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黑幕及背后的根源浅析

王喜凤（武汉）

　　我曾经是一名高中生物教师，教书的生涯中，所见到的一些现象令我惊秫，迫使我深思，不能不去探索中国教育乱象背后的根源。

　　我于1998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生物系生物教育专业。毕业后，申请在当地最贫困的山区中学支教了6年，我的这一举动轰动了全县教育界，好多年里，被作为山区自愿支教的典型代表在全县教育工作总结会上受到表扬。

　　然而，就是这样的举动也没有能够“感动”联校长（全乡中小学的总校长）。

　　2001年，全县“合乡并镇”，很多小乡镇的中学撤销了，和较大的乡镇中学合并为一处。我们所在的希望中学也被撤销了，和中庄铺中学合并到一处。就在这时，面对全县中学非常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的局面，本来把我留在该中学都是非常难得的好事，联校长居然无端把我分配到一个更加偏远的山区小学去了！原因呢，仅仅是我没有拿着礼物亲自前去“探望”他，后来，由于我多次向县教育局反映情况，联校长才不得不在县教育局的压力下把我调回了初中。我本来是舍弃优越待遇，主动前往那种条件极其艰苦的中学的，没想到做了那么多贡献后，他们不仅不把我当做人才，当做“先进分子”善待，反而把我当做非法勒索钱财的对象，这使我忠贞报国的赤子之心受到极大伤害，也使我在教育生涯中第一次感到伤心绝望。

　　然而，和此后的经历比较起来，以上遭遇不过是小菜一碟。

　　2004年，我前去县城一中——浑源中学应聘高中生物教师，由于生物专业知识已经隔开了6年，我对自己是否能够应聘没有多少把握，但我的教学基本功很扎实，所以在”过关闯将“之后终于通过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给县教育局局长送了5千元的红包，而与我同时应聘的另一位物理教师虽然讲课通过了，但由于没有给教育局长送红包，他所在单位的手续被教育局卡住，无法转入浑源中学，也就没能被浑源中学应聘。这一次成为教育界的腐败黑风牺牲品的虽然是别人，对我的心灵震撼也绝不比前一次小，因为前一次通过反映情况总算使正义得到了伸张，而这一次我才发现，原来负责领导教书育人的机关，居然本身就是腐败的源头！

　　从我真真实实经历的那一次行贿起，我就感到自己成了一个道德上的失败者，从此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由此感觉到中国整个社会大风气很不正常，权力和金钱绑架了包括教育者在内的太多人的道德和灵魂，从而使我们的后人被导向错误的方向；权力和金钱也绑架了法律，肆意横行的潜规则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这就使国家在目前的轨迹上运行下去成为一个可怕的梦魇。

　　进入浑源中学之后，我开始亲历和耳闻一系列高考黑幕。

　　高考事关一个国家的未来，因而在任何国家都非同小可，从我国来说，高考监考和阅卷也有着极其严格的制度。

　　然而，实际情形如何呢？下面，就从几个环节一一分述。
　

一、考场作弊

　　传统考场作弊的办法和形式很多，第一，提前把考卷弄出来、找人替考、传答案、对答案等等。但新型电子作弊工具出现后，上述现象就相对少了些。

　　找人替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甲替乙考，乙不进考场；另一种是甲乙都报名，一起考试，甲乙互相写对方的名字、考号、座号，收卷子时换过来。至于如何把甲乙分在一个考场里，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黑幕，不得而知。其中的“换卷帮助”非监考官莫属，这样替考就万无一失，百发百中。因为请来的枪手都是高手，一定是上年考了高分进入不错的高校的尖子生。

　　传答案、对答案更离不了监考老师的“帮忙”。典型的做法是监考教师先走到甲生旁边，小心地拿起甲的准考证———这很正常，监考官随时可以检查考场里任何考生的准考证。不正常的是，甲的准考证下一定压着一片纸，纸上是甲做的答案。然后，再检查乙的准考证。放下准考证后，甲的答案就到了乙的准考证下。当然，甲一定也是学校里的尖子生。

　　至于利用电子作弊工具来传答案的作弊手法更是“天衣无缝”。

　　作弊考生通过隐形电子笔、橡皮或者耳机首先将考卷内容发送到考场外，然后经过场外专门人员的处理，再把相应的答案传回到考场内发送给考生。与电子作弊工具和替考考生有关的人员，包括场外做题的人（一般都是高三的教师），负责发送答案的人员（出售电子作弊专讯工具），这些人和考生家长、替考考生、监考教师一起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利益链条，很少被外界揭发和知晓。
　

二、监考“官”的角色

　　考场作弊能否成功，关键是监考。一般来说，一个考场里有两个监考，后来增加到三个，一个本区县的，另两个外区县的。“帮忙”的总是本地的监考，外地的监考配合“协助”工作。

　　监考“官”，都是中学教师，但他们被叫作监考“官”时就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他睁只眼，某人也许就上不了大学；他闭只眼，这人没准儿就上了大学。所以，甲地的教师去乙地做监考，是真的享受“官”的待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乙地会早早地备好几辆有空调的大轿车，恭恭敬敬地去请甲地的监考来。甲地最好的宾馆也早就收拾妥当，吃喝享用外加送的东西，也一应早早备齐，一定会让乙地的监考高高兴兴来，欢欢喜喜去，来了今年，想着明年。当然不会有明年，因为明年乙地的就不准去甲地了，即使是去也不是这拨儿“官”了。制度要求年年更换以杜绝弊端，好处驱动年年轮流利益均沾。

　　超规格的礼遇必须有超规定的资金。按规定留下的报考费是肯定不够的，那就或者悄悄地把报考费抬高，或者明白无误地告诉考生要加收招待费。招待得好不好，有个很明显的标志：看抓到的违纪考生的多寡。多，就说明招待得不满意，还得加码儿。

　　如果两地是竞争对手，招待的作用就不明显了。我所在的县与L县在教学质量上难分伯仲，逢L县来我县监考，我县的高考成绩就明显差些。而当我们的传统友好县来监考时，高考成绩就可以感觉得到明显提高。

　　对监考“官”的贿赂具体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对于传统的或者利用电子工具作弊的考生，事先只需要给每个监考教师300元到500元的小费即可；对于替考作弊的，由于风险较大，考生家长不得不同时贿赂与之有关的整个考场涉及到自己孩子替考的监考人员，这两种作弊途径一般都是通过监考工作人员或本地监考教师进行暗箱操作。即在开考前学生还未进入考场的那段时间里，在考场外和监考教师进行交易（因为考场里面有电子视频监控设备）。这种暗箱操作除了工作人员本身可以捞到大量好处外，还要代替考考生的家长贿赂所在考区的主考负责人和一线监考教师，这样，每个考场的三个监考教师每人至少可以获得2000元或3000元的好处费，折合下来，一个考生光是替考的费用就至少得10万元才能够搞定。艺术考生所在的考场替考的现象尤为严重，三十个考生往往有二十多个是替考的，一场下来，每个监考教师就可以得到4万到5万元的好处费。

　　每年高考结束后，所在考区的监考主任（一般是作为考区的学校校长）通过高考潜规则得到的好处费至少30多万，至于县区的教育局局长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在浑源中学教书的时候，曾负责一线监考工作四年，期间也被迫收过这样的好处费。为什么说是被迫受贿呢？因为从上到下，整个计划都是上面提前安排好的。考区监考主任早就收了替考考生的好处，所以考场上的替考现象都是预知的，若一线监考教师不按照潜规则受贿，相关领导立刻就会做出相应的“妥善”处理，并在事后一定会对拒绝收取贿赂的教师进行变相惩罚。

　　最为典型的一次事件，就是我原来所在的浑源中学有一个叫左天星的教师，她刚刚毕业不到两年，就让她到外地监考。当工作人员给她红包的时候，她没有接受，把事情告诉了该考区的监考主任，结果监考主任不但没有阻止这位替考的学生，反而让他堂而皇之的进了考场，并且还对左天星说：“你知道一定是替考的呀？若不是呢？耽误了人家的考试，你负责呢？”结果他们没有给左天星老师的本职工作予以任何肯定和表扬，还差点因为她检举揭发替考事件而把她排挤出教师队伍。
　

三、阅卷中的人为“失误”

　　阅卷过程中的失误也令人触目惊心。

　　高考阅卷的人一般分四类。一、中学来的教师（最好的人选）二、其它高校的老师（也还过得去）　三、各省师大的教师（差劲得不行了的老师）四、师大和其它高校的研究生（只为混钱的学生）

　　由于改试卷6、7天可以有1千多元的报酬，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收入，因此被批准阅卷的大学所在的大学老师（包括在校研究生）几乎是全军出动，这些与高中教学根本没有多大关系的人，却成为改试卷的主力军。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本科留校工作的人，没什么中学教学经验，却成为试卷的把关者；还有一部分是年级辅导员，搞学生工作的，却也承担了修改试卷的工作；更不可思议的是，教物理的教师被指派改数学。高考阅卷的人中有三分之二的是这类不在高中一线教学的大学研究生。由此可见高考阅卷的效率和质量。

　　为什么说高考阅卷的效率和质量低下呢？

　　阅卷的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下面就我所知的一些同事高考阅卷的经历做一个简单的陈述。

　　由于试卷多，阅卷时间短，尽管高考阅卷工作事先都有一个很严密的统筹安排，但阅卷和复查中出现的错误却数不胜数。

　　阅卷失误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

　　1.错给分数。如根据正规的阅卷分析，一道题考生本来可以得8分、10分或20分，阅卷教师由于疏忽，或者为了赶进度，就一律给了0分；

　　2.误给分值。如有一个考生做对了一个20分的物理题，参考答案是用动能定理（能量守恒）给出的，而这位学生是用冲量定理做的，给了一个虚参数时间t，解题程序本来完全正确，她却看不懂考生的答题思路，就给了0分。

　　3.死搬教条。有的题答案有几种，但那些研究生为了加快阅卷速度就只记第一种，其他的答案根本就不看，这样若考生给出的答案和第一种不一样，他们就全批错。

　　每个省高考阅卷的小组数目不一样，主要有两种类型：阅卷组和复查组，这两类先有很多大的分组，每个大组又分为若干个小组，阅卷的每个小组有两人，任务是两人每天阅卷50～70袋，每袋35份试卷，共六天。这样计算下来，全国阅卷和复查导致的失误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复查出现的主要问题如下：

　　1.只核对分数，不管阅卷本身的错误。为了赶进度，每个大组长不停地要求大家抓紧，按照规定每一道题都要求有一个人复查，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复查的工作量，因此很多复查人员就只顾前、中、后三个分数是否一样，根本不会管阅卷本身对错的问题。

　　2.复查的教师复查和自己所教学科不一致的卷子。由于各科阅卷的时间是统一的，对于理科阅卷来说，物理组往往完成的最快，生物组最慢。大组长就要求物理组的任务完成后支援生物组的老师，由于“隔行不是艺”，物理教师很难看懂生物试卷，这样的复查过程也就只是对照一下分数是不是加对了而已，对于阅卷失误更无从发现。

　　由此可见，高考阅卷的错误率奇高，这就是所谓的高考成绩评定的公平？！
　

四、阅卷中公然作弊

　　考卷收上来后，要先集中到省（市、自治区）里，然后再送往指定的阅卷点。阅卷点一般是省（市、自治区）内比较有名的大学。送到阅卷点的卷子还都是原始卷子———一个考场一本，装订好了的，封皮上有考场号和该考场内考生的起、止考号。有了这些，很容易就可以知道某考生的试卷在哪一本里。这很要紧。

　　原始卷子是不允许与阅卷者见面的，杜绝作弊。原始卷子上的考场号和准考证号都必须要密封之后，代之以新的编号，新的编号与考场号和准考证号起、止考号是一一对应的。

　　阅卷分成好几个组。有的负责分卷，有的负责阅卷，有的负责复查。内部以一组、二组、三组等代称。其中，保密组的任务之一是重新编号。新编号代表的是哪个考场，只有保密组的人能够查得出来。

　　阅卷作弊，必须先从破译新“密码”入手。

　　保密组是必须攻破的首道防线。

　　知道“密码”后，就可以找到想找的卷子了。而找到卷子并按时发给指定的阅卷组，都不是容易的事———要从成千上万本卷子里找出一本卷子，跟大海捞针也差不了多少，完成这一步骤，得打通分卷组。分卷组的某个分卷员没准儿就会被要求何时把某本卷子分给某阅卷组。只有参加阅卷的大学院校的系领导才有可能这样要求，因为系里的大小领导多是阅卷组的大小领导。

　　要找的卷子发出后，这本卷子里特定的一份卷子，比如座号为“3”的卷子上，就会有个小纸条，写着：“自己人的，请多多关照。”这样，这份卷子上，可扣可不扣的分，就不扣了；可给可不给的分，就给了。尤其是作文分，多得10分20分很正常。而当卷子交回时，这张纸条又不翼而飞了。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也不会有人追究。因为都是“自己人”。

　　阅卷组组长的权力是很大的。他可以调阅、复查本组成员批阅过的卷子，纠正判得不合适的分数。一位Z教授说，他们教研室主任的女儿那年参加高考，按规定他就不能参加阅卷了，但这个主任隐瞒了自己女儿参加高考的事实，仍然参加了阅卷工作，并担任某组的组长。女儿的卷子阅出来后，他拿来一看，嫌分数太低，就照着标准答案把女儿的答案全部“纠正”了一遍，接着把一个副组长叫来，说这个考生的卷子改错得太多，没法按规定让每个阅卷老师一一纠正、签名，由组长、副组长代替算了。最后，这份卷子得了118分（满分120分），是当年该省该科的第一名。后来省里在抽查批阅过的卷子时“东窗事发”，才被揭露了出来。

　　以上就是与高考有关的层层环节暴露出来的高考黑幕。由此可见整个高考过程中运用潜规则舞弊受贿的黑幕绝不比其他领域的少。

　　近年来，频频被媒体曝光的高考舞弊丑闻一再敲响警钟：我们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有人曾简单地将此概括为追求升学率的恶果。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劳凯声教授大声反驳：“升学率只是借口，事实上，舞弊让一些人得到了好处。”

　　有人对近年来发生的考试舞弊手段进行研究之后发现，高考舞弊已从夹带纸条这样的个体作弊演变成大规模的集体违法，巨大的利益链条是集体违法的温床。

　　研究者注意到，越是高考大省（考生多，分数线高），越容易出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竞争过于激烈的负作用。大面积的替考舞弊只是一种表象，它映射的则是亟待完善的高考制度。

　　“铁饭碗”打破后，分数高还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可以少花学费、可以考上名校、可以上热门专业，毕业后被应聘的几率高，工作好待遇高等。

　　康健教授认为，现在我们口口声声提倡素质教育，但实际上还是学历社会。学历，一方面鼓励人们追求上进，但同时，又有人为了学历巧取豪夺。在学历社会，出现替考、作弊现象毫不奇怪。因为学历仍然是毕业后被应聘的一个硬性指标。

　　“我们的教育已陷入一种怪圈：教育的初衷是为培养人格品德健全、知识技能专业的人才，但现行的教育却使相当一部分人为获取受更高教育的权利，完全摒弃了教育的初衷，变得不仁不义不诚不信。在一些青少年身上，急功近利的思想表现得十分明显。学生在成长的路上就学会了欺骗、不劳而获。这样的人读书比不读书对社会的危害还大。”康教授对此十分忧虑。

　　一位对现行高考制度极度失望的父亲，将“极度厌学”的女儿在高三毕业前夕送往美国。他只为了结一个心愿：“让女儿自由发展去吧。”女儿在美国半年几乎获得所有任课老师的共同评价：“极度聪明、好学”。

　　据这位父亲介绍，在美国，上大学不是选拔性考试，而完全是个人行为。申请一所大学，要学生过去4年的成绩单、SAT考试（由商业机构组织的大学入学资格考试，可考数次，以最好的成绩申请）成绩、老师的推荐信等材料，然后再参加学校的复合考试。因为评价的因素很多，就很难作弊。而在中国，分数是惟一的标准，只要在分数上作弊就行了。

　　康健教授也表示，我们研究了多年的教育，也尝试研究高考制度改革，现在发现，我们自己也很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的研究，大多是在体制内做文章。超出这个体制，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敢想，也没有人敢做。我们研究来研究去，都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

　　曾有许多专家建议，将中国大学的入学难改为毕业难。比如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学院，本科每年级保持10％的淘汰率，差一些的学校可以低一些。这样，那些找人替考上大学的人，就无法毕业。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认为，大规模选拔性统一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尤其是高考长期实行之后，其利弊得失都充分显露出来，因而，高考制度改革已变得十分紧迫。

　　以上学者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高考舞弊层出不穷的根源，归根结底还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由于权力等级制度的建立，由于各种公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因此，高考舞弊不仅仅是由教育体制腐败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军事等各个方面存在大量的腐败现象，都在全方位的向高考领域渗透，如此一来，仅靠高考改革想杜绝高考舞弊岂非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