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行动式维权

独孤锐（四川）

　　极权统治下，人民的权利受到极大的侵害，而维稳，使得制度内的维权几乎失效，维权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而只有在中长期内实现。社会行动式维权是通过维权人士之间、以及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之间的联合开展社会行动，促使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改变，而在新的社会制度下进行维权，这几乎是维稳体制下维权的唯一可行之路。
　

一、维权遭遇维稳

　　极权下，维权之路本就狭窄，而维稳，则把此路给堵死了。一是对上访人员进行截访和遣返。维权者往往受到严密的监视，防止其上访，即使上访成功，维稳人员常将上访者控制起来，联系当地驻京办，将人交由当地。当地官员出于丢乌纱帽的恐惧和威慑的需要，对上访者进行报复，如劳教等，这样就又侵犯了权利，形成恶性循环。二是对帮助维权的人士进行打击报复。异议人士帮助维权以取得社会认同，而极权则对异议人士想方设法进行打击，清除自己的竞争对手。如上半年成都PX项目中，陈云飞就被打住了四个多月院，即使没有政治诉求的叶海燕，也在海南小学生开房案中举牌而被羁押和驱逐。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被抓的各类维权人士达五十多人。三是加强言论平台管控。微博是维权重要的平台，而今年出台了“转发超500就定罪”等荒唐的制度，同时对大v,记者等意见领袖进行抓捕，使得微博的活跃度大为降低，维权信息的关注度也相应降低。

　　莫之许曾说，维权已死。无论是秤砣砸死瓜农案，还是夏俊峰案，所引起的社会反响都非常大，可谓是群情激愤。但官方对于民间舆论并无任何回应，该抢尸抢尸，该杀人杀人。这些极端性侵犯权利的案件出来后，除了对人心产生些微妙的变化，并未形成有效的社会行动，而对现实政治和制度无影响力，舆论抗争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微博改变中国注定是一种梦想。即使如余姚大水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由于缺乏支援而很快被打压下去。这都是极权体制下的维稳机制决定的。所以在现阶段，权利被侵害，维权无门，异议人士遭遇强力打压是注定的，短期内无法改变。
　

二、维权的希望在未来

　　司法作为社会公平的底线是极其重要的，现体制下司法不独立是维权无门的重要原因。萧翰曾在其微博上奉劝维权者不要上访，上访无用，而要么习一门宗教，宽恕对手；要么学习杨佳，找侵权者复仇。这两条道路，都是基于社会正义缺失的绝望，前者用宗教麻痹自己，企图在另一个世界寻找心理寄托，实际是在拥抱极权；后者为原子化的个人行动，对社会的意义不大，而且付出的代价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绝望，才能生出新的希望。对极权体制绝望，对社会正义的建立抱有希望。若相反，则会去拥抱极权，造成更大的痛苦。当下没有社会正义，就开展社会行动实现他，假以时日，这并非是不可能的，单枪匹马复仇或拥抱极权都不能实现社会正义。

　　人类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把权利保护作为第一位的。美国建国通过了《权利法案》，法国大革命通过了《人权宣言》，前者成功的建立宪政保护人权，后者虽然未能有效的保护人权，但也揭示了以保护人权之名去侵犯人权是行不通的。现在中国的的异议人士内部，对以后建立司法独立和对人权也有充分的保护的政权已达成共识，现在头疼的是路径问题。现在的权利侵害，可以在将来的法律框架下解决。即使根据现在的法律，在将来过了诉讼期限，或者已经二审终审，但这是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组织的权力犯罪，应制定法律予以重新规范。
　

三、社会行动

　　近些年较流行的一种维权方式是反贪式维权，通过挖掘官员的贪腐、情色等信息而使官员在名声，政治前途、官职等方面造成损失，而对官员群体造成威慑，达到维权的目的。它的策略是你不让我过好，我就让你过不好，本质是官民对决，俗话说贪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最为典型的是上海法官嫖娼案和表哥杨达才案，这其中不乏社会的广泛参与，但这不是社会行动式的维权。这是在极权内的维权，依赖极权，民间的力量并没有体现出来，效果具有不确定性。若上面为加强维稳而对官员的不法行为视而不见，则失效，如衣俊卿案和中办范悦案。并不能达到震慑官员的目的，更不用说造成权利侵害的制度改变。

　　社会行动式维权，是将维权的希望投射到未来社会，维权者通过相互联合，以及与异议人士的联合，参与社会行动，建立司法独立，保护人权，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既改变了自己及子孙的社会地位，又可在对官员的清算中满足维权欲求。在极权体制下的维权如上访式、司法式、群体事件式、反贪式维权都不能收到预期效果，即使侥幸维权成功，但自己的社会地位没改变，得到的仍可能失去。社会行动式维权才是王道。

　　维权群体具有社会行动的天然需求，只是这种行动为极权吸纳，从而起不到半点作用。即手段较强烈的群体性事件，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而很快被镇压。要成功维权，必然要有与极权相当的社会力量，只有全国的维权群体同心协力，才能对抗动员能力强大的极权。但现实表明，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部分群体或个体的维权需求很难动员起全国维权群体采取一致的行动，如夏俊峰案呼吁多年，并没有参与人数众多的社会行动，这与极权的维稳体制有很大的差距，维稳体制在对某一群体进行镇压时所动用的是全国的资源。从现实来看，不同利益的维权群体之间是容易组织起来的，如上海福建等地做的访民周六聚会，每月最后一个周五的公民维权日。据维权网报道，“10月25日当日下午，全国千余名维权访民把三办（即国务院信访办、全国人大信访办和中纪委信访办）胡同挤得水泄不通”。这些组织起来的访民并非只关心自己的维权利益，也关心其他人的维权需求以及公共事件。据维权网报道，“今天大家谈到最多的是要求释放陈永洲，保障记者合法权益。并对上海维权访民沈勇之死提出强烈抗议！”。

　　一直以来，异议人士都苦于群众基础及力量不够，而使得历次运动失败，这固然有当局打压的原因，也与异议人士主要来自知识分子群体而与其他群体的联系不够紧密相关。比如89年的天安门事件，学生并未能带动其他群体有效的参与运动，只有在6月4日官方清场时才有其他群体展示自己的力量。访民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和体制内外，有遭遇强拆的农民，有买断的银行职员，也有蒙冤的警察。维权的兴起给予了异议人士扩大自己群众基础和增强力量的契机。异议人士并不是要帮助维权者在当下取得维权成功，有些异议人士在微博上呼吁，甚至为维权者举牌示威，这都不是正确的维权方式。在现阶段，异议人士首要的是将访民组织起来，并培养其在政治上成熟，如让其放弃在当下维权，而把重心放在社会行动上，访民就有可能成为未来广场运动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