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的“党员登记”

子规

    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在一次进京开会的途中，被迫将自己的软卧席位让给新上任的湖北省省长。他过后把此事捅给了香港新闻媒体，影响了这位新省长的形象，从而受到了中央的调查，于1988年2月被免去校长的职务。在1989年爆发的学潮中，他试图东山再起，就把宝押在了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这一边，就组织签名上书，呼吁高层与学生进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六四运动被当局镇压后，他也受到了处理，在党员重新登记中未能通过，相当于被开除了党籍，被党这位母亲驱逐出了家门。去年11月7日他在武汉去世后，在武汉大学当天发布的官方讣告中，他又被赋予优秀党员的谥号，可见他后来又重新恢复了党籍，重新投入党的怀抱。

    按照刘道玉自己的说法，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并不是那次与新省长争夺特权待遇的“争座事件”——相反他认为自己在这一事件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对这种僵硬的官本位和官僚等级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抗争——而是他开全国风气之先，在武汉大学率先推行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与转转业制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损害了保守势力的既得利益，得罪了他们，从而受到他们的打击报复才导致丢官的。其实他推行的这些改革举措无一不是属于枝节性的教学制度层面的变动，而未涉及到带有根本性的教育制度问题，又能损害到什么人的既得利益，得罪什么保守势力呢？但一向善于投机取巧，善于包装炒作，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他必须这么编排，从而才能在从体制内出局之后，继续塑造出一个受到体制的排挤，在体制外大胆地批评体制，呼吁对体制进行改革的高大形象，从而能够继续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他退休后仍然活跃于教育界，致力于所谓的爱的教育和创造教育的研究，出版了二十余部相关著作。他的这些著作我全未拜读过，但他时不时通过媒体发出的那些对教育现状的尖锐批评，对教育改革的疾声呼吁，我倒是看到了一些，感觉这些弊端的确是当下亟需解决的，这些改革也是人们所期盼的，同时这些言论又都在当局所能允许的尺度内。但问题在于，这些话也不是他一个人在讲，并且也不是他最早在讲，而是很多人都在讲，一直都在讲，只是因为他的社会名流尤其是教育界名流的地位，由他口中讲出来就会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些话可谓老生常谈了，一直都停留于言论的层面，而在行动上迟迟没有动静，原因就在于只要不改变一党专政以及随之而来的党化教育的格局，这些并未揭到痛处的话都是“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纸上谈兵而已。况且，这类并未揭到当局的痛处却又能投合公众情绪需求的言论，还能起到一种缓解社会压力、提高政府形象的作用，事实上充当了一种“帮忙”和“帮闲”的角色。他的爱的教育也罢，创造教育也罢，说起来也都是很上台面的话，但在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教育下，有的是“剥夺剥夺者”的阶级意识，有的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驯服工具论，又哪来的爱的教育，哪来的创造教育呢？刘道玉其实是个明白人，他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尽管批评教育沉疴的话说了一箩筐，却没有一句说到点子上。他要是说出了这一句，就没有机会说下一句了，他社会名流的地位也就不保了，而对他而言，三日无名则惶惶如也。

    刘道玉声称自己在体制内受到了打击，他1989年因为卷入学潮而被开除了党籍，从体制内出局后，又对这个体制批评东批评西的，他要是真有骨气的话，就应该与这个体制彻底决裂，好马不吃回头草，而不是后来又去重新恢复党籍，重要投入党的怀抱。但跟他这样的人谈骨气又无异于对牛弹琴，他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一切都以实现自身名利的最大化为依归。他在体制外批评体制，为自己赢得一个敢于直言的教育家的名声，在体制内重新恢复党籍，又使自己重新成为“赵家的人”，不仅可以享受副部长级的待遇，过着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还获得了一道过硬的护身符。不是说一个人不能加入这个体制，也不是说一个人不能成为党员，实际上无论在体制内还是在党内，都不乏很有良知也很有胆识，深具人道主义和执政为民的情怀，甚至具备现代自由民主的理念，敢于为民请命，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增进人民福祉而付出重大牺牲的大写的人。但刘道玉绝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吃体制骂体制，并且光说不练，尽捡能骂的骂的市侩小人。

    倘若能够起刘道玉地下，不知他面对党和政府赐予的“优秀党员”这一谥号，是坦然无愧地受之，还是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讽刺，从而感到一丝的脸红心跳呢？

                                     2 026年2月19日

    附记：笔者在之前发表的一篇题为“刘道玉：一个机会主义者的改革神话”的文章，第四段中的“肃反运动使几十万人死于非命”写错了，应是“几万人”，不严谨，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