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如此远离农村

杨银波（重庆）

何永婷：像囚笼一样的农村

    何永婷从15岁算起，在广东从事各种工作共十年，曾经穿着时尚，发型酷炫，还学了一口地道的粤语白话，但这四年来却一直住在农村，表面是带孩子，但按她的话说，却是“被死死地困在了农村”。她自比笼中鸟，农村就像囚笼，婚姻就像枷锁，孩子就像镣铐，她曾经自由自在的打工生活，曾经想和谁恋爱就和谁恋爱、想和谁喝夜啤酒就和谁喝夜啤酒的日子，从此一去不返。她曾经引以为傲的骄人身材也迅速臃肿，从脸到脚，如今无一处看得过去。这四年，她像被磨掉了一切锋芒，内心也找寻不到半点阳光，每日所做的，既不能挣一分钱，也不能得到快乐，唯有傻傻地看着丫丫学语的两岁儿子，眼神无比的空洞。许多人都曾见识过她在工作中精明强干，如今却连到外面找份工作干的决心都没有了。她被四年来被逼成的习惯与惰性所驱使，早已忘记来时路上曾有的光辉。

    永婷是家中独生女，父母很早便到广东务工，她留守农村，由叔叔婶婶带大。初中毕业后，她想为家庭出份力，于是也到广东，从最艰苦的农场做起，小小年纪竟成为小组长，后来又到外面竞聘工作岗位，做过饰品包装、鱼缸销售、美容美发，无论是自信心还是人际交往，都经受历练，无一个工作不能胜任。她交往过几个男友，有老实巴焦的，有浪荡江湖的，有游手好闲的，有暴发横财以后把她当二奶一样供着养着的，还有把她天天看管在深山农村不让她跑出来的。十年广东漂泊的岁月，永婷绽放过，实干过，也沉沦过，痛苦过，正是这些血与泪，曾令她彷徨，也令她坚强。但谁也想不到的是，四年前仅仅是父母一句“你该嫁人了”，她当真就嫁给了与自己并无任何恋爱过程的丈夫。那人愿意做何家的上门女婿，永婷就此被婚姻终结了青春。

    这个29岁的女人，被困在农村却不懂农业，也不会去触碰农业。这时家中楼房已建，但两层房屋却空空荡荡，只有她和她的儿子相伴，起初是清静，后来就是死一般的沉寂。四年前，永婷结婚后便在农村老家住着，何父在广东遭遇工伤回家休养（靠工伤赔偿何家建起楼房），何母也从广东回来务农。何父的身体一落千丈，情绪经常失控，动不动就与妻子、女儿、女婿争吵，何母在这种高压环境下，曾有过的精神病一再复发，气得永婷一怒之下，再也不想回这个农村老家。当时有孕在身的她，干脆就在镇街租房子住，一家人就此成了两家人。永婷在镇街生孩子后，以为眼不见心不烦，孰料何父何母争吵的日子照样连绵不绝，有时为各人关系吵，有时为繁重农务吵，更多是为家中日渐无力支撑的经济吵。

    何母倔强，不想凡事都靠在外务工的女婿，于是疯狂养殖猪、鸡、鸭、兔，数量相当庞大。她一人日以继夜地忙碌，何父则终日醉酒，不问家事。高强度的劳动再次把何母压倒，她再次被送往精神病院。待到何母康复归来，何父痛作反省，这农村就目前的地理条件和狭窄的市场来讲，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任凭你如何勤劳，在这里等待你的只能是疾病、贫穷与衰老，尤其是像他和妻子这样曾经多年在外务工的人，早已习惯了干一天得一天工资的单纯生活，而非农村这般繁杂却看不到希望的绝境。何父的工伤已逐年愈合，今年春节，他再次来到当初习惯生活的广东，干着和此前一样的烤果工作，随后何母也去了，在一家开心果厂重操剥果旧业。曾经烦透了父母之争的永婷，如今再也没谁烦她了，她想彻底抛开被她和她的父母彻底否定的农村，然而她最大的力量，却只能再次搬到有人说话喘气的镇街租房居住，连老家也不想再回去看一眼。
　

唐倩：规划离开农村的生活

    唐倩带着两个孩子从厦门回到了父母所在的农村，这不单单是为了孩子在老家上学，更重要的是这里即将征地拆迁，而她和两个孩子的户口都留在了老家，并未迁到丈夫处。这全家五口人即将到手的安置补偿，不用多想，在人口数量上就占了大利。此时的农村对于28岁的唐倩而言，不再是过去的农田土地，而是即将兑现为人民币和房子的筹码。有的村民比他们想得还远，干脆再拉些砖，赶紧建个楼房主体立在征地拆迁的范围，然后在土里拼了命地插上梨子秧苗，以备青苗补偿。唐倩家底子薄，不敢多想，只能建个小小的平房立在老房对面，但第一轮征地竟然没占到这个平房，到建公路时才占到自己的部分土地，得了近两万元。唐倩亲眼目睹了征地的甜头，也早早规划着全家离开农村之后的生活。

    唐父唐母也是有准备的。首先，征地拆迁的所得，在自己投入于买政府指定的房子以后，其实不会剩下多少钱。过去产粮以自保的农业，是不会再存在了，连饲养家禽畜牲来赢利的机会也没了，所以以后的收入来源只能是非农业，也就是打工。唐父唐母多年来一直没有到外省务工，曾经经济窘迫，怎么办呢？唐父只能牵着电线在田里打泥鳅鳝鱼来卖，也曾承包鱼塘，还承包他人土地种植大量蔬菜到市场上卖，但总是人算不如天算，这种最原始的不稳定收入，根本无法维持平日的生活。唐母患有乳腺纤维瘤，唐父也患有骨质增生，这两种疾病曾一度将唐家推入绝境。给唐家以转机的，一个是当地造纸厂对竹子有相当大的需求量，一个是当地政府要大搞绿化。唐父唐母经人介绍，得到了这两个工作机会，在农村收竹子拿差价，又双双成为绿化工，种草坪，栽树木。收入稳定，工钱现手，而且交结广泛，人脉增多。

    这些人脉为唐父带来了底气，他俨然成为一方有号召力的地头蛇，只要他一拨电话，就一定会有几十号人手凝聚为劳动力。有了这样的底气，他开始结交一些建筑公司的老板，请他们钓鱼，请他们吃饭，非把他们灌醉喝到位（即“喝倒胃”）不可。这种努力没有白费，他没有投资一分钱资金，就得到某个项目，待到该项目正式开工，他就可以带着一班人马到工地做事，一不留神就当了抽人头好处费的包工头。这个确实豪爽耿直、说话咋咋呼呼的农民，赢得了民工和老板的好感，别看他的老家只是到处裂缝的土墙瓦房，却总是宾朋满座，几乎所有敲定的生意都在这样“喝、喝、喝”的呐喊声中得以成功。唐倩延续了唐父的性格，也在学着当中的本事，她酒量惊人，善于言辞，没一句话文诌诌，都是让人喜笑颜开的言子。唐倩笑称自己在外打工多年，还不如酒桌上喝几杯来得易成大事。

    唐倩对形势看得明白，农村不复存在，补偿的钱干不成大事、吃不了多久，不能总是以农村人的视角来看自己的未来，必须让自己尽快抢占工作的先机。在她看来，管你来自城市还是农村，第一位必须要解决的就是工作，人如果不干事，或者无事可干，那就成了废物。她已不会像小时候一样和父母一起到田里插秧打谷，更不会像父亲一样挑粪浇菜，她会买台电脑牵着网线在家开着空调上网，该接孩子的时候接孩子，该陪人喝酒的时候喝酒。她开始规划自己同为80后的丈夫，认定烧焊的工作干不得，伤身，室内装修的事不要干，工作机会少，不如趁还没老，赶紧去学支模。她看到那些支模的民工，年收入少则五六万，多则十多万，工作不难，机会众多，是条好出路。唐倩就这样端坐在即将消失的农村，充满期待地幻想着全家人今后成为城镇居民的幸福生活。她说：“只要手里有好工作，离开农村照样没有后顾之忧。”
　

宋雅兰：逃离农村的小农思想

    宋雅兰28年来从来没有参与过务农，她说：“稻谷到2013年每斤也才卖1.18元，而砖工的工价，过去是50、80，现在是300、400，翻了多少番？你自己算。喂鸡要拿那么多玉米、稻谷来喂，有的甚至要煮成稀饭加上糠来喂，请问一只四斤多的土鸡在市场上才卖多少钱？不过80多元而已。农业的成本这么大，到头来几乎没赚头，还要赔上汗水和健康，谁愿意搞农业？”她觉得农村人根本不缺粮，只缺钱，只要有钱，还可以泰国米、东北米、江南米、本地米随意选择购买。她认为这种延续了几千年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耕农行业，完全是恶性循环，得不偿失，毫无继续存在的必要，真正只能靠做庄稼谋生的人是那些已经无法成为劳工的人，耕农只是他们维持生存的唯一选择。从犁田、抽水、培秧、插秧，到施肥、除草、收割、晒收，这当中的精力和危险尚且不算，单是人工工资就跟稻谷最终产量在金钱上的数额相差无几。

    “也不看看这都什么年代了，要让田土的利润最大化，只有废除传统农业”，雅兰说，“而事实上也确实被抛弃得差不多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除非老得在外面干不动，否则绝不会回来做庄稼。眼下我们看到的大片绿色田土，看似属于剩余劳动力，其实今后都会属于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雅兰出生在农村，但父母外出务工得早，而且不是像农民工一样仅仅在外挣钱而已，她的父母至今仍然生活在城市，永无回到农村的渴望。雅兰从小就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穿梭，由外公外婆和舅公舅婆带大，向来任性自我，又因父母在城市，她的谈吐打扮一向时尚，农村对于她来说只是类似“避暑”、“尝鲜”这样的地方，即使她从小学到初中就一直在农村就读。她喜欢浪漫，喜欢刺激，喜欢购物、玩耍、化妆、K歌、喝酒、打麻将，但她最终还是嫁在了农村，这让她不甘心，她发誓一定要逃离农村。

    雅兰没有进厂务工，也从未成为公司白领，甚至当有家具销售职位等待她时，她也选择了拒绝，因为她从来没为任何人打过工，今后也不会。雅兰反感自己被支配，她比一般女人命好的是，有一个万般宠爱她的丈夫（农民工二代）。她从来不必担忧金钱，只要有钱她就有安全感，一旦没钱她的丈夫就会担心她会离去，因此也只有拼了命地挣钱来养她。她这辈子真正做过的职业只有两个，一个是无证经营的麻将馆老板，一个是临时上岗的教小孩子唱歌跳舞的幼儿园教师（月收入仅为800元，够买两条裙子），到现在她又成了无业游民，永远有职业也必须有职业的是她那奔波于建筑工地和餐饮行业的丈夫。雅兰活得很自在，从不在乎别人对她说三道四，她认为人与人命不同，各人自扫门前雪，谁也管不了谁。她举例说：“你看那些一到傍晚就跑到广场跳坝坝舞的倒老不老的人，这些人平时无非就是带孙子外孙顺带天天打麻将，而同样大年纪的农民却要在农村累死累活做庄稼，世道这么不公平，谁又扳得过来呢？”

    雅兰说她骨子里天生就有一种城市人的优越感，没有农村人的谨小慎微，“做人就是要敢冒险、敢闯，失败了不要紧，总算闯过。如果一辈子都干一成不变的事，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在农村生活过许多年，也和丈夫一起在外漂泊了许多年，尽管到头来也无甚成就，但好歹她鼓励过丈夫什么都闯一闯。“只要有钱赚，什么都可以干”，雅兰说。在她看来，农村在今天的社会特别像个避难所，是那些在外面实在混不下去的人才会跑回去躲一躲的地方，也是躲一躲以后仍然拼命想要逃离的地方，因为农村是静止的、沉默的、绝望的、陈旧的、古板的、没前途的。她逃离农村，是要逃离农村的小农思想。即使回到农村小住一段时间，她仍然会在傍晚沿着公路穿着跑步鞋慢跑或倒走着锻炼身材，忽视着向她投来异样眼光的农村人。“在我的世界里，只有我，没有‘农村里的我’，在哪里都是本色的我”，雅兰仰起下巴说。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倾向摇滚乐，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业已奋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