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开始,中国的金融业从工商银行开始大规模推出了鼓励员工“自谋职业”的政策，逐渐波及到农行、建行、中行。当时，各家专业银行都自上而下划定了指标，为了完成任务，一方面制定了针对各级管理层的奖励措施，一方面采取搞运动的方式大会小会做广泛的动员劝解（以上事实全国任何一个地区的当事者都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正是出于对企业的信赖与忠诚，全国金融系统有69万员工被“自愿”席卷进这个浪潮，一个庞大的失业群体诞生了。
从2001年起，如梦初醒的这些人开始提出质疑，要求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人事改革政策。他们先是纷纷到原单位质问、到相关部门投诉，直到踏上进京上访的漫漫征程。2008年11月20号，包括工行、农行、建行、中行四大行的近2000名失业者第一次在国家信访局聚集，2009年2月23号、2009年5月11号、2009年10月26号、2010年4月19号、2010年7月19号，来自全国各省的银行下岗员工少则千人多则近万人齐聚北京，每次都迫使相关部门动用大量的警力，每次都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可以肯定，同类的群体活动还会蔓延和延续，这意味着一座积聚能量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火山在形成，这个群体一旦失控，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后果将难以预料。
从目前看，这些失业者提出的诉求是两个：1，纠正改革的失误偏差，恢复原先的员工身份。2，督促银行响应中央号召，关注民生，依法向这些弱势群体提供应有的生活保障及社会保险。同时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识：国企改革的善后事宜必须由国家出台政策，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个诉求比第一个诉求更迫切。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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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银行自始至终用推诿搪塞的冷漠、冒着决堤的危险宁堵不疏，甚至一度推崇暴力打压手段，拒绝寻求公平公正公开的对话平台，导致“金融领域信访问题”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悬案。
目前亟待需要商榷议定的三个问题：
一，自谋职业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构成了所有争议的焦点，对这个政策不外乎三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认为这是正常的裁员，这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然而银行裁员本身就是荒谬和错误的。《劳动法》第二十七条明文规定：“用人单位濒临破产，确需裁减人员的，可以裁员”。事实是当时这四家银行的发展形势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并且正在筹备上市，根本就不具备裁员的条件，减员增效的举措完全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银行也从未承认过他的行为是裁员。
第二个说法，是劳资双方经过协商解除了现有的劳动合同，然后劳方自行谋求新的职业，这是银行方面一口咬定的立场。其实这样的说辞根本经不起一个简单的质问：好端端的职业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放弃、然后再去自谋新职业呢？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必然存在外力的引导与干预，或者说是误导和引诱，操纵者是谁呢？所有的当事者都可以提供大量的举证。所谓的“自谋职业”仅仅是银行虚构出来的空中楼阁而已！以至于“自谋职业”的说法连银行自己都觉得不妥，他炮制的所谓“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的概念，已经成了典型的欲盖弥彰。
第三个说法，买断工龄。买断工龄违法已经是国家铁板钉钉的认定，早在1998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买断工龄的概念就有一个权威的解释：“所谓‘买断工龄’，就是企业按职工工龄给一次性经济补偿后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并且不再给职工社会保险待遇”。这个定义与这些人的遭遇完全吻合。早在2005年，已经去世的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就曾明确指出，“有些金融系统没有考虑后果，擅自实行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做法，也引发一些矛盾和问题”（见人民网2005.10.7文章《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他的话对银行人事改革政策的实质给了个一针见血。
种种事实都足以证明，这个21世纪初发生在中国金融业的人事改革，不是自谋职业，也不是什么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实质上就是非法的买断工龄！正是这个灾难性的政策才导致了中国金融业69万劳动者成为改革旗号下无辜的牺牲品。虽然直到今天银行还在回避“买断”这个字眼儿、还不敢承认当初鼓动员工买断工龄的事实，但那些五花八门的错误手段，已经把一个错误的裁员政策变本加厉、赤裸裸的演变成了一出以买断工龄为实质的闹剧。
遵循《劳动法》第三章第十八条的规定，这份“协解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当事人有权利要求撤消。
二， 双方面对着什么样的现实呢？
多数失业者的今天几乎都面临这样的状况：
其一：由于“买断工龄”的这批员工长期在一线工作，业务技能和知识结构单一，年龄也偏大，在社会上属典型的“4050”弱势群体，重新工作困难重重。4月份新华社有一个报道：“银监会一直在督促银行解决协解人员的合理诉求，截至2009年6月，大约53%的银行协解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已为超过50%的协解人员解决了养老、失业保险等问题。”-----
这个信口雌黄的谎言已经在失业人员中引起公愤。
其二：由于“买断工龄”政策的实施，很多人家庭破裂，厌世自杀等悲剧时常发生，几乎每个地区都存在暴病死亡的例子。被迫“买断工龄”的钱在低标准的开支下很快消耗殆尽，甚至无力承担越来越高的社保医保了，很多人很快走向贫困潦倒。这个事实仅仅到相关部门调阅一下他们的社会保险档案就一目了然，根本不用做什么摸底调查，即使做也是自欺欺人欺上瞒下。
其三： 进京---被截回---再进京---再被截回，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上访的怪圈，但越来越多的当事者相信：为银行贡献了几十年，一夜之间被突然打碎了饭碗，面对被伤害唯一能做的就是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当正常的法律程序无法维权时，上访就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每一次抗争都不是无效的。银行的截访目的不是要为中央分忧，而是堵塞上达中央的信息渠道。
目前的种种现象，本来应该发生在破产企业，发生在濒临倒闭的企业，却偏偏发生在效益突飞猛进的国际级大银行身上，而且是号称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必将面临越来越棘手的问题：这边反复声明与这些人无关，那边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北京截人；这边大量宣传自己的辉煌，那边又手忙脚乱地应对社会各界的质疑；这边千方百计摆脱地方的行政干预，那边又不得不强化与公安的“密切合作”。这种自相矛盾的尴尬局面，必然使银行业及其领导层的地位一次又一次被打上问号。
一个本来应该在资本领域叱咤风云的企业不得不面对和承受跟自己不该沾边儿的社会矛盾，属于正常的现象吗？
三， 如何理智地展望未来？
（1）要站到历史的高度上看问题，才能奠定化解矛盾的思想基础。金融系统的当务之急就是树立起码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不能总是拿一个经不起法律推敲的“协解合同”来做挡箭牌。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像当年的反右、像文革等等等等，都一一拨乱反正了，所谓的金融系统买断工龄不过就是一个经不起时间检验的错误政策而已，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的例外吗？
（2）不要翻来覆去地拿国企改革做借口把责任推给国家，银行的人事改革跟国企的改革大局根本没有形成和谐的共振！用牺牲社会稳定做代价，诱发了当事者的愤怒和一次次无休止的上访，诱发了国内外有识之士包括很多地方政府的指责，也诱发了广大在职员工的困惑、不解甚至不安；给政府的民生问题造成额外负担、给银行内部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空前浪费，都足以促使银行反思自己了。回避只能使已经突出的矛盾更加激化和尖锐，今天的银行界应该积极地回应这些把青春与血汗都留给了银行的老员工，参考同是国企的中石油中石化，从民生入手，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公布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向全世界展现一个大国企业的风范，中国的银行界有责任有义务更有这个能力。
（3）多年来，当事者一直有一个疑问：我们的遭遇中央知道么？今天有了肯定的答案：“（中信联发[2010]2号）《中央联席会议关于做好2010年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要求：要着力解决金融领域信访问题”。现在的时间是2014年，既然中央早已明确做出了部署，金融界还羞羞答答等什么？
一座酝酿中的火山－－银行业维权群体
该文是一位金融界老资历上访人员多年来维权行程的的回顾与思考，用文字的形式对这个发生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维权事件做了描述与记载，包括对未来之路的探讨和思索，理性、温和而实事求是，是众议之集大成。
历史背景惊回首
布什总统的《回忆录》中描述到这么一个细节：有一次跟中国元首交谈到彼此最挠头的国家事务，布什的回答是如何保护美利坚公民抵御恐怖分子的攻击、胡锦涛主席的回答是如何促进民众就业降低国内失业率。
这算是两个国君之间的推心置腹吧？但是，偏偏早有人唱了一出跟自己国君的对头戏。
1998年，在“三年搞活国有企业”的倡导下，中国大地席卷了一场缺乏严格规范的产权制度改革。在一片改革的喊声中，中国的金融业从工商银行开始大规模推出了鼓励员工“自谋职业”的政策。当时各家专业银行都自上而下划定了指标，为了完成任务，一方面制定了针对各级管理层的奖励措施，一方面采取搞运动的方式大会小会做广泛的动员劝解，这个浪潮迅速波及到农行、建行、中行。正是出于对企业的信赖与忠诚，全国金融系统有69万员工被“自愿”席卷进这个浪潮，一个庞大的失业群体诞生了。
自谋职业露狰狞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构成所有争议的焦点，却一直被冷落或忽略，自谋职业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说法，认为这是正常的裁员，这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然而银行裁员本身就是荒谬和错误的。《劳动法》第二十七条明文规定：“用人单位濒临破产，确需裁减人员的，可以裁员”。事实是当时这四家银行的发展形势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并且正在筹备上市，根本就不具备裁员的条件，减员增效的举措完全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况且银行也从未承认过他的行为是裁员。
第二个说法，是劳资双方经过协商解除了现有的劳动合同，然后劳方自行谋求新的职业，这是银行方面一口咬定的立场。但这样的说辞根本经不起一个简单的质问：好端端的职业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放弃、然后再去自谋新职业呢？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必然存在外力的引导与干预，或者说是误导和引诱，操纵者是谁呢？所有的当事者都可以提供大量的举证。铁的事实是：所谓的“自谋职业”仅仅是银行虚构出来的空中楼阁而已！以至于“自谋职业”的说法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妥，他炮制的所谓“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的概念，已经成了典型的欲盖弥彰。
第三个说法，买断工龄。买断工龄违法已经是国家铁板钉钉的认定，早在1998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买断工龄的概念就有一个权威的解释：“所谓买断工龄，就是企业按职工工龄给一次性经济补偿后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并且不再给职工社会保险待遇”。这个定义与这些人的遭遇完全吻合。早在2005年，已经去世的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就曾明确指出，“有些金融系统没有考虑后果，擅自实行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做法，也引发一些矛盾和问题”（见人民网2005.10.7文章《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他的话对银行人事改革政策的实质给了个一针见血。
种种事实都足以证明，这个21世纪初发生在中国金融业的人事改革，不是自谋职业，也不是什么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实质上就是“改革”旗号下实施的买断工龄！是下岗狂潮和国有资产被强行流失的时代骗局！正是这个灾难性的政策才导致了中国金融业69万劳动者成为改革旗号下无辜的牺牲品。虽然直到今天银行还在回避“买断”这个字眼儿、还不敢承认当初鼓动员工买断工龄的事实，但那些五花八门的错误手段，已经赤裸裸的演变了一出以买断工龄为实质的闹剧。遵循《劳动法》第三章第十八条的规定，这份“协解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当事人有权利要求撤消。
如梦初醒的这些人开始提出质疑，要求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人事改革政策。他们先是纷纷到原单位质问、到相关部门投诉、跑遍了区县、市、省各级政府的相关部门，直到踏上进京上访的漫漫征程。2008年11月20号，包括工行、农行、建行、中行四大行的近2000名失业者第一次在国家信访局聚集，2009年2月23号、2009年5月11号、2009年10月26号、2010年4月19号、2010年10月19号，2011年5月21号，来自全国各省的银行下岗员工代表齐聚北京，成为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金融工委、银监局等部门的常客，每次都迫使相关部门动用大量的警力、每次都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与聚焦、每次都诱发银行的张皇失措。然而，这些受害者自始至终都受到推诿搪塞的冷漠、每一次都没有逃脱马家楼、久敬庄甚至被雇佣的黑恶势力遣返的命运，有人不止一次被拘留和劳教；由于银行一度推崇暴力打压手段、冒着决堤的危险宁堵不疏、拒绝寻求公平公正公开的对话平台，导致“金融领域信访问题”成为一个社会各界甚至国际舆论关注的民生焦点。
五颜六色话群友
被买断的受害者相互之间有一个既无奈又不失幽默的“爱称”：断友。这个群体的构成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
1
已经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这个类型的人占据了买断者绝大多数比例。由于“买断工龄”的这批员工长期在一线工作，业务技能和知识结构单一，年龄也偏大，在社会上属典型的“4050”弱势群体，重新工作困难重重。2010年4月份新华社有一个报道：“银监会一直在督促银行解决协解人员的合理诉求，截至2009年6月，大约53%的银行协解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已为超过50%的协解人员解决了养老、失业保险等问题。”-----
这个信口雌黄的谎言已经在失业人员中引起公愤。由于“买断工龄”政策的实施，很多人家庭破裂，厌世自杀等悲剧时常发生，几乎每个地区都存在暴病死亡的例子。被迫“买断工龄”的钱在低标准的开支下很快消耗殆尽，根本无力承担越来越高的社保医保了，很多人迅速走向贫困潦倒。这部分断友构成维权队伍的主力军。
2
在生存线与权益线边缘行走的人，这部分或家境殷实、或配偶子女收入尚菲、或自己暂时在从事某项事务，暂时不存在生存压力，但已经清醒意识到自己权益被伤害。这种类型的人加盟维权队伍给维权注入了新的活力及意义，也必将成为这个群体的中坚力量。
3
还有为数极少的买断人，由于机会跟机遇的青睐，事业一帆风顺，参与维权者几乎屈指可数，似乎不屑与银行做争执了。这种类型的断友往往被嗤之以鼻：一个连自己的合法权益都放弃的人，即使成了亿万富翁，又能得到什么尊重？保护好自己的权益神圣不可侵犯才是最大的“本事”！明明遭遇抢劫，仅发觉自己口袋里还剩点闲钱，就“大度”到放弃追讨暴徒了？自欺欺人与自我满足以及屈服于真理以外的东西，只能是货真价实的懦夫与可怜虫。
正道难识王法威
既然是受害者，为什么不走诉讼渠道？这是一个很多人提出的疑问。但更多的断友早达成这么个共识：诉诸于法律不乏天真。简单的归纳四个事实就足以把这个美好的愿望扼杀在摇篮里：
1
早就有断友向劳动争议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得到的回复或者超过了申请时效，或者涉及企业改制的案件不予受理；即使勉强受理也是遥遥无期的审理等待；即使开庭结果也是驳回诉求；即使给了你一个赢得判决，也绝不会让你得到一个公正的执行，绕了一个大弯儿，还不是又走回上访的老路？
2
广西农行的几名临时工与农行打的官司赢了，但那恰逢最高人民法院对劳动仲裁题材宣传的节骨眼儿上，仅仅是作为一个涂脂抹粉的典型案例，这样的官司离不开运气+政策的巧遇。还记得石家庄六姐妹吗？中央电视台的播放体现了媒体的浩然正气，但《下集》为什么被封杀了？
3
诉讼的前提是银行的买断行为成立，问题是直到今天人家根本就没认这个帐！而且是大张旗鼓地否认。这个环节必然成为法庭辩论的焦点。尽管你证据确凿，但颠倒黑白、浑水摸鱼、指鹿为马、偷换概念，恰恰是银行的专长！何况以他们的势力，摆平个把法官岂不轻而易举？
4 针对很多断友在法律的十字路口上徘徊，“好心”的银行反而竭力地循循善诱“走法律途径”，有没有人问一句为什么？
其实，不必没完没了地跟他们引经据典地讲法律，他们不是听不懂而是根本就不想听，跟不讲理的人讲理就是你不讲理。别指望那些招摇于庙堂之上的银行会大发慈悲，他们永远不会良心发现的，只会后悔自己手腕不够硬。因为他们很淡定，他们深知自己的背后有强大的后盾，事态再失控，他们都不害怕，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肯定有个强大的声音会发出最后的吼叫，然后一片寂静。
所以，走诉讼的渠道水太深、深到秘不可测，上访更公开、更能与政府的亲民理念面对面。理智的断友倾向于后者，而且一直在走，尽管这条路步履维艰。
曲径坎坷待反思
需要反思的环节太多，暂且归纳若干。
1 进京---被截回---再进京---再被截回，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上访的怪圈，但越来越多的当事者相信：把几十年的青春献给了银行，一夜之间被突然打碎了饭碗，面对被伤害需要做什么？就是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上访就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每一次抗争都不是无效的，银行的截访目的不是要为中央分忧，而是堵塞上达中央的信息渠道。
2
重新认识“大规模”的概念。很多断友动辄对“大规模”的概念摇头叹息，却忽视了一个简单的常识，我们通常说的大规模，并非一定是69万人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点，维权的联动仅仅需要69万人的3%就足够了。
3 我们当务之急是什么？---
告知，即人气的凝聚。为什么要聚集人气？因为在当今的中国，维权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当事者的觉醒！取决于觉醒的人数的多寡！！所有见过面的断友，往往发现几乎是清一色的网友，难怪有人说我们的维权是网络维权了。如何让维权的呐喊传到四面八方的断友耳朵里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除了网络外更行之有效的渠道亟待探索。凭网络空间里几百号人的群情激奋甚至凭少数断友的伶牙俐齿绝对不可能触动当权者的神经。中国有句话叫扬长避短，什么是我们的长处？那就是我们是个69万群体！然而69万的千分之0.5在一个虚拟空间里摩拳擦掌代表不了全国的断友，千分之0.5这个比例对于银行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告知才是扩大声势的前提。告知的实质就是信息的传递，只有信息流动起来，响应者才众多。
4 淡化“带头人”意识。这是个已经迫在眉睫问题，因为这个观念已经凸显了四大弊端：（一)69万人的整体维权似乎成为极少数人的倡导行为，导致每一次维权活动都在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争执中“试探”跋涉。（二）更可悲的是恰恰给银行提供了“打击少数闹事者”的借口，这意味着也许将有更多的兄弟姐妹步杨晓东陈冰的后尘。(三）一旦所谓的“带头人”因“涉嫌”遭遇不测，维权活动必然陷入瘫痪或半瘫痪。（四）正因为这个僵化的、惯性的思维，做什么事情非要坐等别人“发号施令”、总在等待出现一个“吹号角”的人，时间就这样在等待中流淌过去了。明明可以通过QQ群、通过微博、通过电话、通过电子邮件，为什么这些公认的渠道弃之不用，非要让某个断友承担风险？
5
不要感叹参与维权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觉得，随着年龄增长更多的断友开始享受养老金，就必然丧失了参与维权的积极性，其实这是一个想当然的断言。最近有个独生子女费已经把这些“退休”的断友排除门外了，类似最起码的权益日益被剥夺的案例会越来越多，断友被伤害的感受会越来越强烈。买断政策最大的罪恶就是对当事人社会地位的伤害，在当今社会任何一个角落，一旦“暴露”出“银行买断”的真实身份，得到的必然是藐视、冷淡与嗤笑；再例，国家已经明确表示十二五期间民众的工资将翻番，银行为了扩大“翻番前”的基数将不遗余力的涨工资，那个“额度”也许在不久的一天将构成对买断者的又一次侮辱。如果面对这些不平不公还能淡定，只能说明当事者人格缺陷了。令人欣慰的是这样人格不健全者毕竟是少数，随着真相的公开披露，维权队伍不仅不会萎缩反而会越来越大。断友群体不是一桶水随着时光的摇晃就干枯了，这个群体是一桶油，一旦溅上一颗火星瞬间就燃起熊熊大火。
6
不要鼓噪盲动和过激。在中国维权，必须充分结合两个现实：一是中国的现状与国情，二是群体的特点与人文性格。别对断友做“懦夫”“胆小鬼”之类的指责。在职时受到的熏陶以及一天天步入中老年行列的年龄，造就了买断群体中少有咄咄逼人的锐利性格，绝对不可能一夜之间从温文尔雅跳跃到激情澎湃，不可能有遍地英雄的浩气长存；尤其是初次步入维权阵营的断友，心理更脆弱，更应该得到宽容。当你发出某个呼吁时，比如卧轨、割腕、下跪、乞讨、去中南海、去天安门等等，都反问一句：可行吗？细节如何落实？卧轨谁带头躺下？万一被秋后算账谁出面承担责任？这些都是一些必须的面对。不要用自己血气方刚的思维来揣度他人，应该学会怎样在体制的规则内周旋。反抗的途径不是自残，而是站立。以悲壮的方式表达内心强烈渴望的行为是不着边际的幻想。
7
不要对进京日期神秘莫测。每次进京时间，没必要张扬，但也没必要隐瞒，所谓的“保密”不过是典型的自拉自唱罢了，刻意“防止向银行走漏消息”的举动，往往造成每一次进京前最了解底细的是银行、最蒙在鼓里的却是翘首以待的断友了。当你对进京日期绞尽脑汁地制造朦胧时，银行早在偷偷窃笑了。
维稳旗下叹国情
中央在维稳问题上，一方面为展示亲民形象赋予公民上访权，另一方面又下令哪里的访民进京就追究哪里官员的责任，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导致访民为了维权往北京跑；官员为了免责就采取哄骗、截访、拘留、劳教等手段来对付上访者。这种错位导致一连串离奇的社会现象：混淆是非地掩盖矛盾、明目张胆地造假欺诈、虚伪重重地营造繁荣。更为令人忧虑的是，中央政府的“维稳”，恰恰在为自己的官员的愚蠢和错误买单。在“维稳”的大旗之下，保护了官员的利益，损伤了中央的威信和政治资源。那些官员们为了局部利益用绑架中央政府的方法来实现所谓的维稳，致使民心殆尽，社会矛盾被一步步激化。
众口纷纭说旅游
有人把进京上访形象地比喻为“旅游”，以下汇总了断友们的七嘴八舌。
金融界维权群体与其他维权群体最大的区别在于：群体自身具有雄厚的人力资源，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多，最凝聚动力的核心是69万人拥有一个共同的诉求！！能在短时间内聚集人气的，非中国金融界的受害者莫属！这绝对是一股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力量。人多并非意味着对抗的力量强大，而是意味着诉求者的气势更磅礴。
回顾这么些年，我们不遗余力地上访，哪条路没有走过？哪扇门没有敲过？面对了多少礼貌的推诿和冷漠的拒绝、甚至是声色俱厉的暴力！虽然我们深知上访的最高程序就是座谈、虽然我们的代表口若悬河把他们驳斥得哑口无言、虽然我们能出示一千条理由证明他们违法了，但座谈的结局就是被遣送回家，不会得到任何答复。有关买断政策的所有文件、所有领导讲话、所有值得关注的价值都在淡化。当一切努力变得毫无意义时，我们会用自己能做到的方式发出呐喊，用无声的呼吁与银行做理性的博弈。
很多人在任何一个地点汇聚，都会引发政府的敏感，会有大人物追究聚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怎么对待？不要怀疑是否有人在最短的时间内不得不做考虑和反馈，也不要担心被扣上“破坏和谐社会”甚至“反政府”的帽子，银行绞尽脑汁也找不出“证据”，因为我们的诉求他们从上到下比我们还清楚。上访行为本身表明上访人对政府抱有深切的希望、是真正盼望国家发展和进步的人，阻碍稳定和谐的恰恰是不按法律规则行事的银行。我们用自己的群体语言告诉他们：如果还热衷于推、拖、卡、压的伎俩，首先将面对一个必然会被问责、最让他们心惊胆颤的事实
---诉求者聚集。
为一个叫“快乐维权”的名词喝彩，再加一句“平安旅游”。整个过程都顺其自然，切勿制造任何冲突，服从现场管理，维护周边秩序，安安全全进京，高高兴兴回家。旅游归来一边观赏聚集的冲击波，一边做着下次旅游的打算。何乐而不为？
那年的419是值得回味的典范。网络上419的视频被断友们转发了无数次。但很多断友不明白，这么多人在街上行走算哪门子维权？这样的反问说明太不了解国情了，你以为在今天的中国，维权就是打横幅喊口号人声鼎沸？
2010年的10月份那次，有一个瞻仰八宝山革命公墓或者游览长城的提议，可惜由于人数的局限没有形成影响力，但那是一个极其巧妙的构思。
甚至直接到久敬庄，因为国信局的接待处已经迁移到那里了，但久敬庄的“载客”人数不是无限，一旦超员了，即使你想光临也会被拒绝。
众多的草根团结起来就能形成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的意志。
金融断友旅游团的主题无非就是两个：1
明确表达“只求生存权”的信号。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引发高层的关注、为了群体的权益，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我们期待用容忍的态度、用协商与妥协的方式增进沟通，找到解决矛盾的共识。2
我们更迫切向高层传递这样的信息：2001年以来国有银行的所谓以“自谋职业”为幌子的买断工龄改制，已经在中国的改革史上书写了不光彩甚至可耻的一页；剥夺了人的生存权，违背了国家实施改革的本意。今天的银行界应该积极地回应这些把青春与血汗都留给了银行的老员工，从民生入手，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公布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向全世界展现一个大国企业的风范，中国的银行界有责任有义务更有这个能力。
大鳄冷眼观风云
我们的遭遇，涉及到最大的历史背景就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给5000万老员工造成的伤害世人有目共睹，这是一个庞大到惊人的群体。我们的诉求为什么迟迟没有人理睬？就是因为涉及到5000万群体。如何解决5000万人的诉求？即使中央政府有这个意向也会全盘考虑方案。眼前发生为数不少的群体事件，还是十字路口的“黄灯”，毕竟没到“红灯”。中央政府要做的事情，是不断吸纳和探索软着陆的方式，防止群体事件转化成为社会动荡。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不会阻止个别企业亡羊补牢式的作为（如中石油、中石化），但也暂时不会向哪家领域下达干预性政策。
银行不傻，他深知这正是政府的软肋，所以他才理直气壮。当你一个人出来讲理的时候，他说你一个人不能代表别人；当一部分人出来讲理的时候，他说你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当一大部分人出来讲理的时候，他就渲染是国外反动势力操控的群体事件。总之，他根本不想与你讲理与沟通，他的每次决策和回应，基本上没有长期打算。基层官员的个别言行或个别“政策”的变通，并不意味着“大方针”的温柔转换，仅仅是维权浪潮下的缓兵之计而已。他们今天的策略就是一个“拖”字，拖到当事人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就没有人上访了，美其名曰“以时间换空间”，对当事人提出的最为急切的生存与生计问题越来越无动于衷，连漂亮话也懒得讲了。上司对下属的“宽容”也在悄然下降，不再有过去那种“XX行长在维稳会上被训斥个狗血喷头”之类的传说。
但是，翻来覆去地拿国企改革做借口把责任推给国家，用牺牲社会稳定做代价，诱发了当事者的愤怒和一次次无休止的上访，诱发了国内外有识之士包括很多地方政府的指责，也诱发了广大在职员工的困惑、不安甚至甚至暗自“庆幸”；给政府的民生问题造成额外负担、给银行内部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空前浪费，都足以促使银行反思自己了，回避只能使已经突出的矛盾更加激化和尖锐，其实银行高层深知这一点。
如果他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更应该接受这样的信息：站到历史的高度上树立起码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不拿一个经不起法律推敲的“协解合同”来做挡箭牌。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就是知错改错。像当年的反右、像文革等等等等，都一一拨乱反正了，所谓的“买断工龄”不过就是一个打着国企改革旗号的错误政策，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的例外吗？
一个本来应该在资本领域叱咤风云的企业不得不面对和承受跟自己不该沾边儿的社会矛盾，一个本来应该发生在破产企业、发生在濒临倒闭的企业的现象，却偏偏发生在效益突飞猛进的国际级大银行身上，而且是号称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必将面临越来越棘手的问题：这边反复声明与这些人无关，那边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北京截人；这边大量宣传自己的辉煌，那边又手忙脚乱地应对社会各界的质疑；这边千方百计摆脱地方的行政干预，那边又不得不强化与专政机关的“密切协调”。一边故意制造不稳定，一边用金钱维护稳定。越是脆弱的堡垒越善于虚张声势，银行也最心虚：为了维稳牺牲法制是典型的挖政府墙角，政府是否会永远“自愿”被蒙蔽下去？
这种自相矛盾的尴尬局面，必然使银行业及其领导层的地位一次又一次被打上问号，尤其是基层的官员更极不情愿地成了“替罪羊”。他们大都是凭“特殊渠道”的关照或者凭溜须拍马的本领上去的，最善于察言观色，最怕得罪上司。可以对来自下属的抱怨视而不见，但来自上司哪怕一个责怪的眼神，也足以让他们心神不宁寝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洗耳恭听上级的训诫之后费煞苦心抓落实的是他们，接受买断者的当面质问甚至遭受人身攻击的也是他们，既“无奈与恐惧”又想保持“尊严与威风”的他们一次又一次“代表”自己的上司丑态百出，一个错误的政策把自己蟹兵虾将的人性与品格都暴晒到太阳底下了。
波澜不惊信息流
如何督促更多断友加入维权阵营？在Q群里、在我们的房间里，可以归纳三个典型构思。
一, 走传统的路子，尽可能多的实现与断友面对面沟通。
这条路子已经喊了多少年了，很多断友在做，但不得不承认总是面临四种尴尬：第一，听到维权的呼吁，常有对维权进程的质问与不满的声音。其实，维权涉及到你自己的切身利益，没有哪个人为此承担责任和义务，更不需要别人追着赶着“做工作”等你慢吞吞的恩赐。你最应该反问自己：我做什么了？切勿因为渺小就放弃自己，没能力做太阳，就做一束光吧，哪怕微弱，光多了，坚冰也会被融化。第二，相当多的断友对买断政策的实质根本就认识不到，还停留在“我已经签字了”这个层面，说明连一个最起码的法律常识还不具备。任何合同的签订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的框架，一旦超越这个框架无论当事人签字与否都认定是无效合同。不去追究合同的合法性而是耿耿于怀自己签字的“事实”，是典型的弱者思维。第三，有人不是没认识到维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但总抱着“最终结果少不了我的份儿”的思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也是银行“规劝”进京断友的专用语，但愿尚未从被骗遭遇中回过神来的断友别再次接受骗子的点化了。第四，买断遭遇导致很多断友心理裂变甚至自卑，与他人的来往交流短缺稀少，信息沟通长期都处于封闭状态。
这种面对面的形式，听上去不难，操作起来不易，涉及到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是出乎预料。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很多断友并没有放弃努力，也在知难而上。
二, 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
尤其在今天，新的国情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也提供了一个最简便易行的维权流程。
不需要鼓囊囊的材料，更不需要什么人的组织与策划。就在网络群里，大伙儿经过开诚布公地讨论与争议，达成一个个共同的观点。包括进京事宜，约定一个时间与地点，一传十十传百，尽可能地加大传播力度与广度，断友们按照约定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过去就是了。
幸运的是，今天的我们享受到了一个高速快捷、行之有效的平台，感谢现代化科技、感谢互联网。网群的断友们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方面的工作，而这个方式的关键点是，传播力度与广度能否如愿？如何防止“仅仅是口头呐喊”的现象？
三, 尝试用邮政信件来实现信息流动。
这是一个最传统、最原始的人与人沟通方式，何不充分利用呢？可以提前写好呼吁信件、甚至约定未来历次维权的时间地点，由热心的断友直接从北京发给各省市具体的某个人。发件人保持名副其实的隐形状态，接信人将收到的文稿复制、传递、邮寄，由此形成一个信息圈，随着这个信息圈的波动，轻而易举就实现了对那些不会上网的断友的告知。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沟通，当那些“新”断友面对情真意切的文稿时，再迟钝的榆木疙瘩也会产生从朦胧向现实靠近的冲动。
这个设想操作起来需要妥善处置5个环节：
1 收信人地址的收集。这个应该不是难事，尤其在QQ群，金字塔的顶端有30封信件足矣，收件人可能是自己、也可以推举别人。
2 发信起点肯定是北京。银监会、人民银行、信访局、甚至任何一家总行的驻地，都可以确定为始发点。
3 信件的内容俯首皆是，比如群里共享的很多维权观，甚至该《备忘录》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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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的操作将体现断友的真正素质：发信人必须是一个或一群甘做无名英雄的断友；收件人必须是一个或一群有威信、受到身边众多人信赖与拥戴的断友，这个环节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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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收信人继续以匿名的方式做传播，也不反对公开化操作。一旦遭遇银行或者相关部门又是“调查”又是“取证”，都可以坦然地提供信件的原件给对方，包括“收到的复印件”。请对方“指教”：这事儿关系到我们的生老病死，能否提供让我们置之不理的理由？
一旦信件发出，断友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头尾链接、循环往复的告知圆周，自动搭设了一个联络框架，谁都找不到信息的起点在哪里，但一切尽在不言中。
峰峦叠嶂通天路
不久的未来，维权活动将不会在六条道路上停顿探索的脚步:
第一条路，呼唤更多人同一时刻同一景点的那声呐喊。
也许在银监会、也许在金融街、也许在任何一个便于断友们聚集起来的场合，既宽旷安全又不妨碍交通。现场有那么多断友，身后有69万名后盾，政府在史无前例的关注民生，多么好的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只需要走到约定的地点，远远地围观，静静地散步，默默地跟随，顺势而为，历史就从这一刻开始改变。
第二条路，维权活动重在行为的主张、行动的勇气及事件的影响，每一次都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一部分人会受到启发，另一部分人会受到鼓舞。虽然常见“人数不尽人意”的反省，但少数人不间断的维权同样应该给予首肯，毕竟是大规模的衔接与铺垫、是维权时间与空间的填补，也给个别断友的奔放个性提供了充分展示的平台。小数量或单枪匹马的维权活动的意义更在于给所在的地方行施加影响与增加对话的筹码，目的是为了督促所在行提供某些应有的救助，会有断友不断而适当地量力而行，每次动身前也会充分权衡利弊，避免对大旅游团造成冲击。
第三条路，让任何形势的变化促成每一次维权活动的前奏。
新的形势下，银行与“协解”者之间将把每一首前奏演绎得淋漓尽致，主角就是69万断友。那么当今有什么样的形势变化？（1）中共中央十八大召开在即，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年底，中国社会又迎来一个新的维稳高峰。对于“拥有”中国最大的上访群体的银行来说，维稳形势将又一次跌入“严峻”时期，而且将不得不面临一个超长的时间跨度。任何一个有点思索能力的银行官员应该有清醒的前瞻。（2）国内舆论对国企改革的反思呼声日益高涨，不妨浏览几个著名的大论坛，“下岗失业人员是个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强烈要求给5千万下岗、买断、失业职工落实政策”
“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专设下岗工人代表”之类的帖子比比皆是，凸显出越来越强烈的民意表达。（3）“进京”这样一个概念，在不断地被解读、延伸和运用，已经演化成了维权题材的主旋律，断友进京前的“张罗”越来越诱发银行的神经质。这种关键时刻往往成为衡量银行官员们维稳头脑的试金石。如果某个官员真心实意为自己的上司“分忧解难”，会提前介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工作；如果某个官员根本不屑于替上司承担什么“压力”，会索性装糊涂、做点表面文章应付一下就OK。各地进京人数一直不均衡，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因素今年将会更显著。（4）随着“维稳经费”对“国防预算”的超越，接访跟截访的意义也在“与时俱进”，与“截访”相比，“接访”更容易操作，更容易激发各级行热衷于费用的“如实”上报。对这个微妙的变化，好多地方的断友应该有很明确地感知。事实上，上访人已经成为维稳者的“摇钱树”与“聚宝盆”，上访群体的存在，催生了维稳资金被吞噬与瓜分的时代畸形。
第四条路，在现代化的今天、在网络民意越来越凸显主流的时代，更多断友认识到了网络的重要性。网络呼吁并非是单纯的虚拟世界呐喊，其意义与影响力绝不会次于进京。在过去，有些不该发生的故事很轻松“被”画上句号，但有了互联网，当事人已经有了回应的机会。尤其是来自金融系统的断友，更擅长于文字表达，对现代化仪器的使用更得心应手。可以在群里约定哪些论坛，达成哪些共识，用广泛的“原创”或“转帖”逐步掀起民声浪花，由此展示的力度和促成的效果将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第五条路，随着国家民主进程的加快，随着新闻自由报道权的提高，国内的良心媒体会一步步介入民众的维权领域，断友们会坚持联系有正义感的记者或媒介，维权必将进入一个质的飞跃和新的层次。请相信国家在走向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第六条路，探讨与酝酿中......
维权是一条荆棘之路，整个行程都在锤炼当事人的毅力与智商，甚至夹杂了几多希望与失望的体验，但有一点也是确认无疑的：我们一定会拥有一个阳光明媚的明天、拥有一个符合历史逻辑的未来！虽然短暂的黑暗会使人迷茫，但掩盖不了那个越来越清晰的期待，这一天不会很远了。（鲁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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