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仇雪恨”导致“斩草除根”的专制

关敏

一，复仇文化导致法制虚置

东汉末年的甘肃酒泉，赵娥亲的爸爸被杀，发愤砍下了仇人李寿的人头，提着它去衙门自首。这一路上，赵姑娘步态从容，神情不改，哪有一点点弱女子杀人之后的惊惶失措。地方长官面对此情此景，也不由得深受感动，不忍心治赵娥亲的罪，宁愿挂冠辞职，也执意要放赵娥亲回家。赵娥亲却不领情，说自己杀了人就该领受国法。这消息一传出来，“乡人闻之，倾城奔往，观者如堵焉，莫不为之悲喜慷慨嗟叹也”。后来，官方附和民意，甘肃一带的高级长官们一同向朝廷上表，联名表彰赵娥亲的大无畏精神。赵娥亲不但没被治罪，反而被朝廷树为活典型，“刊石立碑，显其门闾”，成了大家学习的好榜样。

两汉时期，这类血亲复仇的事件屡见记载，对于报仇者，官府通常都是网开一面的，民间也全是一片赞誉之声，这就是当时的风气。正所谓“一饭之恩必偿，睚眦之仇必报”。

东汉有个叫阳球的，因为妈妈受了郡吏的侮辱，他便纠结了几十个古惑仔，一股脑杀光了那郡吏全家。而这位阳球，这位灭门惨案的制造者，不但并未受到法律追究，反而从此成名！而更加骇人的是，阳球后来居然还被举荐为孝廉！看来孝廉可不都是善男信女。

东汉在一个不长的时期里曾经颁布过一部《轻侮法》，内容大体是：如果因为爸爸受了别人的侮辱，儿子杀死了这个侮辱爸爸的人，儿子可以免除死罪。这部骇人听闻的《轻侮法》的立法精神源于儒家的《公羊传》。

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和现代武侠小说里都充斥着报仇的故事，如果没有报仇故事就一定没有武侠小说。报仇是个人行为。其仇恨中最仇恨的就是杀父（母、子、兄弟姐妹）辱妻（母、姐妹）仇恨，那是不共戴天的大仇，如果连这样的大仇都不报的话，那简直禽兽不如。《水浒传》里的林冲被逼上梁山，首先是因为其娘子被辱，引发个人仇恨，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围绕个人仇恨开始。金庸小说经常表现“活着就要报仇”、“有仇不报非君子”、“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父仇子报”等。而读者就喜欢报仇的故事。

中国人的报仇行为是有延续性、遗传性、扩大性的特点。上一辈的仇恨没有报，下一辈有责任完成复仇的重任，如果报仇对象死了，那么仇人的儿女、家属依然是报仇的对象，所谓“父债子还”就是这个道理，所谓世仇就是一代一代延续的仇恨，而且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报仇最夸张的是齐国灭纪国。齐襄公这人虽然悖乱，为报九世祖齐哀公之仇，居然灭了纪国，事隔近200年，春秋大义还有效吗？当然有！汉武帝讨伐匈奴，理由呢，居然是吕后受匈奴可汗书信之辱。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父亲辈是世仇，可年青一代没有仇恨反而爱得死去活来；中国却是父仇子报，仇恨代代相传啊！

西方人可以打一架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

报仇经常不是一命抵一命，扩大化是必然的，对一个人的报仇会变成对一家人甚至一族人的攻击行为、对后代的攻击行为。有时生育竟然是为了报仇的目的，当深仇大恨在现时不能实现报仇的愿望，于是将报仇寄托与下一代，如果不能生育后代就无法完成报仇的愿望。只有在被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借助于外来力量报仇，一般报仇一定要亲自报或者自己的子女亲人来完成。结义兄弟如同自己的亲兄弟，为兄弟哥们报仇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关羽被东吴杀害，刘备倾国家力量报仇。尽管这种报仇行为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牺牲为代价，但中国人的美德是有仇必报，谁去指责刘备的不是呢？

报仇可以扩展为集体行为。宗族仇恨、民族仇恨、阶级仇恨、国家仇恨、宗教仇恨等，就是扩展了的个人仇恨，是从个人仇恨延伸的仇恨。被称为中国人灵魂的阿Q听说革命风潮来了，开始作翻身梦，首先想到的是杀人。要杀的不仅是恶霸老爷，还包括跟他一样的得罪了他的小D。阿Q这样一个的农民，他怎会知道有了权就可以杀人、支配人呢？阿Q是从文化中学到的，被历史中残酷的仇恨文化培育出来的。

报仇与法律是格格不入的，法律是制止和惩罚任何罪恶的手段，法律的建立是要否定报仇这种个人行为，以法律形式解决个人仇恨。但中国人不以法律的解决为标准。由于历史上人治大于法治，中国人不相信法律是公平的，“衙门大门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所以，解决仇恨问题一直还是以个人报仇为主，这就使法制机构虚置了。2018年，又出现了新案例，大年30连杀3人报仇雪恨，难道我们还生活在2000年前？

二，“报仇雪恨”导致“斩草除根”的专制

为什么中国人越来越残忍？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上帝，人自己为自己伸冤。中国人是草食动物，中国人具有草性，百姓被视为草民，春风吹又生；专制者为稳定地控制权力必然斩草除根，诛九族。

公元前前494年，吴国夫差打败越国，越王勾践被迫求和。伍子胥认为：不能与越国讲和，否则无异于放虎归山，可是吴王不听。勾践投降后，便和妻子一起前往吴国首都苏州，做夫差的奴隶。夫差每次出游，勾践总是拿着马鞭，恭恭敬敬地跟在后面。后来夫差有病，勾践竟亲自去尝夫差大便的味道，以便来判断夫差病愈的日期，还讨好谄眉说：如果大便是香的性命就有危险；如果是臭的说明正常。而大王的粪便是臭的，一定马上痊愈。吴王因此被感动，公元前491年，把勾践释放回了越国。勾践回国后，送西施给吴王实施美人计，在西施蛊惑下，夫差下令因伍子胥自杀。公元前482年，勾践乘吴国军队北上之机，打败了吴军。前473年，越国再次向吴国总攻，勾践打倒了仇敌夫差，为了防止夫差报仇雪恨，把夫差的王族全部“斩草除根”，建立了“胜者通吃”的专制制度，这套制度被不断地发扬光大！

这样，中国的君臣间、君民间只能是绝对专制与绝对臣服的关系。倘有争端，则一定势不两立；胜利一方，一定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斩草除根诛九族。

司马懿政变——掌握兵权的曹爽叹道：只要我交出了权力，就能苟全性命，做富家翁；结果被灭族。司马懿后代的八王之乱，导致了北中国的汉族几乎被杀光。

东晋朝的末代皇帝司马德文，在刘裕准备登基时，很爽快地拿起笔写禅位的诏书。刘裕让他活了一年零三个月把他害死了。以后，禅位后前皇帝都要被杀死。

辽太祖去世，述律皇后当政，招来众多将军之妻，说：我为寡妇，你们怎么能有夫？遂杀将军百余人。辽穆宗喜狩猎，动辄杀人，一次饲鹿场出事，他杀了44人。金国的宇文虚中案，宇文因才高为人所忌，被罗织罪名，牵连全家，百余口被活活烧死。

明末的吴三桂报家仇引满人入关更是给中国人带来罕见的大灾难，使中国人彻底沦为满人之奴隶。

三，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窝里斗？

早在2千多年前，古希腊就有了民选制度。民选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那些“英雄豪杰”为争皇帝宝座而你死我活的厮杀。欧洲的国王也没有庞大的后宫和众多的嫔妃。欧洲的贵族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愿意赶尽杀绝。1688年威廉三世打败了英王詹姆斯二世，他故意让自己的岳父詹姆斯二世逃跑了。

反观我们的古代史，国家是分分合合，战争不断，沙场拚杀，血流成河，兴百姓苦，亡百姓更苦。成者为王，享受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坐上龙椅，群臣三呼万岁、万万岁。由于万年不变的体制，导致要当老大只有靠血腥屠杀，隋炀帝杀父篡位，李世民杀兄弟软禁父亲篡位……可见，华夏的政治斗争只搞你死我活、“胜者通吃”。这充分说明儒家文化是一种缺乏妥协的毫无人权保护的极端丛林文化。中国历史没有和解，只有仇杀、仇恨、复仇；没有人道，只有兵道；中华民族成为以阴谋为智慧、以暴力斗争为光荣的民族。斗争文化随着历史的推进，从争龙位到争官位，不断得到推陈出新，不断完善，不断艺术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大放异彩的“窝里斗”文化。

中国人之所以会窝里斗、不团结，是因为只看到了眼前的个人私利，“为了家”可以做出一切“损人利己”的事情。中国人的窝里斗不仅是普遍，而且还你死我活的狠毒。正如柏杨所说：“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几乎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中国人在一起喜欢互相争斗，斗嘴，斗心眼，斗智斗勇，最后在一个小环境里达到力量平衡，以一个相对强者的标准为标准，即便是两个人在一起也是要有一番争斗，分出高低上下，所以中国人的群体秩序类似猴子或者犬类的群体秩序。

西方人有信仰，他们相信人的道德来自上帝，道德标准也是来自上帝，都在圣经里面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人只需要照着去做就可以了。人和人之间就看谁做得好或者不好，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互相比较按照上帝标准谁做得好。省去了中国人争当规则制定者的争斗过程。

所以，中国人的社会必须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必须有高低上下长幼尊卑远近亲疏，才能有秩序，不然就是争斗个没完，即便如此，中国人社会的特征也是互相争斗，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厚黑学、三国演义无所不用，激烈起来——拳头、脚尖，少林武当铁砂掌，匕首火药枪炮齐上阵。所以，中国人要是允许持有武器，死的人比美国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