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时评杂文选之六

一真溅雪

邓小平的庐山真面目─一个为了维护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极权统治及统治集团的利     益什么事都干得出的大独裁者(上)

凡是对中共自它诞生以来的真实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上世纪中共的领导集团几乎全是由一伙凶残、灭绝人性、无法无天、不顾人类公认的伦理道德和良知、蔑视人类普世价值、蔑视个人的权利、尊严和生命、冷酷无情、自私贪婪的人组成的、一个类似黑社会帮伙的集团。

他们的行为不受法律、道德、传统和良心的约束。在这些方面这个凶残冷酷、无法无天的帮伙，甚至连黑社会的帮派都不如。像民国时代的青、红帮，他们都还有自己的帮规，还有各自的道德底线，帮会成员不论地位高低都知道哪些事可为，哪些事不可为。

而中共领导集团为了维护其独裁专制统治和实现其那些好大喜功的、荒诞的世界共产革命的目标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他们是一帮无任何规矩、无任何道德底线的无赖、泼皮。  

中共领导集团这个帮伙，从井岗山时代起，便是由一帮滿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野心家、土匪、军阀和政客所组成，其内部为争权夺利，充满了残酷的你死我活的帮派斗争(中共美其名为：路线斗争)。这个帮伙内部充满欺诈、告密、暗杀、造谣中伤、诬陷、拉帮结派……等卑劣行径。

在这样一个帮伙之中，在这样阴险、残酷无情的环境之中，试想一下：一个品格高尚、一心为国为民、毫无私心、能力出众的人能否存活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能。

而邓小平置身于这样一个帮伙和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之中长达数十年之久，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身居要职，最后竟成为中共政坛上的太上皇，操纵中国政局近卄年之久。由此便不难判断邓的思想、人品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写到这里，我想对于中共领导集团这一帮人而言，很难在现有的汉字中找到一个恰当的字来形容他们，建议文字学家应该模仿“蠱”字的来源创造出一个新字：那就是在“皿”字上面加一个“众”字来形容这帮人就再恰当不过了。[註：1]                 

邓小平(后文简称：邓)长期以来与周恩来一样，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作为毛的帮凶和打手，邓积极参与了中共历史上历次残酷的狗咬狗式的帮派斗争。

“解放”后：邓作为毛得力的帮凶和打手，积极主导了土改对地主、富农灭绝人性的残酷屠杀、斗争，和对他们的土地、财产的剝夺瓜分(被杀害和被迫自杀的地、富分子约二百万人)；秉承毛的旨意，积极参与了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迫害；积极参与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斗争、迫害(打击、迫害对象主要针对以胡风为主的文艺界知识分子共三千余人)；积极参与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约一百五十万──二百万民国时代的党军政人员和无辜民众被处决，被关押、迫害的人更多) ；1953-1956年邓积极支持并实施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对“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导致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民用工商业的大倒退，全国出现粮食、食品、工业日用品供应紧张的局面；邓秉承毛的旨意主持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邓当时任全国“反右运动”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对全国广大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迫害，致使四百六十一万(其中三百一十七万多人被划成“右派份子”，另有近一百四十万人被定为“内控右派份子”)中国知识界精英几乎全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内控右派份子”。他们被判刑、被判“劳动教养”或被遣送荒漠、农村、工厂“劳动改造思想”，使全国政治思想界呈现一片万马齐喑的恐怖局面(当局仅承认划了五十五万名右派份子) 。直到胡耀邦主持为“右派分子”全面平反时，邓仍顽固地坚持当年的“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一点的观点，为此邓坚持不给罗隆基等五名大“右派分子”平反，以显示自己的一贯正确；在1958年邓追隨毛大力鼓吹并实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和在1958年实现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大炼钢铁”运动，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经济平衡严重失调、森林植被、生态环境遭毁灭性破坏、物资极度匮乏、工农业生产大倒退、粮食奇缺，以致在1959-1961这三年全国因饥饿死亡的人数达3750万人(这是杨继绳先生在他所著《墓碑》一书中按官方统计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统计出来的结果)。据杨尚昆(前国家主席)透露这三年光四川省就饿死了1200万人，安微、河南每省饿死的人都在600万人以上，就连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南也饿死了近300万人，按此估计，全国在这三年饿死的人数应在5000万──6000万左右(由于当局至今不敢公布当时有关饿死人的统计资料，以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真实可靠的数字，即使公布了这些统计资料也难以统计出有关这三年饿死人的真实可靠的数字，因为按照当局对这类“坏事”通常都是隐瞒、缩小的传统，所以那时的统计数据也是被大大缩小了的非真实数据，所以说几乎不可能有一个有关这三年饿死人的准确数字)；邓在1959年中共的庐山会议上积极追随毛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无情的打击、诬陷、迫害，并秉承毛的旨意和他人一起污衊彭等要搞军事政变，邓成为毛最得力的打手与奴才；邓在1962年元月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地方干部对1958年以来以毛为首的党中央好大喜功的瞎指挥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并把责任推给下面各级干部的做法表示不滿，并要求追究以毛为首的党中央的责任时，邓在会上发言继续吹捧毛和“毛泽东思想”并为毛开脱罪责以讨毛的欢心。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虽因与林彪、江青等为争夺毛的宠信和继承权失败而被毛、周、林、江打倒，贬谪江西“保护劳动”。此时邓处于想当毛的奴才、鹰犬、打手而不得的状态，这客观上使他少做了许多他本来会做的坏事。   

毛死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毛远新等毛的继承人被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利用军队迅速逮捕搞下台后，邓认为他复出的时机已到，便主动写信向一向被他看不起的、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表忠心，并对华加以吹捧。

邓在中共元老们的支持下复出后，便凶像毕露，伙同党内那些老奸巨滑的元老们，借“文化大革命”后，民众对中共的共产极权统治的不滿，和民心思变的心理，借助西单民主墙及学生、民众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呼声，来攻击华、汪坚持的“两个凡是”，趁机把华、汪拉下马。在党内那帮既凶残、奸滑又顽固保守的元老们的拥载之下，邓成为没有虚名的、大权独揽的实际独裁者，实现了现代版的慈禧垂帘听政。

邓不担任名义上的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而只担任掌握军队实权的军委主席。邓隐居幕后，操纵一切，无论什么事，办得好，便是他幕后指挥的功劳；办砸了，便是前台那些担任主席、总理这些傀儡们的责任。邓对内、对外还可以博取不贪恋权位的“美名”，邓这一招比毛更加老奸巨滑。   

邓上台伊始便于1981年开展“反自由化”运动，对为邓打倒华、汪提供了“炮弹”的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学生、民众大开杀戒，杀的杀、关的关、判的判，将一场为中国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民主运动扼杀在襁褓之中。

因为邓意识到民主、自由、人权在中国实现之日，便是他自己和中共领导集团末日来临之时。一旦在中国实现了民主、自由、人权保障和法制，不可避免的将是全国各族人民对邓及其中共领导帮伙数十年来在中国所犯滔天罪行的清算和审判。   

邓上台后，面对国内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民怨鼎沸的严重社会局面，邓采取了两个重大的行动：其一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与中共统治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不顾中越人民长期的传统友谊，不顾中越人民的死活，悍然发动了对越南的侵略战争，造成中越双方军民的重大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据透露仅中方伤亡的军民就达十余万人)，邓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如此惨重的代价，终于成功地将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内矛盾转移到民族矛盾上；邓还趁侵越战争的机会牢牢地把军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此后邓个人的独载专权打下了基础。   

其二是邓面对行将崩溃的国民经济、被中共统治集团搞得极度贫穷困苦的民众，邓意识到，如果继续按照毛及其帮伙过去那样无法无天地乱搞下去，邓和他的帮伙的统治必将被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民推翻。

再加上邓上台后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参观访问，面对数十年来一直被中共当局声称为“万恶的”、“腐朽没落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先进的科学技术、富裕祥和的社会、文明而有教养的民众，这些无情的现实使邓及其帮伙近卅年来，长期自我陶醉于建国卅年来那虚无飘渺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头脑，突然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成就，也使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发展科学技术、从事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潜力。

令人遗憾的是邓及其帮伙和后来人并未意识到：只有在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尊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法制社会，市场经济才能充分发挥其正面的巨大潜力；并有效仰制市场经济可能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而一个共产极权专制社会引进市场经济，除了在短时期内可以使其经济得到畸形的发展之外，还必将导致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社会矛盾加剧、社会道德沦丧等一系列巨大的不可克服的严重后果。        

面对国内外对比鲜明的无情现实，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中共共产极权专制政权，邓力排党内左派保守势力的阻挠，提出了以引进市场经济为主的“改革开放”政策。

邓在这一点上，确实比毛、刘、林、周……等要高明，邓在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敢于置共产党多年来一直奉为圭臬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这一共产极权教条于不顾，提出并实施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改革开放”政策。由此可以看出：邓是一个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共产极权独裁统治及其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什么事都敢干的人。    

邓之所以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改革开放政策，其根本原因是为了挽救和继续维持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而不是为了为普罗大众谋取福祉，这就是邓在引进市场机制的同时，顽固地拒绝实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邓口头上也声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不过是为了迷惑国内外民众的做秀而已，邓从未打算认真实行过)、不实行民主宪政、不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不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根本原因。     

邓将市场经济这一优良基因植入中共一党独裁专制的共产极权体制的母体之中，必然会孕育出目前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社会、经济上的畸形怪胎。

邓因此被中共及其御用吹鼓手吹捧成英明、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与罪恶累累、祸国殃民的毛被吹捧成英明、伟大、一贯正确的领袖。统帅和舵手何其相似)。    

邓的改革开放究竟英明在何处？有人说是邓的改革把土地在某种程度上还给了农民、准许私人工商业存在是多么英明的举措。其实土地私有、私人工商业的存在，这些在中共上台之前，不仅在中国早已存在，而且在全世界也已存在了几千年。邓只不过把被他们自己“解放”后违反客观规律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在某种程度上改了过来罢了，这也算得上“英明”吗？

至于邓提出在蛇口等几个沿海口岸设立经济特区，这一被中共及其喉舌吹捧上天的邓的英明举措，不过是拾了台湾蒋经国先生的牙慧而已。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蒋经国先生便率先在台湾的高雄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以扩大出口、替代进口，极大地促进了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经济特区”的发明专利应归于首创的蒋经国先生，而不是邓小平的英明首创。邓只不过是剽窃了蒋经国先生的“出口加工区”的实质，贴上“经济特区”的标签的仿冒伪劣产品。在这方面硬要说“英明”的话，那这“英明”二字也只有作为首创的蒋经国先生才配享用。   

至于邓把土地承包给农民，这一方面也比台湾晚了近卅年，台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陈诚主政台湾行政院时，国民政府便以和平的手段，即由政府出资(以股票的形式)收购地主自耕之外多余的土地，转让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其名为转让，实际上转让的钱政府从未向得地的农民收取过)，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伟大理想。更何况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也不是邓最早的主张。邓复出后，一直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包括土地在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为了生存才冒险将小岗村的土地私下分到个人，结果立竿见影，生产马上上去了，不仅小岗村民人人都能吃饱饭，而且有余粮上交国家。小岗村的做法，不仅周围的农民、生产队纷纷争相效仿，而且得到凤阳县领导和省委书记万里的默认和支持 。

小岗村分田到户不仅使小岗村民人人都能吃饱饭，而且还有余粮这一事实，对于解放以来长期处于饥饉状态下的中国农民，具有不可遏制的巨大吸引力，再加上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结束后，中共当局对内管控相对较为宽松的时期，所以小岗村分田到户的“单干”风不胫而走，这股“单干”风很快便刮到全国各地，特别是那些极端贫困的农村，纷纷置中央文件和各级地方政府一直坚持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教条于不顾，自发地分田到户，实行单干，结果立竿见影，这些过去长期依靠政府的“返销粮”维持农民生命的贫困地区，都能实现粮食自给，有的还有富余，成功地替共产党解决了共产党折腾了几十年都没有解决的粮食匱乏问题。

面对“分田到户”如此显著的效果、面对“文革”后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面临“文革”后急需安定的社会和已经形成的、不可扼制的、袭卷全国的“分田到户”的潮流。一贯反对“分田到户”的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最后才被迫羞羞答答地发文件“追认”这一做法，不过把“分田到户”实行“单干”冠以“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名称记在邓小平的“功劳簿”上。

实际上“分田到户”实行单干使中国农民摆脱数十年来饥饉的困扰、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共在农村造成的“一穷二白”的面貌，如果可以说是一种功劳的话，那也应当把这一功劳记在冒着坐牢的风险的首先实行“分田到户的”小岗村村民和默认、支持他们的凤阳县委、地委和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的名下，而不是记在邓小平的头上。    

至于另外一个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专家加在邓小平头上的光环即所谓邓小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并在全党、全国展开了一场对“实践是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而在全党、全国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先河，开展了对华国锋、汪东兴所坚持的“两个凡是”的批判。   

事实的真像却与此大相径庭，原来1977年在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时(胡实际上为中央党校的主要负责人，而校长华国锋并不负责中央党校的具体事务)中央要求胡在中央党校搞出一本党史教材，当时胡对党校参与编写党史教材的人员提出的两项编写要求之中有一项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鉴于当时华、汪坚持“两个凡是”的客观环境和当时胡的认识水平，胡提出的另一项要求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经过和中央党校教师们的不断相互探讨辩论最后胡与中央党校的吴江、孙长江和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福明……等达成共识，认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执笔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一文，文稿经胡耀邦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后定稿。顶着“两个凡是”在当时的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巨大压力、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该文于1978年5月10日全文在中央党校校刋《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隨后又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九大主流媒体先后转载，从而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实》文的实质是对所谓“毛泽东思想”的全面否定，而一贯坚持“毛泽东思想”不放的邓小平，此时发现这是打击并且彻底打倒一直坚持“两个凡是”的华、汪，实现自己“太上皇”梦想的天赐良机，于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和靠欺骗得来的声望，接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大旗，大肆攻击华、汪所坚持的“两个凡是”，搞得华、汪……等人声名狼藉。

在达到打击华、汪……等“凡是”派的目的之后，邓终于露出了自己全面继承毛泽东衣钵的本像，在1979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的最后阶段，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

在这个臭名昭著的报告中，邓公然提出要顽固坚持的、那四项早已被实践证明了是导致中国近数十年来一切巨大灾难的根源的所谓基本原则，那就是：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这“四项基本原则”邓不允许别人用实践来检验它，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极端错误的、祸国殃民的原则。

邓刚刚利用从胡耀邦他们手里拿过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把华、汪……等“两个凡是”派批得体无完肤、威信扫地之后，为了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共产极权统治、为了维护中共领导集团的根本利益，邓不顾党内外群众的反对，竟然抛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客观真理，悍然提出被国人戏称为“四个凡是”的“四项基本原则”，把由于胡耀邦……等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开展的讨论，给党内外刚刚萌生的一点点民主气息一扫而光。

因为邓清醒地知道，中共所做的一切、中共的领导成员都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如果中共及其领导集团真的让实践来检验，那末，检验的唯一结果必然就是：中共及其领导集团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到1980年底，被邓小平利用从胡耀邦等人手里拿过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重创的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领导人，他们最终被邓联合党内那帮老奸巨滑的元老们彻底搞下台，实现了邓当“太上皇”垂帘听政的夢想。

所以说首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开启了党内外思想解放先河的，不是邓小平而是胡耀邦和中央党校的那些教师们(包括南京大学的胡福明在内)。要说功劳的话这一功劳义应记在胡耀邦、中央党校的教师和南京大学的胡福明他们的名下。邓小平不过是利用《实》文在党内外引起的一场有关真理的大辯论，来极力攻击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两个凡是”派领导人，直到1980年底将他们彻底搞下台。从而扫清了邓走向个人集权独裁的、最后也是最大的障碍，实现了自己篡党夺权的卑劣个人目的。

所以说，邓不仅没有开启“思想解放”的先河，反而在党内外思想刚开始解放的1979年3月逆时代潮流而动，公然提出恶名昭著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使它成为禁锢党内外思想的不可逾越的新的教条，在这四项新教条的桎梏之下，三十余年来“思想解放”不仅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连1978年前后都不如；“政治体制改革”更只是成为一句中共当局经常挂在嘴上以蒙骗国内外视听的一句空话，至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邓上台成为没有虚名的大权独揽的太上皇之后，除了在1981年开展了一场“反自由化运动”打击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代表的争民主、争自由的学生民众之外。又在1983年开展了一场“清除清神污染”运动，矛头针对从国外传进来的人类普世价值观念和宣传这些观念的知识阶层人士，在邓发起的这两场运动中，许多学生、知识分子、市民惨遭批判、监禁、劳教、开除公职、有的被迫流亡国外。    

邓倡导的“改革开放”在引进市场机制的同时，犯了一个常识性的致命错误，他居然不知道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之上的一种经济体制。而要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保障每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各种权力和利益不受侵犯，必须建立一种各种权力、利益互相制约互相保障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建立在民主选举、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基础之上的、能充分保障个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和财产权利的多党议会制民主政体。只有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建立起来的公平、公正、正义、有效、完善、严格的法律体系，才能保障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得到正常有序的发展，它的种种弊端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民生才能得到不断的改善与进步。    

邓试图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即在引进市场经济、准许私有经济存在发展的同时，继续维持并强化共产党一党独裁专制的共产极权统治，继续维持厐大的效率低下的国营垄断经济(邓将此类经济视为其维持一党独裁的共产极权体制的经济基础)。

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经济上的双轨制，从而导致了物资、商品价格上的双轨制，于是出现手握大权(主要是物资、商品的分配、调拨、审批权)的官员和国有资源的垄断者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和财富进行官商勾结、进行官倒，导致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手握大权的官员、高干子弟、国有企业领导人和他们的子弟亲友和少数与他们有关联的不法商人手中。

邓对此美其名曰：让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放眼国内，这部份先富起來的人之中，几乎无一不是手握重权的官员、红二代、国营垄断企业的负责人以及他们的子女亲友(据有关报纸的统计：在全国三千二百多个亿万富翁之中仅红二代、高干子弟就占了二千九百多个)，在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之中，几乎没有无任何背景的平民百姓。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国家听任大批国营中、小企业、社队企业、街道企业倒闭，不仅造成大批辛劳了大半辈子的工人、职工失业(当局称之为：下岗)，而且在出售这些工厂、企业的时候，这些工厂企业的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以各种不同方式侵吞国有资产，导致这部份国有资产流失到这些人手中，使他们也挤身于“先富起来的人”之中。这使得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权贵、新富们醉生梦死、滥用权力、贪赃枉法、欺压民众；另一方面下岗工人、下岗职工、农民工沦为城市贫民衣食无着，从而导致民怨鼎沸、社会矛盾加剧，造成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群体事件层出不穷。邓去世前，虽一再实施“严打”也无济于事，到现在更发展到当局动辄就出动公安、武警镇压的地步。

 二00九年七月十四日写于弥勒江畔  

［註：1］：将自然界所有的各种毒虫装在同一个器皿之中让它们彼此争斗、互相残食到最后存活下来的那一种毒虫便称之为“蠱”。在皿字上面加三个人(众)意思是把所有最坏的人放在一个器皿之中，让他们彼此爭斗、互相残杀最后乘下来的就是人“蠱”，而共产党就是聚集这些最坏的人的那个器皿，这个党内彼此爭斗、互相残杀之后残存下来的那些人“蠱”就是中共的最高领导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