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逝世五周年：真相、独裁与中国的政治现实
曹泽锋
2020年2月7日凌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李文亮去世，他并未死于“谣言”，而是死于新冠病毒，死于一场原本可以被遏制的疫情。他的一句“我们需要言论自由”成为了数字墓碑，让人们在极权的缝隙中窥见真相的光芒。
五年过去了，中国政权的压制变本加厉，习近平的独裁巩固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李文亮的命运，映射的并不仅仅是新冠疫情的悲剧，而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一个不容许真相存在的社会，必然以悲剧收场。 习近平上台以来，逐步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而这一体制的核心逻辑是“政治安全高于一切”。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下，信息的公开与自由成为威胁，任何对官方叙事的挑战都会被打压。李文亮的遭遇就是这种独裁思维的直接后果。他在2019年12月30日向医学院同学群发布疫情信息，却被警方以“造谣”训诫。在中国，这不是个例，而是常态：政府在任何危机出现时，第一反应不是控制灾难，而是控制信息，处理发布信息的人，群众想要的仅仅是知道真相，而这恰恰加剧了危机的恶化。
习近平的独裁体制强调“维护稳定”，而这种稳定的前提是信息必须服从政治，事实必须为权力让路。从2012年以来，我们看到： • 媒体审查升级，独立调查报道被清除，记者被逮捕或失踪； • 言论自由消失，从微博到微信，所有社交平台都受到严格控制，甚至连疫情初期的患者求救帖都被迅速删除； • 公民社会瓦解，律师、异见者、活动人士被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群体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后几乎消失。 在这样的环境下，李文亮的发声被视为对政治权威的挑战，即便他只是出于医生的责任提醒同行防范病毒。独裁者的恐惧并不来自武装对手，而是来自那些不受控制的声音。
李文亮的死让中国社会短暂爆发了对政府的不满。2020年2月，微博上的悼念潮、知乎上的愤怒留言、一夜之间刷屏的“我们要言论自由”，都反映出人们对极权压制的痛恨。然而，习近平迅速利用疫情将舆论危机转化为统治的强化： • 加强社会监控：以防疫为名，中国建立了史上最严密的数字监控系统。健康码、行程追踪、24小时监视，政府得以深入干预个人生活。 • 强化政治忠诚：借疫情之机，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高于一切”，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把清零政策变成了一场政治忠诚测试。 • 镇压异见声音：许多早期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如张展被判刑，而李文亮式的“吹哨人”在官方话语中被抹去，只留下被美化的“抗疫英雄”形象。
可以说，李文亮的死不仅未能撼动习近平的统治，反而被这个独裁者当作一次加强专制的契机。从2020到2022，中国经历了严苛的封控，最终以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终结了清零政策，但代价是无数人的生命、经济的衰退、社会信任的崩塌。而习近平本人，仍稳坐权力顶端。 在独裁体制下，真相成为敌人，然而，正是对真相的恐惧暴露了这个体制的脆弱。李文亮的死亡成为习近平统治的一个隐喻：当国家以政治稳定为最高目标时，它必然要压制那些揭示现实的人，而现实却终究会以更惨烈的方式爆发。 从疫情的处理，到经济的崩溃，从白纸运动的爆发，到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习近平的独裁统治越来越显露出它的困境。独裁体制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无法承认错误，因此无法纠正错误。
2020年的训诫李文亮，2022年的极端清零，2023年的经济困局，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一个人——习近平——拥有了不受制约的权力，而一个人的判断再精准，也无法取代社会的真实需求。 五年后，李文亮的微博“我们需要言论自由”依然是中国社会最无声的抗议。这句话不仅仅是对疫情的控诉，而是对整个体制的控诉。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必然会一错再错，最终走向崩溃。 五年过去了，李文亮的名字仍然在中国互联网的禁忌边缘，他的微博仍然是人们寄托愤怒与希望的地方。然而，体制没有改变，习近平的独裁甚至变得更加稳固。
李文亮的死告诉我们：一个压制真相的政权，终究会成为真相的牺牲品。 真正的纪念，不是怀念，而是反思，不是沉默，而是呐喊。当中国人再次面对压制时，是否会想起李文亮？是否会意识到，“我们需要言论自由”不仅仅是一个医生的遗言，而是整个国家的生存之道？ 中国需要“李文亮”，中国需要更多的“李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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