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照
疯狂劳动却常年吃素
城镇化已是大势所趋，传统意义上的耕农必定随之大幅度减少，尤其在当前被城市包围、被政府圈地、被开发商征租的农村广袤之地，早就有大批农民洗脚上坎。但今天我想写一个叫高代辉的农民，仍然固执地深深扎根于农村，以近乎残酷的劳作态度，成为了大批农民中的另类。他既不属于90年代初期民工潮中的一员，也没像废除农业税、土地退耕还林后的其他农民一样远离传统农业，而是简直像“活化石”一样，几十年不曾思变，成了在土地上最豁得出去的拼命三郎。有人为之悲哀，有人为之惊叹，有人说他落伍，有人说他可怜。
高代辉今年45岁，身材短小但肌肉发达，虽没有任何手艺，但挑抬不成问题。眼下高温天气节节攀升，动不动就直逼40度，但高代辉和身高只有一米三、双耳轻微聋的妻子张娟，却凌晨就起床，到田里收割自家稻谷，不雇佣任何外人。这年月，农村抛荒严重，没几人愿意做庄稼，但高代辉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自己的田土要做，连别人抛下的田土他也要尽可能多地拿来做，今年就做了十亩稻田，预计可收获近万斤稻谷。他们种的玉米也是漫山遍野，别人做庄稼只为糊口自保，他们却是拿来出售。由于庄稼做得太多，有时也卖不完稻谷和玉米，于是养了六头猪。
几年前，高代辉一家和其兄高代祥还住在一起，高代辉的儿子高川也没像现在这样离家出走一去不归。当时住的是瓦房，家徒四壁，每间屋都挂着最低度数的电灯，走到最里面的睡房时简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屋内地上高地不平，垃圾遍地，异味浓重，多年来几乎无人愿意进屋作客。高代祥一直是光棍，他比高代辉大13岁，曾经得过半边瘫，不能做重活，如今年近六十更无人雇佣。他们的父亲死时只有37岁，母亲也去世了十年，在高代辉年幼时，高代祥曾对弟弟多有照顾，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兄弟同住。
高代祥至今穿的衣裤也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风格，非青即黑，连T恤、皮鞋也未见他穿过，脚下永远是一双破烂的胶鞋，迈着急速移动的小脚，永远埋着头匆匆赶路。高代辉比高代祥强的是能负重力，别人打杂只有100元工资，他则要收120元，谁都知道这人干活从不说话，除非真要热死人或天降大雨，否则他一定会疯狂劳动，巴不得每天能做24小时。两兄弟在对待钱的事情上都是同一习惯：存起来。他们能不用钱就不用钱，传闻家中经常盐泡饭、辣椒拌饭，或者常年吃素，吃肉甚少，抽烟也只抽18元一条的“山城”，这在当今社会简直是奇谈。
节俭刻苦却暴力治家
两兄弟累死累活几十年，无人雇佣时就包揽他人田土做庄稼，有人雇佣时，如帮人挖田、插秧、收割、挑抬，无比卖命。高代辉回忆自己运气最好时，就是在镇上一个工地，一个月30天没有一天不在干，连下雨天气包工头都会为他安排挑抬工作，这就是他所渴求的幸福，干一天就有一天的现金收入，比做庄稼来得实惠和便利。但两兄弟真正在建筑工地做的机会比较少，他们性格内向，不喜结交（更不会请客吃饭办招待），因此多是在本村和邻村帮人建房时出点力。三年前，高代辉在邻村帮人建房时，不慎从楼上摔下来，左肩、左肘严重骨折，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对方慰问了两千元就未再追究。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高代辉在出院后仅仅一个月，就决定推倒瓦房，和高代祥一起建砖房。由于交通不畅，砖、石子、钢筋、沙、水泥只能运到离他们家一里之外的地方，两兄弟硬是没有雇佣任何人和马匹来运，而是靠自己连日连夜地用单轮小车来推运，当时左手还没取钢板的高代辉竟半夜三更扛水泥到楼上。那么庞大的建筑材料，全靠两兄弟自食其力的人力解决，只是为了节约钱。他们也没请任何人打杂，只是请了砖工、木匠做他们不能做的手艺活，本来至少需要耗资十万元以上的，结果七万多元就建起了楼房主体。出资两万元的高代祥，得到了两间屋，其余归高代辉。
这时的高川已经外出一年，却音讯全无。他本是到厦门某工地学搞建筑，结果这个当时只有16岁的小伙子受不了苦，又到太原、淄博、贵阳、漳州等地，终日无所事事，至今一无所成，未给家中寄过一分钱，电话也不曾向家人打过。高川现已外出四年，如今回想起来，属于离家出走，而非外出务工。这个跟自己的父亲一样内向的人，却没有父亲的刻苦，他终日流连的场所是网吧，打着虚逆世界充满杀戮快感的游戏，完全忘记了还有拼命的父母尚在农村挣扎。即使他身上连打游戏的钱也没有了，也不曾想要回家避难，对他来说“家”已死，至于青春是什么，更没有考虑的必要。
高川一直成长在窒息、高压、充满暴力和恐怖的家庭中，这种挥之不去的黑暗感受不是来自别人，正是来自高代辉。高代辉对自己劳动的强迫，延伸到了对家人的强迫，在这个家庭，从来没有欢声笑语，从来没有其乐融融，只有命令、呵斥、暴力以及高强度的劳动，一旦偷懒就会被收拾。高川与母亲张娟一样，被高代辉收拾多年，且已超越被体罚的范畴，简直就是被殴打，被往死里打。张娟没有别的乐趣，只有一样——打牌，准确地说是偷偷打牌。高代辉是从不打牌的，除非大年初一、初二打一毛钱的“金八块”，其余时间谁敢打牌就揍谁，谁不听话就揍谁。
为了养老拼命地存钱
强壮的身体是高代辉当“家庭暴君”的后盾，高川一次次想反抗而不得，一米三身高的张娟就更无还手之力。这里仿佛没有法律，没有人情，只有服从与被服从。高代辉对整个家庭永远具有绝对的领导权：他要你起床到田里干活你就必须马上起床，不然就揍你；要你后天吃肉你今天绝对不敢炒肉吃，不然也揍你；要你吃饭的时候别说话你就乖乖地别吭声，不然又揍你。这个总是打着光脚的壮汉管理着家里挣的每一分钱，凑到一定数目就存到银行去，谁也休想惦记。他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养老的钱，儿子靠不住，谁都靠不住。”
如同高川抛弃了这个恐怖家庭一样，高代辉也当没生过养过高川。他认为自己尚且体力充沛，尽管曾受伤的左手无法高举，但拼死拼活都要存上足够的钱，让自己在干不得体力活时还饿不死。这个家庭喂的猪全是卖给杀猪匠，喂的鸡自己也从未吃过一只，无数路过高家门口的人都不知道这家人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也不知道他们脑子里除了成天想着干活挣钱以外还有没有想过别的。后来人们发现，原来跟着高代辉一起吃饭的高代祥，又挨着高代辉建了两间屋（高代辉退了两万元给高代祥），与兄弟分了家。原因不是两兄弟闹矛盾，而是张娟认为高代祥饭量惊人，一顿至少吃三碗。
这个家庭所谓的“吃饭”，大家知道就真的是吃“饭”，饭为主，菜为辅，几十年都是这么过来的。这些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没有用来买像样的家具，屋内没有任何装修，电视也是多年前留下的，最近居然破天荒地买了冰箱，已足够不可思议。高代祥与高代辉分家以后，面容日复一日地憔悴，他伤感的是自己现在彻底成了“独户”，一切都只能靠自己，而目前银行里只剩下一万余元的存款，他完全低估了人民币贬值的速度——那可是他在一二十年前存下的钱。我有时在夜间路过高家，会看到58岁的高代祥在漆黑的竹林里冲凉——他实在连冲凉的卫生间都没有，唯有厨房与睡房。
像农奴一样苦干到底
看看今天手机上显示的天气预报，高温39度，实际温度超过40度，但就在此时此刻，高代辉、张娟却在田里慌忙火气地收割稻谷。今年收割稻谷倘若雇佣人工，伙食费且不说，单人工价就必在180元左右，像他们家这十亩田的规模，若雇佣别人，至少要五个人连续收割四到五天，光工钱就须支付四千元左右。高代辉、张娟凭自己没日没夜的抢收，省钱之外，也想快点腾出时间帮别人收割，这样净赚几千元不是难事。有些挨公路近的稻田，都已雇佣收割机来操作，可像高代辉这样无论烈日黑夜，简直像农奴一般劳动的，方圆百里之内，仅此一家。
这么热的天，有几人不想在家吹空调看电视或聚集林荫之下搓麻将扎金花？但这种生活与高代辉、张娟无关。人们只是呆在凉快的地方，望着远处与火热太阳抗衡的两夫妻，脸上露出内容复杂的笑。这里的“人们”，包括曾经同样吃尽苦头的高代祥在内。他此刻已不像往年那样疯狂劳作，而是终于与人群坐在一起，打着他唯一熟悉的牌“摆十块”。他甚至学会了喝酒，有时兴致来了也会叫别人拉两件啤酒在家里，没事就慢慢自我眩晕。如今他的收入，既无法来自稻谷、玉米、家禽、牲畜，也无法来自建筑打杂，他只能靠种点菜背到镇上集市去卖，每去一次能赚一二十元。
当别人说高代辉、张娟简直不要命时，高代祥会自言自语：“这算得了啥子？”他就曾在酷暑下打杂时当场晕倒，后来被直接抬到水缸里浸泡了半小时才舒缓过来。如今的高代祥，已成“皮包骨”，全身实难找出什么肉来，背也驼着，皮肤像刚被烧焦，显出焦黄的颜色。他羡慕自己的兄弟尚能劳动，而自己几十年勤劳苦做，到头来却只能被病魔抬走。其实无论是高代祥还是高代辉，两兄弟在睡觉时都要呻吟，用家乡话说叫“嗔唤”，那是过分沉重的劳动在身体放松的情况下作出的痛苦反应。然而一旦起床，高代辉就会迅速恢复到农奴的精神状态，高代祥却终日软绵绵，不再有高代辉的热血。
因对农村太过熟悉，我见识过无数贫困家庭，或残疾或低保或重病或精神失常，但坦率说，无一人像高代辉这样从来不求人地只顾“埋头拉车”。这是我见过的最传统、最典型、最沉默、最固执、最吃苦也最让我无法形容的农民，他不是任何文学作品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角色，他只是完全用自我强迫的习惯性高强度劳动来行走一生，完完全全一根经、一条线、一条道走到黑，而其奋斗的一切居然不是为了当前的生活——也根本谈不上有半点享乐意义的“生活”——只是为了防老。儿子离家以后，他认定老无所依，各走各路，依然苦干到底。我曾问他：“活着是为了什么？”他吐出最掷地有声的两个字：“吃饭！”我已无话可说。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倾向摇滚乐，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业已奋笔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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