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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收费抄书是一次历史的倒退
冲破《延安讲话》的藩篱放飞自由写作的心灵
——毛氏“党文化”批判
茆家升（安徽）
瀑布歌唱道：“我得到自由时便有歌声了。”——泰戈尔 飞鸟集（36）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内容提要：毛泽东的《延安讲话》，结胎于阶级斗争为纲和权力斗争，是毛氏“党文化”具体化的表述。讲话伊始，就是他治下的文艺工作者和整个知识界的紧箍咒和紧身衣。从当时起和尔后的数十年，毛泽东挥舞这根金根子，摧毁了毛认为对他的统治地位统治思想有异议的知识界和政敌，以及亿万无辜，文艺界受害尤深。反右，特别是十年浩劫的文革，《延安讲话》更是作为纲领性的指导文件，疯狂肆虐。一时百花凋谢，万马齐喑。神州大地只有八个戏和一个作家在咆哮在自鸣得意。
有人问七十年来，中国为何没有出过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和傲然卓立于世界文坛的大作家？原因很多，《延安讲话》就是罪魁祸首之一。
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情况有所改变。邓小平在1979年和1980年都说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以后不提了，因为它伤害过许多人。1980年赵丹病逝，《人民日报》发表赵丹遗言：“党管得太死，文艺无希望”。近日温家宝总理说：“赵丹遗言和他的表演艺术一样，永留人间。”
南京大学高华教授指出，毛氏“党文化”是直接师承斯大林的，与具有强烈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对讲话的具体内容和严重危害，做出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影响巨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毛泽东走下神坛，中国人距离《延安讲话》的魔障远了一点，日子好过了一点，这才有中国文艺短暂的繁荣。我们固然不能对此估价过高，但应承认是可喜的进步。
今年高调纪念《延安讲话》七十周年，是一次历史倒退。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出现了百位作家艺术家收费抄书事件。发起人何建明真是干了件蠢事，中国作协也难辞其咎。它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应该和两年前中国作协全委会在重庆召开，200余位作家与会，对重庆的“唱红打黑”和“唱读讲传”的重庆模式整体认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们也有理由质疑，肇始于今年年初的抄书事件，正是薄熙来们甚嚣尘上之时，何建明们是否也在做一次政治博奕，且裹挟了知情与不知情的部分作家。
近日报上网上，都在谈论记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七十周年一事。其中更热的莫过于百名作家艺术家，收费手抄讲话稿了。从有关材料获悉，此事是一个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兼作家出版社社长名曰何建明者干的事，中国作协也难辞其咎。他们真是干了件蠢事，往重里说是历史的罪人。
中国作协这些年名声不好，有人把它比成足协，只剩下挨骂的份了。这对足协多少有些不公，那不就是几个臭脚，和官员们捞几个钱的事吗，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又有多少关系呢？作家协会尤其是全国作协，虽说被一些不懂文学创作规律，只会做一些官样文章的文化官僚们把持着。毕竟里面还应该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他们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展示着中国作家的创作成果。人们在批评你们的同时，也在盼望着你们在保障作家权益乃至人身安全，推动中国作家，遵循文学创作规律，在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意志的基础上，创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好作品来。即使你们一时无所作为，但起码不要作恶事，也不要做蠢事，化钱雇人抄书就是蠢到不能再蠢的事了。
再说何建明先生，网上介绍他也不是徒有虛名的人，也是出过几本大书的，尽管只是一些报告文学之类的。但你不会对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一无所知吧，你也不会不知道网上的舆论与报纸上的言论，在抄书问题上，简直是两个世界吧。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别把网上的言论当回事。网上舆论不值一顾吗？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群情激愤，什么叫千夫所指，什么叫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吗？
网民们对作家抄书一事，几乎一边倒的一片骂声！骂中国作协，骂发起人，更多的是骂抄书的作家们，骂他们没有风骨、没有亷耻、没有人格。更有一些情绪偏激的人，把他们比作妓女。当然也有人在骂毛泽东的《延安讲话》，说它是文学自由创作的死敌。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最该挨骂的，就是这份祸国殃民，对国人精神摧残极深，最终沦为毛治下奴隶的《延安讲话》。尽管骂人只能是情绪的宣泄，不是讨论问题的正确方式。
那么毛泽东这篇七十年前的讲话，为何今天又被重新提起，主流舆论高调颂扬甚至顶礼膜拜，官方隆重记念，而在网络上又是一片骂声呢？讲话的背景是什么，它的真实意图何在？它在为谁说话？是为毛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还是为中国老百姓？是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还是扼杀了文学艺术的创作力？讲话的近期效果和远期效果如何？中国文学艺术，要想真正的繁荣，能有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现，能在世界文学之林有一席之地，是应该彻底抛弃这篇‘党文化’‘毛文化’的精神枷锁，先做自由民，再做自由文；还是继续当奴隶,并以当奴隶为人生理想，永远只会唱红歌写歌德派文章，且自我感觉良好，做一群没有灵魂的人，还在那里自娱自乐，最终被时代抛弃？！
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到了1942年初，通过整风、审干、反特、反宗派主义、反教条主义、反新陈独秀主义、反阶级投降主义等等，已经完成了对王明丶博古丶周恩来丶彭德怀等人的整肃；也得到了诸如朱德丶刘少奇丶王稼祥等上层人物的臣服，从而达到了个人权力的顶峰，什么“毛泽东主义”已经有邓拓等人在延安呼喊了。
整肃文艺队伍，只是毛夺取最高权力的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部分。因为对手只有王实味、萧军、冯雪峰、丁玲、艾青，这些在权力斗争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毛泽东说什么“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了。”是高看王实味了。其实促使那次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起因也很小。也就是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了《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以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还有萧军艾青等人发表的，也是千字文之类的小文章，批评延安当时一些不合理现象。都是与高层权力斗争不沾边的事。可是对权力高度敏感的毛泽东，知道机会来了。他知道他要长期把持最高权力，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权力岂止容不得他人侵犯觊觎，一点异样的声音也不准有，这才叫思想一元化！谢谢王实味先生们，既然你们跳出来了，我能不训斥你们一下吗？毛深知别看他们官不大,也没什么权力野心，但都能说会写能量不小，时机成熟,也会掀起或大或小的浪花。如果他们能为我所用，像胡乔木、周扬、刘白羽他们，可以给他们一官半职，为我宣传造势。但还是要给他们戴上紧箍咒穿上紧身衣的。只能按我定的调子，在那儿亦步亦趋，一旦不合节拍了，就用戒尺敲他们一下。再不听话就别怪我用千鈞棒和铁掃帚了。君不见文革期间，新宠姚文元不是有大作:《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剑指中国的文艺沙皇周扬吗？有人说那是明批周扬，暗倒陶铸。说到底周扬陶铸乃至金棍子姚文元有区别吗？谁不是毛手中一枚棋子！至于那些还想表演一下要言论自由的所谓士大夫们，对不起，你们跑错了庙门。在这里你要么皈依毛门，踏踏实实当个奴才，要么你看看王实味，身首异处，还塞在枯井里呢。你们也别怪我心太狠手太辣，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这个体制内都一样。王明上台,我有好菓子吃吗？斯大林杀了托洛斯基，托洛斯基上台，斯大林会有好下场吗？不过我真的还得谢谢王实味们，你们给了我一个敲山震虎的机会，要震的远远不是你们这些人。谁被震了谁知道。
最近，英年早逝，《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作者高华教授，关于毛的《延安讲话》，有一段精彩的分析，称得上是入木三分。
高华先生在题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一文中说:“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政治色彩。”接下来高华先生概括出所谓‘党文化’观的五个核心概念：首先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利用文艺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知识分子是肮脏的，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虚伪的口号；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表现；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只能歌颂不能暴露；要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来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
看看这些条条框框都明明白白的，写在公开发表讲话的文本里。有了这些紧箍咒和紧身衣，连人道主义、人性、创作自由也是反动的，这样的体制下还会有真正的作家吗？还会有真正的文艺作品吗？别看讲话里喋喋不休地在说，什么文艺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工农兵服务，这句话历来就是毛泽东们整人的金棍子，也是他搞专制独裁的遮羞布！也是至今还能蒙蔽一些人的迷幻药。试看毛的一生，从一党专政到他的领袖专政，打的就是所谓人民的这张牌。杀AB团了，是人民要杀的；杀地主了，是人民要杀的；反右派了，是人民要反的；到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代，全国农民都成农奴了，毛还在打着为人民的幌子。等到饿死几千万人了，那是自然灾害，我在二线了。以后打倒刘少奇了，也是人民要打的；搞文革了，当然也是人民要革的了。毛的一生打着人民的旗号，干了多少坑害中国老百姓的坏事恶事，真是罄竹难书！如今毛泽东早已走下神坛，清算他审判他是迟早的事。近年来所谓毛泽东思想还在作为指导思想吗？没有几个人看不出事物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哩。当下还有所谓的挺毛派，如薄熙来、孔庆东、张宏良、司马南之流，在鼓噪一时，只是一股短暂的逆流，终将被历史前进的浪潮湮没。
那今天应如何评价《延安讲话》呢？记得近一百年前的1917年，胡适的老师，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先生，应邀来华做了六十多场演讲，胡适全程陪同。胡适说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方法，他只给了我们的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的特别问题。比如“祖孙的方法”，即一个制度或是学术，都不能孤立的去看，要看他的来源（祖）和去向（孙）。再就是实验的方法，胡适的原话是：“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六十年后这句话变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语句变了，意思未变。这句话开启了中国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如果用“祖孙的方法”来分析，《延安讲话》不是横空出世，是极权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高层权力斗争权力重新整合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极权体制下，本来就沒有什么自由创作可言。不问是毛泽东还是王明或是刘少奇，那一方获胜了，文艺工作者乃至扩大至整个知识界，都只能是掌权者的附庸和权力斗争的工具。这种事也并非中国的特色，希特勒这么干过，斯大林也干过。斯大林文学奨颁给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贺敬之等的《白毛女》，不就是因为作者们都是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的信徒，具体点说，是斯大林看重了毛泽东这个学生，在农业问题上，忠实于苏联杀富农、搜刮粮食、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在中国也如法庖制，也搞暴力土改，也肆意杀人，也疯狂逼粮。这才扔给你们几根骨头嘛。
知道了“祖孙的方法”中“祖”的部分，那再看“孙”的去向，就可以大体看清《延安讲话》带来的必然后果了。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检验一下讲话发表后，中国文艺的现状，就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历史和现实的原貌，更别说可以震撼人心和步入世界文学之林了。极权体制未变，文学婢女的地位也不可能变。奴隶，或诚如鲁迅所言，中国人只是在暂时当稳了奴隶，和求当奴隶而不得的奴才身份中转悠，中国还能出真正的作家吗？
如果对《延安讲话》之后出现的文艺作品，稍加梳理，大致可归为如下的两部分：
一，“颂盛”文学与“颂圣”文学。或简称歌德派文学。有一个从歌颂解放区到歌颂领袖的递进过程。开始流行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和“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因为有民主制度的诉求，所以还很能受百姓们的欢迎。早期的“颂圣”文学，也还没有集中到毛个人，比如那首“绣金匾”，就把毛、朱、周三位领袖都歌颂了。但是，只能歌颂，不准暴露的结果，必然走向语言暴力和思想专制。尤其是随着权力向毛个人集中，到了所谓领袖专政阶段，“颂圣”文学也成了毛的“家天下”了。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民歌《东方红》的出现与流传。这首改编的乡间小调，只因为改编歌词中，有“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两句话，亿万中国人从此就是被毛拯救的难民，对毛永远只有感恩戴德顶礼膜拜，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份了。上有好者，下必甚之。49年之后，各级执政者，都很快地理解到，颂毛的潮流，已席卷神州无孔不入，顺昌逆亡已成铁律。出于自身的存亡兴衰考虑，各级领导乃至各阶层各行各业人群，无不主动或被动地卷入颂毛洪流中！周恩来就说《东方红》是‘党歌’，有人乾脆说它是超级国歌！党国通吃，威力无比。
《延安讲话》收获最大的就是毛泽东本人，不信你上网搜搜，铺天盖地的都是颂毛的歌。你可别看轻了这些歌谣，它可不是唱着玩的，每一首颂毛的歌，都是舆论暴力，都是思想专制的利器。都在告诉你，既然你已经成了他治下的子民，只能山呼万岁，三拜九叩首！谁敢稍有不敬，不问你是国家主席、总书记、开国元勋、将帅大臣，还是黎民百姓，反毛一罪即可轻者坐牢、重者杀头！文革时期的“公安六条”白纸黑字还摆在那里，那时满街的杀人布告，头一项大罪就是所谓反毛！
可以说毛时化的主流舆论，和文学艺术所要表现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在毛氏“党文化”观念指导下，全心全意歌颂毛泽东和执政者，其中更重要的还是颂毛。有位大作家乾脆说，作家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歌颂毛泽东！
二，“运动文学”或“政策文学”。从未见人用过这两个名词，文学前面冠以运动或政策，也说不通。只是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先这么说吧。那就是在颂毛和文艺为政治服务总的方针指导下，文艺要为执政者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毛发动的种种政治运动，当好宣传员讲解员与监督员，说白了就是当好吹鼓手和打手！开始前要有先声夺人的舆论先行。接下来你们要站好队，拍手叫好拼命鼓吹！只准歌颂，不准批评揭露。即使政策执行中出现了偏差，那怕是发生了重大灾难，也要跟着主流舆论走。也要想到政策永远是英明的，运动的大方向永远是正确的。再大的灾难，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本来作为豢养的吹鼓手，你们也跟着干了许多坏事，是帮凶角色，是该受到惩罚的；但只要你们是紧跟主流舆论的，依然可以平安无事，有的还能风光无限。执政者养着各种协会的众多会员，就是要为执政者当吹鼓手的。相反的如果你要发一点异样声音，充什么好汉，要揭什么阴暗面，那你先得想想，你在端谁的饭碗？我养着你就是听你骂我吗？这方面《延安讲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谁服务是问题的根本嘛！你们怎么不长记性呢？
要知道，吹鼓手不是你想当就能当上的，更不是你想当好就能当好的。先要查一查你是不是根正苗红，是不是一贯政治正确，脑子里有没有过离经叛道的念头，是不是真正的驯服工具？纵然你一再表忠心了，也要从实践中考验你，是否阳奉阴违，是否口是心非？那些年为争当吹鼓手与打手，也为了自身的升迁荣辱，作家们都在窥测圣意，都在整人和被整之间转圈。也不乏有一些人在尔虞我诈，栽赃陷害，深文周纳，相互攻讦（当然不仅是文艺界）。这样的群体，还能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来吗？
说到歌颂，举一个涉及面很广，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那些歌颂农业合作化的作家们，和他们那些曾名噪一时，影响深远的大作。他们中很多人是一线作家，大名鼎鼎。他们的大作更是名闻遐迩，发行量巨大。有的还被选入中学课本，流毒至今。
对此，笔者于2008年初，曾发表了一篇题为《鼓吹农业合作化的文艺作品是饿死农民的帮凶———从浩然之死谈起》的文章，对它们做了一点集中的评述。其诗歌方面代表作是郭沫若和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散文的代表人物，是什么散文年的佼佼者杨朔；小说尤其长篇小说方面，更是汇聚了众多文坛高手。诸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秦兆阳的《在田野上前进》、陈登科的《风雷》、浩然的《艳阳天》、柳青的《创业史》等等。其中以浩然的《艳阳天》和柳青的《创业史》影响最大。
所有这些大作，都是一个模式：主题都是用尽一切美好词句，拼命讴歌农业合作化，更要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他老人家给农民们指出了，且带领他们走向合作化的康庄大道。都在编造什么贫下中农如何坚定不移地响应党的号召，阶级敌人如何在搞破坏，在闹退社，闹土地分红，在私藏粮食，在拉拢落后的富裕中农等等。最后一定是革命路线胜利，击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教育了落后的中农，农业合作化运动滚滚向前，农业大丰收，农民们过上了天堂一般的好日子。
事实的真相，却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49年以后的中国农村，是毛泽东在效法斯大林，以社会主义改造之名，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名曰实行集体所有制，实则为执政者所有，对数亿农民做彻底的剝夺。从收缴农民的土地开始，再收去农民的耕牛农具，最后以人民公社食堂的形式，施行暴力的所谓反瞒产私分，挖地三尺，收缴了农民家中所有的粮食，迫使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什么“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共产风浩劫之后的中国广袤大地，十室九空，哀鸿遍野，饿殍遍地！真的《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了。
作家们一旦成为官方豢奍的工具，只能是这样的结局，还能指望他们能写出真实的现状和民间疾苦吗！
除了上述的两类文章，真的找不出，在毛时代，在毛氏“党文化”的钳制下，还有哪些文学艺术作品，可以不在党文化的藩篱之中的。而且即使你为了生存为了所谓的功名，甘当奴仆，按毛氏“党文化”的框框条条，奉命写作了，你依然得不到安全，四周有无数陷阱等着你，“等待你一千次谨慎中的一次不小心”，一朝跌入，万劫不复！君不见文革前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以及什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记要》，一个比一个杀气腾腾。文革中江青一次谈话，就“毙”了一百多部电影。毛江一个什么十七年文艺黑线，多少作家艺术家挨批挨斗，多少人身限囹圄，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毛江夫妻店肆意打杀这些本来也是紧跟他们的顺民，和只会写“颂圣”文学、“政策文学”、“运动文学”的作家们，挥舞的就是毛《延安讲话》的金箍棒！
全国都是红海洋，家家供着宝书台，人人胸前挂像章，手拿语录本。全国只有八个戏一个作家，中国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造成这种万马齐喑局面的原因之一，还是《延安讲话》作为纲领性文献，发挥的恶性效应。它是中国人的噩梦，本来已淡化多年了，未想到今天又有人祭起这帧恶幡，他们想让国人噩梦重温吗？
毛泽东就是中国的灾星，什么时候中国人被毛泽东紧紧攥在手心里，玩弄于股掌之间了，什么时候的中国人，就陷入深深的苦难之中了；什么时候中国人离开毛远了一点，中国人的日子就好过一点；离得更远点，日子就更好过一点；等到彻底抛弃了毛，中国人就能过上自由平等舒心的日子。
时间终于走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了。不到一个月，恶女人江青恶侄毛远新抓起来了。紧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改革开放开始了。随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共识，中国迎来一轮思想解放，其标志之一，就是毛泽东被赶下了神坛。中国人终于暂时离开了毛泽东这个恶魔了，中国人的日子开始好过起来。虽然毛时代确立的党国体制未变，毛氏“党文化”余毒还在禁锢国人，但毕竟是到了后极权时代，专制的车轮已经开始松动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与世界的交流愈来愈广泛，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平等博爱的大潮，正在不停地撞击中国保守闭塞的大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什么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正在被觉醒的中国人抛弃。
至于如何全面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进展，还存在哪些问题，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不是笔者可以回答的。我只想围绕着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以及近日百名作家艺术家，收费手抄讲话稿之事，简略谈一谈49年以来，中国文艺界的历史和现状，也谈一点对未来的展望，欢迎批评指正！
且以纪念《延安讲话》为主线，十年一档。
1952年十周年。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忙不到这件事。我那时初中未毕业，全无记忆。
1962年二十周年。大跃进大饥荒之后，百业凋零。因毛悍然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和成立人民公社之过，造成中国三千多万老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毛泽东罪孽深重，民心丧尽，官心也丧尽，不得不退居二线。中国人暂时离毛的罪恶远了一点，这才有从那年起到文革前的喘息机会，老百姓的日子刚刚好过一点。还有谁在记念那份讲话呢？
1972年三十周年。毛泽东卷土重来，为了掩盖先前的罪恶，不惜再犯更大的罪恶，把中国拖入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中。《延安讲话》本来就是毛发动文革的所谓纲领性文件和指导思想，怎能不重新咆哮一番。可叹前一年的九一三，他的亲密战友，钦定的接班人林副统帅，也离毛而去，折戟沉沙，死无葬身之地。毛的文革已成强弩之末，毛也到了风烛残年，只能苟延残喘了。高调纪念的讲话，也只能是色厉内荏，虚张声势了。
1982年四十周年。四人帮已垮台多年，公审江青时，江青的一句话；“我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叫我咬谁就咬谁！”证实了什么四人帮，本来就是五人帮！随着毛泽东走下了神坛，那份讲话再也没有多大的杀伤力了。不过那年有些地方还是开了一些小型的座谈会，调子已大异从前，不妨一记。
1982年5月，在记念《延安讲话》发表40周年之际，我有幸参加安徽省《江淮文艺》编辑部主持召开的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请来了北京作家苗培时先生。苗先生在会上说，中央有关部门就讲话四十周年如何记念一事，请示了胡耀邦和邓颖超。胡耀邦说毛发表的文章那么多，每篇文章发表周年时，都要记念一下，能忙得过来吗？但表示文艺部门可以开个小会座谈一下。（大意）会上苗先生作为赵树理先生的挚友，谈到了和赵树理几十年的交往，他说一般人都认为赵树理只是写写板话和通俗故事的通俗作家，其实赵的东西方文化根底和理论水平都很高很深，他是真正遵从毛讲话的精神，致力于群众喜闻乐见形式进行创作的，《小二黑结婚》应该是一次成功的试验，至少说明毛的讲话当时还有一点生命力。苗说，他和赵都未想到，它一发表即遭到痛批，什么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文艺观，是违反讲话精神的等等。但因为故事和由它改编的戏剧，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批判才不了了之。后来居然又把这部作品列为受讲话精神鼓舞，创作出的好作品了。真是讲话也是一个筐，反党爱党都能往里装！接下来苗先生详细的介绍了赵树理在文革遭受残酷批斗，直至在三张大方桌垒起的批斗高台上，当场被推下跌死的惨状！苗说赵自称是老运动员了，挨批挨斗是家常便饭，不但未反抗，倒是十分配合批斗他的人，最终还是惨死了。当说到赵之死，苗时时哽咽发不出声，我们全体与会者也是一片唏嘘。会上会下无不在诅咒文革的万恶，对文革发动者虽还未能公开声讨，但早已鄙视他了，也包括那份称得上文革预言式的《延安讲话》。
1982年，那是个值得怀念的年代。正是在这之前的1979年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的祝辞中，首次郑重地舍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还说了：“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当年，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先生离世了，赵先生的遗言是：“党管的太死，文艺无希望”。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赵丹以一死公开挑战毛泽东的“党文化”论，影响深远。近日温家宝总理说：“赵丹的遗言和他的表演艺术一样，永留人间”。有人问过赵丹夫人黄宗音女士，赵丹先生那部戏演得最好？黄宗英说，他的死亡。
那也是文学艺术回归和复兴的年代。虽说前几年勃然兴起的伤痕文学，还带有浓厚的文以载道的烙印。但是，毛氏“党文化”的束缚，已正在有限的松绑，文艺工作者的婢女地位，随着极权体制齿轮的部分松动，已有一些改变。虽说还未出现什么化时代的巨著，但像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这样真正的小说已经发表。当时还活着的老作家沈从文丶施蛰存、吴组缃等的作品，被翻了出来。人们开始懂得了一点，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什么只是“颂圣”和“图解政策”及整人的文字垃圾。
同样是纪念，基调可以大不一样。
1992年五十周年。没有大型记念活动。
2002年六十周年。没有大型记念活动。
有人说毛泽东一生就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到了1976年，他死掉了。但我们若大的祖国，为了等候毛的死掉，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多了。首先是数千万的善良百姓，惨死于毛发动的什么三大改造和诸多政治运动之中。伴之而来的是经济崩溃，百业凋零。在毛氏“党文化”禁锢下，全国大中小学停课了，各类出版社，只印毛泽东各种著作了，以反对封、资、修为名，拒绝古今中外一切文明。神州大地成了真正的文化沙漠。
中国的文艺复兴及思想启蒙，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沙漠一片废墟之中，艰难起步的。有众多的仁人义士，投入到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奋斗中。毛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些思想界的先驱，为抗拒毛氏“党文化”，实施铁桶一般的禁锢，为中国能早日结束一党专政，开启民主宪政之路，顾准、林昭、遇罗克、王容芬、张志新、刘文辉等先烈，就开始作殊死一搏了。今天我们要做的，也就是他们的未竟事业。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就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而言，虽然还未出现什么样的划时代的作品，也未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理论家。但客观点说，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记得当时一个令人炫目的现象，就是各种文学杂志，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纷纷登场，甚至地县级都出版了自己的文学刋物。有五朵金花之称的《收获》、《十月》、《当代》、《花城》、《清明》等杂志，发行量动辄以十万计。一时人人在读小说，写诗的比读诗的人还多。各类选刋也应运而生，一些好一点的小说故事，竟相转载。据说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就转载出版过十五次之多（比起现在的网络当然是小巫见大巫），谌容也因此声名鹊起，一起受瞩目的还有张洁蒋子龙冯骥才刘心武等人。其中也包括改正后右派作家的回归，代表人物是：汪曾祺王蒙刘宾雁邵燕祥从維熙张贤亮等等。他们也是当时青年的偶像，和竟相效仿的目标。果然，继后就有中青年作家群，像余华方方王安忆张抗抗铁凝韩少功贾平凹北岛舒婷等，接踵而至。中国的文坛，虽还说不上群星灿烂，老中青三代，一时竟相辉映，还是有几分热闹。
随着文学的繁荣，必然带来戏剧和电影电视的勃兴。这也是有目共睹的，毋须赘述。
重温这些往年旧事，并不是想说，中国已经是或曾有过文学盛世，名家辈出。这个目标离我们还太远太远，党管文艺，政府养各种协会的体制不变，文艺工作者没有起码的创作自由，严密的审查制度不松绑，要想有伟大的作家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伟大作品，都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怀念那一段文学兴起时的盛况。它应该可以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脱离毛氏“党文化”的束缚，中国人就能从废墟中崛起，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输于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能冲破《延安讲话》的藩篱，放飞自由写作的心灵，用不了很多年，中国人就可以昂首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文学创作的灵魂是自由！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写到：瀑布歌唱道“我得到自由时便有歌声了。”胡适先生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已经过去的三十多年，留给我们许多回忆与感慨。
2012年七十周年。动静闹的有点大，背景如何，值得研究，有人说是一次历史的倒退。表现之一就是中国作协，和付主席何建明，导演出一场作家收费抄书的闹剧，被世人唾骂。
这件事要是简单点说，也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既然身在文联作协混口饭吃，就得听领导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何况有些人早已是过了气的明星、作家，已被人们淡忘了。今天能有此名利双收的机会，感恩戴德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拒绝？他们中很多人，大概至今也未想通，怎么会被臭骂一通？
可是，这件事要往深处想，真的是一次不该发生的丑剧闹剧。不管抄书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客观上就是在为历史的倒退推波助澜。很多人都在说，要警惕文革卷土重来，因为体制未变，复辟文革的土壤还在。但很少有人谈到哪些事才是复辟文革的标志？很多人不是不知道，是不愿谈，还是顾忌重重？依我看，只要是还在鼓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还在挥舞毛泽东这种歪理邪说整人大棒的，就是在复辟文革！比如薄熙来主政重庆时的“唱红打黑”。比如高调重调《延安讲话》老调，还想借此整肃文艺工作者，实行新一轮的思想禁锢。如果说三十多年前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轮思想大解放，具体的标志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四大否定：否定了人民公社；否定了计划经济；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文革。从此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而这次高调重弹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出炉的《延安讲话》，客观上就是对三十多年前，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反动。
至于为什么要说，何建明和中国作协干了件蠢事？那要稍稍回顾一下，抄书一事出现的背景。它应该和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搞什么重庆模式，有一定关系。早在2010年的3月29日至4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七届九次主席团会议，和七届五次全委会，在重庆召开了，200多位作家到会，应该大都是名家了。当时的市委书记薄熙来，邀他们来家做客闲话，薄说重庆要完成100个故事、100首诗词、一台重庆晚会、一部写重庆的长篇小说。与会作家表示，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已经熟悉这座红色城市的历史，以及提振精气神的“唱读讲传”，铲除社会毒瘤的“打黑除恶”。看到茶馆里唱红的热闹劲……他们迫不急待了。
200多位大作家，集体当了所谓重庆模式和薄泽东的吹鼓手。毛氏“党文化”在重庆全面复兴了。网上有材料说，由重庆官方牵头，组织重庆市四位作家，耗时一年多，撰写的有关重庆模式和它的带头人薄熙来的长篇小说，四卷本一百余万言的鸿篇巨制，已经完稿，即将由北京的一家出版。可惜薄王东窗事发，巨著胎死腹中。对四位大作家来说，不知是幸焉不幸？
本来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体中，良莠不齐是常态，尸位素餐混饭吃的人，大有人在。但也应承认，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相当的创作实力，思想也并不僵化。因为他们大都崛起于改革开放之后，毛已走下神坛，思想相对宽松一点，言论自由也多了一点的时期。他们一些作品被流传，已经不再是什么“颂圣”文学和“运动文学”的遵命之作，而是在抛弃毛氏“党文化”的条条框框之后，才有的成果。可是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一些事你能做不能说。如何对待毛氏“党文化”的禁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我曾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作为知识界思想界精英的作家群体，在引导十几亿国民，摆脱专制极权的奴役，走向人类共同向往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理想社会，会有所作为的。即使有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还会在徘徊观望，也很平常。胡适先生早就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嘛！可是你得别干蠢事，尤其是千夫所指的蠢事！
这次何建明和中国作协，就是干了件蠢到不能再蠢的事了。他们用付费抄书的形式，迫使一些在思想领域处于徘徊状态的作家们，不得不表露暂时不愿表露的心迹。换句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一时还不想出头站队的，只得站出来了。这就有了一点被裹胁与绑架的味道，这也是文革中贯用的手法。比如抄书者之一的韩少功先生，近日说他抄书是无可厚非的。我想韩先生当然有权这样说，但我还想轻轻问一句，如果毛还活着，你的《马桥词典》和《爸爸爸》，还能发表吗。如果没有它们，现在还有人能听到你的声音吗？倒是张洁女士在抄书后，写下的“尊重艺术”四个字，透露出她内心的一种无奈。
2012年5月初稿
2012年6月二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