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這Q與那阿.Q/蘇小玲

我終於下了決心，要寫一個中學微信群的故事。平時就欠正常交流的，偶有一些共振的氣流，也雷同舊遇。凡事皆有因果，此回是隱忍不住，而不得不做一種表示。微信也是大小世界，靜默或喧囂，那都自有理由。呆在裏面的人基本就兩張面孔：說或不說。而常態無非就幾種，見識、消遣，或交流、分享，再是表達、宣洩。至於將微信群當成廣場或戰場的，自然也存在。前者多有佈道或啟蒙的，後者則類似挑釁或戰鬥的。

眼下始於武漢的這場劫難，內遇災禍頻仍，外見殃及魚池。哀苦，悲憤；追究，推責；批評，袒護。有人也因此狐假虎威，並帶著感覺很正大的立場亮身段。比如，對美國疫情中死了一個人歡欣鼓舞：“山姆大叔的報應！”我很吃驚，故問：中國人為此染病8萬、死亡近3千是何報應？他直接繞過：“美國到處殺人放火！”我一時無語，繼續迎噴：他們幸災樂禍，壞事幹盡，還製造病毒來害我們中國！他的這種莫名的積怨與仇恨，似乎也由來已久。

關於新冠病毒，導致全球性至今百來多個國家，甚至導致整個義大利不得不“閉關鎖國”，其直接原因在於武漢官方隱瞞疫情、處置不當的後果，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實。至於如何以病毒源頭來減輕某種天大的責任，卻是另一回。而美國在這場疫情中的角色，完全正常，一邊支援中國醫需，一邊撤僑保護僑民，再有限度地停開航班。比起朝鮮最早的全線封境、與俄國隨後對付中國人的野蠻做法，也不輪不到無休止地汙名和指責，儘管美國今天也已出現了上千病例。

對於大多數縣城的普通民眾而言，在這災難時刻，獲得消息有限，對外面世界發生了什麼，未必會特別清楚。即使方便的微信圈，由於社會分層的關係，許多資訊不是雷同就是缺乏新聞價值。有同學告訴說，我轉發的許多消息都是他們見所未見，十分陌生。對此群裏通常保持謙遜的沉默，讓自己處於觀望狀態。而Q呢，大概是想代表什麼的，所以憋不住了。可若非文革心理的舊病復發，或崇拜威權的必然冷漠，他怎麼會對武漢的苦難或轉移視線，或無動於衷？

一個簡單的微信群，“啟蒙”與“挑釁”的意味竟在瞬間呈現。我以為，面對社會性的蒙難事件，應該在根源層面予以追究與反思，更何況已蔓延成人類之災。東西南北，不分彼此，也包括感覺清閒的故鄉同窗。若不是我文章連篇，也不會招惹或刺激某種次生危害。反之，沒有對方的意識歹毒和嘲諷挑釁，也不會引出眼下的這篇再思考。在任何空間，我都忌諱各種崇高的說辭。這一次卻遭遇“顛覆”：“別以為自己多高尚！”這顯然已非善意，而是一種有準備的惡了。

Q，中學同學，一個自娛自樂的“愛國者”：有立場無是非。因知識結構的缺陷，使其對國家、政府、政黨、公民等等這些概念混淆不清。但他卻很自信，也屬感覺掌握了“宇宙真理”那種。不可與他掰扯理論，要麼準備吐血。和我一樣，高中一畢業就被作為“照顧對象”留城招工到國企。而我隨後離開故鄉，彼此命運改變，道不同也無以相濟。對於社會審美，智力會影響人們對良知的領悟判斷，使道德不再成為道德。我曾擔心的，對Q卻不幸而命中。

為避免犯下愚蠢的錯誤，落下自負張揚之嫌，每每面對鄉親故舊，尤其中小學同窗，更是謹言慎行。熟人社會的神經是脆弱的，經不起審視和拷問，更容不得懷疑與批判，大家都顧忌著面子活著。我是個偶爾返鄉的准外人。縱然能耍一點文字，也是有的放矢，考慮別人的承受力。偶爾時評轉群，簡直石沉大海——如今的家鄉縣城，與阿.Q年代並無多大的區別，只是“趙太爺”轉換成“趙家人”。趙家人的事，是也不是。但若多嘴，卻容易成冒犯。

1966—1976，是我們這一屆畢業生，從小學開始到中學結束的十年！這些年間，是中國發生反文化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全過程。雖也曾有過為反思進行的零散回憶，但畢竟都浮於表面不得深入。它所培育的某種“文化”新基因，阻斷了中國人原本那點並不厚實的舊溫良。大概滲透了變種的專制毒素，使逆轉的人性已無法正常回歸。我們這一屆應該有千餘人馬，無疑都多層面地深受影響，他們個人的內在精神世界究竟如何，至今對我都是一個迷。

我們這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生人，心智等諸多方面都具有重大缺陷。一位歷史學家朋友，曾對我如此形象地比喻過這代人的特徵：“豬飼料，豬腦袋，豬堅強”。一種動盪、扭曲、無謂而強大的歷史生存背景，使更多人無從擺脫不幸的社會與人生的宿命。但在人文政治上，卻最終也出現“兩頭尖”現象。少數人走向了擁抱現代文明的反思與覺醒，認同普世價值；而另一小部分人則依舊冥頑不化、抱守殘缺，倒入極“左”或極“右”的社會逆流中。

而城鄉間的各種演繹，如洗腦，麻木，條件反射等等，Q正是其中的悲劇角色之一。這一代人中，許多人的教育欠缺，自我教育的能力貧弱。對某種主義的概念，大多一知半解。對某些“階級”理論的政治與文化內涵也是糊裏糊塗。所以，更容易接受烏托邦、大政府、集權專制之類的簡單馴化與引導。沒有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系列常識，所以，依靠一種傳統封閉的思路，來不斷對抗正在發生變換的一切動靜。懂得享受物質進步，卻不知這背後複雜與邏輯否定。

因與家鄉有關，也與少年有緣，回看Q的現象，很容易讓我想起魯迅的文學故事。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歷史，依然在精神尚未現代性的國民身上延續，時常令有心人感慨不已。民國時期大學教授、文學作家們那種覺悟，卻是一頭連著權力政府和知識階層的。多多少少，大家都有改造社會的欲望衝動，知道面對文明世界在具體開拓層面的誠惶誠恐。即便是所謂的“軍閥”，也知如何從尚德行教育，敬畏倫理，善待先生與蒼生們。

魯迅的小說人物是傳神的，也給了那個年代多面反照的鏡子。儘管社會有近一個世紀的變遷，但是，現實中的很多感覺依然變化見微。大都市與偏遠的縣城之間，也還是能夠拉出一定的文化距離來。鄙人自幼好文，也受魯迅先生啟蒙，不願向世界的惡俗低頭；寫作，只為表達人間不平與呐喊正義，決不與任何黑暗和解！而對故鄉，由於長期漂泊在外，一份情感有些若即若離狀。對於Q，他是我的少年好友，因其人生故事成為事故，難免要上一回心。

結識四十餘年，某種善緣自然。小時，就比我身強力壯，也不時幫我幹些家務的體力活，我也另有幫助他的辦法。三十歲之前凡見到的Q，都感覺他更像《故鄉》中的“閏土”。後來找到一份正式職業，也總是小心翼翼：弱勢群體，出生貧寒，他當以百倍的真誠對待這個世上的人與事。只是有一年，Q突然大著膽子，向上告了一次狀，為他所在的集體利益。也許是這個事件成起因，發現了自身的某種潛能和力量，才有了以後各種混合與最終沉澱？

果然，感覺Q的主見多了起來。之後個性越發鮮明，已然包裹著一種是非含混的意識形態，如同閏土突然有了強烈的表達念頭。可事情變得並不單純，這個精神轉化，實際上完成了某種複雜變異，雖理路不太清晰，但現象卻屬於某種逆流的大循環。也就是說，Q也已進入《阿.Q正傳》中。S城顯然比未莊要大也平靜得多，但畢竟有著更濃郁的官家文化，對現代的阿Q們，是可以魔幻的。而他們所要堅守的，就是“革命黨”的舊衙門及其便利。

縣城，時常賦予我更多中國歷史興衰的想像。父親的身份與人生的轉變，似乎沒什麼邏輯可言。他參加的“革命”，就如在大街行走時突然拐進一條巷。直到神秘感結束，才發現這條巷其實屬於同一條街。而這條街卻是他心中早已固定了的。沒有文藝復興、政治變革，沒有工業革命、宗教運動，這個社會的軀體就像一只巨大而衰老的蝙蝠，它聚集海量的病毒，也尋找釋放寄生的宿主。而在我們知道的任何一個角落與人群，都是接受毒素傳播的對象。

近年來，中學群常有轉發各種民粹傾向的言論，吐槽、歪曲與辱罵美國與西方也樂此不疲。按現在的線民劃分法，Q該屬於“五毛”或“自幹五”之類。但他自身卻未必瞭解這些歸類、說法與含義。他的不屑與憤怒，或執意要懟我的一大理由是：“從小吃過苦”。的確，因出生最底層，謀到一份公家差事也屬不易。憑著“低頭拉車”苦幹，謹慎做人，小日子才越過越平實。於是，便有了對社會身份的自我確認。一個“做穩的奴才”？我想起了魯迅。

Q顯然還是知道國家與權力的關係，也明白自己所從屬的國企與政府的血脈相連。而政府連著政黨，全國一盤棋，上面怎麼說下麵怎麼做的規矩是不能被破壞的。有一點Q非常清楚：S城是黨的天下，必須講好基層自豪的那些故事。雖沒有人要他代言或宣染，但Q卻津津樂道，或追訴革命前的蛛絲馬跡，或神叨政治的大事。立場堅定、緊跟形勢，觀察敵情、見機言說。他當然不生產思想，而觀察國內外風向的消息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

NCP的災難，禍起蕭牆。而病毒起源他國的輿論，正在更嚴重地傷害了這個國家的信譽與聲譽。但就這點傷害，卻不知還需多少時間或代價，才可讓國民們意識清醒。同在一條載滿瘟疫的大船上，形成了一個諸多不可分辨、利益駁雜的病毒命運共同體。而與之一道蔓延的則是另一種精神病毒。它起源於1900年的義和團時代或更早，潛伏在一個民族的肌體中，數次變異，不時爆發，危害著人類正常的生存交流。也許Q所中的，正是這種文化的巨毒。

已是人到中年，Q消化和處置各類資訊的能力超強。從“精神勝利法”這點看，他屬於阿.Q遺傳的類型，一種身份解放、高度自慰的升級版。在S城，他大小也是個“豆包”幹部，且已變闊。不像阿.Q，要常遭“趙太爺”之類的蔑視白眼。在一個准既得利益的階層裏，到了可與城裏的小官小吏、微富微貴們平起平坐的資格。但有一點突出的傳承，即最討厭“假洋鬼子”，即那些拿著文憑顯擺、喜歡說西方好話，或社會地位偏高點又傲慢無情的人們。

他笑我“另類”，大約屬於“不務正業”的“假洋鬼子”？從嚴格意義上，我不過是一群全文盲中的半文盲。就這一半優勢，我換得了活在別處、有所超脫的可能。大概出於觀念分歧吧，Q不屑於我這一束讓他感覺刺眼的陽光。所以就有了阿.Q對假洋鬼子那樣的口吻，當眾指責我“忘了本”且“忘了祖”。再加一句“美國人給你和中國人民什麼好處？”可我手裏卻沒那根有力的“哭喪棒”，也從來沒想過要制服什麼人。雖好笑，卻實在又笑不出來！

美國給我什麼好處？當然有。這一點，Q的確是難以體會的！我相信他沒有翻過《世界史》，或更沒讀過《美國史》。美國人繼承了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新教）文化，崇尚個人自由與尊重個人價值。今天美國文化中的獨立、契約、法治精神，讓整個國家充滿自由的生機氣息，也使政府針對社會不敢說謊，對人民不敢頤指氣使、無視人權，每個公民有尊嚴地生活著。這些，對幫助我認識這個世界的另一面真實，並對人類心存感激與對未來懷抱希望——這好處還不夠嗎？

至於美國給中國人民什麼好處，那就遠超過我的見識了。簡單捋一捋：是美國的宣教士將現代文明傳進了中國，使中國人學會了真正的信仰、教育、醫療、慈善等等現代人的事業；在中國對法西斯的抗戰中，是美國無私的支持與犧牲，推動了最後的勝利；在美、蘇冷戰、中國插曲中，是美國有力的阻止，才避免了蘇聯原子彈毀滅中國的領土！是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歡迎中國加入WTO，才獲得了40年開放、快速發展的機遇。這些，Q們又明白了幾多呢？

脫口而出，說我等同學“沒有吃過苦”才“不知感恩”。顯然，他沒忘掉將一種“階級烙印”的泛政治化，感覺自己的父輩也屬於“苦大仇深”。實際上，Q家與阿.Q門庭倒有相似之處，與國、共兩黨卻無半毛關係！群裏支持我的，一位是H，她曾是本地縣委副書記的女兒；另一位X的父親是縣銀行的行長；至於我，小時候也常被父親的同事揶揄為“局長少爺”。我當然很明白，自己的祖上是一茬又一茬的鄉下人，是農民，然後是泥瓦匠的工人……

要說有誰更接近一點“趙家”的，當然就是H。她的父親張氏，是南下幹部，也曾是這個擁有50多萬人口縣的實際統治者之一。而X，其父也擔任過某個鄉鎮的黨委書記，同樣是一個鄉村社會手握重權的統治者。論底色，似乎都比起Q來要“紅”得多！我想，她們後來上山下鄉，經歷了自己蹉跎的青春歲月，一定也體驗過鄉村社會的艱辛困苦。但她們有常識，並不因父輩曾是當權者、家庭條件相對優越，就蒙蔽了眼睛、放棄對文明進步的期望。

據H說，她還將我的文章轉到她的同學群裏，也遭到了同在一群的Q的抨擊：“忘本了，不知黨為他們貢獻了多少青春與生命，才換來今天幸福生活！”也許，那場革命，除了H的父親、家庭是直接收益者外，同其他人並無密切關係。不論社會新舊，都是平民一族。而我的父親即便不入公職，靠著他的那點讀書薄底，日子也不會有多大顛覆。而Q的苦力工人家庭就更是了！眼下雖已溫飽，卻也非權非貴，怎麼感覺變身份了，可以維護公權力了？

我相信，在這個中學微信群裏，我不可能有任何優勢。雖倆女同學似乎站在我一邊，但她們也沒敢得罪老同學。除了不斷對他發出“不談政治，只談友情”的請求，但還是沒能止住Q的聲量：“吃黨的用黨的，你們還要跟黨過不去！”我曾經寫過阿.Q是繁殖有後代的，只是基因有些轉變，格局也比先輩大了一圈。他們生活在各類的人群當中，也包括都市裏的那些知識份子。這也證實如今為何許多人，還那麼執著地紀念魯迅、感歎世道人間的緣故。

Q還有兩句對諸位的嚴厲批評，謂之“養尊處優”及“吃飽了撐著”。這很像酒後的胡話。他曾不無得意地說過自己：這些年酒量大增！身為副職，主要工作就是接待，天天陪領導和客人胡吃海喝。而我等一樣為生計敬業掙錢，亦無公款可供吃喝，勞作最後，何來養尊處優？阿.Q精神物質雙貧困，即便魯迅要將他作為受壓迫者的底層代表，也無法兜住愚昧的悲劇面相。而Q，莫名地厭惡是對味的，類似“兒子打老子”，他也會給我一句“傻B！”

客觀上，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國民，都是通過自己的自食其力在維持生活。而作為政府或黨政，卻是依賴納稅人即公民們提供充裕的財富，代為這個國家及其社會進行管理。所謂“吃黨的用黨的”就是一混賬邏輯！這是非常非常簡單的常識，可也是相當相當嚴重的問題！關於常識，不久前好友老灣（《哲學的邊界》作者），鼓勵我能寫一本類似潘恩那樣的《常識》來。非常好！我告之：自己剛剛完成了《為常識辯護》一書的整理編輯，也正在設法出版。

日子好過前輩了，便惦記著如何認一個“主子”來報恩。這等奴性，真是自賤得可以！阿.Q們的窮困潦倒自然多少與官府有關，但顯然自己也負有責任。只要縣衙裏有“父母官”，或代民做主的，他們都永遠只屬於低下的一群。別說要“謝主龍恩”，就連表達愛革命黨、愛衙門的資格都沒有，他們不姓“趙”。至於Q同學，因缺少關鍵的常識，欲高調表態熱愛什麼的，新意沒有，出口也沒有。當真愛國，那是需充足的理性與精神支撐的。面對武漢義舉中“吹哨人”或“發哨人”，Q的知覺大抵就是個白癡。

也很趕巧，災區武漢市政的首腦，居然近日號召還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災民感激謝恩！消息一出輿論炸鍋！如同一出鬧劇，很快就在憤怒申討中撤稿落幕。寫作間，恰好收到一篇友人給我分享的《應該開展感恩教育》。其中寫道：“我們是共和國。共和國實行的是民主政治。老百姓是主人，是各級官員的衣食父母。官員手中的每一分權力，都屬於老百姓。老百姓的權力交到你手裏，那是對你的信任。所以，要說感恩，首先應該是官員向老百姓感恩。”

此文出現及時而有力，點到了政府與人民政治關係的要害。文章作者是中央黨校的王長江教授，曾為呼籲政治改革而頗具影響。今天這篇對當下的各級官員具有實際教育意義。“明明手裏拿的是老百姓的權力，搞得似乎自己成了權力的主人。所以可以說，最缺乏的，正是這樣的感恩，最需要的，也正是這樣的感恩教育。”這樣的揭示可以讓那些頭腦發熱、不分西東的“主子”或“奴才”、“家丁”們澆一盆冷水：這是現代社會，少點腐朽的東東！

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生存世界的盲點，都有自以為是的時候。問題是，那些事關人的自由尊嚴的常識、事關公共權力與個人權利的辨別，若出現顛覆性的錯誤，那將是對自身、對周圍，也是對人類的致命傷害！以無知和蠻橫來為某種“自信”做墊底，只能造成生命建築的遲早坍塌。個人這樣，社會亦如此。或者，一個人只有某種僵硬的立場，而眼裏沒有基本敬畏和可區分的是非曲直，那種傾口而出的叫喊，又有多少是可以擁有一種美感和力量的？

自從有了點公民覺悟，自己便很厭惡虛頭巴腦的“愛”情氾濫。一種被無知與偏見碾壓的思緒，將一個個正常人的存在扭曲、損毀。儘管許多人對人的自由毫無感知，似乎完全適應了渾渾噩噩生存環境，但還是感覺其風頭正勁。不管是出於哪種原因，愚昧無知的人們總是分辨不出暗與光的區別。他們對獨立的人格熟視無睹，對真實的人性亦不求甚解。而何謂國家、何謂民主、何謂現代社會，為數不少的一群新Q們，也更是時常假裝明白，然後瞧准空隙，一片瞎嚷。

阿.Q式的中學同學，其實在我的視線裏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以前，隔了十萬八千里的，若發生什麼特別怪異的現象，我也是鞭長莫及。但現在的一個微信群，卻勾連起不能完全回避的關係。實際上我早早就想寫一篇關於中學時期的文章，為那個時代寫一篇悼文。但又擔心傷了自己也可能傷了別人，也就罷了。可這一回，我是不得不提筆。災難來時，最易誘發普通人種種真實的美與醜。我當珍惜這個機會，揭示如艾倫特指的某類“平庸之惡”。

武漢的瘟疫，幾種表像，就可以斷定是一場人道主義的災難。為此，我牽掛始終。也極少像這陣子這樣，從《.文.亮.李之死，自.由.言.論之殤》開始，為這次事件連連發文，參與社會批評。如此，卻大大刺激了Q同學，對方居然也亢奮了——攻擊、嘲諷、批判。感覺就像扮演一位疫情災區中言論管控者，或是地方封城斷路中戴著紅袖章的執法者。之前，我每分享一篇到群裏，必有Q各式及時的搗亂，混淆視聽。於是，也有了他步步推向想要的高潮。

阿.Q若轉世復活，還是免不了某種痞味，儘管已隔了數代。我也尚未像假洋鬼子那樣，在未莊裏拋頭露面，宣揚“革命”之類，而只在30多個退休同學的群裏，轉若干自己和別人的文章。但這不同的觀點以及這個是非“辯論”中，也根本就不關什麼政黨語境，僅僅是就事論事的時政評論，卻遭致欲罷不能的抵抗、反對與歪曲，有了“欲加之罪”，升級到“路線”鬥爭。那位表示一直很喜歡讀我作品的同學X，也被圈成異己分子，一併遭到Q的討伐！

這種來自少年同學的糟糕景象，相信不是一時一地在偶然發生。群裏群外，都市鄉村，幾乎都在如潮洶湧著政治的假設，製造著對立的“敵人”。21世紀，讓人感覺倒退有多麼地嚴重！其實，許多人還是傳統意義上的“群眾”，或盲目或盲從，如勒龐在他的《烏合之眾》所指：他們“沒真正渴求過真理，面對那些不合口味的證據，他們會充耳不聞”。而“凡是能向他們提供幻覺的，都很容易成為他們的主人；誰讓他們幻滅誰就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雖是小人物，Q當然也可以列入“烏合”之流。也許有人認為，一滴水花，掀不起的大浪，何必計較？何況人家只限縣城一隅。但我以為，從社會學角度，縣城承上啟下，作為鄉村與城市的交匯地帶，也最具中國的社會文化特徵。關注一下，便可能給陌生的讀者多出一張躁動的面孔，也多一份外延的警惕。我自然遠不及智慧者的觀察與筆力，卻多少也能夠幫助人們管中窺豹，或拾得一角社會的矛盾與糾結。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新舊混雜的年代。

烏合之眾，對文明的識別與增長也具有巨大的破壞性。以多年的考證，這個群體也在不斷地擴大，且已延伸到了知識階層。這當然是有關文明現代發酵的言論，被無端限制的結果。人們長期處在一個不敢、不能而變得不想言語的環境中，就越發從一個被邊緣者，最終成為無法正常思考的懶散之人。只要出現各種的社會大霍亂，或產生精神系統的大壞死，那麼，人們就會結束自己的孤獨游離狀態，形成烏合之眾，釋放非理性的情緒乃至付之暴力行動。

奇怪的是，Q竟可以把自己綁上一臺標識階級的戰車上，這樣涉及社會正義的道德風險，以他的政治智商是意識不到的。只能寄生土穀祠的阿.Q，即便是窮到根上也沒那麼死心眼，非要將自己與假洋鬼子混成鐵關係不可。他知道革命是要砍頭的，只以“精神勝利法”見好就收，就像眼下嘴巴沒門只知耍恨，卻從不敢承擔社會道義與責任的五毛黨人。但是，升級版的底層阿.Q們，或許比鄉下的前輩聰明，比都市的五毛愚鈍，關鍵時刻竟認錯了敵人！

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幾乎沒多少人是真正容易的。但不管人們的生活過得怎樣，社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也無論你地位尊卑、身份高下，一種公正仁義的態度，和一顆憐憫的心總還是需要擁有的。我們可以容忍一個人的無知，卻不能沒有基本的是非，糊塗到聽不懂人話，混蛋到會恩將仇報！人們無法拒絕人生突然的變故或災難，但總可以在對種種不幸與悲劇的體驗中，發現人是該要面對糾錯與成長的。這是人類，不是動物圈，博愛與行善才是共同的方向。

魯迅已走了近百年，阿.Q們卻還活著。如果說我們還有什麼苦悶，或也有什麼很深的痛苦，那就是這個時代越發顯得渾濁不清，望不到一片純淨的土地，一個完全純潔的群體。大學生誤以為自己“覺悟高”，毫無愧色地舉報自己的先生，獲得獎賞猶如精神獲勝。這種智性與情感的分裂，使品德的操守等同於失教缺德的盲流。轉型社會與救人的常識，死於不能獨立而貧瘠的思想面前。在廣袤大地上，輪流著白天與黑夜，卻無法停住一道很想看的風景。

很多時候，我是只想流淚的。歷史一天天在加重自己生命的暮氣，我只能年復一年，把曾鮮亮無比的人生美願，允許她漸漸地褪色；無奈少年無邪的Q，也似乎步了阿.Q後塵。丑角上演如病毒的變異傳承。那希望天下人不分貧賤、平等相待、彼此尊重，獲得無憂無慮的快樂生活，竟凝結成無人欣賞的黃昏暮色。可我，最悲傷的莫過於：一些最具良心與正義情懷的好友，為揭示真相於常識，亦如當年秋瑾，正處於受難之中。想到此，靈魂又在飄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