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要革命要起义而不是造反

苏明

在共匪政权统治之下，每个中国人都是这个政权的奴隶。事实就是如此。但总有一些中国人不承认这是个事实，反而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自豪、骄傲。前几天共匪政权下的一个省政府发出了一个行政命令，其中一条是“讨薪就是违法”。虽然在这个行政命令中，没有明确地说，雇主拖欠职工的工钱是合法的。但是被拖欠了工资的职工向雇主去讨薪则是违法的。

这就是说，无论是国有的或是私营的业主，在雇用了一批职工为它们工作以后不付钱是合法的。职工们几天、几个月，甚至整年地工作之后，得不到任何的报酬也是合法的。一旦职工们开口讨要工钱去养家糊口时，反而成为了违法行为。习蠢货喊叫依法治国已经几年了。至今人们不明白的是，法律的制定者究竟是行政机关还是立法机关？如果行政可以立法的话，那么立法机构就可以取消，又何必每年春天劳民伤财地开两会呢？

一个省级官员就有权告诉人们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也就是说，所有的共匪大小头脑都有权立法。所以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法令多如牛毛，就连共匪体制内都是糊里糊涂，就更不用说民间的广大百姓了。

共匪建设之初就提出了低工资低待遇和高积累的政策，至今中国人还是那么穷，就是因为低工资和低待遇的政策一直维持到今天的缘故。对于高积累的政策，从一开始是为了养活数以百万计的进城做官的共匪，还要满足它们享受特权的需要。这所谓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高积累又名副其实地让大大小小的共匪有了贪腐的机会，个个都成为了百万、千万、亿万富翁。

至于国与民是不在共匪的考量之内的。高积累不但没能强国，反而是国家欠下了几百万个亿的天文数字的债务。老百姓仍然贫穷，6亿5千万到9亿的贫困人口，却被习蠢货强行定性为过上了富裕的小康生活。

国际社会与共匪脱钩，外资的撤出，一年多的中共病毒大爆发，又造成多少民营、私营工商业倒闭、破产？总共造成了多少中国人失去了工作恶收入？共匪政权没有给人民提供任何的财政补贴和补助，反而在防疫检疫隔离和治疗上赚钱，同时抬高民生商品的物价。现在更进一步为劳动人民立法，干活是白干，干完活要工钱就是违法。雇人干活不给钱是合法，因为雇主仍在执行着高积累的政策。可是它们是在为自己积累财富。

这倒使我想起文革浩劫的年代。我由于上山下乡去了农村，也经过了几次阶级斗争教育的忆苦思甜大会。几位不知从哪找来苦大仇深的老贫雇农，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地主对他们的剥削。几位诉苦人几乎在说着同一件事：那就是给地主扛长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了大年三十那天，地主不但不给工钱，还把长工打了一顿。于是引起了台下一片愤怒的“打倒”声。于是诉苦人被请下台，受到一顿酒肉招待，醉醺醺地不知又去什么别的地方诉苦去了。

我回城后在一家运输场工作了一段时间，听到了老职工的聊天，也提到了忆苦思甜大会。大会中的苦大仇深者都说，给地主或资本家干了一年活，也都在大年三十那天被打了一顿后，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工钱就被赶走了。不同的是在他们聊到这件事的时候，都是以一种挖苦嘲笑的语气，然后哈哈大笑。显然所有的忆苦思甜的故事都是统一规定的。引伸到现在，习蠢货的新时代人民应该感到幸福：干了活得不到工钱，至少没有被打一顿。这就是新旧社会的根本区别。

我插队落户几年，至少知道了每个农民一年的口粮标准是280斤到300斤不等。当把分得的口粮磨成米面以后，就减少了15%到20%。也就是说，每个农民平均每天吃下去的粮食不过才几両，但农民必须说幸福。我所在的那个村子不过二十几户人家，每年上缴的公粮十几万斤。看来每年秋收时是农民幸福的时候：割倒了还在地里的粮食，和运到场院堆集的粮食，正是每家每户偷粮食的时机。能偷多少是多少，为的是解决来年口粮不够吃的问题。

每年到了春节临近的日子，是村民们每年唯一的一次计工分发现钱的日子。工钱的发放是根据两个条件，一是这一年挣了多少工分，二是这一年粮食的收成是多少，所以每一个工分每年算出的价钱是不固定的。年头好的一年，有些家庭可以分到一、两百块钱；年头差的仅能分到几十块钱。

对于孩子多劳动力少的家庭，每年的这唯一的一次发工钱，对他们来说不但领不到任何钱，反而接到了一张欠款单据。有的人家连续多年的欠款达到了一、两千块钱。所以那个二十几户人家的村子，有95%以上的人从来没有去过离他们不到二十公里远的县城。一个男劳动力可以一天不落地整年干活挣工分，但女劳动力则只能在播种，除草和秋收的三个农忙时间有活干，挣点工分。

我所在的知青小组里有十个女学生。即使她们一天不落地干活，所能得到的钱也仅能付清所分得的粮食款、柴火款和所分得的青菜款。有的时候能得到几块钱的分红，有时候就会欠下生产队几块钱。那就需要在她家给她寄来回家过年的路费中，多寄几块钱还债。在经济收入方面，倒也不讲究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的阶级成分，也没有人在乎红五类或黑五类家庭出身，大家都一样穷。

在政治上被吹捧得极高的红五类和贫下中农们，也仅是享受着虚无的荣誉，经济上的好处一点没有。每当大队或公社的官下到这个村子召开个会议的时候，这些人立时就表现出他们的与众不同，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是最大公无私的革命者和造反者。通常得到的打赏是这些官随口说的几句吹捧和赞誉的话。于是个个脸上放光，自以为幸福之极。

任何事都要适可而止，一旦做作得过了头，就要引起人们的反感，甚至轻蔑。

知青小组里有一个女学生，可能认为搞革命可以不食人间烟火，所以上下四处地搞革命反苏修，出工下地干活的次数极少。有一年到年底算明年的口粮款、和交柴火钱和青菜钱时，竟然得到的是一张三十块钱的欠条，并被告知如不交这笔款的后果则是不给她明年的口粮和不给她烧火的柴火。想必是极左的行为导致了她的人缘的恶劣，在求遍了小组里的所有学生借钱给她失败后，最后找到了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求我帮她。

那时我还年轻，看不透这种人的本质。我老实告诉她，我没有钱可以借给她。但是那一年我不打算回家过年，所以在分红时，可以让生产队将我应得的分红中的钱，扣除她欠下的债。她立时向我保证，回家过完年后立即还给我。

天晓得她的父母可能认为红五类只该吃饭，不该还钱，拒绝给她钱来还给我。这一拖就是两年，逼得我没办法，只得在一次知青小组会上公开了这件事。小组的舆论对她的压力不小，第三年开始她数次都是以三块钱、五块钱地还清了我。最后她以办病退的理由，离开农村回城了。人是非常矛盾的集合体。当贫穷被赞美成幸福生活时，人们也就习惯了每天唉声叹气地为柴米油盐发愁，但又机械地高喊幸福生活。人的理性已经被共匪煽动的情绪和情感代替了，麻木了。

在那个村子里生活了七年，明显地看到了这个村子所处的地区正在沙漠化。有智慧的人士永远在民间。当地的一些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仅是私下里谈论这个问题，却没有人向公社或县里去反应和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共匪宣传的是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去提出这个问题，无疑是自找倒霉，甚至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大约是十年前，在多伦多偶遇一位当年插队的所在地区城镇的人。经过一番热情的交谈后得知，我所在的村子和公社，已被沙漠淹没了，当地村子里的农民被迁移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区。

任何宗教信仰，基本上都是反科学的，倒也无所谓正教或者是邪教，都是利用科学来反科学。究其原因，这些宗教以挑动、煽动人的情感去代替人的理性思维。有信仰团体认为，人类的文化是神传的，所以他们把人类文化说成是神传文化。可是又联系了西方的宗教，承认了人是神造的。这些仅仅是情感上的信仰者，他们解答不出那个万能的神又是谁造的问题。他们坚信推动历史前进和创造人类文明的都是神，不敢说人类就是群氓或阿斗。

共匪则更甚，直接把人民和人类当作了它们统治的敌人，所以共产教更邪恶。它不得不制造出一个比一个更大的谎言，去煽动愚夫蠢妇的情绪，以维持它们的政权和统治。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就是共匪反理性反科学的证据。“知”是对理性的学习，“识”是对理性的验证。

有的人如同习蠢货一样，是属于无知无识的一类人；有的人是有知无识。这表明学来的知并没有转化成自己的见识。真正的有知有识的人，都成了共匪的敌人，因此共匪要打击和严控有自由精神、有独立人格和有独立思想的人。前几天习蠢货洋洋得意地宣布，参加共匪团伙的成员总数有9100万。其实这个数字的水分占了一半以上。它报出这个数字的目的，无非是为自己壮胆，去显示自己权力的稳定和牢固。但是为了名和利加入当政的政治团伙的人，我恐怕这个人在政治理念和做人的价值理念上是一片空白。

共匪喊叫为人民服务，我从来把它看作是个欺骗人民的口号。因为我牢记了孙中山先生的一段话：“能力与才力大者，当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能力与才力小者，当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气；全无能力与才力者，亦当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

这是多么具体的说法，更使人明白了，服务就是造福，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人民造福。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高喊为人民服务的共匪，其实是在制造贫穷，民穷官富。国家穷，共匪究竟在为谁服务？

共匪大骂中华民国台湾，无非就是出于羡慕嫉妒恨的狗肚鸡肠的心理和土匪的本性。两岸渡过了同样七十一年的时间，台湾实行了正规的教育。尊重知识，培养人才，已经出现了几位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的杰出人才，而且在科技发明和创造上，被排名在世界的前十名之中。

前两天有消息说，台湾已经研制出对付中共病毒的疫苗。预计可以在4、5月份为人民免费注射。反观共匪吹嘘出的疫苗，至今研发和试验的资料不全，无法证明它的有效性。同时用生理盐水或蒸馏水制造出的假疫苗已经流入了国外。

大约四、五天前，美国的海关检察出中国制造、进口到美国的一千一百万个口罩，完全是不合格的劣质品。一个堂堂人口大国，既强大又辉煌，却连个口罩都不能合乎质量地做出来。卖到外国的口罩都是劣质品。国内人民所用的口罩质量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人人都戴着劣质的口罩，难道是真的在防疫吗？

美国众议院主席佩洛西前两天在一场记者会上说：“对于来自于中共的威胁，美国的两党和两院有共同的认识。”这句话把共匪最后仅存的一点希望打得粉碎。共匪巴望的朋友遍天下的目的始终是个梦想，于是使用了大撒币的做法，去遍天下买朋友。结果也成了泡影，终于弄到了成为天下公敌的结果。

究其原因，共匪在七十多年中始终确立不起来一个正确的政治理念，始终拒绝普世的价值理念，误以为它们的歪理邪说可以风行世界。它们始终不明白自古正邪势不两立的道理，倒也符合了孔夫子所说的“下愚不移”的道理。在中国的历史中，历朝历代都有无道的昏君和腐败的朝政，但是都成不了气候。原因是人民是明智的，拨乱反正的智勇之士在民间，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在民间，无道和腐败也就被推翻了。

虽说建立的新王朝并没有政治上的新意，但至少人民为自己争取到了几十年的国泰民安的太平日子。人民的起义和推翻政权从来不是靠着愤怒或热情，而是理性的思考使然。正如同受到了近千年政教合一的极权统治的欧洲人民，最终使用的是古希腊的自由主义思潮，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时代。也就是说，人权和自由是打倒一切极权专制和独裁统治的理论基础。人权是理论，自由也是理论。两者都不是口号。

要弄清楚这两个理论，完全是要理性的学习和思考的。

人有三大自然属性，那是我们的人本。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人生在世需要的是什么，不需要一个人或一个团伙代表人民去做主，更不需要它们的指挥和引领。共匪对人民控制得越严，就越是暴露出它们的末日即将来临，共匪内部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即使是这样，我从来都不认为共匪里面有改革派或开明派。它们的内讧就是狗咬狗的争权夺利，任何胜出的一派都将继续奴役中国人民。

人民想当家作主，就要有民选的政府，这才是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共匪必亡，中国必将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