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途末路的共匪已无法掩盖它们的匪性了

苏明

共匪这个政权已经完全到了狼狈不堪的地步了。它把自己一贯宣称的伟光正的假面具也扯了下来，彻底地暴露出这个政权的土匪、地痞、流氓的下三滥本质。再想为自己戴上一副正人君子的假面具，已经是骗不了人的。

3月15日，一场波及到全国十二个省的强烈的沙尘暴持续了四、五天，甚至还影响到了韩国、日本和台湾。喜欢说重要的话的习蠢货，似乎也说不出重要的话了。于是就有犬儒帮闲跳了出来，在喉舌央视上宣布，这场沙尘暴是由境外的蒙古国输入的。它们一边唱赞歌，一边又做出了“科学”的解释。它们首先表明共匪搞成功了的防护林，并且告诉人们说为此共匪花出了多少亿的资金。言外之意就是这多少个亿的资金无论被贪污了多少，或者是这个所谓的防护林是搞了或者是没搞或者是搞了多少都不必介意，因为这场沙尘暴是从高空刮下来的。

也就是告诉人们，平地刮起了大风，并不是向着一个方向平直地刮刮过去，而是首先吹向了高空，越过了防护林以后，再由高空刮向了地面，然后就一路平直地刮遍了十二个省。同时国人民众不可以责备防护林不起作用，没能阻挡住这场由蒙古国输入的沙尘暴。原因是这场输入型的沙尘暴的走向诡异，不但可以从平地走向高空，又可以从高空走向平地。不但可以从西北方向走向东南，又可以从蒙古国走向西北方向。所以新疆甘肃也迷漫在沙尘暴之中。这就是共匪政权体制内的专家气象学家的科学分析。

至于广大的国人民众信与不信，共匪是不在乎的。每一位草民都具有思想这个本能，而思想又是独立的。独立的思想可以告诉人们真相。这个境外输入的说法越来越时髦。那场源自武汉的中共病毒肆虐了全球，可笑的是在中国是清零。偶尔出现的几例感染，都是境外输入的。虽然这个疫情在中国是清零，但中国人民也是这场疫情的境外输入的受害者。共匪虽然不敢提追责，当然也就更不敢加入全球索赔的大同盟了。

多次宣布中国清零的目的，一是向中国人民显示共匪的伟光正。不光清零，中国人民还都过上了富裕的小康生活，于是共匪就更加伟光正了。可是这种谎言宣称是否起作用，中国的民间自有公论。

第二则是共匪的不断甩锅，表现出共匪自知责任重大，罪行严重，所以极力撇清自己，逃避罪责，拒绝被索赔的责任。这个目的是否能达到，令人怀疑，毕竟搞极权的共匪并不是由聪明人组成的。

再早一些的境外输入实例就是非洲猪瘟了。非洲猪瘟输入到了俄国，共匪从俄国买了23万吨猪肉，于是中国随之爆发了猪瘟。中国猪瘟显然是由俄国这个境外输入的，共匪不敢得罪俄国，不敢说是俄国猪瘟。共匪不怕得罪非洲，所以至今仍说是非洲猪瘟。境外输入的非洲猪瘟，已经在中国肆虐了两年多了。这期间是否产生了病毒变异，共匪绝口不提。

据说共匪的农业科学院从去年就研究防猪瘟的疫苗，去年7月宣布研究成功。但是好大喜功的共匪却不报道，在猪瘟这个问题上羞羞答答地左右掩饰。想必猪瘟疫苗也是不合格的，甚至还有造假的成分在内。非洲猪瘟的病毒在中国变异，那么就是中国猪瘟了。共匪不打算改口，仍然让中国人民相信中国的猪瘟是由境外的非洲输入的。对于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来说，并不在乎非洲猪瘟或者是俄国猪瘟，我们在意的是领导着进出口贸易的共匪，为什么把瘟猪肉买进了中国？这里当然有着利益交换的问题，但这个利益肯定不是为中国人民的，而是为了共匪团伙的私人利益。这难道不是罪行？

前些日子有一个调查显示，中国每年有几百万人患上了癌症，同时又有几百万人死于癌症。这是否与土壤、空气和水的严重污染，以及假冒伪劣毒的商品、食品和药品有关联呢？这倒不必质疑，这种种的关联必然导致出各种各样的离奇古怪的病。吃着瘟猪肉的中国人，难道应该自豪骄傲、歌颂幸福生活吗？更何况猪肉的价格已经暴涨到了使许多中国人吃不起的地步了。

共匪绝不告诉中国人，市场上出售的高价猪肉其实是瘟猪肉。吃着瘟猪肉，不知会患上什么病的中国人，又被要求去爱这个坑害人民的党。天下不讲理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共匪当政的中国。难道中国人不该做一下深刻的反思吗？这样的政权还能容忍它继续存在吗？

从现时共匪的种种表现去分析，这个政权确实处在了大崩溃之前的最后的大疯狂阶段上。在经过了半年多的向美国示好、祈求、讨饶的一系列动作之后，终于得到了美国允许在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与共匪有一场2+2的一般性会谈的恩准。共匪立时感到脸上有光，把这场一般性会谈升级为是战略型的谈判。

既然是去会谈，就要遵守会谈的规矩。四个参加会谈的人，每个人的开场白不得超过两分钟。美国的布林肯和沙利文两个人的开场白总共是四分半钟，杨洁篪一个人的开场白独占了16分钟，王毅用了4分半钟。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共匪是不打算遵守规则的。由此去推论，当然也不懂得去遵守任何的合同和协议的。对此，世界的舆论是感到吃惊，认为这是无视外交礼节。但是对于土匪来说，它们又懂得什么是礼仪呢？

接下来的是这两个共匪骂大街，什么“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人讲话”等等。美国没有派人去中国会谈，而是共匪派人去美国会谈。既然美国没有资格同中国讲话，共匪又为什么祈求并派人去美国会谈呢？中国有句老话：“话不投机半句多。”既然知道美国没资格，那就可以不说。或者在会谈中发现双方的话不投机，共匪派去的这两个人完全可以站起来、走出去，中止这场会谈。可事实却是这两个共匪仍然完成了三个阶段的会谈。会谈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了。

双方既没有联合声明，也没有召开联合记者会，而是各自接见了记者。共匪的记者会尤其可伶，仅有央视和新华社两个喉舌的记者参加。显然在进步文明的殿堂里，这两个共匪是不敢邀请自由世界的媒体和记者的。

有评论人士说，这完全是共匪自导自演的一出戏，是演给国内的老百姓看的。但是这场戏或许能蒙骗住一部分的愚夫蠢妇，可是在国际社会产生的令人反感和对共匪嘲笑的巨大影响，却是共匪极不愿意看到和根本就没想的。所以我坚信在习蠢货当政并且大搞独裁的情形下，共匪从上到下的整个体制内，充斥着都是像习蠢货一样的蠢货。

让我们听听布林肯在杨洁篪骂大街后的说话。他说：“我们承认我们的不完美，我们会犯错，我们会逆转，我们会后退。但纵观历史，我们所做的就是坦诚和公开适时地面对这些挑战，而不是试图忽视它们。不是试图假装它们不存在，不是试图去掩盖它们。有时是痛苦的，有时是丑陋的，但是每一次我们都走过来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好，更团结。”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说的话，也是令人信服的话。听惯了共匪的用一个谎言去掩盖一个谎言，再用另一个更大的谎言去掩盖以前的多个谎言的宣传的中国人，真应该从布林肯的这段话中得到些启示和思考。总不能共匪当骗子，中国人就该为了受骗而自豪骄傲吧？

再看看习蠢货对当代的中国中年人和青年人都说了些什么？它说：“‘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老土了。”这就是习蠢货的愚蠢之处。中国人无论出生在哪个年代，更无论出生在哪个朝代，对世界上的各国和各民族的人们都是一视同仁的，也就是它所说的平视。

中国人对外国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看法，同样也没有外国人对中国人有高低贵贱之分。地球上的人类是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尊敬、平等、友好和互助的。我和习蠢货同属于一个年龄阶段的人，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老土。分析它的老土的感觉，应该是和它出生于土匪的家庭有关。

共匪把所有的中国人划分出了十几种不同的家庭出身，然后再去挑动不同家庭出身的人互相打击。唯有土匪家庭出身的人，被吹捧为革命干部家庭出生，现在又进一步吹捧为太子党或红二代，始终企图去掩盖它们的土匪出身的家庭背景。因为土匪家庭出生的人，并不是老土，而是因为出身不正，而被人们看不起。共匪的前三十年搞了二十场各种名堂的所谓政治运动，致使近半数的中国人成为了被人看不起的黑五类或黑九类。

出身是红五类的人从来都不去平视出身不好的人，而出身不好的人就一定要仰视出身好的人的脸色。共匪统治七十一年，在中国人中也没有形成互相平视的现象。更何况习蠢货本人也曾经因为它父亲被共匪整肃了十几年，没有得到被平视的对待。它爬上了现在这个位置八年了，没少出国，也没少说重要的话，更是没少干蠢事。致于它是否平视这个世界，那是另一个话题，但世界却没有平视它，公开把它定性为种族灭绝罪。

所以这个平视的基础并不是以官职的大小或钱财的多少去衡量的，而是以人的道德、人品、学识、和良知为基础的。缺乏自身修养的人永远不会被人平视；充斥着极端虚荣心的人，永远被人看作是老土或暴发户或土豪。

杨洁篪骂大街，共匪政权感到为自己争回了不少脸面。大肆宣传了两天之后，共匪的口风又变了，它祈求美国开展多个领域、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会谈。显然共匪内部也有几个明白人，知道与美国展开冷战，共匪这个政权就更难维持了。况且共匪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而美国却是盟友遍天下，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实力上美国可以起到一呼百应的效果。

就以共匪制造出的两款疫苗为例，共匪大搞疫苗外交，主动提出为今年在日本举办的奥运会提供疫苗，结果被日本拒绝。直到三天前，才知道中国疫苗至今根本没有得到世界医疗机构的审查和通过。世卫组织正式发出通告说，将在4月中旬开始检验资格疫苗。这就是说，中国疫苗在没有得到权威机构批准前，就已开始注射了。难怪有中国人说不愿做实验室的小白鼠。欧盟国家更是发表声明说，凡是注射了中国疫苗的人，一律禁止入境。古人说，“君臣主敬，男女主别。”自封为皇帝和一尊的习蠢货，又把谁放在了眼里？中国人又凭什么去平视世界？

今年的2月份，共匪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致信给法国参议院的友台小组主席，要求他取消议员访台团，法国政府就以法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去回应。声明说议员有权力去访问自己愿意访问的国家，以此回绝了卢沙野的要求。法国学者邦达滋在3月16日发表文章说，卢沙野的这封信是对法国民主制度的干涉，北京无权对法国的民选议员指手画脚。

3月19日，共匪使馆在推特上发文，指名道姓地对这位法国学者进行攻击，并且称这位学者是小流氓。法国政界一致支持这位学者，并且要求法国政府传召卢沙野，对它提出警告。显然这位卢大使俯视法国政府在先，于是才有这位法国学者的谴责在后。由于土匪的本性使然，共匪大使馆大骂这位学者是小流氓在先，于是法国政府要传召并警告卢沙野在后。从这件事情去看，一因一果的逻辑分明，先有因，后有果。卢大使得不到法国政府的平视，连带着共匪这个政权也得不到法国朝野的平视，依然是个对普世价值理念上的老土。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去分析，每个变乱的时期，往往是文化和学术思想最活跃和最发达的时期：或者是变乱时期刺激了思想后而发展了学术，或者是由思想学术而反激出变乱，至今也无法下一个定论。但是从大乱到大治，又是个规律。拨乱反正，结束大乱进入大治又是一条永恒的规律。这毕竟是一国民众的意愿，有哪一个百姓不想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大治之中？乱是统治者制造出来的乱，于是百姓才说出了变乱这两个字。要变大乱为大治，不想生活在大乱的环境中，这是再合理再公道不过的要求了。

在变乱为治的这件事上，统治阶层通常就是最大的组合。一切美好的社会形态从来都不是空想，最后都能成为事实。但在这之前，首先要铲除创造美好社会的阻力。统治者永远不是国家的主人，国民才是真正的主人。国事家事天下事，都是人民说了算。凡是共匪打着“人民”的旗号，干出了下三滥的事情时，正是杨洁篪说的那句话，”中国人不吃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