先是新闻自由，之后是司法独立，最后是政治民主。没有这样的改革，中国社会只能是一直烂下去。”今天的中国公民，不仅有“理想”有“目标”，而且还有“方法”与“途径”，不那么好蒙了。

    相比之下，保加利亚首任民选总统热列夫之所以成为“道德偶像”，是因为经济“休克”期，该国失业率上升，总统夫人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失业者，总统爱莫能助，工会亦无话可说。而前执政者日夫科夫则一门显贵，对比鲜明。

    2006年1月23日、7月19日，中纪委、中组部前所未有地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典型案件进行通报。国家社科规划《全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长王明高多年研究，总结出买官卖官四种新款——越级买卖、合法买卖、公开买卖、批发买卖。长沙中级法院副院长唐吉凯曾主审三湘女贪蒋艳萍，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但2002年一次就送省高院长十万，要求在长沙中院院长更换时予以“关照”。法学界人士指出：“为何唐吉凯没有这种自信，凭恃着他的真才实学，通过正常的干部选拔制度实现人生的更大价值？原因其实可以猜测，正是官场经济的潜规则断送了唐的美好前程。”  高度集权下必然导致暗箱操作，情大于法，个人大于集体，没有分权制衡，官威不减之下必然连带着肥肥官利。

    85岁的中共三八老干部何方先生（张闻天秘书）一语穿的：“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以极少数工人名义实施专政。”“许多书记表现平庸，而且不少是坏人，欺压群众，称霸一方。我当了十年全国政协委员，曾随‘视察团’去过陕、甘、宁、内蒙、云、贵等地，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各村住房最好的多为支书家。而且书记确实在指挥一切，在人群中显得很威风。”  2007年4月4日央视披露，国家贫困县陕西靖边，该县农民每年人均收入仅2021元，城镇每年人均收入7000余元，每年补贴财政4亿余元，县府竟盖起一座豪华办公楼，造价1920元/平米。

    中央党校教授王东京撰文〈“窝里斗”是体制问题〉，说因为不团结就有可能被上级“调整”，双双免职，“所以很多班子就团结起来做坏事了。”  告状的人没有了，内部制衡的机制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