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介沉重的故事给你听

严家伟

　　那是上世纪1983年，邓“总设计师”不知何故龙颜一怒，一拍脑门，就在中国发动了一场名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政治运动（简称“严打”运动）。单看这名字就是个法盲才讲得出的话。任何刑事犯罪，只能核实事实依法处理。而且必须常态化地依法律条文进行。哪能发起个什么运动就“严打”？没有运动，莫非就“宽打”或不打吗？那还要法律干什么？这且不去说它。不过中国的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位秦王就说过“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而我朝的邓“总设计师”就是个无冕的天子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所以他一怒，一声令下“严打”。套用毛泽东年代的一句话就叫，“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结果便冤杀了许多罪不该死、甚至根本无罪的人。在所谓严打中有些人可能多少有一点罪，只是根本罪不致死。笔者却亲历过一桩怪事，把根本不构成犯罪的同性恋者，也判了死判并且执行了！

　　那时我在四川省第四监狱医院，由于右派问题未获改正，所以我虽然从事着医务工作只能称“就业员”。而且我从事的任何医务工作都只能叫“劳动”----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专用名称，就不细讲了。1983年9月的一天下午，一名狱吏叫我赶快带上急救箱去狱内小监单独囚禁室。进入那戒备森严之地后，看见在单独囚禁室内一名四十左右的男子满脸都是血。我仔细一看，血是从鼻孔内流淌出的。看守他的人告诉我，此人叫陈绍章（因为用药必须有记录，开处方），他是用竹筷插入鼻内企图自杀。我于是赶快用浸着麻黄素液的棉条，塞入鼻孔内压迫止血，并辅以冷敷。不久血止住了，可病人狂躁不安，又哭又闹。由于“就业员”虽被视为“半截犯人”但已不穿囚服，我又穿着医生的白大褂，他又不认识我，故将我误认为是狱吏医生。于是便对着我喊冤似的大叫“报告干事我冤枉呀，说我搞了‘鸡奸’要杀我呀”！囚犯称狱吏为“管教”或“干事”这当然又是中国特色，而世界通用的“同性恋”一词，加“中国特色”后，也变成了个怪名字叫“鸡奸”。我当时心里也纳闷，这同性恋算什么罪，更不可能枪毙。但在那险恶的环境里，自已又不是整人害人的“干事”何必去多问。于是我给他开了些消炎抗菌药，注射了一支镇静的苯巴比妥钠后，安慰了他几句，便匆匆离去。

　　后来才有人告诉我，这个陈绍章，原来还曾经是个“解放军”战士，文革中不知为何打成了“反革命”且判了无期徒刑，但此人一贯不认罪，狱吏对他印象很坏。特别严重的是（我也象判决书那样打句官腔），和一个叫王天根的青年囚犯发生了同性恋关系。本来从医学上讲，在监狱这样长期与异性绝缘的生存空间里，一个壮年男人很可能由性饥饿而转变为或者是性压抑，或者是性变态。陈绍章显然属于后者。但即使生活在正常环境里的人，也会有少数人，由于遗传基因或其他后天的因素而发生性倾向的变异------对异性冷漠，爱恋同性。所以这是一个生理或医学上的课题。在一个民主，宽容的社会里，不但不会是什么刑事犯罪。而是个人性取向上的自由。甚至还可组成同性恋家庭。但在那时的中国根本不承认什么叫同性恋，并且给它加上了“鸡奸”这个污浊的恶名以后，似乎也就与强奸，轮奸一样成为一种凶恶的犯罪行为了。虽然在中国的任何一部法典里。都找不到同性恋或“鸡奸”罪。但中国当官的别样的本事低能，发明新名词的本事不小。于是就将同性恋定为“流氓罪”。

　　正如有人说的“流氓罪是个筐，甚么东西都可往里装”。所以在监狱就因为同性恋而被加刑的，我也不止一次看见或听见了。但一般也就是加个两，三年而已。可这次陈绍章却遇上了这个“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严打”。管你异性恋或同性恋，当然不可能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而且还有一个姓戴的囚犯炊事员，好像也涉入此案中，这下“好办”了。于是便给他们定性为“流氓集团”，陈绍章被定性为“流氓集团首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大约十多天后，在“严打”的“从重从快”声中，那天我从医院出去有事，走在路上，突然听见有人大叫所有人原地不许动。本人哪敢不听？只好几乎是“重脚而立”心里忐忑不安。接着荷枪实弹的武警，如临大敌般地封锁了道路，紧接着刑车呼啸而来，只见陈绍章五花大绑立于刑车上，背上还插了一个死囚标。车子开得不快，经过我面前时我正好和他四目相对。这时的他反倒十分安祥，似乎一切都置之度外了，而且好像还记得那天我给他看病的事，笑着向我点一点头。也许直到此刻他还把我误当作狱吏，也许在他这么多年的狱内生活中，第一次有那么个“狱吏”，对他既未呵斥，还带着几丝温情为他止血，冷敷，问他还疼不疼？问他对磺胺药过不过敏？虽然对于一个医务人员来说，这只是起码应作的一点事。但对一个长期被人歧视，侮辱，损害，践踏的人来讲，其印象可能是比较深刻的。而在他即将奔赴天国的时候，我们又不期而遇，这难道不是一种缘份么？因此在人性的深处，大家都会有这种无言的共鸣……

　　随着一声罪恶的枪响，陈绍章去了天国！

　　又随着时间的流逝，大约三年以后，一个消息在监狱里不胫而走：陈绍章原判法院通知监狱，陈绍章原判“反革命罪”不成立，已撤消原判，宣告无罪！

　　死刑------枪决------无罪。是黑色的幽默，还是冷酷的现实？究竟谁才有罪？尊敬的法官们，你们敢回答我这个问题吗？！

　　三十年过去了。按世俗的说法若有来世，陈绍章已经“又是一条汉子”了。但我希望他不要投生在中国大陆。因为这里的一切和三十年前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是的，今天中国没有“反革命罪”了，但“煽动颠覆政府罪”，却已当“仁”不让地取代了它,可以随时落在你的头上。甚至中国汉族人中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因此“罪”至今仍被囚禁于狱中。是的，中国今天也没有什么“流氓罪”了，但代之而登场的“寻衅滋事罪”不但包罗万象，且比萨司病毒更易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甚至几个学者、作家、律师关门坐在自己家中，对一个历史问题，作一点学术研讨。这个“寻衅滋事”的违宪恶法也会找上门来，将北京浦志强、徐友渔、刘荻等五君子关进权力编织的“笼子”里去。虽然在海内外强大正义舆论的压力下，已有四人以“取保候审”之名放了出来。但浦律师仍罹难中。这样的中国，若说它比三十年前有多大进步的话，那也不过就是当年鲁迅先生嘲弄的“现在比乾隆时代光明”，总算从“欲当奴隶而不可得”变成“暂时当稳了奴隶”而已。

　　所以劝陈绍章先生，若要投生，还是莫来中国大陆为好！

　　2014年6月12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