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的权力与教育（一）
解颜
本文的写作动机是探讨小镇的权力结构与小镇人的价值观之间的互动。我首先讨论小镇权力结构的每一级，然后讨论小镇人的价值观的几个侧面以及它们与权力结构的互相影响，最后讨论这些价值观的传承。
目录
前言 2
1. 小镇的权力结构 4
1.1 权力结构与地位 5
1.2 政权的权力 7
1.3 机构的权力 11
1.4 家族的权力 16
1.5 动态权力关系 22
1.6 权力作为商品 28
1.7 社会规范的权力 30
1.8 对自然界的权力 36
2. 小镇人的价值观 38
2.1 有关价值观的几个概念 39
2.2 面子 45
2.3 控制欲 51
3.4 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60
3.5 多重价值标准 69
3. 价值观的传承 75
参考文献 79
前言
我的祖上定居于中国北方一个小镇旁的农村已经有十几代。我的父母在那个村子里出生、长大，然后在小镇上工作、度过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我生于小镇，在那里长到十八岁。可以说，我是小镇的纯而又纯的出产品。
在我离家上大学、出国留学、定居后，我多次回到小镇度假、探访，并在平时与小镇上的父母、亲戚和同学保持各种联系。
在对小镇的回忆中，有一个主题不断在我眼前出现，并且开始变得清晰：那里的权力结构。我意识到，小镇的权力结构是一个教育体系，它塑造了我和每一个小镇人性格和价值观的许多方面，并且保证它们完好无损地传承给下一代。反过来，小镇人的价值观是这个权力结构的精神基石，保证了它的高度稳定、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改变。
本文的写作动机是探讨小镇的权力结构与小镇人的价值观之间的互动。我首先讨论小镇权力结构的每一级，然后讨论小镇人的价值观的几个侧面以及它们与权力结构的互相影响，最后讨论这些价值观的传承。
因为价值观深藏于每个人的心底，其资料难以在书面记录中获得，我的叙述以我的记忆为主线索，从中试图解析出我自己和我最熟悉的人的价值观的一些侧面，以及影响它们的因素。
在一些地方，我试图把这些记忆连接，把视角放宽，勾勒出典型小镇人的价值观的一些侧面。在另一些地方，我试图把我的记忆与公开出版物中记录的中国其它地方、其它历史阶段中发生的事件连接，从中推断中国人普遍具有的价值观的一些侧面。
虽然每个人的性格和价值观各有差异，同一个文化中的个体之间仍然有许多共性，否则文化和传统这样的概念便无从谈起。本文旨在探讨同一个文化、或同一个子文化中的个体之间的一些共性，而这并不表示他们之间没有差异。
文中有些关于小镇人的概括性描述是我的印象；由于时间久远，我已经想不起具体的事例来支撑它们。但这些印象在我的记忆中清晰而强烈，我相信它们的真实性 – 不一定是客观的真实性，而是从我个人的视角看出去的主观真实性。一只恐龙早已死去数千万年，而它在河滩上踩出的那个脚印一直保留到现在；虽然看到这脚印的现代人不能完全断定它必然是一只恐龙踩出，但还是可以根据各种支持证据做出一些有用的推断。所以我仍然把这些印象记录下来。
还有一些分析和结论是我自己的主观理解，其中带有囿于我自己价值观的偏见，而非纯然客观的结论。
总之，用有限的事例、久远的回忆和个人的可能带有各种偏见的认知能力来构筑一个比较完整的图像一定会有各种缺陷。这些还要请读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取舍。
1. 小镇的权力结构
为了比较系统地理解小镇的权力结构，在这一章中，我首先讨论有关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权力、权力欲、权力关系、权力结构、地位等。然后，我叙述小镇的权力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政权、机构和家族权力。最后讨论权力的几种特殊形态：动态权力结构、权力作为商品、社会规范的权力和对自然界的权力。
1.1 权力、权力欲、权力结构与地位
许多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权力给过定义。本文从韦伯的定义出发开始讨论：一个人或群体在多个不同的人或群体的意愿中使自己的意愿得以行使的能力。
权力欲是人从其动物祖先开始便早已具有的原始欲望。人出于权力欲的活动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并且经常是纯粹出于一种精神满足。罗素认为，在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之后，人的权力欲便成为比物质需要更基本的生活驱动力，这意味着把人的物质需要认作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马克思理论是错误的。【1】
可以说，对权力欲的追求和满足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只有意识到权力欲是诸多重大社会现象的肇因，才能正确解读历史，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1】
围绕着权力欲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使权力、保卫权力和扩张权力。
大众通常理解的权力欲有这样的特征：
（1）只存在于于己无关的政坛和职场的高处。
（2）多限指权力欲的第三个方面：扩张权力。
（3）与野心是同义词，是只有在未来才能得到满足的欲望。
在这一章中我试图说明：
（1）不只是社会上那些拥有显赫权力的人才有权力欲；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被不同程度的权力欲驱动。
（2）对于多数普通人而言，行使权力和保卫权力是比扩张权力更经常在每日生活中实践的活动。
（3）权力欲不只是在未来才能得以满足的那些宏图大计背后的动机。它与食欲一样，产生于每天最平凡的时刻，也在许多下意识的活动中被满足。
可以把权力关系定义为被权力欲驱动的人际互动关系。
并非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比如，两个相知很深、而彼此都尊重对方的独立意愿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不是权力关系。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不是共同利益，也不是权力欲，而是人类的另外一些需要，如归属感、交流探索的智力需要等。
基于爱的关系也不是权力关系。但在现实中，很多人际关系中既有爱的成分，也有权力关系的成分。本文中许多例子反映了这种复杂性。
一个社会的各种权力关系并不是纷繁纠结的一团乱麻，而是高度有序，构成一个树状的权力结构。
一个人的地位是他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其权力来自权力结构给他的背书。为一位政府高官的权力背书的是政权。为一位经理的权力背书的是机构权力。为一位父亲的权力背书的是忠孝文化。
上游者在为自己的权力自豪时，也为给其权力背书的权力结构自豪。他不仅在物质生活上依赖于这权力结构，也在价值观中认同它。
地位是权力的源泉，权力靠地位得以实现。在本文中，我用上游者和下游者的说法来分别表示一个权力关系中地位高的一方和低的一方。
由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他们得到社会成员的仰视、羡慕。下游者被蔑视、被众人视为失败的例子。这样的视觉激励使得追求地位和权力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的生活理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样的说法便是从家族权力结构的角度对这种人生奋斗历程的写照。
另一方面，地位和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极度重要性使得对失去现有地位和权力的担心成了现代人不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一个权力关系的垂直度可以定义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能力的大小。在相对平坦的关系中，上游者对下游者的影响能力较小，即下游者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且双方有较深层次的交流。权力关系越垂直，上游者对下游者的影响能力越大、影响的单向程度越高、下游者的行动自由度越小、交流的层次也越浅。比如，现代企业中一个具有一定专业素质的雇员与他的雇主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坦的。古代的皇帝与他的一个小官吏之间的关系则高度垂直：前者对后者有很大的制约能力，双方之间也不存在深层次的交流。
如果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追求在一个权力结构中的更高地位，这说明他认同这个结构的合理合法性、这个结构是他的价值观的基石、他的感情的依附对象。他的安全感决定于权力结构对他的信任程度。
一方面，个人要依附于权力结构；另一方面，权力结构依赖于个人的认同而存在。一个权力结构的多数成员在价值观中认同这个结构的合理合法性时，这个权力结构便具有了高度的稳定性。
1.2 政权的权力
从几何学上说，树的结构具有“自相似”的特征：树干上有六七个大枝，每个大枝上有六七个小枝，每个小枝上有六七个末枝，每个末枝上有六七片叶子。家乡小镇上的权力结构正是这样的树状结构。
树根并不可见，但决定着整棵树的生死荣枯。小镇权力之树的根是中央政权的权力。小镇的政府则是这棵树最显眼的部分：树干。树干支撑起所有的旁枝、末枝和树叶。
小镇是县委和县政府的所在地。根据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县委书记是一个县的最高领导，称为一把手。县长是二把手。出于简便起见，本文把县委和县政府统称为政府。
政府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决定一个县所有官吏的认命和罢免；管理所有的企事业单位、民间经济；掌握司法权；控制所有物资的流通与配给。
政府的权力决定了在政府中工作的个人的权力。政府官员是小镇上地位最显赫的一个群体。
1970年代，我的父亲主管当时还是管控物资的建筑材料的分配，母亲在执掌人事权的县委工作。他们头衔中尚未带“长”字，只是有一点实权的普通干部，而每天到我们家来求情说事的人已是络绎不绝。
到家里来说事的目的是要得到公事公办得不到的好处，也就是“走后门”。
那时访客的习惯是：被访者没有隐私、没有属于个人的时间和空间、来访不必预约。大家都是直接上门，且并不敲门，而是直接推门而入。
每个人来都带着礼物，主要是各种食品，如罐头、糕点、水果。如果是农民，带的通常是自家种的粮食或蔬菜。客人送的食品是我们家每日食谱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是会有很多东西不能及时吃完。每过一段时间，父母会把家里吃不完的食品转卖给离家不远的小卖部。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父母亲的月工资一共不到一百元，他们收受的礼物可以说是家中相当重要的补充收入。
在小镇上，办事找关系走后门是常态。由于政府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人都必须找到某种方式依附于这巨大坚实的树干才能把生计维持下去。
托洛茨基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度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古老的原则，已经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代替。”这话基本适用于小镇。
我小时候，有时能在父母的工作单位见到政府的大人物。县长、县委书记的行政级别是处级，我见到的这些“大人物”之中级别最高的也就是处级或副处级。干部的级别是中国的权力结构中的关键概念。中央机构的处长、地方上的县长和军队系统的团长在权力结构中是同一级。
在县城里，处级和副处级干部有皇帝一样的威风。见到他们时，我能感到他们扑面而来的优越感、高度的自信、对场面的控制欲和驾驭一屋子人的谈话的能力。他们的地位显然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满足。
那时我只有十岁上下，但已能感觉到官员的气场与平民百姓的气场大不相同。这说明我那时的价值观已经在被权力结构塑造。
我在家乡小镇生活的1970 到 1980 年代，机动车辆很少，且全部属于政府机关和企业。能坐车出行（长途公共汽车除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司机会对不及时给车让路的行人破口大骂。这是纯粹出自习惯的、下意识的动作，看起来似乎与一位政坛新秀的勃勃野心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同是出于权力欲的驱动：前者是行使权力，权力欲在当下即得到满足；后者更多着眼于扩张权力，其权力欲是对未来的期望。
有时候，父母叫了单位的车，带我回老家探亲，坐在后排的我听到司机大骂路旁的行人时会感到紧张，怕引起一场斗殴，但从未见被骂的行人还口。这应该是他们知道自己与有权动用车的阶层之间的地位差异。
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没有人挑战政府的权力。不同级别的党政干部之间的权力关系高度垂直，党政干部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权力关系也高度垂直。对于任何一个小镇人而言，他的上级就是整个政权权力结构的代言人，所以挑战上级就是挑战整个政权。
政府的权力得到每个居民的认可，权力结构上游的成员受到普通百姓的尊敬、羡慕。不少人花很多精力去跟权力结构的上游拉关系。他们的投资通常都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自己也因这样的努力而逐渐向权力结构的上游攀缘。
垂直的权力结构在中国的其它地方也普遍存在。路遥描写同一时期北方农村的著名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写：“现在这农民见了咱们公社的干部，就像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兔子与鹰的关系是动物界的权力关系；它与小镇上的权力关系是出于同样的生物本能。
父母在退休前几年被组织安排到在权力市场上价值不高的“清水衙门”。家里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时，母亲感到失落。她的权力来自于她所依附的权力结构，那么当她没有了这个依附时，她的权力也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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